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911”：傲慢與偏見的毒果 世紀大變局的序幕_風聞

我想用一個《百年孤獨》式的開頭作為這篇文章的開場白。

1796年10月，當20歲的簡•奧斯汀在寧靜優美的鄉下小鎮史蒂文頓的家中開始提筆創作後來成為世界文學經典名著的《傲慢與偏見》時，她肯定想不到，這部虛構的小説的名字在200多年後會成為一個超級大國在日趨走向衰落的過程中最合適的註腳。

2001年，中國GDP1.34萬億美元，不到美國的13%。

2001年9月11日的上午，當兩艘飛機撞向世貿塔樓的時候，美國的戰略重心一夜之間轉向反恐，客觀上讓中國在此後20年的發展獲得了戰略機遇期。

一場世紀大變局的序幕就此悄然拉開。

2020年中國GDP14.73萬億美元，已經相當於美國的70%。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計，中國GDP也肯定會在2035年前超過美國。

對美國來説這意味着什麼，不言而喻。

要知道，冷戰時期，蘇聯GDP最多也只不過相當於美國的44%。

作為一個對自身意識形態懷有極度優越感，並且將掌控世界的霸權視為理所當然的超級大國，當然要竭力打壓遏制另一個異己意識形態的崛起大國，即使這個身為聯合國五常的國家多年來儘量不去觸碰美國的利益，在國際事務的參與度上與其地位極不相稱，已經表現得足夠小心謹慎，人畜無害。

如同在中東和阿富汗戰場上的混亂，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目標幾十年來也始終搖擺不定。從美國國內中國崩潰論和中國威脅論的時常交替出現，就可以看出這種矛盾心態。

​中國的崛起對美國自身來説是有利可圖的。中國龐大的市場是美國跨國公司攻城掠地的福地，中國生產的無數質優價廉的產品是美國消費者的福音，極大降低了美國的通脹水平。​

另一方面，美國始終懷着一種僥倖心理，認為隨着中國國門的不斷開放，要麼國內會變天，意識形態光譜會改變，從而納入自己所掌控的全球治理體系中來，要麼隨着中國的發展政經體制的矛盾會越來越尖鋭，難以為繼，從而崩潰。

就在這種觀望和僥倖心理中，幾十年過去了。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和科技迭代能力大大超乎了美國的預料。當華為而不是美國跨國公司在全球5G領域攻城掠地的時候，曾經靠信息高速公路佔領第三次工業革命制高點的美國人終於驚醒了。

然而為時已晚。經過幾十年的積累，中國的國力已經今非昔比，從宏觀政策到微觀調控，從國民受教育程度到科技創新水平，中國的國家治理能力和國民素質、科技實力以及民族自信心已經大大提高，不管通過硬實力還是軟實力，都無法從根本上撼動中國，想用類似當年對付蘇聯的外因激化內因的戰略，通過外部施壓搞軍備競賽拖垮經濟，進而通過滲透在內部挑撥激化矛盾的方式來搞亂中國已幾乎不可能。

如今的世界和冷戰時代也不可同日而語。中國不像蘇聯一樣輸出意識形態，而是通過看不見的手與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建立了或深或淺的關係，這種關係看似薄弱，實則綿長。由此形成的潛移默化的對全球政治和地緣戰略格局的影響，使得中國在國際政治博弈中，有足夠多的牌可以打。當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貿易大國，中美兩國每年的貿易額超過4萬億美元之後，中美乃至世界的巨大共同利益讓美國在揮舞大棒之前，不得不有所顧忌。

美國在冷戰時期相較於蘇聯的體制優越性也不復存在。中國的高速發展已經充分彰顯了自身制度的優越性，並且引起越來越多國家的興趣。

即使美國社會普遍認為中國已經對美國的霸權構成威脅，然而這種威脅畢竟不像當年的蘇聯那樣咄咄逼人且迫在眉睫，而中美的共同利益也遠大於當年的中蘇，除了對外貿易，美國至今在氣候、反恐、核擴散等全球議題上仍然有賴於中國的合作。因此，究竟如何看待中國的崛起，以何種方式何等烈度打壓中國可以達到遏制中國發展的目的而又確保不會影響美國自身的利益，仍然是美國政界和學界不斷爭論的話題。

