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拐點來了_風聞

新形勢下，農民工何去何從

不久前，國務院印發了《“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規劃》中提出了到2025年穩定就業水平、促進未來就業規模穩步增長的新目標。

而其中，更為引人注目的，是《規劃》關於推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方面所制定的方針。《規劃》指出，一方面要穩定和擴大農村勞動力外出就業規模，有序組織輸出地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並促進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同時在另一方面放開城市落户限制，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

農民工問題始終是政府工作的重點。早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期間，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解放農村富餘生產力就一直是政府在解決農民工就業問題上的中心方向。如今，面對新的時代形勢，在“十四五”期間裏，政府除了繼續堅持合理配置農村勞動力資源的指導方針外，即將面對一個新的挑戰，即是促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的實現。

“十四五”就業規劃在新形勢下提出的新方針並不是空穴來風，反而可以認為是對當下農民工現狀的準確把握。

一方面，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2020年全國農民工規模首次出現負增長，總量下降至2億8560萬人，比上年減少517萬人；另一方面，在農民工整體內部，本地農民工與外出農民工兩種農民工羣體之間的對比也格外引人注目。

從2016年到2020年農民工總量減少前，選擇在本地就業的農民工羣體規模增速，始終高於外出農民工羣體的增速；同時在外出農民工當中，選擇省內流動的農民工比重在逐年增加，從2016年的54.7%上升至2020年的58.4%，而跨省流動的農民工比重則從2016年的45.3%，下降到了2020年的41.6%。

中國的農民工逐漸放慢了流動的步伐。

儘管在202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首次出現了減少，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因於疫情的負面影響，但這並不意味着農民工的時代就此劃上了句號。在仍然活躍在勞動力市場中的2億8千萬農民工當中，不僅包含着80年代初就走向社會的第一代農民工，同時還有不斷為中國農民工羣體注入新鮮血液的新生代農民工。如何把握新發展時期下中國農民工羣體的轉型與變化，自然也成為了國家對策的重點。

《規劃》對於當前中國農民工現狀的認識是精確而又具有前沿性的。但在農民工的現實實踐中，也依然面臨着或多或少的困難，其中不得不關注的一方面，就是農民工家在何處的“歸屬”問題。

摸着石頭過河

對於最初嘗試着選擇走出鄉村第一代農民工來説，用趕上了時代的風頭來概括他們的經歷沒有什麼不妥。但相對於用“抓住了風向”來理解第一代農民工，不如説他們始終是按自己的方式實現自己理想的生活。

改革開放以後，隨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施行，土地產權制度和生產方式的變革，極大解放了農村地區的生產力。在一邊，過去集體化時期的“集體所有、集體耕種”向“集體所有、農户耕種”的農地制度變革，對於釋放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效果有目共睹；而和農村勞動力獲得流動性相對應的，同樣一個不可忽視的層面，就是土地制度改革中，關於非農用地規則的調整。

1978年後，針對農村非農用地經營和流轉的“三允許”政策，在加速了農村土地流轉的同時，也帶動起了農村發展的新進程——鄉村工業化。

鄉鎮企業的興起，正好適應了剛剛從土地中獲得自由流動可能的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在1978年到1996年這18年的鄉鎮企業發展的“黃金時期”裏，中國鄉鎮工業的增加值從佔GDP總數的6%上升到了26%，鄉鎮企業僱員人數也從最初1978年的2827萬人，上升到了1996年的1.35億人。

一方面，發展於本土本鄉的鄉鎮企業適應了此時剛剛獲得流動性的農村勞動力的需求。對於初入社會，缺少市場信息的第一代農民工而言，對於空間流動較少要求的就近就業、在地就業更加符合他們的預期；

但另一方面，鄉村工業化和鄉鎮企業的發展對於農村勞動力的吸收依然有限。鄉村工業化進程開啓的10年之後，中國農村從事農林牧漁業的總人數依然從1980年的2.98億上升到了到1990年的3.24億，農業過密化問題沒有得到緩解，處於隱性失業狀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也佔到了總體的三分之一。

