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盤散沙，就是山頭林立？西方沒看透的中國“圈子-資本”真相_風聞

✪ 尉建文 | 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院

✪ 陸凝峯 | 中國平安銀行南寧分行

✪ 韓楊 |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

【導讀】“圈子”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典型特徵。從研究角度看，圈子指向一種“差序格局”。這種格局在現實中是如何呈現的？有着怎樣的特徵？其組織效果又取決於那些因素？

本文提出了“一盤散沙型”、“精英聯合型”、“山頭林立型”和“精誠團結型”四種社羣社會資本類型，並以四川兩個村子為案例，分析了“圈子”在我國社會中的結構與作用。文章指出：不同於西方社會結構，在中國社會中，關係的起點是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在信任結構上，主要是以封閉網絡為邊界的信任關係。在社會關係中，中國人的社會關係往往是工作關係、情感關係、身份關係的混合。因此，我國社會關係的“泛親情化”模式也是不可避免的結果。以往一些研究認為國人對關係的認知，是以“我”為起點的差序圈層結構。本文則提出，從社會整體來看，也可以理解為一個個以“精英”或“能人”為核心的“圈子”。通過建立“信任性指標”、“結構性指標”和“圈子橋指標”，本文對比兩個村子的社羣結構，發現在精英之間形成良好互動與信任關係的社羣，明顯具有更強的社羣社會資本，可以更有效地進行動員並完成各項社會工作，這也就是“精誠團結”型的社羣模式。作者認為，只要中國社會尊卑有序的價值觀和社會現實不變，差序格局和差序人格就會繼續存在。

本文摘自《社會學研究》2021年第4期，原標題為《差序格局、圈子現象與社羣社會資本》，註釋從略。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諸君思考。

差序格局、圈子現象與社羣社會資本

▍問題的提出

**社會資本的作用機制會受不同社會文化和組織特徵的影響。**一方面，社會資本和關係主義現象並非中國文化所特有，其理論和概念體系也並不是中國社會所獨屬；另一方面，中國的一些本土性概念可以用現有的社會網絡概念進行改造，使其具有更高的可測性和跨文化間的可比性，從而能夠進入更廣泛的學科話語體系。**中國社會資本的本土化研究已對西方的相關理論和經驗研究提出了異議。“強關係”假設修訂了“弱關係理論”。中國是以“人情回報”、信任、義務為特徵的社會，“強關係”而非“弱關係”是求職者獲取工作機會更為有效的方式。“結構洞”理論同樣受到了挑戰。**在中國以集體主義為特徵的社會文化和以高度承諾為特徵的組織文化中，結構洞的優勢並不存在。因此，中國關係社會學的理論體系，必須最大限度地容納、修訂、改造相關的社會學概念，使其成為世界關係社會學的藍本。

社羣社會資本作為一種重要的組織資源，受到社會科學領域諸多學者的關注。從情境來看，西方社會的結構特質依然是絕大多數研究的隱喻假設。**在以個體取向和團體格局為特徵的西方社會，社會資本的意涵是一種符合情境的表達和詮釋，具有較高的理論解釋力和方法效度。但將社會資本概念和測量運用於中國社會，反映中國關係主義的文化涵義，其概念意涵和測量效度尚有待檢驗和完善。**社會資本如何體現中國組織中的資源分佈，需要結合中國社會的結構特徵以及中國人的組織行為模式，從社會本體論的角度去重新考量這一概念所能觸及的範圍。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闡述了中西方社會結構和社羣分類的差異。**在西方社會“團體格局”之下形成的社羣為“團體”；而在中國社會“差序格局”之下形成的社羣是“社會圈子”。**這段論述構成了社羣社會資本本土化測量的理論基點。基於此，本研究以“差序格局”和“圈子現象”為基礎，提出本土化社羣社會資本的概念與測量方法。本研究採用整體網的分析技術，**從信任、結構和資源三個維度，建構了“一盤散沙型”“精英聯合型”“山頭林立型”和“精誠合作型”四種社羣社會資本的理想類型，勾畫出中國社羣的本土化特徵。**在操作層面上，研究基於四川省茂縣兩個村落的典型個案展開。首先，繪製村落的網絡派系圖，分析精英子羣（圈子）的信任程度；其次，測量精英子羣在網絡中的位置；最後，分析精英子羣跨越不同子羣，整合社羣資源，促進共同行動的能力。本研究的意義在於，一方面結合中國社會與社羣特質，特別是通過對社羣內“圈子格局”的分析，嘗試對社會資本進行本土化研究，以期推動和深化社會資本的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方法上豐富社會網絡的經驗研究，為社會網絡分析技術運用的拓展和廣泛應用積累一定的經驗。

