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名校處分學生性行為”背後的尷尬真相｜文化縱橫_風聞

✪ 黃盈盈 |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

✪ 宋琳 |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社會學系

【導讀】近日，某知名985高校嚴禁研究生髮生未婚性行為、對違者給予記過以上處分的規定引發關注。事實上，不少高校都有這條規定，也有一些學校近些年刪除了該規定。為什麼當代大學生的性觀念和性現象會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它的“問題”究竟是什麼？

本文基於1991-2015年的9次性調查，發現大學生性行為確有顯著上升，但絕對比例不高；由於大學生受到的主流規範制約與規章制度管控更多，他們在性愛、同居、多性伴等方面的發生率都明顯低於同年齡段的社會青年，反而是社會中相對保守的一批人。作者指出，大眾、輿論、社會乃至政府傾向於把大學生的性“問題化”，針對“大學生亂套了”的道德質問，其實折射出一種“性”聚焦的社會問題與社會焦慮，這是各類因素互相作用的結果。就此而言，這一質問，其實早就跳出了“大學生之性”這個問題本身，“性”所引發的社會情緒與相關治理，往往不是因為性本身的情況如何，而是因為性被放在生活與社會的某種特定位置上，與某些政治因素髮生相互作用，才具有了某種價值，經由媒體放大之後，形成人們所認知的“問題”。因此，更有必要分析的是，在變遷時代，“性”的道德恐慌透射出的，是哪些社會問題，又反映了一個怎樣的社會現實。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原題為《大學校園裏的性變遷與性政治》，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參考。

大學校園裏的性變遷與性政治

▍導言：作為話語對象的“大學生”

大學生作為一個青年羣體, 一直以來是研究者和社會大眾的重點談論對象。而大學生的性行為與性觀念, 自1977年恢復高考, 經80年代中後期與90年代初以來, 也一直在以“性”為主題詞的社會調查與政策建議類文獻中佔據着主要位置, 同時也是極易引發媒體關注與社會焦慮的重要內容。而這一點, 在近年以及不久的將來, 在各類數據報道與性故事講述合謀“製造現實”的治理術之下, 只會更加顯著。

“大學生”羣體至少有四個特點使其成為包括研究與社會議論在內的話語對象。**第一, 青年羣體處於成長發育期的生理特點與先鋒性的亞文化特點, 使其成為性變遷的重要推動力量。**隨着新媒體技術的發展, 青年人羣的性之變以及文化反哺作用更是不容忽視。而作為青年羣體之一的“大學生之性”無疑是備受關注的社會現象。

**第二, 相比於其他青年羣體, 作為社會精英及祖國未來的“大學生”被寄予了更多的厚望。**儘管1999年大學擴招降低了准入的門檻, 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天之驕子”的光芒, 但是相比於同年齡段的社會青年, 其精英性依然凸顯。而且, 如果聯繫到80年代推行的獨生子女政策, 以及整個社會的文明化進程, 90年代中後期以來作為獨生子女一代成長起來的“大學生”也越發嬌貴, 成為極易牽動社會 (尤其是中產家庭) 神經的一根弦。

**第三, 與西方很多社會的大學生不同的是, 我國的大學生在校期間幾乎都是全日制和寄宿制, 很少有走讀或外宿, 校園既是學習空間, 也是生活空間。**各個高校都制訂了《學生違紀處分條例》《學生宿舍管理規定》等校內規章制度, 規定了大學生在校內 (包括宿舍內) 的生活秩序和行為規範。因此大學生在集中生活、共同居住的情況下形成了獨特的校園文化和校園生活方式, 具有相對獨特的生活和交往特徵。而大學也是意識形態與社會治理的重要場域。

**第四, 就研究本身而言, 相比於其他羣體 (比如校外青年) , 針對大學生的調查更加容易。**這不僅僅是因為大學生對於研究的態度可能更加友善, 也因為具體抽樣與發放問卷層面操作上相對容易。此外, 大學生羣體在年齡上屬於“成年人”範疇, 相對於未成年人來説性調查與研究的倫理困境與社會爭議要小。

