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教授: “9·11”20年最諷刺的, 是慣養出一股美國本土“恐怖勢力”_風聞

✪ Cynthia Miller-Idriss | 美國美洲大學

✪ 李時浩然 (編譯) | 山東師範大學法學院

【導讀】今天是震驚全球的“9·11”恐怖襲擊事件20週年紀念日。過去20年的反恐戰爭中，美國情報、安全和執法部門幾乎完全將注意力轉向伊斯蘭威脅，美國政治走向也由此生變。今天，許多歐美精英發現，美國聚焦反恐，卻縱容了極右翼極端主義的蔓延，而“極端右翼勢力”所造成的巨大恐怖襲擊影響，意味着其已成為美國乃至西方的“真正威脅”。那麼，“極右”的政治和理論起源究竟是什麼？未來會如何演變？歐美“反恐鬥爭”的變化又會對大洋此岸的我們帶來哪些安全隱患？

近期，美國美洲大學教授辛西婭·米勒-伊德里斯在《外交事務》發表文章，分析了美國極右翼勢力發展的歷史過程，批評美國和歐洲將注意力集中於恐怖主義，而對極右翼勢力的發展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是導致極右翼勢力快速發展的主要原因。作者認為憂心忡忡地指出，“未來的極端主義將大大不同於今天的極端主義”。以往的反恐措施無法有效地控制極右翼勢力的發展，未來其可能會以更多形式出現。為此，政府需要建立專家隊伍，加強思想意識形態的引導和管控，以避免極右翼勢力的野蠻生長。

本文原刊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21年9/10月刊，由“法意讀書”編譯中文版並首發，原題為《從雙子塔到國會暴亂，反恐戰爭強化了極右翼勢力》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參考。

從雙子塔到國會暴亂, 反恐戰爭強化了極右翼勢力

如今，人們認為右翼觀點（白人至上主義、暴力反政府自由主義、基督教極端主義）從一開始就在美國的語境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在戰後的大部分時間裏，極右翼勢力大多處於地下，處於美國社會的邊緣。**當然，它也從來不會消失，在20世紀90年代早期，在一系列當局與反政府民兵組織和宗教極端主義者的對抗之後（這一階段，以1995年由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反政府極端主義者組成的恐怖分子爆炸襲擊俄克拉荷馬城市政廳為頂峯，這次爆炸致使168人死亡），極右翼勢力好像在準備死灰復燃。

然而，在新千年來臨之際，這些似乎已成為過去。在俄克拉荷馬城襲擊事件發生後的幾年裏，並未實際形成令人恐懼的右翼暴力浪潮。如果説有什麼變化的話，那麼，流血事件似乎進一步邊緣化了極右翼勢力。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又過了20年，情況看起來大不相同。**過去幾年，我們見證了極右暴力的爆發，以及驅使極右翼勢力的極端主義思想逐漸正常化。**2019年，美國有48人在國內暴力極端分子發動的襲擊中喪生，其中39人是被白人至上主義者殺害，這是自1995年以來美國此類恐怖主義最嚴重的一年。2020年，美國國內恐怖主義陰謀和襲擊的數量達到199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其中三分之二是由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其他極右翼極端分子發動的。今年3月，聯邦調查局(FBI)對國內暴力極端主義展開了2000多項調查，大約是2017年夏天調查數量的兩倍。同樣是在2020年，全國各地當局逮捕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人數是2017年的近三倍。去年，反誹謗白人至上主義宣傳聯盟（Anti Defamation League of white supremacist）收到的報告（以傳單、海報、橫幅和貼在公園或大學攝像頭等地點的貼紙的形式）達到了5000多份，幾乎是前一年報告的兩倍，創下了歷史新高。這種趨勢並不僅限於美國。**儘管聖戰分子仍然是歐洲最大的恐怖主義威脅，但極右翼暴力活動正在增加。**英國最高反恐官員尼爾·巴蘇(Neil Basu)最近稱右翼極端主義是英國“增長最快的威脅”，而在德國，由右翼極端主義引發的暴力犯罪從2019年到2020年上升了10%。

