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給時間證明！下一次9/11恐襲，也許由美國人自己發動_風聞

文：飛鳥鳴

9月12日，美國仍沉浸在悼念9/11二十週年的肅穆氛圍，匹茲堡警局在這天上午接到一通電話，電話裏的匿名男子警告他將在鹽水街的聖約翰拜占庭天主教堂發動自殺式襲擊，並稱自己攜帶了多個武器。十萬火急中，警隊迅速啓動反恐預案趕到現場，疏散了正在禱告的30名信徒，並將周圍地區進行封鎖，萬幸地是，警隊並沒有在現場發現可疑人物和物體，虛驚一場。

警隊的敏捷反應受到當地民眾的廣泛好評，其實，他們早就預料到類似的襲擊並提前做好了準備。今年8月13日，美國國土安全部發布最新的《國家恐怖威脅評估報告》，警告全美當前日益加劇的恐怖威脅。報告稱，在 2021 年剩餘的時間裏特別是在9/11二十週年之際，因種族或族裔而激發的暴力極端主義者，及反政府、反建制的暴力極端主義者將是美國國家安全的首要威脅。這些極端主義者可能會尋求利用新冠病毒變種的出現，以可能施行的強制規定或疫苗接種為反對的理由發動攻擊。

報告指出，隨着機構組織的重新開門，包括學校，以及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會到來的幾個具有宗教意義的節日，都可能為暴力活動提供更多的目標。由意識形態激發的暴力極端分子（堅信大選舞弊以及川普復職的陰謀論），正在獲取關於簡易爆炸裝置和小型武器的使用信息。他們號召暴力攻擊被選舉的官員、政治代表、政府設施、執法機構、宗教社區或商業場所，以及反對其意識形態的個人。

反恐戰爭二十年，美國並沒有變安全，反恐前線反而從國外轉到了國內，這的確令人唏噓不已。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關於國內極右翼恐怖襲擊的報道時常見諸報端。2015年南卡羅萊納州查爾斯頓黑人教堂槍擊案導致了9人死亡，白人兇手在作案時大叫“你們都得消失”；2016年堪薩斯州一個號稱“十字軍”的民兵組織密謀用炸藥毀滅附近的索馬里裔社區。然而他們的陰謀並未得逞，在法庭辯護時，其中一位成員直言不諱地説：“如果你開始對蟑螂下手，請確保在射殺它們之前將它們浸入豬血中。”；2018年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猶太教堂的屠殺案，白人男子在高喊“猶太人都得死”後開槍殺害11人。

類似這樣的極右翼恐怖襲擊還有很多，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大部分襲擊因為規模較小而未受到當局和媒體的關注，發動襲擊的人通常認為自己是“愛國者”，他們是在打擊恐怖主義，而不是實施恐怖主義。

白人極右翼恐怖主義由來已久

今天被認為是右翼的激進思想——白人至上主義、暴力的反政府自由主義、基督教極端主義，並非新事物，從美國建國初始他們就如影隨形地存在着。根據維基百科的統計，美國歷史上成規模體系的恐怖極端組織有15個，其中中國讀者比較熟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3K黨，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大部分時間裏，極右翼大多處於地下，淪為美國社會的邊緣，當然它從未消失。

越戰結束後，一批規模不大但不甘寂寞的越戰退伍老兵出於對當時政府背叛自己的不滿，打算建立一個白人分裂主義分子的新國家，他們為此設立新兵訓練營來打造自己的準軍事部隊。1980 年代和 1990 年代，隨着攻擊性武器和戰術裝備在美國的普及，這些民兵組織建立了驚人的武器庫，並在對抗當局時變得更加大膽。

在1990 年代初期，沉寂許久的極右翼勢力展開攻勢，反政府民兵和宗教極端分子與政府展開了一系列對抗——這一階段的標誌性事件是 1995 年白人至上主義者、反政府極端主義者在俄克拉荷馬城聯邦大樓製造的恐怖爆炸事件，那次襲擊造成 168 人喪生。

1995年4月19日，俄克拉荷馬城發生爆炸後，救援人員站在聯邦大樓前。

然而，當人們展開雙臂準備迎接新千年的曙光，這些威脅似乎都被拋諸腦後。在俄克拉荷馬城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的幾年裏，令人擔憂的右翼暴力浪潮並未出現。美國大學極化和極端主義研究與創新實驗室的主任辛西婭·米勒-伊德里斯（Cynthia Miller-Idriss）説：“事實上，那次事件似乎進一步邊緣化了極右翼勢力，打擊極右翼恐怖主義成為國家政治中最緊迫的問題，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這樣”。

美國極右翼勢力迫於形勢再次轉入地下，非法民兵的成員減少。民兵組織領導人痛斥俄克拉荷馬的襲擊者，因為這次事件將他們暴露在執法部門的槍口下。隨着威脅的減弱，極右翼逐漸從公眾意識中消失。在 1990 年代後期經濟蓬勃發展、技術進步以及相對和平與繁榮的背景下，恐怖主義逐漸被美國公眾遺忘。

