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人為什麼會被叫做“九頭鳥”？兩百多個將軍就是證明_風聞

　　今天我們聊聊湖北省，俗話説：天上九頭鳥，地上湖北佬。只要一拿起漢陽造，鬼子老蔣全打跑！

　　這個用來形容湖北人的短句，幾乎所有中國人都聽説過。在十幾億中國人中，似乎只有湖北人得到了如此統一的評價，在大多數語境下，以“九頭鳥”來比喻“湖北佬”，大抵是形容湖北人的精明。

　　精明可以表現在很多方面，會做生意叫精明，會處關係叫精明，會打仗，同樣也是精明——老祖宗早就悟出過**“兵者，詭道也”**的道理，無論是戰術級別還是戰役戰略級別，帶兵打仗，不詭詐一點，精明一點，哪裏能打得贏呢？

　　關於這一點，湖北出的將軍數量就可以作為一個佐證——在新中國1614名開國將領中，湖北籍將軍有235人，佔總數的16%，在全國各省中排名第二。（第一名是江西省327人）

　　湖北人的“精”，是地理和歷史共同塑造的結果。從地圖上看，湖北省北臨河南，南接湖南，西面是重慶和陝西，東鄰安徽和江西，基本上位於從北京到廣東的正中間，是正正好好的中部。

　　湖北湖泊眾多，因在洞庭湖以北而得名，同時又三面環山——西部是大巴山，東北部是大別山，東部為幕阜山丘陵，中南部的江漢平原形成了向湖南的開口形狀。長江橫穿全省，三峽中有兩峽在湖北境內，與漢江共同構成了兩大幹流，山地佔56％，丘陵崗地為24％，平原佔20％。

　　相比湖南，湖北的自然條件要更好一些，山地沒那麼多，平原更大，離中原更近，也就更容易發達起來。在湖北京山縣屈家嶺文化遺址中，就發掘出了公元前2500年至2200年前的彩陶繪等文物，武漢市有商代的盤龍城遺址，出土有青銅器和玉器，説明當時已經有了較為發達的文明。

　　商朝後期，原居北方的楚人逐漸南遷，最後成為春秋戰國時期的一方霸主。司馬遷在《史記·楚世家》中記載西周初期的楚人領袖熊繹：“當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羋氏，居丹陽。”在楚國歷史上，有兩個首都在湖北——鄢郢（宜城）和紀郢（荊州），湖北地區基本上可視為楚國的核心部分（也包括湖南的一部分）。

　　▲江陵長湖南岸出土的楚國文物

　　春秋晚期的楚王孫漁戟

　　楚國的上層受中原文化影響多，而底層則受“蠻夷”文化影響大，二者交織形成了既有現實主義色彩，又極具浪漫主義的楚文化，誕生過屈原這樣充滿幻想，個性十足的詩人和政治家。但當時的楚國並不受周天子的待見，在周康王時期的諸侯大會上，楚國的待遇等同於夷狄，被視為奴僕一般，所以後來乾脆“反”了，一句“不服周”一直用到今天。説不服那是真不服——西周的第四代天子周昭王領軍徵楚，結果被楚國在漢水打了埋伏，周昭王因此身亡（落水或被殺）——楚人，就是這麼猛。

　　▲秦亡之後的楚漢戰爭中

　　漢軍其實敗多勝少

　　如果不是因為項羽太於剛愎

　　後來就是楚朝而非漢朝了

　　後來的歷史反覆證明了楚人的能戰，不過大家可能有一個印象——**楚國的名將似乎很少，為什麼呢？因為楚國征戰，經常是楚王親自領軍的！**尚武至此，在春秋戰國時期並不多見。雖然楚國最後沒打得過秦國，但秦朝僅僅過了十五年，就又被楚人所滅——楚人既不服周，更不服秦；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就是以聚嘯綠林山（京山）的武裝為班底，打敗了王莽的大軍，從此漢語中就有了“綠林好漢”這個典故。

　　熟知三國故事的中國人，都知道古代的“荊州”大致也等同於湖北，這個名字是由於秦始皇要給父親（子楚）避諱，所以把楚改稱為荊，從此荊州也成為湖北的代稱，有時也合稱為“荊楚”。