▍文獻回顧

（一）“團體”格局與社羣社會資本

西方社會是以“團體格局”為特徵的社會。在團體格局下，個體的一個鮮明特點便是關係同等且邊界分明。每個人與團體的關係是相同的，人與人之間的地位也是平等的。個人是相對於團體來説的，是分子對整體。在個人名義下，一方面是平等觀念，在同一團體中各分子的地位相等，個人不能侵犯大家的權利；另一方面是憲法觀念，指團體不能抹煞個人，只能在個人所願交出的一份權利上控制個人。由此可見，社會資本發生的前提在於個體是否願意加入社羣（或社團），並按規章積極參與相關的活動，取得該社團的認可。社會資本討論的是社會中的個體自願連接的各種方式，諸如市場、俱樂部、志願者和非政府組織，等等。在這種單一社會類屬的結構格局中，個體接受團體的社會化，遵守團體的規範，養成團體的慣習而形成自我羣體，自我羣體又帶來彼此間的認同感。維繫團體格局的作用機制是外在的，並且以成員間的平等關係為基礎。

**從社會層面來看，以“團體格局”為特徵的社會的整合是通過個體聯結資源實現的。信任、規範與互惠等社會資本要素就是社會連接的黏合劑，發揮了連帶、維繫的功效，體現出社羣社會資本的意涵。**因此，社羣社會資本被定義為社羣中的人際關係網絡發展出的信任、合作以及良好的關係網絡結構，其主要內涵分為結構、認知和關係。在具體的測量中，社羣社會資本主要涵蓋參與地方性社團或組織、地方性社會網絡、非正式社會互動、信任、互惠、志願主義、社會支持、社區凝聚力與社區歸屬感等九個方面內容。在此研究脈絡下，中國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社羣社會資本測量指標。桂勇等總結出社區社會資本測量的七個維度：地方性社會網絡、社區歸屬感、社區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願主義、互惠與一般性信任和社區信任。項軍也設計了七個維度：社區認同感與歸屬感、人際交往頻度、社區利益共同感、鄰里互助、社區凝聚力、社區參與與社區信任。羅家德等則從關係、結構和認知三個維度用11個指標進行了測量。上述研究儘管對社羣社會資本進行了本土化嘗試，努力把中國社會的特質融入研究之中，但卻沒有從根本上區分“團體”與“社會圈子”兩類社羣的差異，沒能跳出西方“團體格局”的研究範式。

（二）“社會圈子”與社羣社會資本

**與西方社會不同，中國主要的社會組織，或者説佔社會支配地位的社會組織均是這類“社會圈子”型的社羣。**家庭、鄰里、街坊屬於社羣，氏族、村落等大體也屬於“社會圈子”社羣。“社會圈子”是以某個個體或家庭為中心，依據差序關係所擴展出並聚集而成的一個社羣。無論是在文化根基還是在關係內涵上，“社會圈子”與西方社會的“團體”都存在較大差異。

**首先是關係的起點不同。中國傳統社會所注重的人際關係其意涵不同於西方，它不是獨立個體之間通過交往而建立的可選擇關係，而是以“己”和家庭為邏輯起點延伸出來的家族、親緣關係和血緣關係。中國人的“關係”的實質是先賦性的，可表現為，“一個人似不為自己而存在，乃彷彿互為他人而存在者”，即天然血緣和地緣的關係保證了傳統中國人關係的存在，其他關係的出現也是在原有關係基礎上不斷複製或延伸出來的。**由此可見，中國的社會資本有別於西方社會的表現形式，呈現出內生性的特點。在“倫理關係”的中國社會，諸如關係強度、信任類型等社會資本測量指標應用到中國社會時，其適用性就需要重新審視。