9/11後再掀波瀾

這一切都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發生了變化。當整個國家陷入恐怖襲擊的恐懼中不知所措時，極右翼團體看到了機會並抓住了它。辛西婭説：“他們迅速調整戰略，因時制宜地利用恐懼排外心理，擴大自己的影響力。憑藉豐富的資源，他們建立起一個反伊斯蘭的生態系統，利用各種渠道捕風捉影，不放過任何一個製造恐慌的機會，達到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 

當然，煽風點火的不只是極右翼團體，反穆斯林情緒高漲的推手還包括美國政府，9/11後，美國數十個州通過了反穆斯林立法，旨在禁止穆斯林迫使當地居民遵守伊斯蘭教法，而這根本就是子虛烏有的理由。布什總統向“神出鬼沒的敵人”發動“Crusade”（十字軍討伐），並稱這個敵人可能就是“你的鄰居”。此外，美國領導的反恐戰爭也分散了對國內極右翼團體的關注，所有相關的情報、安全和執法部門都將焦點放在應對伊斯蘭聖戰分子的威脅上，無暇顧及右翼極端主義，為其恣意蔓延提供了空間。

辛西婭説：“在極右翼活動激增的情況下，美國政府和國際組織仍然心無旁騖地專注於消滅聖戰恐怖主義，為此建立新機構並投入數十億美元。而右翼極端主義幾乎被忽視，或被視為個別偶發性的事件，而不是系統性、持續性威脅”。

在向國會提供的證詞中，時任 FBI 反恐部門助理主任的邁克爾·麥加里蒂 (Michael McGarrity) 表示，該局只有 20% 的反恐特工負責國內恐怖主義，其餘的則專門應對國際恐怖主義，資源分配不當產生了惡果：9/11後，與國際恐怖分子相比，國內恐怖分子發動了更多襲擊，殺死了更多的美國人。

根據位於華盛頓的新美國智庫2020年的一份報告，自9/11以來，極右翼恐怖分子奪去了114個美國人的生命，而聖戰恐怖分子造成的死亡人數略低為107人。與國際恐怖分子的大規模襲擊相比，國內恐怖分子發動的襲擊通常較為“低調”，大多數只造成1人死亡，也因此很少被媒體和政府相關部門關注。

哈佛大學比較政治學講師皮帕·諾里斯（Pippa Norris）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正是另一種形式的極端主義（伊斯蘭聖戰主義）以及華盛頓對它的反應，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國內極右翼的復興。在 9/11 襲擊之後，聖戰恐怖主義帶來的恐懼心理重塑了美國政治，為右翼極端主義創造了肥沃的土壤。9/11恐襲為兜售仇外心理、白人至上主義和基督教民族主義的極右翼團體提供了極佳的宣傳工具：黑皮膚的穆斯林外國人一心要殺害美國人。基地組織恐怖分子成全了美國極右翼一直以來鼓吹的狂熱夢想，幾乎在一夜之間，美國社會上下充滿了恐懼氛圍，而這是極右翼幾十年來一直夢寐以求的”。

2008年奧巴馬作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上台後，仇恨團體在全美如雨後春筍，數量達到破紀錄的水平。根據南方貧困法律中心的報告，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仇恨團體數量增長了755%，背後的原因涉及金融危機、對政府心懷不滿的退伍軍人以及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種族敵意。

隨着貧富差距加劇和國內政治的兩極分化，極端右翼思想也開始登堂入室，成為美國政治的一支生力軍，2016年川普的成功當選既助長了這一趨勢，也是其結果。辛西婭表示，川普的總統競選活動和他在白宮的任期充斥了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的言論，極右翼認為這是對他們觀點的合法化肯定。當川普發起“停止偷竊”運動試圖推翻 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合法結果時，極端主義思想已佔據美國政治的中心舞台。對極右翼暴力活動的縱容和右翼極端主義思想的正常化共同導致了 1 月 6 日美國國會大廈的暴亂，若不採取有效應對措施，國會暴亂可能會成為打開美國國內恐怖主義魔盒的標誌性事件。