可是, 作為話語對象的大學生與作為經驗實踐主體的大學生, 卻存在着偏差。大學生在諸多談論中呈現出客體化、對象化的特點, 且相關談論往往具有很強的道德焦慮感。從文獻上看, 儘管相關的社會調查越來越多, 社會討論異常熱鬧, 但是無論是數據的實證基礎還是媒體上性故事的社會學經驗基礎都有待檢視, 大部分數據/資料質量堪憂。大學生的性經驗 (包括其作為主體的所思所言所行) 與圍繞着大學生之性的社會話語之間存在的張力不容忽視, 而且在近幾年, 這種張力有增無減。

(在網絡上引發爭議的某985大學研究生手冊部分條款）

本文將基於中國人民大學性社會學研究所1991年與1995年兩次北京市大學生性調查, 1997、2001、2006年三次全國大學生性調查, 2000—2015年間每隔5年開展的四次針對18～61歲中國人的性調查數據, 輔助以其間開展的若干定性研究, 作為認識的實證基礎;同時結合社會觀察與切身認識, 對發生在校園裏的其他數據報道、性故事講述展開較為綜合的分析。我們也將以80年代以來的社會變遷以及中國社會的性之變為重要背景, 兼顧一定的時間性與重要事件來論述大學生的“性問題”。**本文的目的不是量化的假設檢驗, 更不是價值評判——既非倡導也非譴責, 而是希望基於社會現實, 從整體趨勢上粗略地勾勒三四十年來發生在中國大學校園裏的性變遷以及圍繞着大學生的性話語。**反之, 我們也可以從“大學生之性”這個維度透視更為廣闊的中國社會的變遷、當下的健康與道德治理的特點及其問題。

▍重返校園的青年人：20世紀80-90年代大學生的性與愛

1. 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政治化與“去性化”

現代意義上的中國“大學生”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作為本文更加直接的時代背景, 20世紀50—70年代, 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口號之下, 中國人的“性”在整體上呈現出“去性化”與高度政治化的特點, 而青年作為“革命接班人”與被貼上資本主義生活方式標籤的“性”被同時綁架在政治的戰車之上。“文化大革命”十年, “大學生”這一羣體更是隨着大學停招、停課而不復存在, 大批知識青年上山下鄉。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 一批年齡不小的青年人重新走進大學校園。

2. 20世紀80年代的青年流行文化

20世紀80年代初, 由於下鄉知青陸續返城, 年輕人的婚戀出現了很大的困難, 因此黨中央和團中央破天荒地發起了“幫助大齡青年婚戀”的社會運動。這段時期, 一方面革命歌曲如《我們80年代的新一輩》被極力提倡, 但是另外一方面, 青年人的自主性也越來越強, 愈來愈多地投入穿喇叭褲、戴蛤蟆鏡、跳迪斯科、唱搖滾樂的流行文化之中, 並在90年代最終成為年輕人的主流。80年代的大學生羣體, 有相當部分是社會閲歷豐富的大齡已婚青年, 精英且充滿理想可以説是他們的主要時代特點, 而除了平時讀書討論, 舉辦舞會是80—90年代初大學生的主要社交方式。也是從改革開放後的80年代開始, 媒體上有關“青年人墮落了”“大學生亂套了”的媒體報道、讀者來信與社會評論就不絕於耳, 直至今日。

80年代大學生羣體的愛與性更多地體現在文學與影視作品裏, 更早時期知識青年對於愛與性的憧憬則主要反映在手抄本的流行 (如《曼娜回憶錄》) 。社會學領域的調查研究尚未興起。與整個社會科學的發展基本一致, 後者始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

3. 20世紀90年代大學生的性調查與性行為

恢復高考十餘年後的90年代, 大學生羣體至少在社會閲歷、年齡與婚姻上已經與現在相似, 只是依然是“天之驕子”。潘綏銘分別在1991、1995年對北京地區的全體本科生的性觀念與性行為進行了郵寄隨機抽樣調查;並於1997年針對全國正規高校的本科生進行了隨機抽樣調查。在此, 我們且分性別地選擇自我判斷的“開放”程度、對於性與愛之關係的認識、性愛交往行為以及“看黃” (包括愛情文藝作品) 這四個方面, 簡單地從發生率來粗描90年代大學生性愛觀與性實踐的大致圖景。放入這一部分的2001年全國隨機抽樣調查數據則可以作為一個時間點上的對照參考, 看1997年大學擴招之後到21世紀初大學生的性與愛。