　　“湖北”最早作為一個行政區出現還得追溯到宋朝，今天的湖北省在北宋分屬“荊湖北路”和“京西南路”（路相當於今天的省）。荊湖北路的轄區大致從洞庭湖以北至荊山，簡稱“湖北路”，從此就有了“湖北”這個名稱。明朝和清初，湖北和湖南同屬於“湖廣布政使司”，清康熙3年（1664），清政府將湖廣布政使司拆分為“湖北布政使司”和“湖南布政使司”，湖北湖南兩省從此定名定域（包括），一直沿用到今天。

　　由於湖北距離中原地區更近，自然條件又相對好，所以被“漢化”和“儒化”的也更早更深一些。從秦末到近現代，每當北方戰亂，大量人口南遷，湖北幾乎是必經之地，這些人口帶來了儒家文化和先進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在和平時期，長江和漢江水道提供了便利的水運交通，非常有利經商，這一切使湖北逐漸發達起來，同時也稀釋了一些“蠻夷”的稟性，儒、蠻、商、農交織，湖北人的“精”，大抵可以由此得到解釋。

　　“九頭鳥”成為湖北人的代稱，最早可能是來自於《山海經•大北荒經》——****“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大致可以推斷，九頭鳥就是古楚人崇拜的圖騰之一，反過來用於代指楚人也很合理，當然，“九”可能也並非實指，而是泛指個數多。

　　現代文學家林語堂在他的著作《吾國與吾民》中有過這麼一段話：“至漢口南北，所謂華中部分，居住有狂躁咒罵而好詐之湖北居民，中國向有‘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之俗諺**，蓋湖北人精明強悍，頗有胡椒之辣，猶不夠刺激，尚須爆之以油，然後煞癮之概。故譬之於神秘之九頭鳥。”**

　　據歷史學者考證，直接以“九頭鳥”來比喻湖北人，始於明朝。明神宗時期的內閣首輔張居正本身就是湖北人，他為了澄清吏治挑選了九個作風過硬操守優良的官員為監察御史（相當於今天的紀檢部門），派往全國各地巡視，整肅風紀，效果不錯。湊巧這九名官員都是出身於湖北（這個湖北還是“荊湖北路”的意思），於是就有了“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佬”的俗語。

　　在中國版圖上位於中部的湖北，天生就是承接東西南北的要地。即使在古代，湖北境內江湖縱橫，交通條件也還是比較不錯的，沿長江西可上巴蜀東可下吳越，沿漢水向北可到豫陝，過洞庭湖向南可到湘桂，所以中心城市武漢也就得了個“九省通衢”的別稱，即使是今天，武漢仍然是中國的水陸空綜合交通樞紐之一，居於鐵路網和長江航運的中心位置，被稱為中國的“高鐵之心”。

　　便利的交通條件也使湖北在歷史上兩次成為人口輸出地——湖廣填四川，就是這麼來的。在元末明初和清初，發生了兩次湖廣省居民大規模遷居四川的移民潮，有的是政府強制，有的是因為鼓勵政策而自行遷移。實際上全國各地的移民都有，但以湖廣人為最多，以成都為例，清末《成都通覽》曾記錄“現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

　　其中湖廣佔25%，河南、山東5%，陝西10%，雲南、貴州15%，江西15%，安徽5%，江蘇、浙江10%，廣東、廣西10%，福建、山西、甘肅5%。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有相當多的四川人認為自己的祖先是來自湖北，其中又以麻城為最多。

　　交通方便，往來交流就很多，不僅利於經商，也非常利於文化發展。在湖北的歷史上，出現了許多名垂千古的優秀人物，楚辭宗師屈原（秭歸）、漢賦開山鼻祖宋玉（襄陽）、軍事家伍子胥（監利）、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棗陽）、東晉歷史學家習鑿齒（襄陽）、茶聖陸羽（天門）、唐代詩人孟浩然（襄陽）、張繼（襄陽人，《楓橋夜泊》都會背吧）、岑參（江陵）、書法家米芾（襄陽）、文學家“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荊州公安縣）、發明活字印刷術的畢昇（英山）、北宋理學家教育家程顥和程頤（黃陂）、明代政治家張居正（江陵）、藥學家李時珍（黃岡）、遼東經略軍事家熊廷弼（江夏）……