在持續不斷的爭論中，意識形態至上和現實利益至上的不同訴求經常相互抵消，難以達成長期一致的共識，因此政策的執行缺乏連續性，而中國更加實用主義的對外戰略顯然更加靈活。

為什麼中國成了美國的威脅？

因為中國威脅到了美國的霸權。

為什麼中國會威脅美國的霸權？

因為中國要發展。

為什麼中國發展了就會威脅美國的霸權？

因為美國將全球都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而中國的體量和由此產生的影響力註定會讓美國有卧榻之側的顧慮。如同一片原始森林，如果有誰視這片森林為自家的後花園，一隻松鼠並不會讓他擔憂，但一隻在森林中漸漸長大的小象則不同。當他從望遠鏡裏遙望的時候，肯定會感到不安，即使這隻小象表現的足夠温順。

美國的霸權是如何形成的？又如何視這種霸權為理所當然？

被稱為美國第一國父、美利堅第一偉人的温斯羅普，在他1630年春率領大批英國清教徒前往馬薩諸塞灣殖民地之前，發佈了一篇著名的佈道文，希望將北美殖民地建設成為全世界的樣板城市，因此要把它建在高高的山巔上，以便讓所有人都看到，以此彰顯上帝的榮耀。這就是所謂“山巔之城”的來歷。

既然是沐浴在上帝榮光下的山巔之城，代上帝治理世界不是順理成章嗎？進而來説，不服從這個治理體系的不就是上帝的罪人嗎？從那個時候起，這種觀念漸漸滲入了每一代美國人的心裏。

彷彿奸商把錢投在捐款箱裏就華麗轉身為慈善家一樣，人性的貪婪披上宗教的外衣轉而成為高尚純良的動機，不容置疑。

適度的貪婪是有益的。美國的體制保障了人性的貪婪，使得美國站上了世界第一的高位，但卻因此滋生出更大的貪婪，要永久稱霸世界第一的寶座。

因為是上帝的僕人，所以要做上帝在這個世界的代理人。他國實力的增長和影響力的擴大，意味着此消彼長，進而會威脅到自身作為上帝代理人的合法性，中國的快速發展和崛起因此有了原罪。

看哪，讓你匍匐在上帝面前，本來是為了折服你自己的傲慢，卻反而使你擁有了在眾生面前稱王稱霸的資本。

而這種以一神教的教義為起點衍生出的對自身不切實際的認知，以及所形成的對自我的傲慢和對異己的偏見，終於招致了另一個一神教更加極端的報復。

美國以意識形態輸出+美元主導的貨幣體系+軍事力量威懾三位一體的方式來維持其世界霸權。出於維繫石油-美元體系的需要，美國對中東持續進行深度干預，海灣戰爭後在沙特的駐軍，讓身為沙特人的本拉登視為奇恥大辱，因此將美國視為ysl世界的入侵者和敵人，在全球範圍內發起了對美國的一系列“聖戰”，最終進化為對美國本土的恐襲。

美國為自己的貪婪和傲慢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然而美國並未因此反思自己的霸權心態和對外政策，沒有意識到全球範圍內發展水平的極度不平衡才是滋生恐怖主義的根源並承擔作為發達國家的更多責任，反而將反恐視為工具，大搞雙標操作，一邊對本國有威脅的恐怖組織實施以暴制暴，動輒將支恐、涉恐作為藉口對他國進行制裁，一邊將對中國有嚴重威脅的東伊運從恐怖組織的名單中移除。

不但如此，就像當年在阿富汗支持本拉登抗擊蘇聯一樣，美國在中東甚至支持伊斯蘭國去打擊巴沙爾政權，結果導致其做大之後被反噬。

在耗費了八萬億美刀（數據來源於布朗大學的研究）將中東、西非、中亞等地攪得一塌糊塗之後，又匆忙抽身，集中力量對付中國。

基於一神教的教義所建立起的道德和價值觀的優越感，如果僅僅作為其民族國家建立的精神基石自然無可厚非，“國家敍事不僅僅建立在事實基礎上，還有傳遞道德認同感的需要。最為長久的不是那些最符合事實的，而是那些最能夠滿足人們最深層次的需求與願望的敍事方式。”（引用於George Packer《Last Best Hope: America in Crisis and Renewal》）。但美國將這種優越感推而廣之，視為國際警察的天然權力來源，這無異於另一種君權神授。