(1) “保守”“開放”的自我評價

就自我評價的性觀念開放度而言, 不管是北京還是全國範圍, 女生自認為觀念傳統的比例要高於男生;而不管男生女生, 1991年到1997年的調查結果基本保持不變, 而且與2001年也幾乎相同。也就是説, 在那10年裏, 從自我評價的角度來看, 無論男女, 本科生們對於性愛方面“保守”或是“開放”的自我評價並沒有出現顯著的變化。而北京地區與全國的本科生在這個問題上也幾乎沒有差異 (表1) 。

表1:1991—2001年本科生的性觀念的變化 (%)

(2) “先愛後性”的性愛觀

在90年代這個十年裏, 幾乎不變的還有本科生的性愛觀。雖然婚前性行為的容忍度無論是從數據上看還是社會報道來看, 都有了較大變化, 但是就性與愛的關係而言, 占主導地位的仍然是“先有愛後有性”的觀念, 而且持這種觀點的全國本科生比北京地區略多一些 (表2) 。

表2:1991—2001年對性愛關係看法, 歷史的變化 (%)

(3) 觀看“色情”

再來看“色情”。表3中至少有三點情況值得關注:首先, 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初, 愛情文藝作品在男女生中都相當流行;其次, 從裸體圖像、有性交內容的作品與圖像的觀看比例來看, 男女生之間的差異開始拉大, 男生發生率遠遠高於女生, 而女生看“黃”的比例, 除了最後一項, 也都過半或者接近一半;最後, 描寫性交的科學材料、文藝材料與圖像材料, 在1991—2001年有顯著的變化, 基本面上呈上升趨勢。具體數據有異, 但是整體而言, 這與我們其他若干次性調查的情況基本一致:儘管法律層面掃黃, 但是生活實踐中的看“黃”比例一直都不低。

表3:1991—2001年大學生看“黃”行為的歷史變化 (%)

(4) 性交往的變化及特點

最後來看大學生人際性交往的實際行為。從表4看, 無論男女生, 大部分交往行為的變化並不明顯, 近一半有過戀愛經歷。而就窄義的性交行為而言, 1991—1997年男女生的發生率基本沒有變化, 但是90年代與2001年則有了比較大的變化:男生從10%左右上升到20%;女生從7%～8%上升到13%左右, 而且這種變化在統計意義上顯著。如果聯繫表3, 那麼無論男女生, 發生性行為的比例都要明顯低於看“黃”的比例。在這個部分, 我們並沒有對看“黃”與性交及其他性實踐進行檢驗分析, 但是結合若干次調查的認識來看, 觀看色情與這些性行為之間並不存在顯著的相關關係。

表4:1991—2001年大學生人際性行為發生率的歷史變化 (%)

**可以説, 不管社會上如何感嘆“現在的大學生都怎麼了”, 90年代大學生的性與愛, 僅發生率而言, 其觀念及行為, 依然與主流與正統相符。**儘管北京作為首都與全國其他高校不完全一樣, 在性觀念與性行為的差異上也有高有低, 但是整體上看, 90年代開展的這三次調查數據變化並不大。把擴招後的2001年數據放進來比較, 即從1991—2001這十年變化來看, 除了性交行為有顯著上升 (絕對比例卻並不高) , 其他層面的變化也都不算明顯。**相比於我們所感知的80年代以來迅速的社會變遷與性之變, 與其説大學生“亂套了”, 還不如説大學生羣體在實踐層面趨於保守。**當然, 如果不與其他人羣比較, 尤其是與同年齡段非大學生進行比較, 我們很難判斷其是“更加開放”, 還是“更加保守”。