**其次是信任的結構不同。**從信任的角度來看，存在普遍取向的“一般信任”和特殊取向的“特殊信任”。“一般信任”作用範圍較廣，涉及組織羣體甚至是陌生人的信任。在個體取向的西方社會中，個體之間保持着相互的獨立性，兩個獨立的個體之間建立聯繫必定需要通過交往和不斷互動來獲得關係上的親密性和信任。**中國社會的“特殊信任”則以封閉網絡作為信任範圍的邊界，其特徵在於邊界內的人際互信，邊界之外則無此連帶基礎。**社羣成員彼此間血緣、地緣身份本身就能體現出社會資本的信任意涵。即便個體之間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互動，但只要存在天然的血緣和地緣關係，同樣能確保雙方義務性和複製性地建立起親密和信任的關係。

**最後是運作方式不同。**從社羣運作的角度來看，西方社會的“團體”是建構在角色塑造系統與社會交換理論基礎之上的，是中心人物（領導者）為達到管理目的而在正式制度之外尋求的管理方式。**團體的基礎是西方上下級關係的平等互惠，其核心在於公平法則的互換。而中國“社會圈子”則是以認知心理學的歸類理論為基礎，融合中國人的關係取向以及差序格局特徵演化而成的，其上下級關係更多是工作關係、情感關係和身份關係的混合。**其核心是領導者基於人情法則對部屬的差別對待，用“親親”有等級的方式組織一羣“自己人”，以爭取更多的組織資源。

我們基於以上分析的總結，**中國社會是以“差序格局”為特徵的，資源整合主要是通過“社會圈子”來完成的。**在圈子內部，同樣存在差序格局，存在“親信”“班底”的內核以及以熟人為主的外圍。圈子的邊界是模糊的，可大可小；關係是彈性的，可進可退。**在社羣層面上，泛親情化是人際關係成為社會資本的必要機制。**社羣成員圍繞某些精英（能人）構建各自不同的關係網絡，根據與精英（能人）的親疏遠近，層層推開，形成不同的圈層。中國的“社會圈子”與西方社會的派系（Clique）或俱樂部，雖然都是以個體為中心的非正式團體，但無論是在文化根基還是在關係內涵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異。

▍研究設計

（一）本土化意涵與測量

本研究認為，社羣社會資本本土化研究的重點在於，如何從社羣中“圈子現象”的角度來體現社會資本的意涵與特徵，重新界定和測量社羣社會資本。為此，我們需要注意以下三點。

1. 從個體的角度來看，社羣精英的作用尤其重要。

“社羣圈子”的形成就是具有非凡品質的精英個體的引領和普通個體的追隨、效忠相結合的結果。社羣的起始通常是以某個個體為中心而逐漸擴展形成的，隨着擴展的漸次展開，形成社羣的核心與邊緣。社羣的規模與功能也取決於中心勢力的大小與影響力。羅家德等稱之為“能人現象”，張江華則更激進地認為，“差序格局”這一概念所昭示的實際是中國社會的“卡里斯瑪”性質。“卡里斯瑪”人物不僅自發地產生而被社會被動地接受，而且也是社會的一個期待。

2. 從結構的角度來看，“圈子”之間的關係也值得關注。

不同“圈子”之間的強弱對峙與整合是中國社羣（社區）社會生活的基本形態。在社羣內部存在“個人組織化”的過程，即經由一個人的人格與力量而形成公共性的社會組織。社羣內部隨時可能滋生出一個或多個以某個個體為中心的“圈子”，從而形成核心與邊緣的架構，最終該社羣也在“圈子”的形成與角逐中，被某個“圈子”支配或幾個勢均力敵的“圈子”瓜分。這種社會“個人組織化”的現象時時刻刻都存在於中國社會之中，無論是中國古代的朋黨政治，還是現代社會的各種小圈子，都是這一現象的體現。