在改革初期，本地鄉鎮企業給出的就地轉移方案，並沒有真正解決日益增長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本土型鄉村工業經濟在精神和形式上更加符合第一次外出務工的農民工的期望，但受限於經濟規模，在務工的經濟效益上仍然存在提升的空間。

也正是在鄉鎮企業的發展陷入瓶頸期時，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中國沿海省份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拉開了序幕。儘管農民工羣體在心理層面上更加傾向於外出務工於空間上更靠近家鄉的縣鎮地區，但沿海地區逐漸形成的出口導向型經濟，和由此帶來的勞動密集型產業，更能夠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

在經濟理性的考量下，第一代農民工羣體開始了大規模的跨省份和跨地區流動，大量農業勞動力開始流向沿海地區務工。安土重遷的農民工們，現在也大膽地邁出了向城市遷徙的第一步。

年輕人的糾結

在第一代農民工羣體帶着堅定的目標，熱火朝天地向城市進軍時，那些一同進城的新生代農民工們，卻在現實和理想之間反覆橫跳。

2010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約為24223萬人，較2009年增長5.5%。進入2011年後，全國農民工總量仍保持上升趨勢，到2013年為止，全國農民工增速始終保持在2%的水平以上，直到近幾年為止，農民工總量的增速才呈現出逐步放緩的態勢。

在城市地區較高勞動報酬的吸引下，曾經選擇就地務工的大量第一代農民工開始向城市地區遷移。但也正如他們最初對於在城市打工期望的一樣，進入城市只是為了獲得更高的收入，自己作為只是一個“過客”而來到城市。儘管自己作為農民工在城市中受到了諸多的不公平對待，但在攢錢的念頭下，這些與城市生活發生的摩擦和矛盾也在有意和無意之中被忽略掉了。

第一代的農民工羣體在逐利的價值取向下，面對身份地位和權益上的不公待遇，選擇了承受和忍耐，只是他們沒有意識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也同樣被一同來到城市的年青一代看在眼裏。但相對於老一代農民工的選擇，新生代農民工們反而有着自己的糾結。

對於新生代農民工羣體，無論是外出務工本身，還是在討論自身身份歸屬，以及前途選擇的認識和考量上，新一代的年青農民工都顯得更加的分化。一方面，在有第一代父輩外出務工經歷的示範效應下，來自第一代農民工的代際傳承，使得年輕一代農民工羣體更早加入外出務工的隊伍中；但另一方面，較早地接觸和內化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又時常使得新一代農民工羣體在現實和理想之間糾結和反思。

譬如，在針對新生代農民工青年的訪談中，經歷過“外出打工、嚮往城市”，最後“反思打工”的年輕一代農民工們，講出了自己的心路歷程。在決定外出務工時，部分年輕農民工認為：

“打工已經成為一種職業了，……家裏面像我們這樣的都出去了，……我哥哥和嫂子也在外打工， 我們組裏的年輕人都是一個帶一個，一個看一個的樣子外出打工的。”

“……沒有出去的時候， 想着城市裏燈光閃爍的，不像家裏晚上一片漆黑，想出去玩還得打電筒，除了看電視再沒有別的事情做。”

但在實際經歷過打工的生活後，年輕一代農民工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

“……進了一個小工藝廠，生活很差， 上班時間很長， 早上 7 點半上班，晚上最早也是 10 點下班， 通常要到 11 點或者 12 點，加班費一個小時只有 2 塊錢。那時候才明白打工根本過不上城市的生活，才知道家裏好。這就是打工的日子。……”

如果説第一代農民工對於外出打工的目的就是為了“掙錢”的話，新生代農民工的外出打工的理由就沒有他們父輩那樣的充分。作為第二代農民工，他們受到老一代的影響認同外出打工的意義；但實際打工生活的經歷，又使他們感受到了來自城市文化的排斥。

“如果自己不是為了生計，那又為什麼要和老一代人一樣要出來打工呢？”

進也不是，退也不是，年輕一代農民工們頭腦裏此時浮現出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根，要紮在哪裏？