　　到了近現代時期，兩湖地區更是成為中國邁向現代化的主要發源地（關於湖南，請搜索軍武往期“兵要地誌系列”的湖南篇），湖北自然也在中國近代歷史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湖北的貢獻之一，是著名的漢陽鐵廠（漢冶萍公司）。漢陽鐵廠是一個鋼鐵聯合企業，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於1890年籌辦，1893年建成投產，包括鍊鋼廠、鍊鐵廠、鑄鐵廠大小工廠10 個、煉爐2 座，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的鋼鐵工業，也是亞洲首個並且是規模最大的鋼鐵廠，比日本第一家鋼鐵聯合企業八幡制鐵所還要早7年。

　　▲漢陽鐵廠車間遺址

　　位於武漢市漢陽區琴台大道

　　據《中國十大礦廠記》記載，一位外國觀察家這樣描述漢陽鐵廠：“登高下瞻，使人膽裂；煙囱凸起，矗立雲霄；屋脊縱橫，密如鱗甲；化鐵爐之雄傑，碾軌牀之森列，汽聲隆隆，錘聲丁丁，觸於眼簾、轟於耳鼓者，是為二十世紀中國之雄廠耶！觀於斯廠，即知研究西學之華人，經營佈置，才略不下西人也。”當時美國駐漢口領事查爾德參觀後稱，“這企業是迄今日為止，中國以製造武器、鋼軌、機器為目票的最進步運動，因為這個工廠是完善無疵的，而且規模宏大，所以就是走馬看花地參觀一下，也要幾個鐘頭。”

　　▲民國三年（1914年）

　　漢冶萍公司發行的股票

　　到辛亥革命前夕，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煤礦合併組成的漢冶萍公司達到了年產鋼7萬噸，鐵砂50萬噸的規模，鋼鐵產量佔全國的90%。

　　這座鐵廠是近代中國人“鋼鐵強國”的有力嘗試，是用湖北人民的賦税和血汗建成的，儘管實際上也存在運營和生產方面的問題，但確實是中國邁入鋼鐵時代的標誌，使中國開始擁有了自己的鋼鐵產業。直到今天，也不能説這家企業就完全消失了，因為在抗戰時期，漢陽鐵廠大批人員及設備西遷重慶，成為重慶鋼鐵公司的骨幹，新中國成立後，漢陽鐵廠留在武漢的產業成為武漢鋼鐵公司的一部分。

　　▲清末時期的主要軍工企業

　　另一項貢獻，與“湖北槍炮廠”有關，這個名字可能很多人並不熟悉，但要説“漢陽造”步槍，恐怕知道的人就很多了。同樣是總督張之洞創建的“湖北槍炮廠”，就是後來的漢陽兵工廠，這家兵工廠的“拳頭產品”，就是仿自德國1888式委員會步槍的“漢陽造”。

　　▲漢陽兵工廠舊照

　　從1896年開始，湖北槍炮廠開始生產此型步槍，定名為88式，第一年生產了1300支。最初的產品在槍管外部增加了套筒以增加強度，顯得比較粗，所以俗稱“老套筒”（1904年進行了改進，槍管壁厚加粗，取消了套筒）。1899年，江南製造局也開始生產，但因為漢陽兵工廠是88式步槍最初也是最主要的產地，所以不管實際上是哪裏造，統統被稱為“漢陽造”。

　　▲不管有沒有套筒都可以叫“漢陽造”

　　“漢陽造”在中國一直生產到1944年，前後持續了近50年，是那個時代中國生產時間最長的輕武器。由於歷經晚清、北洋、民國、抗戰時期的混亂時局，統計資料匱乏，確定“漢陽造”的總產量比較困難。根據槍支序號推算，在1938年漢陽兵工廠遷移內地之前，製造數量大約是87萬支。由此推算總產量超過了100萬支。