3. 從資源的角度，差序格局是一種資源配置模式。

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並不僅僅是一種倫理道德的模式，它實際上還是一種對社會稀缺資源進行配置的模式或格局。人們建立關係時考慮的主要是互利、互惠，以“己”為中心，圍繞個人或一定羣體建立自己的關係網絡，積累人脈，在圈子內部實現人情與資源的交換。在某個“圈子”的“差序格局”中，由中心向外，成員佔有的稀缺資源相對於自我的需求來説是逐漸遞減的。中心成員常要通過各種手段，如禮物的流動、情感的聯絡、關係的運作等，加強與其他成員的關係；關係越親密，越有可能被中心成員利用，以獲得稀缺資源，實現其利益目標。

基於以上分析，本研究把社羣社會資本界定為：**在一個社羣之中，社羣精英相互信任，形成領導核心圈，處於社會網絡中心位置，跨越社羣內各個小圈子，整合社羣資源，促進集體行動，使整個社羣受益。**我們分別從社羣精英之間的信任程度、社羣精英圈子在社會網絡中的位置以及社羣精英跨“圈子”三個角度來構建測量指標。

**1.信任性指標：**主要是指社羣精英之間的相互信任程度，看其是否能夠形成一個穩定的小羣體，從而保證社羣精英之間的團結和領導力。

**2.結構性指標：**主要是指社羣精英子羣在社羣網絡中所處的位置，看其是否處於中心性位置，從而保證社羣精英能夠在網絡中具有信息優勢和控制優勢。

**3.圈子“橋”指標：**主要是指社羣精英子羣能夠充當社會網絡結構中的“橋”，看其是否具有跨越不同圈子、整合圈子資源的能力。測量指標是社羣精英是否與其他圈子成員存在聯繫。

基於以上三個指標，我們可以把社羣社會資本大致分為四種主要的理想類型（見圖1）。

第一種類型是“一盤散沙型”，其特徵是精英之間信任度不高，無法形成穩定的子羣；精英和成員之間以及成員與成員之間聯繫皆少，社羣整體信任度低，社羣凝聚力差，社會資本低。

第二種類型是“精英聯合型”，其特徵是精英之間信任度較高，彼此能夠形成相對穩定的子羣；但精英子羣在社羣網絡中的位置比較邊緣，造成精英與社羣成員對抗或不合作，無法整合社羣資源，社會資本不高。

第三種類型是“山頭林立型”，其特徵是以精英為核心，在社羣內部形成不同的小圈子；小圈子內信任度高，但各個圈子之間互動少，社羣內部“山頭主義”盛行，派系林立，形成內耗或鬥爭，整個社羣信任度低，社羣凝聚力差，社會資本低。

第四種類型是“精誠團結型”，其特徵是精英的信任度較高，能夠形成穩定的子羣；精英子羣在社羣網絡中處於中心位置，且精英子羣能夠跨越不同小圈子，與社羣成員存在聯繫。該類社羣整體信任程度較高，社羣凝聚力強，社羣精英能夠動員社羣資源，社會資本高。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典型案例比較研究方法。個案研究方法在中國社會資本和關係網絡本土化研究中已得到應用。關係個案研究的理論訴求既不是證實或證偽理論，也不是憑空創造理論，而是在“關係性整體”中通過理論與經驗之間的往返澄清理論要素發揮作用的情境性條件，進而在新的適用邊界下創新理論。

本研究主要使用整體網的研究方法，具體數據收集分為三個步驟。一是確定觀察單位。“家户”（household）是本研究的觀察單位，主要根據村委會提供的户籍名冊確定。在取得兩個村的户籍名冊之後，分別對村裏的每個家户進行編號。每個家户對應一個序號，每個家户對應着一個户主，户主構成網絡的節點。二是確定研究內容。在本次研究中，我們對五種類型的網絡進行信息收集，分別是農忙網、聊天網、討論網、幫忙網和信任網。本研究主要關注村落中的“討論網”。三是選定收集工具，即整體網調查表格。表格中的第一行是數字，代表“家户”；第一列則代表此次調查涉及的五種網絡。調研中，我們選擇一名熟悉家庭狀況的成員來完成整體網表格的填答。