▍大學擴招：21世紀的校園性愛

1. 政策背景: 大學擴招及帶來的影響

1999年隨着教育部出台的《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 大學開始大幅度擴招, 提升錄取比例以及大學生在青年人羣中的所佔比例。儘管, 大學生羣體的精英色彩依然存在, 但是與80—90年代相比, 顯然已經褪色不少。

**具體來講, 擴招使中國大學的性質發生了較為根本的改變。**第一, 大學生接受高等教育需要繳費, 使高等教育成為帶有消費性和商業性的行為, 意識形態管控失去了經濟基礎, 而師生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第二, 2000年前後, 全國各地陸續取消大學生畢業分配製度, 意味着“影響前途”這一重要管控手段的失效。第三, 集中居住、助學金等制度對大學生的管控作用也都開始鬆散。從縱向上看, 這些改變使得大學生在這個階段從精英階層走向平民化, 而對大學生的管理從集中管制走向社會鬆散。這些變化構成了21世紀大學校園性之變的社會基礎。

2. 21世紀大學生的性愛特點

進入21世紀後, 除了前面提及的2001年調查, 我們在2006年針對在教育部正式註冊的本科院校與專科院校的學生開展了一次全國隨機抽樣調查。同時還針對18～61歲的全國總人口開展過隨機抽樣調查。在這部分, 我們首先將集中選擇性交與戀愛這兩個方面, 略微分層地看下2001—2006年大學生的變化情況;並將重點移向橫向比較, 即根據2006年的兩個數據, 以及2015年包括了大學生與非大學生的18～61歲成年人的調查數據, 把大學生人羣與18～23歲同年齡的社會青年進行比較, 分析在擴招後的21世紀, 大學校園內外的性愛生活有着怎樣的差異。

(1) 縱向變化與內部差異

首先, 如上文所示, **大學生的性交發生率, 從1991年北京的10.7%到1995年北京的9.4%再到1997年全國的10.1%, 基本持平。但是到2001年增加為16.9%, 2006年再次增加為32.0%, 且形成了統計學上的顯著差異。其中男生仍然多於女生約10個百分點, 但是女生增長速度快於男生。**這與中國總人口的多伴侶情況的發展, 呈現出類似的趨勢。

如果分層來看, 大學生羣體內部呈現出若干差異。比如, **從大學的性質來看, 省會城市的非重點大學學生的性交發生率, 每年平均增長最多, 而省會以下城市大學的學生則是基本持平, 沒有顯著增長。**從年齡上來看, 最近五年的變化, 主要是那些21歲以上年齡更大一些的大學生帶來的。從努力學習的程度來看, 恰恰是那些把大部分業餘時間都用來學習的大學生, 性交發生率增長得最快。從校內社交機會來看, 在2001年的時候學生幹部/社團成員/文體骨幹, 性交發生率還稍微少於其他學生, 可是到了2006年, 情況顛倒過來了, “骨幹”的性交發生率比“非骨幹”多出幾乎10個百分點, 且“非骨幹”沒有出現顯著的增長。此外, 這五年裏, 大學生在專業上也呈現出不同的增長勢態。

(2) 大學生與非大學青年的橫向比較

那麼, 大學生相比於同年齡段其他社會青年, 性方面更開放嗎?如果把全國總人口中18～23歲的非大學生拿出來做統計比較, 2006年的兩次調查結果發現, 非大學生的同齡人總體的性交發生率是36.9%, 比大學生還高出5個百分點。非大學生中的男性的性交發生率, 與男大學生幾乎一樣。非大學生中的女性, 在性交發生率上, 比女大學生多出10個百分點。即便這個差異不具有統計意義上的顯著性, 或者説在統計意義上我們並不能據此判定大學生比非大學生更為保守, 但是至少也不支持大學生更加開放的論斷。

再把時間往後推近十年, 根據我們2015年最新的一次調查, 以下的兩個圖 (圖1、2) 則更加清晰地反映出與同年齡段社會青年相比, 大學生“並沒有亂套”, 而從橫向比較上看, 反而恰恰是當今社會中日益趨於保守的一批人:在性交、同居、多性伴等方面的發生率都明顯低於同年齡段社會青年。