　　漢陽造的使用時間則更長，1907年清政府開始編練新軍，漢陽造就是主力步槍，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從南昌起義到抗戰勝利，無論是紅軍還是國軍，無論是八路軍還是游擊隊，漢陽造都是士兵手裏的主要武器（三八大蓋靠繳獲，中正式產能有限），甚至在朝鮮戰爭初期，還有志願軍戰士拿着漢陽造在冰天雪地裏與聯合國軍拼殺。直到建國後全面換裝蘇式槍械，仍然有漢陽造被民兵和警察使用，要到80年代才被完全淘汰。

　　“漢陽造”步槍，是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縮影，也是推動歷史的關鍵工具——湖北新軍拿着漢陽造，推翻了清朝；北伐軍拿着漢陽造，擊敗了北洋；中國軍民拿着漢陽造，打敗了鬼子；人民軍隊拿着漢陽造，打跑了老蔣……

　　雖然製造了漢陽造的漢陽兵工廠作為一個實體今天已經不存在了，但其血脈還能找得到。抗戰勝利後，漢陽廠的一部分被併入“兵工署21兵工廠”，也就是現台灣“軍備局第205廠”。留在武漢的部分在新中國成立後被遷至重慶，成為長安汽車、嘉陵集團和重慶鋼鐵公司等企業的前身。

　　**第三個貢獻，就是武昌起義了。**起義發生在武昌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卻是毋庸置疑的重要，正如知名歷史學者易中天所言，中國歷史別看這麼長，重要節點其實只有四個——啓廢禪讓、西周封建、秦滅六國、辛亥革命。

　　▲起義軍佔領武昌後成立了湖北軍政府

　　雖然武昌起義不是辛亥革命的全部，但確實是辛亥革命的標誌性事件，更是關鍵事件。從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之間的兩千多年，可視為一再重複的帝制循環，到了清代已經發展到頂峯，同時也極為僵化，失去活力，而清廷又沒有改革的誠意，內外矛盾激化，已經到了非革命不可的地步。

　　革命黨人先前發動的起義均以失敗告終，唯有武昌起義引發了全國的革命浪潮，給了清王朝致命一擊，終結了延續千年的皇權專制，使中國進入了共和時代，功莫大焉——秦與清，一音之差，時隔兩千年，皆亡於楚，真天意也！

　　武昌起義發生在湖北，策劃者和實施者也以湖北人為多。在起義前夜因事泄被捕，被清政府殺害的三位烈士中，有兩位是湖北人（劉復基為湖南籍）——彭楚藩（鄂城）和楊宏勝（襄陽），直接打響起義的指揮者熊秉坤是湖北人（江夏），被起義軍強迫上位，後來成為北洋政府總統的新軍協統黎元洪也是湖北人（黃陂）。

　　至今武漢仍有用三位烈士命名的“彭劉楊路”，還有首義廣場、首義路、辛亥革命博物館、辛亥革命紀念園等一系列與武昌起義相關的紀念設施（還有一條“黎黃陂路”），彰顯着這座城市以及湖北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地位。

　　抗戰時期的湖北，大體上分屬於以李宗仁為司令長官的第五戰區（鄂北）和以陳誠（薛嶽）為司令長官的第九戰區（鄂南），1940年設立了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孫連仲），下轄有專管長江防務的江防軍，同時也有共產黨領導的華中抗日根據地、鄂豫皖抗日根據地和湘鄂抗日根據地，在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上共同打擊日寇，湖北人民為此付出重大犧牲。

　　發生在湖北的抗戰重大戰事，有武漢會戰、四次襄陽會戰、隨棗會戰、棗宜會戰、鄂西會戰和豫西鄂北會戰。從上面的地圖可以看出日軍對華中地區的重視程度——沿長江逆流而上，水陸並進，就能直取陪都重慶，這對於不利久戰的日本來講，無疑是快速打敗中國的最佳方案。所以，在抗戰的最初兩年，日本集重兵於華中，全力西進，企圖以速戰逼迫中國投降，武漢會戰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1938年6月中旬，國民政府軍委會制定了保衞武漢的作戰計劃，基本設想是立足外線，利用地形和工事逐次抵抗，達到消耗日軍，以空間換時間的目的。參加武漢保衞戰的中國軍隊，總計14個集團軍、47個軍，作戰飛機約200架，艦艇30餘艘，共100萬人。直接參戰日軍共9個師團，25萬餘人，加上其他作戰部隊，總計約35萬人。