隨着暴力活動的增加，極右翼思想逐漸成為主流，並逐漸呈現常態化，極右翼政黨在30多個國家議會和歐洲議會中獲得了代表席位。在美國，特朗普成功選舉為美國總統，既是這一趨勢的原因，也是其結果。他在2016年的總統競選以及隨後的總統任期內充斥着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本土主義的言論，極右翼將這些言論視為自己觀點的合法性的佐證。（在特朗普的明確鼓勵下），“停止偷竊”運動（“Stop the Steal” ）**試圖推翻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合法結果，而極端主義思想已經佔據了美國政治的中心舞台。**極右翼暴力活動的增加和右翼極端主義呈現常態化在1月6日對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事件中達到了頂峯：這場殘忍的襲擊是由已經成為主流的極右翼思想推動的。

許多因素推動了極右翼勢力的壯大，包括對人口結構變化的反應，以及人們日益相信陰謀論。社交媒體的擴音器效應進一步加速了這一進程，因為作為放大和傳播思想的新的在線渠道，大大擴大了極右翼宣傳虛假信息的影響，他們建立了跨團體和運動的全球鏈接，極端主義滲入主流有了新途徑。

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另一種形式的極端主義，以及華盛頓對這種極端主義的反應，在許多方面推動了極右翼勢力的復甦。在9/11襲擊之後，暴力聖戰主義（violent jihadism）的興起重塑了美國政治，為右翼極端主義創造了肥沃的土壤。這次襲擊是給那些兜售仇外主義、白人至上主義和基督教民族主義的人的禮物：就像黑皮膚的外國人穆斯林決意殺害美國人一樣，基地組織恐怖分子和他們的同類似乎也是如此走出極右狂熱的夢想。幾乎在一夜之間，美國和歐洲國家充滿了恐懼，而這種恐懼，正是極右翼幾十年來一直試圖煽動的。此外，推動右翼極端分子的不僅僅是恐怖分子：在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中，情報、安全和執法部門幾乎完全將注意力轉向伊斯蘭威脅，讓極右翼極端主義不受約束地發展。

近年來，美國和歐洲的右翼激進分子已經明確表示，他們願意也有能力接受恐怖主義的策略；在某些方面，他們已經成為他們所鄙視的聖戰分子的鏡像。

西方國家政府必須果斷行動，打擊這一威脅。**然而，發動一場新的“反恐戰爭”並不是該有的方法。**打擊聖戰暴力的鬥爭在許多方面都出了差錯，併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負面後果，例如支持了極右翼勢力的崛起，而後者現在構成了最嚴重的恐怖主義風險。在應對這一新的威脅的鬥爭中，政策制定者需要避免重複導致這一危險的新現實的錯誤。

**▍“歐”**拉伯的騎士（EURABIAN KNIGHTS）

現代極右翼勢力範圍很廣，包括新納粹分子、白人至上主義者、反對聯邦政府的民兵、“驕傲男孩”（Proud Boys）等自稱“西方沙文主義”的團體、“另類右翼”煽動者、陰謀論者，以及自稱“非自願獨身主義者”（incels）的厭女者。將這些迥然不同的元素聯繫在一起的，是一種陰謀論的世界觀，以及對民主的反對和狹隘的思想。他們中的一部分人至少在理論上還支持對平民和政府目標使用大規模暴力。

儘管他們的思想和形象從邦聯、三k黨、納粹和其他已死或奄奄一息的運動中可以尋到蛛絲馬跡，但**今天的美國和歐洲極右團體更堅定地植根於其近期的發展。**上世紀80年代初，極右翼恐怖主義襲擊了法國、意大利和德國，成為西歐興起的新法西斯主義和新納粹運動的一部分。在這些襲擊之後，在1990年代鐵幕瓦解和德國統一後，德國和東歐發生了快速的社會、政治和經濟變革，新納粹主義活動浪潮席捲了整個德國和東歐。這種形式的激進主義表現在一種暴力的、種族主義的光頭黨（racist skinhead groups）青年文化中，他們慶祝街頭戰鬥和對尋求庇護者和移民的攻擊。