2. 數據收集與説明

在本研究中，**我們選取四川茂縣的Y村和X村作為研究對象。**其中，Y村為觀察村，X村為參照村。兩個村的經濟基礎、地理條件、受災情況、人口結構、民族特徵等條件相似，但由於村落中社會資本的差異，在重建過程中X村的災後重建工作遠落後於Y村。之所以選擇Y村作為典型個案，主要是因為Y村是汶川地震災後恢復重建的一個成功範本。地震導致Y村的生產和生活遭受嚴重影響，損失慘重。但在震後一年多的時間裏，Y村在獲得外界援助但外界援助不直接參與建設的情況下，村民通過“自組織”方式迅速且圓滿地實現了家園的“遷址”重建。55户全新的輕鋼架結構住房全部落成，建成了採用新型材料結合羌族建築風格的移民新村，災後重建工作取得顯著成績。2012年，Y村被評為“四川省災後重建優秀示範村”。在重建過程中，Y村人依靠共同協商、彼此信任確定了住房宅基地分配，形成了合作機制，換工互助，其間形成的豐富的社會資本以及強大的組織能力都非常值得研究和借鑑。

2008年11月-2012年4月，筆者的研究團隊共組織和實施了三期調查。本研究使用的數據源於2012年4月研究團隊在Y村和X村的第三次調查。在調查中，筆者主要根據兩村的户籍名冊進行數據收集。其中，Y村共確定55個家户，最終得到有效樣本38户，樣本有效率為69.1%。X村共確定30個家户，最終得到有效樣本21個，樣本有效率為70%。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中，有三種情況的樣本被視為無效樣本。第一，凡是沒有采訪到的家户，即缺失家户按無效樣本處理，予以刪除；第二，凡是回答“不知道”的家户，按無效樣本處理；第三，凡是對所填答問題模稜兩可的、回答全為肯定或否定的家户，也按無效樣本處理。

**本研究主要關注兩個村落的“討論網”。**從網絡特徵來看，Y村個體平均網絡規模為8.6，表明平均每個成員會與8.6個家户發生聯繫，整體網絡密度為0.2127，而網絡中心勢為47.75%；X村 “討論網”的規模平均為3.38，網絡密度為0.1643，網絡中心勢為22.89%。由此可見，Y村的社會網絡規模更大，網絡密度更高，且網絡中心性強，呈現比X村更高的社會資本。

▍數據分析

（一）信任性指標

本研究對信任性指標的具體測量是基於村落成員在社會網絡中的結構對等性分析，採用了塊模型（block models）的建構思想，把各個社羣成員放到更大的集合之中，旨在考察村中內部網絡是否呈現明顯的子羣（圈子）區隔，尤其是觀察村落精英是否形成相互信任的小圈子。**在社會網絡分析中，精英（能人或明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於社羣結構、組織信任和社會運動等都有着重大的影響。**目前，確定網絡精英主要有客觀和主觀兩種方法。客觀法主要通過個體在網絡中所處的中心性來確定；主觀法則是根據研究者的需要和長期觀察而確定。本研究採用主觀認定法，通過在Y村和X村三年多的長期觀察來確定網絡中的精英——在村裏擁有資源和社會影響力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

首先對Y村和X村的“討論網”子羣狀況進行分析。如圖2所示，在Y村，從各個子羣的規模來看，第一子羣的規模最大，人數為9人，其次為第五子羣，人數為6人，而第七、八子羣的規模較小，人數都為3人。具體分組情況如下。

第一子羣的成員有：1，11，30，13，33，34，19，29，9（n=9）

第二子羣的成員有：21，2，10，24，18（n=5）

第三子羣的成員有：4，7，3，22（n=4）

第四子羣的成員有：26，27，38，15（n=4）

第五子羣的成員有：5，28，8，17，35，20（n=6）

第六子羣的成員有：16，6，36，31（n=4）

第七子羣的成員有：12，14，25（n=3）

第八子羣的成員有：23，37，32（n=3）

通過分組我們發現，**Y村的“討論網”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以精英個體為主的子羣，主要集中在第一子羣中。**第一子羣的精英個體包括13號（村支書）、1號（村長）、11號（村民兵連長）和34號（村中社會精英），村中精英“扎堆”的現象説明網絡中的這些精英共同形成了較為明顯的“信任邊界”。