　　▲萬家嶺戰役中戰死日軍的木牌

　　戰役在武漢地區、武漢外圍沿長江南北兩岸展開，戰場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歷時五個月。正是在這段時間裏，國民政府將許多工廠、學校和物資轉移大後方（工廠420家，物資千萬噸），並在萬家嶺等戰鬥中給予日軍重創，日軍一度需要靠空投軍官來保持戰鬥力，並且有使用毒氣的紀錄。戰至最後，武漢被主動放棄，日軍佔領了一座空城。雖然因為指揮失誤多，中國軍隊的傷亡是日軍的數倍，但戰略目的基本達到，日本被徹底拖入了最不願意的持久戰和消耗戰之中。

　　日本當然不會就此罷休，沿長江向西進攻，一直就是日軍的重點方向。1940年6月，日軍已經佔領宜昌（張自忠將軍既犧牲於保衞宜昌的戰鬥中），宜昌距離扼守長江上游航道的石牌要塞僅有水路十餘公里，如果攻下石牌，日軍就可以通過水路長驅直入，崇山峻嶺也無法阻擋日軍西進，重慶會受到巨大威脅，中國抗戰的命運將殊難預料。

　　▲石牌距離重慶的直線

　　距離只有四百多公里

　　石牌位於今天的三峽大壩和宜昌市之間，長江在這裏拐了一個110度的彎，石牌以及兩岸都設置了能夠控制江面的大口徑火炮，利用長江在此轉彎的地利，牢牢封鎖了宜昌南津關以上的江面。這些火炮藏在山嶺之中，日軍飛機很難摧毀。如果用陸軍從背後進攻拿下石牌，西進就會輕鬆地多，抗戰初期的江陰、馬當、田家鎮得要塞，都是這樣失守的。

　　事實上，早在1941年3月，日軍就嘗試過正面進攻石牌，從宜昌對岸進攻過石牌正面的平善壩，並以另一路進攻石牌側翼的曹家畈。但直接攻擊受制於險山和長江，容易陷入包圍，日軍首次進攻失利後，就圖謀以迂迴戰術，從長江南岸遠繞，然後向北直撲石牌。

　　1943年3月，經過長時間休整和準備的日軍開始實施這一構想，橫山勇率領日軍第11軍發動鄂西會戰（日稱“江南殲滅戰”），糾集了十幾萬兵力、100餘架戰機，沿長江先後佔領洪湖、華容、石首、藕池口等地，直逼鄂西，企圖殲滅中國第六戰區野戰部隊，打通長江航道，西取重慶。

　　▲另一個角度看石牌地形

　　蔣介石深知此戰命運攸關，為加強石牌要塞的防衞，他派白崇禧到前線召開軍事會議，下令死守，少將以上軍官要立遺書，保證戰至最後一人，臨陣脱逃者軍法從事。還特地指示，“石牌要塞應指定一師死守”，這“一師”便是18軍11師。

　　18軍是精鋭部隊，早在淞滬抗戰時就與日軍血戰過，用來扼守要衝再合適不過。來勢兇猛的日軍在長江南岸一路苦戰，一度迫近到距離石牌要塞只有60裏的地方。危急時刻，11師師長鬍璉下令在山頂升起青天白日旗，並且利用地形優勢修築堅固工事，以攻守結合的戰法大量殺傷日軍。戰鬥最激烈時，中日兩軍扭殺在一起，連槍炮都施展不開，戰場上甚至幾個小時聽不到槍聲，唯以白刃決勝！

