東漢黨錮之禍，外戚閹宦不過是“背鍋俠”，幕後真兇其實另有其人_風聞

東漢的兒皇帝

説起東漢“黨錮之禍”來，很多瞭解東漢史的朋友都會脱口而出：不就是專擅朝政的外戚和閹宦，為維護私利，多次迫害宣揚強化皇權的儒學士大夫嗎？這種説法雖不能説全錯，至少在東漢中後期的幾次黨爭中確實如此，但若説整個東漢中後期的黨爭，乃至黨人的禁錮，都是外戚或閹宦對儒學士大夫的打擊、迫害，則非歷史的真相了。那麼東漢中後期的黨爭中，迫害儒學士大夫們的幕後“真兇”究竟是誰？

一、外戚閹宦擅政是黨爭爆發根源

東漢光武帝劉秀建國後，“雖置三公，事歸台閣”，他沿循西漢後期制度，在朝廷中設尚書枱，擴大其權柄，使其總攬行政權；以丞相（大司徒）為首的“三公”，則徒具虛名。尚書枱的長官尚書令雖官品卑微，但卻因執掌中樞，實權高於三公。光武帝認為，如此頂層制度設計，可確保最高權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

百密一疏的是，他忽略了一關鍵問題：若皇帝年輕力壯、精明有為，這一制度確可保皇權不至旁落。但若皇帝年幼無知、昏庸無能，權臣控制了尚書枱，尚書枱不就成為權臣專擅朝政的利器了嗎？

光武帝劉秀

或許，精明有為的劉秀深思過這一問題。不過，他可能對後世子孫選擇皇位繼承人抱有十足信心。但歷史還是和他開了一個玩笑，自東漢第四位皇帝漢和帝開始，皇位繼承就多次出現嚴重危機。

漢和帝即位時，年僅10歲，懵懂無知，他的母親竇太后臨朝。對竇太后（當然也包括後來臨朝的幾位太后）而言，一介女流執掌國柄，終有不便。她自然要倚仗最親近的孃家兄弟。竇太后的哥哥竇憲任大將軍，加侍中，控制朝政。竇憲、竇固兄弟“並侍宮省，……寵貴日甚”，中央、地方大吏莫不望風承旨，巴結逢迎。

和帝長大後，雖對竇氏擅權不滿，但他居於深宮，與外隔絕，又被竇氏架空，無人可與密謀，可供驅使。唯一可信賴依靠的，只有宮中隨侍的閹宦們。永元四年（92年），和帝與眾閹宦密謀後，命中常侍鄭眾指揮禁軍突發宮廷政變，一舉誅除竇氏集團。

漢和帝

此後，皇帝死——“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太后臨朝、外戚擅政——皇帝年長，倚賴閹宦剷除外戚奪權親政，就成為東漢安、順、桓、靈諸帝時一種畸形的政治循環模式。安帝時外戚鄧氏、閻氏，閹宦李閏、江京等；順帝時外戚閻氏、梁氏，閹宦孫程等；衝、質、桓三帝時外戚梁氏、閹宦單超等；靈帝時閹宦張讓、趙忠等，如走馬燈般輪流擅政，肆虐天下。

漢安帝

外戚擅政，多“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佈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跋扈者“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年僅8歲的質帝劉纘僅因朝會時指着梁冀對朝臣們説“此跋扈將軍也”，竟遭梁冀毒殺。

皇帝慘遭毒殺

閹宦擅政，“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濫驕溢，莫能禁御。兇狡無行之徒，媚以求官，恃勢恬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下，空竭小人”。總之也是作惡不斷。

二、士大夫集團與外戚、閹宦的衝突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後，儒學士大夫漸充朝堂。他們自幼深受儒家忠君愛國倫理綱常的薰染，對外戚、閹宦專擅日漸不滿。和、順二帝時，除少數正直不阿的儒臣上奏抨擊外戚、閹宦外，士大夫集團與外戚、宦官之間尚未爆發大規模衝突。

梁冀毒死質帝后，假意發揚“民主”，以立帝事徵詢諸臣意見。太尉李固、大司農胡廣等認為，清河王劉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可立為帝。梁太后、梁冀則屬意於娶梁冀妹為妻的蠡吾侯劉志。雙方爭執不下。梁冀兇相畢露，以死相挾。胡廣等懼，急改口説：“惟大將軍令！”李固、杜喬雖堅持原議，但並沒卵用。最終梁冀立劉志為帝，即漢桓帝。不久，李固就被梁冀誣陷致死，其他持異議者也多遭迫害。