大約在同一時期，種族主義光頭黨團體也開始在北美出現，其中一些與硬核音樂（hardcore music）有關。在美國，極右翼和反政府極端主義的另一個來源是一支人數不多但很敬業的越南戰爭退伍軍人隊伍，他們建立訓練營，訓練準軍事部隊（paramilitary forces），目標是建立一個白人分裂主義的家園。**上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隨着攻擊性武器和戰術裝備在美國的普及，民兵建立了驚人的武器庫，在對抗當局方面也變得更加大膽。**一系列高調的對峙，包括1992年在愛達荷州的Ruby Ridge和次年在德克薩斯州的韋科，這些激進組織和執法機構之間的衝突引起了人們對這一蓄勢已久的威脅的關注。俄克拉荷馬城爆炸案使極右翼成為國家政治中最緊迫的問題，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如此。

但是，極右翼非但沒有因爆炸襲擊而得到鼓舞，反而在爆炸之後進一步轉入地下。非法民兵組織的成員減少了。民兵領導人與炸彈襲擊者保持距離，因為他們的行動招來了執法部門的注意。極右翼的威脅似乎在減弱，其勢力逐漸從公眾意識中消失。20世紀90年代末，隨着經濟的蓬勃發展、技術的進步以及相對的和平與繁榮，恐怖主義成為美國公眾關注的焦點。

這一切在2001年9月11日改變了。當這個國家從襲擊中搖搖欲墜的時候，極右翼團體看到了一個機會並抓住了它，迅速而輕鬆地適應了新形勢需要。一個資源豐富的恐伊斯蘭（Islamophobia）羣體迅速採取行動，使用各種恐嚇戰術，讓人們對迫在眉睫的威脅感到不可遏制的恐懼。在歐洲，極右翼勢力的想象力被英國作家巴特·耶奧爾(Bat Ye ‘or)在2005年出版的《歐拉伯》(Eurabia)**一書中引入的陰謀論所吸引。書中認為，歐洲國家發生的深刻人口變化並非巧合，相反，穆斯林通過移民和高出生率取代了歐洲白人，策劃了哈里發的復興。**耶奧爾警告説，歐洲正在從一個基督教文明轉變為伊斯蘭文明，歐洲人很快就會受制於伊斯蘭法或伊斯蘭教法，被迫皈依或接受屈從的角色。

在這種環境下，反移民情緒變得更加主流。極右翼政黨和組織接受了伊斯蘭是一種威脅的觀點，使用了來自基督教十字軍和15世紀歐洲針對穆斯林和猶太人的大屠殺的隱喻和圖像。在法國，右翼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領導人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把在清真寺外人行道上祈禱的穆斯林羣體比作納粹佔領者。荷蘭極右翼領導人海爾特·威爾德斯(Geert Wilders)稱難民是“伊斯蘭的入侵”。極右翼組織(Generation Identity)的英國分支將反對多元文化主義的鬥爭與15世紀歐洲勢力的努力聯繫起來，後者試圖從當時控制了大部分地區的穆斯林統治者手中奪回伊比利亞半島。

到2015年，數以萬計的人在PEGIDA的旗幟下在歐洲各個城市遊行，PEGIDA是“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atriotic Europeans Against the Islamization of the West”）的德語首字母縮寫，集會有時會導致示威者和反法西斯反抗議者之間的暴力衝突。在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期間，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新選擇黨(AfD)掛起了廣告牌，上面有讓-萊昂·熱羅姆（Jean-Léon Gérôme ）1866年的畫作《奴隸市場》的一個細節，畫中一個皮膚黝黑、戴着頭巾的男子在檢查白人女性的牙齒和嘴巴。海報敦促選民從歷史中吸取教訓，“這樣歐洲就不會變成歐拉伯”。