　　雖然日軍也算頑強，但勞師襲遠，戰至石牌外圍已是強弩之末，其運輸線又不斷被國共雙方的游擊隊襲擾，仰攻高山舉步維艱，又碰上了11師這樣的硬釘子，久戰不下，士氣迅速衰竭。5月31日，距離石牌只有一步之遙，但也無力再戰的日軍棄屍千餘，開始敗退，中國軍隊全線反攻並圍殲了日軍部分部隊，僅日軍獨立混成第17旅團的5個大隊長就被擊斃3個。石牌一戰，中國軍隊以較低的戰損，粉碎了日寇的西進，是抗戰的重大軍事轉折點，被譽為“東方的斯大林格勒保衞戰”。

　　▲發掘出抗日將士遺骨的現場

　　在石牌戰役以及整個抗戰期間的湖北戰場上，有相當數量的湖北子弟直接參軍作戰，付出了重大犧牲。2010年，宜昌市夷陵區南邊村宜巴高速公路工地，發現了3000餘具遺骨，經當地文史人員探查，確認這些遺骨為國軍75軍預備第4師將士的遺骸，據老人回憶，當時這裏是一處野戰醫院，當時醫療條件太差，許多受傷的將士難以得到良好治療，犧牲於此。

　　▲抗戰期間犧牲的湖北籍最高級別將領

　　為第54師少將師長劉家騏

　　武昌人，1937年10月16日犧牲于山西忻口

　　追贈陸軍中將

　　由於湖北長期是抗日主戰場，湖北人民除了要征戰於前線，還要提供成百上千的民夫來完成繁重的運輸任務，他們跋山涉水，餐風宿露, 會遭遇日機轟炸, 異常艱難。可他們卻任勞任怨，如期甚至提前完成任務。1944年冬，湖北省主席王東原在巡視時詢問大雪中的運糧民夫：“你們這樣苦，有什麼怨言沒有？”民夫答道**:“只希望早日戰勝日寇，以救國家危亡，雖苦無怨！”**

　　在湖北，國統區實徵壯丁691195人，約佔全國總數的1 /20，以湖北為主要根據的新四軍第五師則發展到正規部隊5萬多人，民兵30萬；從1941到1944年，國民政府在湖北共徵收了稻穀620.47萬擔，佔湖北同期產量的8%~10%——考慮到湖北一直被鬼子佔去大半，這樣的貢獻已是不小了。

　　抗戰勝利之後，國共內戰再起。在解放戰爭中，湖北籍將領數量不少，光是黃安（今紅安縣）一地，就出了兩百多名將軍，是名副其實的“將軍縣”，徐向前元帥曾為紅安縣題詞**“兩百個將軍同一個故鄉”**。

　　▲兩位湖北籍大將

　　王樹聲（麻城）和徐海東（大悟）

　　紅安原名黃安，解放後改為紅安——改黃為紅，就是因為這裏出紅色將領多。為什麼這裏出將軍多呢？這是因為紅安一帶曾爆發過繼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之後的又一次大起義——黃麻起義，這次起義開闢出了鄂豫皖根據地，是革命老區，出現了一大批將軍也很正常。

　　除了將軍以外，紅安還出了4位國務院副總理，10位國務院各部委正副部長和主任，12位大軍區司令員和政委，23位副司令員和副政委，24位兵團級幹部，130多位省級幹部，紅安籍革命烈士也有過萬的數量，許多在抗日戰爭和革命戰爭中犧牲的無名英雄更是無法統計。

　　光是紅安一地就有這麼多將軍，整個湖北就更多了——湖北籍開國上將共14人，韓先楚、王平、郭天民、周純全、陳再道、王宏坤、劉震、陳錫聯、陳士榘、王新亭、黃永勝、賀炳炎、謝富治、王建安（上圖中欠謝富治和黃永勝）。

　　湖北籍中將共32人——王必成、王近山、王尚榮、田維揚、成鈞、劉飛、劉昌毅、杜義德、楊秀山、李天煥、李成芳、吳先恩、餘立金、張才千、張天雲、張仁初、陳康、陳慶先、周希漢、周志堅、胡奇才、饒正錫、秦基偉、聶鳳智、頓星雲、徐深吉、徐斌洲、黃新廷、韓偉、程世才、鮑先志、詹才芳。少將太多就不展示了，不過，上面這些幾十位將軍，誰要能認全了也算他狠……