然後再看X村“討論網”的子羣性情況。該村共包含兩個子羣，四個二方組（dyad）和兩個獨立的個體。其中，兩個子羣的規模分別為5和6，具體分組如下。

子羣——第一子羣的成員有：1，2，8，14，7（n=5）

第二子羣的成員有：11，5，20，21，3，15（n=6）

二方組——第1二方組：4，17

第2二方組：9，19

第3二方組：6，16

第4二方組：13，10

獨立個體——12，18

通過比較Y村和X村“討論網”的子羣分佈可以發現：第一，從網絡內部結構來看，X村包含了多種分組形式，既有子羣性的形式，也有二方組的形式，同時還包括兩個獨立個體。這樣多樣化的分組類型説明，X村“討論網”的內部結構不如Y村緊密。第二，在X村的“討論網”當中，精英並未呈現統一集中的“子羣”結構形式，而是表現為兩個有精英的二方組。由上面的分組明細可以看到，4號精英個體（村民兵連長）和17號精英個體（前任村支書）組成了第1二方組；10號精英個體（村長）和13號精英個體（村醫生）形成了第4二方組。由此可見，X村“討論網”中精英的分佈並不集中，呈現相對分散狀態，精英之間的信任與合作程度相對較低。

（二）結構性指標

本研究的結構性指標主要關注村落網絡中子羣之間的關係，尤其是考察精英子羣是否能在網絡結構中處於中心性的位置。我們同樣基於塊模型的建構思想，運用CONCOR算法，得到兩個村落“討論網”的像矩陣（image matrix）。通過像矩陣對網絡構型（configuration）進行分析，進而考察各子羣之間的關係。

具體的構建方法如下：首先，分別弄清整個網絡和劃分出的各個子羣的密度情況。然後取α標準（在此用整個網絡的平均密度作為α的取值標準）進行賦值，把子羣密度表中的各個係數（dn（n=i））與整個網絡的平均密度（D）進行比較，如果dn＞D，賦值為1；dn＜D，則賦值為0。最終形成由0和1數值組成的矩陣便是像矩陣。表1顯示的是Y村“討論網”的密度矩陣。

由表1可知，就密度係數而言，Y村第一子羣的係數為0.403，第二子羣為0.5，第三子羣為0.75，第四子羣為0.083，第五子羣為0.433，第六子羣為0.833，第七子羣為1，第八子羣為0.167。作為α標準的取值，在之前的網絡基本特徵分析中，Y村“討論網”的平均密度為0.2127。通過網絡密度係數對比，我們可以得到Y村“討論網”的像矩陣（詳見表2）。

為了更好地對各個子羣間的聯繫狀況進行分析，我們以該網絡的像矩陣為基礎，將各子羣視為點，以0和1賦值為判定連帶關係是否存在的依據。通過統計各子羣的點出度和點入度情況，具體分析Y村“討論網”的網絡構型（詳見表3）。

通過以上對Y村“討論網”中各子羣間的關係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兩點結論。**第一，圈內人的信任特徵顯著。**表2清晰顯示出，**像矩陣中1的分佈基本形成斜對角線的數據組合形態，這表明村民圈子內部的互動和信任程度較高，討論活動基本集中於各自的圈內進行。**這充分顯示了中國人的圈子特徵，符合中國社會的特質。**第二，網絡結構呈現“中心化趨勢”，精英子羣處於網絡中心位置。**通過表3可知，在點入度上，1號、2號和3號子羣點出度都為0，説明他們沒有與圈外成員討論過重要事情，而6號子羣的點出度值為6，這表明該子羣成員傾向於與別的子羣討論。在點出度方面，精英“扎堆”的1號子羣點入度為5，這説明Y村的絕大多數子羣（除2號和3號之外），對於重要事件都會主動與1號子羣成員商議。這説明，Y村的社會網絡呈現“中心化趨勢”，精英子羣處在網絡結構的中心性位置，他們在村落中掌握着權力，具有影響力。

