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美式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面臨哪三大困境？_風聞

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是隨着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出現的。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擴張暴露出許多根本性社會矛盾和問題而引發一系列嚴重影響、破壞人類文明發展和進步時，有人就設想能否用一種新的、更加合理的、能夠克服資本主義弊病的社會制度來取代它—— 這種理想中新的社會制度人們稱之為“社會主義”。

由於人與人所處的階級地位不同，階級立場與各自追求的利益也不盡相同，所以人人設想的新的社會制度也千差萬別，這就難免出現了各色各樣的所謂“社會主義”。從17世紀以來有關於“社會主義”的各種定義據説已有300多種……直到19世紀中葉，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代表的無產階級思想家、革命先驅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學説之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再談論社會主義時，就已經是特指“科學社會主義”了。

科學社會主義是對資本主義實踐及其信仰的批判和超越，是社會主義的實踐經驗總結出的新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一套基本指導原則。是否堅持和遵循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成為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在真正向往和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基本標準。

因此，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面臨的現實困境，仍可以説是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正需要努力克服的發展問題，也可以理解為最根本性的挑戰或機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現實最大的發展困境概括起來有三個：

一、“福利國家”難以為繼，福利社會舉步維艱

福利國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為解決工業社會內生性經濟社會矛盾所採取的的一系列社會政策治理的組合，包括國家法定的各種社會保障和社會救濟制度的建立和推廣。最重要的就是包括主要解決社會最廣大的中、下層人羣實施的養老（退休）基本生活保障、醫療保障、貧困救濟等等；

現在看來非常麻煩的是，當初福利國家的一系列制度都是以人口或者説勞動人口的“人頭”數為基準建立起來的，系類似一種“人頭税”的籌資辦法，其背後的理論假設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勞動人口會隨着經濟社會的發展而增加，或者一段時間減少，一段時間增加，但肯定不至於會長年持續減少下去。如此一來，現在的勞動人口數量*單個勞動人口的額外的勞動貢獻，則足以保障現已喪失了勞動能力的老年人口的生活條件（儘管人類的預期壽命會有所增加，但一定是連續性增長，不會一下子增加很多，更不可能生命沒有侷限）。

但20世紀70、80年代後，西方主要市場經濟國家史無前例地、始料未及地、或早或晚地無不開始出現了社會人口老齡化，並且新增人口的受教育年限逐步延長後進入勞動年齡的時間也一再推遲，時至今日，國家人口老齡化早已經成為了整個西方世界一個難以逆轉的人口趨勢，日本、意大利、法國、俄羅斯……等不少發達國家尤其嚴重。

這究竟是未來人類世界將要面對的一個普遍規律，還是它本身只是屬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一個特有社會屬性，尚不可知。—— 目前為止，還沒有看到過這樣的質疑或相關研究。畢竟，韓國、中國等後興市場經濟國家現在也已出現了老齡化現象，也還難説是否也將會成為一種難以逆轉的人口趨勢。

人口老齡化，將對整個主權國家社會的組織結構、價值觀、經濟和文化、金融和軍事、外交和國防……等產生持久深層次而又難以覺察到的巨大社會衝擊、社會改造，甚至是顛覆整個世界的既有格局。最終究竟是福還是禍，地球太小，世界人口規模已經太大發展又太不平衡了，沒有人能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

這裏面暗含了一個科技生產力與社會生產關係間的邏輯悖論。即，日新月異的科技革命並沒能夠完全造福於整個人類或至少是整個西方社會，倘若每一次科技革命的成果都能充分地轉化為更高的社會生產力，那麼即使勞動人口持續減少也很有可能可以保障整個國家人口生活所需。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這一可能性大大降低了呢？

主流經濟學家的一個解釋是，隨着經濟全球化蔓延，市場無限擴大後，供給與需求二者之間脱節的風險越來越大，即經濟資源或者人造財富被浪費掉的風險越來越大，浪費太多，則供給消費的相對數量就不足了。

非主流經濟學家的解釋是，倘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直秉持以“利潤就是對資本的回報”，資本永遠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而不是將利潤視為平抑未來經濟風險的準備金，那麼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非但不能帶來它所承諾的人類的自由與平等，還必然孕育着巨大社會矛盾，乃至社會衝突激化惡化演變為暴力對抗風險的地步。