　　不過，最廣為人知的湖北將帥，恐怕非這兩位莫屬——

　　開國元帥林彪（黃岡）和中國航母之父劉華清（大悟）！

　　林彪是唯一的湖北籍開國元帥，也是舉世公認的戰神級人物，在他的身上，充分體現了湖北人“精”的一面。林彪打仗，長於計算，注重細節，如同最精明的商人一樣，決不做虧本買賣，一旦出手十拿九穩，罕有敗績，無論是在平型關伏擊日軍的戰術級戰鬥，還是率領四野拿下東北、南下出關橫掃全國的戰略行動，都堪稱軍事指揮領域的典範之作，是享有世界聲譽的湖北籍軍事家。

　　劉華清本身也是開國少將，在建國後迅速完成了由“老陸”到海軍的轉變。他最大的貢獻是鼎力推動了中國航母的研製和發展，今天中國已經跨入了航母俱樂部，不僅有兩艘服役的航母，而有一艘在建的新型國產航母，將來還會有更多，中國的航母乃至海軍有今天的大好局面，絕不能忘了為共和國海軍做出“精明”規劃的湖北老將軍劉華清！

　　在近現代史上，湖北還出現過陳昌浩、陳潭秋、董必武、李先念、伍修權、項英、蕭楚女等革命家和國家領導人，還有居正、沈鴻烈、吳國楨、熊十力、楊守敬、殷海光等民國要人和學者。

　　在當代中國，湖北依然人才濟濟，尤以體育界和商界人才為多，李大雙、李小雙、伏明霞、周繼紅、楊威，都是為國爭光的明星選手，當然，喜歡小米手機的朋友也得知道，小米的總裁雷軍就是個“湖北佬”（仙桃）。

　　在科學（軍工）界，湖北同樣出了不少人才，由於人數較多，這裏只舉幾個重量級人物——

　　李四光（左上），湖北黃岡縣人，中國著名地質學家，能在大慶找到石油首先得感謝他，而且他的父親李卓侯還是林彪的啓蒙老師。

　　彭桓武（左下），湖北麻城人，理論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兩彈一星元勳之一。

　　劉石泉（中），湖北大冶人，中國巡航導彈專家，你只需知道“長劍-10”是他主持研製的就夠了。

　　朱光亞（右上），湖北宜昌人，核物理學家，曾任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工程院院長，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獲得者。

　　李緒鄂（右下），湖北武漢人，中國的航天技術與導彈技術專家，曾任航天工業部部長，國家科委常務副主任，中國洲際戰略導彈及固體潛地導彈的副總設計師。

　　你看，無論是打天下，還是創事業，湖北人，就是這個樣子滴！

　　最後給大家推薦兩部與湖北有關的紀錄片和一部電視劇。一部是《楚國八百年》，以八集的篇幅講述了楚國的歷史以及楚文化的來歷，水墨動畫製作得非常精緻，解説詞也很有特色，豆瓣評分8.4，值得一觀。

　　另一部是講述辛亥革命的紀錄片《辛亥》，豆瓣評分8.9，這部片子雖然是紀錄片，卻使用了濮存昕、張志忠、李洪濤、嚴燕生、丁志誠等著名演員來扮演民國外交家、民國時評家、清朝官員、外國記者等親歷者，用口述的方式來表現那段壯闊的歷史。內容均來自一手歷史材料，萬餘張歷史圖片、幾千分鐘的影像素材，從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阿爾貝•肯恩博物館等海外渠道獲得的珍貴視頻，還原了大量少為人知的歷史細節，感染力很強，風格獨特。

　　《宜昌保衞戰》是紀念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七十週年的獻禮作品，原名《最後的國門》，由候勇、呂良偉、陳小春等影星出演，展現了從1938年宜昌大撤退到石牌保衞戰的抗戰歷史，劇中人物從雙方的指揮官到基層士兵都有，時間跨度也很大。難能可貴的是，沒有將日軍臉譜化和傻叉化，鬼子也不會講一口流利的中文，其中的日軍視角也比較獨特。雖然7.0的豆瓣評分只算是過了及格線，道具、史實和細節上也有些瑕疵，但在神劇滿天飛的現在，這樣的作品已經比較難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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