在美國，不斷高漲的反穆斯林情緒在阻止紐約市9/11襲擊地點附近修建清真寺的這一運動中能夠成功中得到了體現。美國幾十個州通過了一項立法，阻止對居民實行伊斯蘭教法。**2008年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當選後，出現了破紀錄的仇恨團體數量。**俄克拉何馬城爆炸案後，反政府邊緣化的趨勢逐漸減弱並重新浮出水面，呼籲民兵進行起義和革命，如誓言守護者（Oath Keepers）和三人團（Three Percenters）運動（名字的靈感來自於聲稱只有百分之三的美國殖民者成功攻下英國的錯誤觀點）。從2014年開始，北美受男性至上主義者的意識形態影響的incels發動的暴力襲擊也陡增，導致數十名婦女死亡，包括在一個大學女生聯誼會和瑜伽工作室發生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在多倫多街頭攻擊車輛事件。2016年，驕傲男孩進入人們的視野，參與街頭鬥毆，並聲稱是在捍衞西方文明。

▍危險的增長

在極右翼活動的爆炸式增長中，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仍然高度關注聖戰恐怖主義，併為此花費數十億美元建立新的機構。極右極端主義幾乎被忽視了——國際組織將其視為單個國家面臨的國內問題，而不是共同面對的全球威脅。

當然，聖戰恐怖主義現在依然構成了真正的威脅，尤其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東衝突不斷的國家（在這些國家，伊斯蘭恐怖主義每年奪走數千人的生命）。但**全球對9/11震驚的反應過於誇張，以至於決策者、安全官員和廣大公眾對極右極端主義的快速增長視而不見。尤其是在美國，雖然極右極端主義構成了更大的威脅，右翼恐怖襲擊依然被視為邊緣事件，而不是對國家安全的持續和日益增長的威脅。**事實上，就對西方社會造成的損失而言，右翼恐怖襲擊現在已經超過了聖戰恐怖主義。

即使是最大規模、最可怕的極右翼襲擊，也未能刺激西方的反恐機構。例如，2011年在挪威，一個名叫安德斯·貝林·佈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的極右翼極端分子殺害了77人，其中大部分是參加奧斯陸郊外一個工黨夏令營的青少年。佈雷維克撰寫了一份長達1500頁的宣言，其中他譴責伊斯蘭教，警告歐拉伯的到來，並近200次引用美國反穆斯林活動人士的話。他的攻擊受到了媒體的高度關注，但經常被描述為一種反常現象，佈雷維克本人有時被描述為精神錯亂的大屠殺兇手，而不是恐怖分子，儘管他的暴力行為明顯帶有政治色彩。

從逮捕和定罪的人數、陰謀的數量和嚴重程度、傳播的宣傳數量和襲擊的數量來看，右翼極端主義已經顯著增加。**2019年，在全球範圍內，死於恐怖主義活動的數量連續第五年下降。在這五年裏，因為極右翼襲擊事件大約增加250%，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這一數字增加了709%。**2010年，在這些地方，只有一次極右恐怖襲擊記錄在案；2019年，發生了49起恐怖襲擊，這些極右翼勢力發動的恐怖襲擊佔這些地區所有恐怖襲擊的近50%，死亡人數佔總體的82%。

一些人可能會爭辯説，聖戰極端主義的衰落是歐美當局打擊有效性的體現。但是，針對挫敗恐怖主義陰謀的資源和努力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因為絕大多數都用於打擊聖戰恐怖主義，這也為極右翼的成功產生了直接影響。**聯邦調查局官員最近在國會作證時指出，儘管威脅的性質發生了巨大變化，但他們80%的反恐工作人員仍然專注於國際恐怖主義案件。**這種資源分配不當產生了影響：從9/11事件到2017年底，美國三分之二的伊斯蘭暴力陰謀在策劃階段被打斷，相比之下，不到三分之一的極右翼暴力陰謀被擊破。

▍“仇恨”的政治理論基礎

9/11事件後，極右翼暴力活動的復甦反映了人們對不斷變化的社會條件、聖戰主義的興起、政治煽動者的機會主義以及反恐戰爭的短視所做出的反應。然而，它也植根於20世紀60年代末由一羣法國思想家發起的一個名為“新右翼“（Nouvelle Droite）的思想項目。