圖1: 2015年大學男生與同年齡段男性的性生活比較 (%)

圖2:2015年大學女生與同年齡段女性的性生活比較 (%)

與性交情況不同, 大學校園相比於城牆外, 倒更是一個談戀愛的空間。2006年, 在異性交往與戀愛活動這個方面, 大學生的發生率要遠遠超過同齡人:有異性好朋友 (不是戀人) 的, 大學生多出16個百分點;其中有兩個以上異性好朋友的, 大學生多出20個百分點。大學生有戀人的, 多出11個百分點。接過吻的, 大學生多出33個百分點。大學生有過性愛撫的, 多出11個百分點。不過, 如果看2001年到2006年的縱向變化, 我們則發現, 大學生戀愛活動的發生率無論是男女生, 並沒有增加, 在“愛過異性”“有過性愛撫”方面還顯著減少 (表5) 。而到了2015年調查的時候, 大學生的這幾項戀愛內容都已經比非大學生要低了。換言之, 近年來, 大學生無論在戀愛還是性交方面, 其發生率都比同齡的社會青年要低。

表5: 2001—2006年大學生的戀愛活動變化 (%)

綜合大學生性愛的縱向變化以及大學生與非大學生的橫向比較這兩個方面來看, 可以説, 進入21世紀以來, 大學的擴招降低了“天之驕子”的精英性, 大學生也越來越“普通化”。但是, 儘管21世紀整體的社會規範在鬆散 (包括2005年修訂的《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取消了對在校大學生結婚的限制) , 比較而言, **大學生所受到的社會主流規範的制約與規章制度的管控 (包括集體居住形式與各類校規) 依然比同時段社會青年更多, 反映在性愛層面, 大學生更趨於保守而不是更具有“反叛性”。**而戀愛活動的顯著減少, 則與全社會的“宅男宅女”“獨處偏好”等現象日益增多有關。此外, 雖然我們在此沒有詳細分析獨生子女政策下單性別成長對於青年人性愛的影響, 但是可以説, 80年代開始實施的獨生子女政策, 以及相隨的社會嬌貴化, 在大學校園的圍牆內外, 所產生的效應與影響程度及速度是不一樣的。

▍“互聯網＋艾滋病”時代的多元性/別與社會焦慮

1. 互聯網時代大學生的性愛實踐

進入21世紀, 另外一個與大學生人羣的社交及性愛活動密切相關的現象是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流行。在2006年的調查裏, 我們就大學生的網上性愛做過專門分析, 除了網上看“黃”的比例不低, 無論是網戀還是網上約炮, 比例都不高 (都低於5%) 。但是這畢竟是十多年前的情況, 對於迅猛發展的互聯網來説, 數據或許過於陳舊了。在2010與2015年的調查裏, 儘管我們有分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城鄉等階層情況解讀14～61歲人的各類網絡性愛 (包括網絡“看黃”、聊性、約炮等11個指標), 一定程度上可以作為參考, 但是尚未對大學生網絡性愛做過專門分析 (樣本量有限) 。結合定性認識, 至少不可否認的是, 從20世紀末21世紀初開始盛行的高校BBS性愛版, 到後來的耽美文學、網絡文愛, 以及以網絡為直接性愛平台或認識交往途徑的各類APP與線上空間, 互聯網可以説直接構成了大學生性愛實踐的一個部分, 或者説在大學生 (以及很多其他人羣) 的性愛實踐裏扮演着“重要他者”的角色。

即便是網上性愛的活動在近年有了很大的變化, 前文圖1與圖2所展示的2015年數據依然告訴我們一個現實:大學生人羣, 無論男女, 相比於同年齡段的非大學生人羣, 性交、同居、多性伴的比例都是顯著偏低的, 而且發生率上也並不高。