使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再來分析X村“討論網”的結構。通過計算X村“討論網”的密度矩陣表可知，X村第一子羣的密度為0.75，第二子羣的密度為0.7；而在二方組中，第1二方組和第2二方組的密度都為0.5，説明它們只存在單向的關係形式，而第3二方組和第4二方組的密度都為1，説明它們是互惠關係。同樣，由之前的分析可知，X村“討論網”的平均密度是0.1643，根據α標準（密度）賦值得到X村“討論網”的像矩陣。再以X村網絡的像矩陣為基礎，將各子羣視為點，以0和1賦值為判定連帶關係是否存在的依據，得到X村各子羣的點出度和點入度（詳見表4）。

通過表4我們可以發現，與Y村“精英扎堆”現象形成鮮明對比，X村“討論網”中精英分佈呈現兩個特點：一是精英分佈較為分散，以兩對二方組的形式出現，即第1二方組（分組號3）和第4二方組（分組號8）；二是精英子羣（二方組）處在網絡邊緣的位置，第1和第4二方組的點入度都為2，這説明他們在社會網絡中與其他子羣（分組）的聯繫並不密切，僅有1/4的子羣（分組）成員與他們討論重要事情。這就説明，X村社會網絡結構中心化趨勢較低，精英子羣在網絡結構中的位置相對比較邊緣，影響力也較弱。

（三）圈子“橋”指標

本研究的圈子“橋”指標主要關注社羣中精英子羣的“跨圈能力”，具體採用“網絡密度”指標和“圈子聯繫”指標來測量。

1.網絡密度指標分析

本研究中網絡密度具體計算步驟如下：首先，計算出村落精英個體與每個非歸屬子羣成員的實際聯結數；其次，分別求出每個精英個體與非歸屬子羣成員間的最大聯結數，兩者比值即兩個子羣的網絡關係密度；最後，綜合村落精英子羣與其他子羣的網絡密度，得到總的關係密度。通過表5可知，Y村精英子羣與第8子羣的聯繫最為緊密，其關係密度值為0.58；數值最小的是第3子羣，僅為0.19。就整體而言，Y村精英子羣與其他子羣的整體關係密度值較高，為0.38。

在X村的網絡中，精英集中表現為兩個二方組。從表6可以看到，第1二方組與各組別的關係密度（D1）值為0.23；第4二方組關係密度值（D2）為0.15。通過兩個關係組的總關係密度的均值可知，X村“討論網”中的“精英圈”與各組別的總體關係密度值是0.19，這遠低於Y村的0.38，説明與Y村相比，X村的精英在村落社羣網絡中處於相對邊緣的位置，在網絡中權力小，影響力差，社羣社會資本相對較低。

2.“圈子聯繫”指標分析

“圈子聯繫”指標是指村落精英子羣中的精英個體與其他子羣（分組）全聯繫的比例。這是一個更為嚴格的指標，它能夠從關聯深度來探討村精英的“跨圈”能力。計算方法為：如果精英個體與所有其他子羣（分組）都存在聯繫，那麼記為1，否則記為0；根據此結果，計算出精英子羣與其他子羣（分組）的聯繫比例。

從表7可知，**Y村和X村精英子羣與其他子羣的關聯深度存在顯著差異。**在Y村的網絡當中，精英子羣有兩個精英個體與其他子羣發生全聯繫，該子羣的“圈子聯繫”指標為50%；而與之相比，X村的兩個精英二方組與其他子羣關聯比例都為0，即在該村的兩個精英關係組中，沒有一個精英個體能夠跨越所有小圈子。由此可見，Y村的精英更能夠跨越村落社羣中的小圈子，從而提高村落的凝聚力，增強村落的資源動員和共同行動。

▍結論與討論

（一）簡要總結

從社會層面來看，**中國社會講究“倫理本位”，其結構呈現“差序格局”特徵，這構成了社會資本本土化研究的社會基礎；從社羣層面來看，中國社會特有的“圈子現象”構成了社會資本本土化研究的組織基礎。**本研究採用社會網絡分析技術，從信任、結構和資源三個角度，構建了四種社羣社會資本的理想類型，提出社羣社會資本的測量指標，構建了本土化社羣社會資本的測量方法。基於Y村和X村兩個汶川災後重建村的比較，本研究發現，Y村社羣精英能夠形成較為穩定的圈子，圈子在社會網絡中處於中心性位置，且社羣精英能夠跨越村落內部各個小圈子，從而增強村落信任，提高村落凝聚力，整合村落資源，能夠體現中國社會文化背景之下社羣社會資本的意涵。