一些人提到這個羣體，其中包括阿蘭·德·貝努瓦（Alain de Benoist ）和古爾納美·法耶（Guillaume Faye）在內的創始人。因為採用了意大利馬克思主義思想家的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的號召，他們被稱為“右派的葛蘭西人（the Gramscians of the right）”。**他們認為推動革命不是體力，而是獲得控制人們如何思考，通過教育和文化變革。他們將這種方法改編成一個名為“元政治”的概念。**新右派用這個術語來描述他們培育民族主義和反移民思想的努力，然後將這些思想引入主流思想，最終導致政治和社會變革。

用已故右翼美國活動人士安德魯·布賴特巴特（Andrew Breitbart）的話來説，“元政治”是一種耐心的修煉，需要把政治視為“文化的下游”。在實踐中，這一策略包括利用學術和主流媒體批評全球化和平等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自由民主概念，並主張民族分離主義和同質主義。這些想法雖然有爭議，但很有影響力：1978年，德貝努瓦贏得了法國最令人垂涎的知識分子獎——法國文學院久負盛名的埃塞獎(Prix de l’essai)。

經過近50年，這場漫長的遊戲終於結出了果實。曾經被邊緣化的觀點逐漸滲入了公共話語，為強硬的反移民政策提供了理由。**本世紀初，尖鋭的極右政黨在歐洲各國的議會選舉中取得了重大進展，他們往往給最乏味的極端主義思想披上知識主義的外衣，給它們披上體面的外衣。**德國另類選擇黨（綽號為“教授的政黨”）和理查德·斯賓塞(Richard Spencer)等美國“另類右翼”人物的影響。右翼的多元政治形成了一個反饋迴路，政治理念最終會逆流而上進入文化，例如，極右翼煽動者將白人至上主義的口號和圖標印在時髦的服裝設計上，許多年輕人隨後穿上這些服裝，在社交媒體上發佈荒誕留言，以示反抗。

在過去的十年中，極右翼組織已經足以跨越形而上政治學和可以接受更多的傳統形式的政治。極右翼不僅推出了政黨，也提出了一個宏大敍事中的運動：一個關於未來的陰謀論“歐拉伯”。這個詞是由一位法國學者在2011年的一本書中提出的，它描述了全球和國家精英陰謀用非白人、非基督徒取代歐洲白人、基督徒人口。這個想法是右翼極端主義的一種最大攻擊，結合了歐拉伯的反穆斯林思想、美國式的白人民族主義，以及關於猶太人統治的古老反猶比喻。

**陰謀論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它非常靈活。右翼極端主義者可以採用這個框架來對付幾乎任何可以感知到的威脅，無論是猶太人、穆斯林、移民，甚至是白人進步主義者。**2019年，新西蘭克的一名恐怖分子在寫了一份名為“大置換”（The Great Replacement）的宣言後，直播了他在兩座清真寺殺害51名穆斯林禮拜者的過程。“不到五個月之後，一名恐怖分子在美國埃爾帕索的一家沃爾瑪超市殺害了23人，此前他發佈了充滿仇恨的宣言，警告稱“西班牙裔入侵德克薩斯州”，並聲稱白人正在通過移民被取代。

▍反向影響

反穆斯林的宣傳和陰謀論最終融入了“大置換”的敍事。在很多情況下，它們在不經意間得到了反恐政策的幫助，因為這些政策混淆了伊斯蘭恐怖主義和伊斯蘭教之間的區別。9/11之後，反極端主義措施——比如英國所謂的“預防”政策，或者紐約市警察局的穆斯林監視項目——針對的是普通的穆斯林社區。在9/11事件過去整整十年後，FBI一直在使用“恐伊斯蘭教”的培訓材料，將普通穆斯林描述為恐怖分子的同情者，他們的慈善捐款是一種“為戰鬥提供資金的機制”。對極右翼活動人士來説，這種做法似乎證實了伊斯蘭教本身構成了生存和文明的威脅。這些做法也為更明顯的歧視性想法鋪平了道路，比如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關於建立一個全國穆斯林數據庫的想法，以及他禁止所有穆斯林進入美國的承諾。