相比於新生代農民工的困惑，老一代農民工可能不會有這樣多的心事，在動機充分、目標明確的情況下，“搞錢”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第一代農民工進城務工的第一要事。

但無論是老一代人還是新一代人，都不可避免地遭遇到了外出打工過程中，由於市民化問題帶來的困境。同樣是市民化問題，兩代農民工分別做出了不同的選擇：前者在現實的落差中糾結，後者則用另一個問題替換了眼前的問題。

實質上，之所以兩代人都會在同一個問題上遇到困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勞動遷徙的過程中，兩代人分別對遷入遷出地歸屬感的認知差異所導致的。而這種兩代人在對地理空間歸屬感上的分歧，不僅是理解當代農民工轉型的新思路，更是把握當下國家着手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有力抓手。

在經濟學領域，當涉及到由於勞動力商品化，以及空間流動對結構帶來的變化與影響時，常常使用“嵌入”和“脱嵌”兩個概念進行討論。“嵌入”意味着個人成功地和一個結構融為了一體，而脱嵌則正好相反，意味着個人從一個結構中脱離出來，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個體。

在農村領域的經濟體制改革，以及作為剩餘勞動力得以流動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農民工們，正是在經歷着嵌入和脱嵌的過程。一方面，作為第一代農民工，從在地務工到跨省打工，第一代農民工與鄉村的關聯逐漸脱離。攜家帶口舉家進城的打工方式，使得第一代農民工逐漸從鄉村的空間中“脱嵌”；第二代農民工受父輩影響，更是遠離農業生產，其從鄉村文化中“脱嵌”而出的程度更是超過第一代農民工的情況。

另一方面，兩代農民工在城市空間中的務工行為，則進一步強化了農民工羣體向城市空間的“嵌入”狀態。從適應城市生活方式，到在作為遷入地和工作空間的城市地區內形成新的社會網絡和人際關係，這些行動在推動前來務工的農民工羣體的市民化進程的同時，也加強了農民工羣體進一步“嵌入”進城市的結構體系當中。

從這一層面出發考量，第一代農民工與第二代農民工相對比，十分顯著的區別即是兩者分別於農村空間和城市空間的“脱嵌”和“嵌入”的程度。在提高收入的動機下，第一代農民工本着實現積累資本的目的進行外出務工行為，因而其本身與鄉村文化的分離並不顯著；同時出於經濟理性原因，在融入城市的主觀願望上也並非十分強烈，既而呈現出了十分典型的“候鳥型農民工”的特徵。

與第一代農民工不同，一方面第二代農民工更多受城市文化影響，與鄉村文化間存在較大距離，較大程度的與農村空間相“脱嵌”；另一方面，由於客觀環境等因素的制約，使得第二代農民工的市民化進程並不順利，與城市空間的“嵌入”程度也十分有限。兩邊都無依靠的年輕一代農民工，就是“無根型農民工”的具體表現。

現在，社會和輿論多關注於農民工總量的降低，以及由此帶來的“用工荒”問題，並傾向於通過改善待遇的方式吸引更多農民工留在城市，以解決當前農業勞動力供給不足的情況。這種通過提高待遇水平招募農民工的對策，在短時間內能夠產生刺激作用，但從長遠來看，隨着農民工年齡結構的老齡化，第一代農民工終究要退出勞動力市場的舞台。屆時，面對着“進退維谷”的新生代農民工羣體，只靠物質條件的改善，可能就並不會奏效了。

想要後繼有人，不妨更多地抓住年輕人的心。讓嚮往城市的新生代農民工，真正地有一個可以依附的家鄉。

上下滑動查看參考資料：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_國家統計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4/t20210430_1816933.html (2021.9.4)

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_國家統計局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4/t20160428_1349713.html (2021.9.1)

重磅！國務院印發《“十四五”就業促進規劃》|高校畢業生|人力資源|農民工_網易訂閲 https://www.163.com/dy/article/GIEBCDS20519C6T9.html (202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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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用圖：圖蟲創意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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