在簡•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中，達西因為自己的高傲和對伊麗莎白家庭的偏見，造成了伊麗莎白以同樣的高傲和偏見來對待他。在達西改善了自身的缺點並理性地與伊麗莎白溝通之後，伊麗莎白也消除了對他的誤會，實現了雙向的奔赴。

形成這樣結局的前提，是兩個人的本性都是純良的，懂得為他人着想，才能積極改變自己。

然而問題是，中美之間的矛盾，僅僅是因為價值觀不同和對彼此的不瞭解所形成的誤解而導致的嗎？

美國的意識形態輸出是非常成功的。這使得在一些明顯的敗筆上，也常常有人替美國辯解稱，這是好心辦壞事。但近些年來，美國的所作所為越來越證明，它的動機毫無正義可言，完全是出於維護自身霸權的一己之私利。

以對待中國的態度為例，中國近些年的高速發展，使得幾億人脱貧步入小康，成為第一個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國家，這是人類歷史上的巨大成就和進步，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樹立了榜樣，積累了寶貴經驗。

在鑄就這一偉業的過程中，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顯現了強大的優勢。如果美國的確是一個崇尚普世價值，尊重人權的國家，是一個開放包容的大國，美國一方面應該對大洋彼岸的成就予以充分肯定，因為中國的成就意味着至少十幾億人的生命權和發展權有了起碼的保障，同時應該通過中國的成功經驗，吸取其制度上的優勢以取長補短。

然而相反的是，美國卻將中國的社會制度和價值觀視為洪水猛獸，將中國的崛起視為對自身的莫大威脅，所謂普世價值在面對中國時卻變得雙標，對中國在方方面面的巨大進步視而不見，而總是以西方價值體系的視角來挑剔中國，這恰恰反證了其宣揚的普世價值根本不“普世”，本質上就是為維護自身霸權而服務，可謂不攻自破。

温斯羅普的佈道文裏所希望的是一個充滿兄弟之愛的國家，這樣的美國，可能在一部分人的頭腦中存在過，但在現實中，從來就不存在過。

美國的霸權不僅僅是美國政客的需要，也是所有美國公民的需要。“山巔之城”是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固有認知，世界各地的美軍是在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保障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地位，進而確保全體美國人可以無度享有全世界的資源，美國就應該如此，因為這是上帝的恩賜。這就是美國夢的實質。在這個過程中，每個美國公民都是得利者。美國政客勢必要迎合民意，繼續維護這樣的既定印象，哪怕它已經日漸成為一個幻想，也要努力維持使之不會破滅，哪怕是通過不擇手段的方式。

因此，當美國打着國際公義與道德準則的捍衞者的旗號，實則以此作為自己謀取私利的藉口時，由此所引起的紛爭，就不可能僅僅通過溝通和互利互惠可以化解。美國已經足夠了解中國，仍然在繼續詆譭和攻擊中國，所以此時的傲慢與偏見，只是一種藉口罷了，註定不可改變，只能通過實力上的碾壓迫使對方不得不接受現實。

當這種現實擺在全體美國人面前的時候，當美國從山巔之城跌落的時候，當美國刻意營造的偏見連自己都欺騙不了的時候，美國人又何以自處？想到這裏，我的眼前掠過了911事件當天美國人難以置信和張皇無措的眼神。

有人説，美國在阿富汗的撤退重演了越戰的西貢時刻，那麼，美國如今對其他國家的傲慢與偏見，以及不遺餘力的詆譭和歪曲，不擇手段的打壓，則是重演了中世紀的獵巫。兩者的相同點是，在正義的旗號下，人性之惡得以淋漓盡致的顯現。另一個相似之處是，都在瘟疫的背景下展開並不斷加劇。

太陽底下無新事。

當年的中世紀尖頂教堂化身為普世價值的燈塔，金碧輝煌的教堂掩蓋不了教會的累累罪惡，一如燈塔的照耀下到處是明火執仗的強盜。

歷史滾滾前進的車輪不會停下，正義和良知必將戰勝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