與此同時，全球反恐戰爭導致了中東地區的軍事行動，在歐洲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這反過來又激發了極右翼勢力的活力。在美國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之後，數百萬人從這些國家逃到歐洲，導致穆斯林大量湧入，引發了強烈的反彈，包括反穆斯林遊行，以及數百起針對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襲擊。

**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行動也激起了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社區的反穆斯林情緒。**面向退伍軍人的網站上出售的商品，幫助把在前線滋生的恐伊斯蘭情緒帶入了家鄉的平民生活。例如，保險槓貼紙和T恤讓美國士兵自豪地認為自己是“異教徒”，並顯示阿拉伯文字，上面寫着“退後100米，否則你會被槍斃”。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看到反政府極端主義運動中非法民兵的增長——包括一些從現役軍人和退伍軍人社區招募的民兵。就像20世紀70年代幫助發起白人權力運動的越戰老兵一樣，一些參加過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老兵帶着憤怒和背叛的感覺回到了家鄉。另一些人則在與創傷後壓力作鬥爭，研究表明，創傷後壓力會增加一個人被極端分子招募的可能性。例如，**基於戰場戰術需要，士兵們被訓練得“非人化”，在他們重返平民社會時，這一訓練的結果可能不會自動中止。**而極右翼極端組織在招募成員時使用的言辭——呼籲兄弟情誼、英雄主義、保衞人民、以及有機會參與有意義的事業——與當初吸引許多人蔘軍的語言相呼應。

▍再來一場反恐戰爭？

好消息是，極右翼暴力活動的激增終於引起了反恐官員的注意。**一場重新配置資源和彙集專業知識的爭奪戰正在進行中。**從聯合國安理會到各國議會，再到軍隊和安全機構，目前有幾十個委員會、特別工作組、簡報會、聽證會和調查正在全球各地開展，以探索應對新威脅的方法。一些國家已經宣佈了新的立法：例如，德國計劃花費十億歐元以89項具體措施來對抗種族主義和右翼極端主義，新西蘭為應對克賴斯特徹奇的襲擊的影響，提出了包括修改仇恨犯罪法案的和反恐法律的建議,成立一個新的民族社區，提供資金加強社區安全，尤其受到恐怖主義的威脅的社區的安全，建立一個新的國家中心來促進社會團結和防止極端主義。

美國也在發生着變化。**2020年10月，國土安全部的年度威脅評估最終宣佈，國內暴力極端主義是美國面臨的最緊迫、最致命的威脅。**幾個月後，1月6日發生在美國國會大廈的襲擊事件讓這一現實更加清晰。2021年6月，拜登政府發佈了美國首個《打擊國內恐怖主義國家戰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counter Domestic Terrorism)，強調通過提高媒體素養和培養抵禦網上虛假信息的抵禦能力，以及解決助長國內極端主義（包括種族主義和槍支管制不足）的根本條件。

這是一個可喜的變化。但是，隨着西方國家逐漸擺脱過去的恐怖主義時代，全球新政策的實施將面臨重大挑戰。這個問題，一定程度上是結構性的。作為打擊聖戰恐怖主義的戰略，如監視和監督由領導人和組織組成的等級集團，與極右極端主義的“後組織”性質極不匹配。**正規組織在極右翼招募和極端化方面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小，極右翼招募和極端化通常發生在一個龐大的、不斷擴大的宣傳和虛假信息網絡生態系統中。**2002年至2019年，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發生的導致至少一人死亡的極右恐怖襲擊事件中，只有13%是由特定羣體造成的。今天的極右極端主義包括更少的邊遠地區的啓動儀式（backwoods initiation rituals）和小規模組織襲擊（attacks by cell），更多的是自我指導的培訓和單人行動，面向全球觀眾進行直播。

極右翼組織的動機和意識形態比大多數恐怖主義專家熟悉的聖戰組織更加混亂。極右翼世界包括末日準備者、素食主義新納粹分子、反疫苗活動人士、QAnon追隨者，以及成千上萬不可分類的激進分子，他們將**一些極右翼宣傳組合成“選擇你自己去冒險”的信仰體系，這些體系在外人看來並不總是那麼有意義。**一些極右團體提倡LGBTQ的權利。例如，婦女權利，以此吸引進步左派的支持者，聲稱他們是在捍衞他們所聲稱的西方價值觀，反對伊斯蘭的侵略。或者想想“生態法西斯”，他們支持關閉邊境，以保護和保存受氣候變化威脅的領土——不是為了人類的利益，而是為了白人的利益，他們認為白人擁有這些土地的“鮮血和土地”權利。