2021年1月，支持川普的抗議者在華盛頓特區。

在過去的二十年，情況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特別是在川普任期內，極右翼暴力事件頻繁發生，驅動它的極端主義思想也被正常化。2019 年，美國國內暴力極端分子發動的襲擊造成 48 人死亡，其中 39 人死在白人至上主義者手上，成為該國自 1995 年以來白人恐怖襲擊導致傷亡最多的一年。2020 年，美國國內恐怖陰謀和襲擊數量再次創下歷史新高，其中三分之二是白人至上主義者和其他極右翼極端分子造成的，當局逮捕的白人至上主義者人數幾乎是2017 年的三倍。去年，反誹謗聯盟收到的有關白人至上主義的舉報——以傳單、海報、橫幅和貼紙的形式在公園或大學校園等地點張貼——創下歷史新高，超過 5000次，幾乎是前一年舉報數量的兩倍。拜登的當選和川普對選舉結果的攻擊進一步激怒了極右翼分子，截止今年 3 月，聯邦調查局接手的國內暴力極端主義案件的調查就已達到2000 多項，大約是 2017 年同期的兩倍。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科爾伯特·金（Colbert I. King）説：“近年來，美國的右翼激進分子已經明確表明，他們願意並且能夠採取恐怖主義的策略，他們變得更暴力，某種程度上説，他們已淪為自己鄙視的聖戰者的鏡像。更為糟糕的是，在川普及其支持者，乃至大部分共和黨人的眼裏，破壞國會大廈的國內恐怖分子被美化為挺身而出的愛國者”。

伊拉克和阿富汗退伍老兵或成最大隱患

美國在中東和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也推動了現役部隊和退伍軍人中的反穆斯林情緒。在為退伍軍人服務的網站上，各種仇視伊斯蘭的商品一直很熱銷，這些退伍老兵把在前線培養的反伊斯蘭情緒帶入國內的日常生活，他們會在汽車保險槓上貼紙或穿上特製的 T 恤自豪地標榜自己是“伊斯蘭異教徒”，並用阿拉伯文字寫道“後退 100 米，否則你會被槍殺”。

在此背景下，美國極右翼極端主義運動中非法民兵的數量迅速增長——其中包括從現役部隊和退伍軍人羣體招募的非法民兵。辛西婭説：“就像1970年代發起白人分裂主義運動的越戰老兵一樣，這些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老兵帶着憤怒和背叛感回家，他們還要與創傷後壓力綜合症作鬥爭，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很多退伍老兵選擇加入極端主義組織”。

辛西婭還分析，作為一種作戰策略，這些老兵當年在戰場上都會接受將軍事目標甚至無辜平民不當人看的訓練，在重新迴歸和平生活後，他們仍很難擺脱自己作為“戰爭機器”的角色。極右翼極端主義團體在招募成員時使用的宣傳口號——呼籲兄弟情誼、英雄主義、捍衞自己的人民，以及有機會成為偉大事業的一部分——和當初吸引老兵去參軍時的美軍徵兵廣告幾乎如出一轍。

顯然，這種招募策略產生了效果，在因為國會暴亂被起訴的176人中就有22人具有軍隊服役的背景。

不能用對付國際恐怖主義的方法應對國內極右翼恐怖主義

從去年開始，美國政府開始注意到國內恐怖主義的威脅並採取了應對措施。2020 年 10 月，國土安全部的年度威脅評估最終宣佈國內暴力極端主義是該國面臨的最緊迫和最致命的威脅。幾個月後，1 月 6 日美國國會大廈暴亂讓威脅進一步升級。今年 6 月，拜登政府發佈了該國首個打擊國內恐怖主義的國家戰略，強調通過加強媒體素養技能和建立對在線虛假信息的抵禦能力來遏制極端化運動，並強調需要解決助長國內極端主義的潛在條件，比如種族主義和槍支管制不足。

巴納德學院 (Barnard College) 政治學教授和哥倫比亞大學哈里曼研究所 (Harriman Institute) 的主任亞歷山大·庫利 (Alexander Cooley）説：“這是一個值得歡迎的變化。但是，隨着美國從前一個恐怖主義的時代轉向，用原有的手段方式打擊國內恐怖主義勢必遇到重大挑戰。這裏存在結構性的矛盾：旨在打擊聖戰恐怖主義的戰略——監視和偵查等級分明的領導團隊和小組的活動——並不適合拿來對付極右翼極端組織。極右翼主義並沒有正式的組織來招募組織成員和推動極端化運動，他們更多地是在推廣一個宣傳極端思想和虛假信息的在線生態系統。”2002 年至 2019 年期間，在北美、西歐、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導致至少 1 人死亡的極右翼恐怖襲擊中，只有 13% 可歸因於特定組織。庫利認為，今天的極右翼極端組織不太可能去找一個隱秘角落舉辦入會儀式或設立窩點發動攻擊，他們現在更多的是採取自我培訓和單獨行動，同時向全球觀眾直播。

喬治城大學外交學院教授丹尼爾·耐克森（Daniel H. Nexon）説：“打擊這些威脅並不太需要全球反聖戰恐怖戰爭中的標誌性策略——偵查和監視，而是需要增強社會對極端宣傳和虛假信息的抵禦能力。有些國家採取了全面的方法，涉及健保和人性化服務、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的各方面。”然而，美國的資源仍然集中在安全和執法機構，當然，拜登的新國家戰略標誌着一種轉變，設法通過跨機構協調合作來減少兩極分化、限制槍支和打擊種族主義，但是在美國波譎雲詭的政治氣氛下，美國能否免於下一次恐怖襲擊，這個問題只有時間才能回答。

紐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