這正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至今難以破解的一大難題。如何從“福利國家”轉向一個理想中的“福利社會”，從職場再回歸到社區（現代社區而非傳統社區）—— 由各個社會微觀組織，而非政府切實承擔起抵禦未來經濟風險導致的社會生存壓力？

人類除了自然的屬性外，最本質在其社會性。—— “經濟人假設”從理論上已經終結了（參閲：《經濟人的末日》德魯克1939）。至今西方人仍在探討，“工業人的未來在哪裏”？

二、通貨膨脹及政府支出居高不下造成長年鉅額“財政-貿易雙赤字”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通貨膨脹可謂由來已久。

從19-20世紀的世界經濟史上看，通貨膨脹的程度在不同國家的不同時期有高有低（換言之，或可以時高時低），長時間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足以削減掉一個國家大量中產階層的財富積累，從而使其再次滑落到社會最下層，而社會基層也再次陷入生活貧困的境地。儘管高通脹也必然會損耗掉富豪階層的一部分財富，但畢竟不像一部分中產階層或社會基層那種更容易傷筋動骨，迴天乏力。

一樣麻煩的是出自政府財政的非生產性支出長年居高不下，導致債務赤字逐年累積，看不到盡頭。中央政府效能及其政府公信力，政府公務人員在民眾當中的存在感、職業價值或成就感越來越低。整個社會凝聚力不斷下降，理性主義的絕對自由主義氾濫，各種無政府主義甚囂塵上，國家政治領導力日虧日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主權國家的中央政府，除了徵税或舉債發動戰爭、大肆印製鈔票收割其他國家的財富以外，還能再有好的作為麼？面對各種國際恐怖主義威脅和大量國際難民或移民衝突，只是徹底反思已不足以解決問題了。

三、勞動人口週期性大量長期失業、半失業，經濟社會危機循環往復

就業不只是民生，還是社會穩定之本。也就是説，在現代社會就業不只是謀生手段，還是勞動人口獲得社會功能、社會身份的唯一途徑。除非完全喪失了勞動能力或者自願放棄了工作機會，那麼勞動不僅是現代人的一種社會義務，還是一種社會權利。

但是，從目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的法治和社會政策措施看，這一點還非常難以做到。由科技進步以及產業結構快速改變帶來大量結構性失業導致社會動盪、社會認同嚴重分化、撕裂，更是威脅到整個國家的穩定與安全。

20世界初爆發的兩次世界大戰，儘管其時間間隔很短，但後者與前者相比，戰爭的性質已經發生了巨大改變。如果説第一次世界大戰仍屬於前工業時代的戰爭較力，那麼第二次世界大戰則已經屬於典型工業時代的戰爭性質了。

（西班牙爆發內亂）

“二戰”勝負的雙方，根本上不在於武器裝備的優劣，在於軍事和政治。

“二戰”後形成的世界格局，若長期看一樣也不會是恆定的。“二戰”後新生的工業社會的內生性矛盾業已存在，如果長期不能得到進一步提升、解決，那麼工業時代的所謂民族國家，一樣會面臨着無法逃離的某種歷史“週期律”，就像幾千年封建時代大國文明的王朝代際更替一個樣。

現代國家勞動人口非自願性失業，根本上與農耕時代由於戰亂頻仍，導致大量農民家園破碎，勢必陷入流離失所一個樣。工業化大生產所必需的資本集聚與所需直接勞動鋭減之間的矛盾如何化解？社會主義教育未來的機遇有哪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週期性是一種必然嗎？人類社會究竟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去應對？或至少不讓它達到可任意肆虐的程度。

如果考慮到近些年美國出現了大量的所謂“零工經濟”，那麼美國的各種隱性失業與半失業，則遠遠超過了政府統計公報的水平。美國長期以自封為繁榮向上的“中產階級社會”為榮耀，但越來越多從所謂“中產”跌落到了社會下層的人，儘管他們也越來越不相信這一套，但長期的思維慣性和公共輿論氛圍主義卻又讓他們很自信：“美國人做不到的，其他國家也不可能做得到”。

三大難題，三大困境，就像壓在當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頭上的“三座大山”，都可以歸結為造成國家社會“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三大政治經濟學因素。

然而十分確定的是，我們再也不可能回到工業社會之前的那個時代了，人類還是在向前進。既無所謂樂觀，也無所謂悲觀。

1960前一代的經濟學家們除了一再重複“市場經濟”的老問題，恐怕已經沒有興致（來不及？）思考面向未來的更有意思的諸多新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