打擊這些威脅的重點將不再是監視和監控——這是全球反恐戰爭的標誌性策略，而是更多地圍繞着增強社會對宣傳和虛假信息的抵禦能力。9/11後，西方國家許多官員和領導人的恐懼政治顯然促成了右翼激進主義。通過鼓勵人們感到他們對自己的生活缺乏控制，認為自己是脆弱的，並害怕外人，這種政治風格為極端分子打開了一扇門，他們徑直穿過了這扇門。因此，**打擊極右翼勢力也將意味着，有時需要有意無意地，更徹底地放棄支持反恐戰爭的文明邏輯。**反恐當局必須摒棄以伊斯蘭教對西方文明構成威脅這一理念為基礎的政策和信息，這種理念幫助建立了一種意識形態的腳手架——因為在此基礎上，極右翼勢力建設了一場運動。

▍明天會發生什麼？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1月6日之後的幾周內，華盛頓特區成為了一個軍事化區。大片的市中心被柵欄隔開，在橋上設有軍事檢查站，並在拜登總統就職前部署了2.5萬多名國民警衞隊保衞這座城市。

也許美國人會簡單地習慣這些安全措施，就像全球旅行者開始接受不繫腰帶、不穿鞋通過機場安檢一樣。為了避免這種結果，美國反恐官員必須在預防方面做得更好。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什麼措施能夠有效地防止激進化或幫助人們脱離極端主義運動，更沒有證據表明，什麼樣的干預措施可以防止有效擴大其效果。其他國家採取綜合辦法，使處理健康和人口服務、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的機構都參與進來。然而，美國的專業知識仍然集中在安全和執法機構，儘管拜登的新國家戰略標誌着一個轉變，設想一個協調的、多部門的努力，以減少兩極分化，限制槍支的獲取，並打擊種族主義。

也許從過去20年極右翼的運動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訓是，思想和制度必須通過教育來培養，而不僅僅是用武力來捍衞。打擊無處不在的極端主義邊緣的最佳方法不是僅僅通過鎮壓，而是讓主流社會更有彈性，更不容易受到極右翼的呼籲。這是德國在二戰後奉行的“防禦性民主”方式，包括聯邦政府持續投資於可擴展的、以證據為基礎的媒體素養項目，以加強公民對多元文化民主的支持它的核心原則。它要求給予所有公民識別和拒絕極端主義宣傳和虛假信息的工具。聯邦機構不能獨自完成這項工作；這種努力在與地方一級的倡議相結合時效果最好，地方一級的領導人享有更多的信任，更有能力瞭解其社區的需求。

安全與執法機構仍然可以發揮作用，但當局應該擴大在恐怖主義問題上為自己提供建議的專家羣體：許多機構的專家絕大多數都受過伊斯蘭恐怖主義來源方面的訓練，但他們難以識別和應對極右翼的威脅。各國政府應在社會工作、心理學和教育以及邪教、幫派、基於性別的暴力、種族主義和創傷等問題上組建跨部門專家團隊。他們還應該與學術界和研究中心建立更深層次的關係，因為在這些地方，年輕的學者往往能夠掌握新的、不斷發展的威脅。

沒有水晶球可以預測恐怖主義的未來會帶來什麼。但**如果説有一件事是確定無疑的，那就是“未來的極端主義將與今天的極端主義完全不同”。**美國可能會看到來自激進環保主義者的更多暴力；從反疫苗、反政府和陰謀論團體的聯盟；以及那些企圖瓦解社會、政治和經濟體系以促進各種難以定義的意識形態目標的團體。隨着危險的演變，這個國家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再次痴迷地、專門地關注它今天面臨的威脅。

本文原刊於《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21年9/10月刊，由“法意讀書”編譯中文版並首發，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