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桓帝勾結閹宦單超等誅除梁氏，清除其黨羽，“朝廷為空”。桓帝因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小黃門左悺、唐衡謀誅梁冀有功，同日封五人為侯，時稱“五侯”，從這以後“權歸閹宦，朝廷日亂” 。

漢靈帝劉宏即位後，更信用閹宦。他常説：“張常侍（張讓）是我公，趙常侍（趙忠）是我母。”閹宦兇焰更盛，“父兄子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佈滿天下”。

東漢宦官

三、桓靈時期兩次“黨錮之禍”

桓、靈二時，宦禍肆虐，儒學士大夫們憂心忡忡。面對前所未有的危局，以陳蕃、李膺為首的正直儒臣，以郭泰為首的太學生們，自覺地以倫理綱常衞道者自居，奮起抗爭。

他們屢屢向皇帝進諫，揭露閹宦擅權的弊端與罪惡，並利用職權嚴打豪橫閹宦及其黨羽。李膺復任司隸校尉後，不顧閹宦張讓請託、阻撓，將他那貪殘無道的弟弟張朔緝拿審畢，即行處死。自此，閹宦們“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面對儒學士大夫的攻訐、嚴打，閹宦集團蓄謀待發。桓帝延熹九年（166年），素與閹宦往來交厚的方士張成“推佔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校尉李膺執法不阿，下令收捕張子，且不顧桓帝赦令，將其正法。閹宦乘機向桓帝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桓帝震怒，詔捕李膺等黨人。

次年，越來越多的儒學士大夫奮力抗爭，社會輿論也激烈直斥桓帝、閹宦昏庸胡為。迫於壓力，桓帝不得不詔釋黨人，“赦歸田裏，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漢桓帝死。竇太后和她的父親竇武謀立解瀆亭侯劉宏，是為漢靈帝。大將軍竇武素恨閹宦，與太傅陳蕃等“志誅中官”，起用大批黨人。九月，中常侍曹節等先下手為強。他們挾持靈帝，“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詔板”，矯詔殺竇武、陳蕃等。次年，閹宦侯覽等又誣告李膺、杜密等人，將其下獄害死，“諸附從者錮及五屬”；並詔州、郡鈎捕黨人，因此而死、徙、廢、禁者，達六七百人。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之禍”。

漢靈帝

文史君説

東漢中後期，外戚、閹宦輪流擅政。他們出於私慾，玩弄公器，禍國害民。儒學士大夫們基於倫理綱常，屢屢抨擊、嚴打外戚、閹宦。三方矛盾日漸尖鋭，多次爆發衝突。桓、靈二帝時，閹宦日囂，為禍彌厲，與儒學士大夫衝突日頻，最終釀成兩次“黨錮之禍”。

以往，人們多對閹宦深惡痛絕。然而，細梳史料可知，閹宦不過是飾演“背鍋俠”、“白手套”的打手角色，隱身其後，以桓、靈為代表的皇權，才是幕後真兇！或許有讀者疑問：儒學士大夫不是以忠君愛國相標榜嗎？皇權為何不引以為援，制衡閹宦？反而死力打壓，必除之而後快？或許在桓、靈二帝看來，閹宦無論如何擅權恣為，究竟是自己豢養、信賴的“死忠”惡犬。但儒學士大夫“打狗不看主人面”，已逆龍鱗，大逆不道，李膺等清流聲望日隆，一呼萬應，更使皇權感到巨大威脅！為絕後患，桓、靈有意縱容，甚至是慫恿宦官，宦官們也趁風使船，聯手製造了兩次黨錮之禍。

皇權、閹宦萬萬沒有料到的是，他們的眼前利益雖隨黨人死、亡而暫時保全，卻同時也摧毀了倫理綱常，使不久後爆發的農民起義、軍閥割據徹底失去綱常倫理的約束，掀起滔天巨浪，最終沖毀了帝國大廈，將目光短淺的皇權、閹宦徹底埋葬於歷史的深淵。

參考文獻

（南朝 宋）范曄：《後漢書》，中華書局，1965年。

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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