1. 信任維度。

信任是社會資本的重要維度，體現了羣體成員之間的信任關係，結構上表現為相對分離且邊界明確的封閉網絡形式。本研究中Y村精英的信任是以統一的凝聚子羣方式表現出來的。村落精英集中在一個子羣中，包括三名村委會成員和一名社會精英，網絡規模大，網絡結構穩定。作為參照的X村則與之不同，它的精英集中在兩個二方組中，其網絡規模和穩定性都遜於Y村。

2. 結構維度。

網絡結構作為社會資本意涵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社羣社會資本的重要內容。在本研究中，Y村的精英子羣的網絡優勢明顯，與各子羣的關係呈現出“中心化趨勢”的形態，表現為內向中心性的關係模式，即精英子羣處在各子羣討論活動的中心以及網絡中的核心位置。反觀X村，兩個有精英的關係組別在網絡中的位置並不突出，處在相對邊緣的位置。

3. 資源維度。

**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使得社羣成員內部圈子隔離，信任程度低，合作行為少。這就需要某種力量對網絡資源進行整合與動員。**在本研究中，相較於X村，Y村的精英具有更強的“跨圈”能力，具體反映在兩個方面：（1）Y村的精英個體與其他子羣聯繫廣泛且緊密；（2）Y村的精英子羣與其他子羣具有更優的關聯深度。

（二）研究貢獻與侷限

本研究的貢獻不僅在於對社會資本測量技術的推進，更為重要的是實現了從“差序格局”到能人現象之間的邏輯轉換，發展和深化了“差序格局”的內涵。許多數學者在研究“差序格局”時，強調“差序格局”是一種平面的、以自我為中心的關係網絡，其核心是以“自我”或“己”為中心，社會關係平面一圈一圈地往外“推”。**本研究則是在“差序格局”一體多維動態結構的基礎上，提出其核心是“能人”，社會關係是圍繞某個“能人”一層一層立體“建構”起來的。“圈子”的大小（邊界）取決於“能人”的勢力和影響力。**在整個社羣中，由於不同“能人”的存在，就會出現一個或多個以“能人”為中心的“圈子”。圈子內部之間人情、面子等資源的交換以及不同圈子之間的強弱對峙與整合形塑了整個社羣結構。在這個意義上，“差序格局”不僅能用於理解產生於農業的生產方式和鄉土社會，也能用於解釋現代社會。**只要中國社會尊卑有序的價值觀和社會現實不變, “差序格局”和差序人格就會繼續存在。差序格局與團體格局之間存在的是社會結構原則的差異, 是基本價值觀的差異。**如果能夠充分理解和發掘其豐富內涵, 差序格局完全有可能成為一種具有普世意義的理論概念。

必須承認的是，本研究依然存在一些侷限。

1.從研究方法來看，本研究提出的社羣社會資本的四個“理想類型”，在案例分析中只選擇了兩個案例進行分析，而且與“理想類型”也沒有完全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影響到論證的完備性。本研究的重點是提出構建本土化社會資本測量的主要指標，指標的信效度問題也還有待更多研究來完善和驗證。

2.本研究所提出的測量指標，適用於社會網絡規模較小、網絡同質性較強且以自組織為特徵的社羣或組織。對於社羣成員規模大且異質性高的城市社區或者其他社會組織，則需要應用複雜網絡的理論和分析技術，這屬於“網絡的新科學”研究範疇。

3.在社會網絡分析方法上，除了本研究所使用的塊模型方法，還有一些不同方法可以嘗試。

綜上，本研究只是結合中國社會情境的一次經驗探索，希望能夠成為社會資本研究的一種本土化視角，為今後的研究積累實證經驗，以推動未來更加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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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社會學研究》，原標題為《差序格局、圈子現象與社羣社會資本》，註釋從略。**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本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