2. 大學生性話語的特點與變遷

**可是, 相比於這些數據告訴我們的“事實”, 與新媒體發展相伴隨, 各類報道所引發的日益增長的社會焦慮卻更加聚焦於“大學生”這一羣體。**換言之, 偏向生活實踐層面的經驗現實與媒體報道、政策規定以及眾多缺乏實證基礎的研究論述參與型塑的社會話語所凸顯的焦慮情緒, 這兩者之間的張力更加明顯地體現在“大學生”身上。從近年的性話語來看, 80—90年代所呈現的“亂套”擔憂依然在延續 (比如時不時報道出來且挑動人們神經的“好學生”多性伴與約炮行為、高校3p現象、女大學生賣淫等等) , 但是艾滋病的 (高校) MSM化、多元性別的興起以及女權意識增強背景之下高校“性騷擾”話語及相應的性教育與性治理呼籲是新近湧現的值得關注的重要議題。

(1) 多元性別、艾滋報道及社會焦慮

在大學校園, 多元性別的現象在80—90年代就存在, 只是最近十來年在社會上更加顯現 (包括相關活動以及經由互聯網傳播開來的各類報道) 。以至於家長們的擔心從早期的“早戀”、略晚的“婚前性行為”開始轉向“我的孩子要是變成了同性戀該怎麼辦”, 而社會上對於“同性戀是趕時髦” (以及後半句“因此不應該大肆宣傳”) 的説法也不絕於耳。而這種擔憂, 從21世紀中葉“MSM” (男男性行為者) 被標籤為新一波重點“高危人羣”開始, 至最近幾年對於青年 (包括大學生) “MSM”人羣感染率的關注, 尤其是2018年聚焦“高校艾滋病感染率上升”的各類報道里集中爆發。

科學地看, 從絕對數以及發生率上看, 所報道的高校艾滋病感染數據其實並不高, 而數據的上升也與逐年擴大的檢測面明顯相關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艾防中心主任韓孟傑在新聞發佈會上公佈的數據, 2017年發現高校艾滋病例3077例, 僅佔在校生人數的萬分之一。而且這些報道説的都是被感染者的絕對人數, 而不是作為百分比的發生率, 因此根本無法得出“高校艾滋病感染增加”的結論。此外, 新增感染者的絕對人數的增加與全國範圍內的擴大監測密切相關, 2017年的檢測人次為2億, 是2008年的4.4倍。艾滋病在總人羣中的發生率僅僅是萬分之9, 遠遠低於很多其他疾病。) 而且近年國際上生物醫學技術的發展 (包括藥物副作用的降低與治療技術的提升) , 恰恰使得艾滋病病毒的傳染更加具有可控制性, 而且越來越邁向“慢性病”的方向。可是, 這一輪報道及評論的字裏行間所透射的道德恐慌、社會歧視以及脆弱情感卻也是空前的。

在專家知識參與的相關報道里, 我們不難看到, 大學生MSM羣體及LGBT議題、互聯網社交軟件 (如Blued) 、艾滋病新發感染率、性放縱這幾個議題至此被集中勾連在一起, 藉由艾滋恐慌形成新時代的“亂套”話語。

(2) “女大學生之性”及性別平等話語

最近十年, 多元性別與女性主義的議題也進一步聯繫在一起。只是, 這方面的話語更加集中在“男教授-女學生”所藴含的雙重權力關係為核心的反性騷擾方面。“女大學生”這一羣體, 在90年代末21世紀初因為“女大學生賣淫”的案例報道而受到“現在的女大學生都怎麼了?!”的痛徹心扉的質疑, 而如今則以“受侵害”角色再次進入性話語的主流。趁2018年世界範圍的反性騷擾之勢、大眾對於腐敗 (包括教育領域的不公) 的痛恨情緒以及“校園”所牽動的道德感, 並藉由互聯網的平台, 產生了更大的影響力, 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長期缺席於中國社會的“性別平等”議題。

不管經驗基礎如何, 與以往的“大學生”性話語相比, 其推動者、所牽動的社會擔憂程度、性話語的保守/進步色彩以及所藴含的社會意義已經與早先的“亂套”話語大有不同。可以説, 傳統文化中對於“女性貞操”的強調, 性別平等現代話語之下對於女性“受害者”地位的強調, 青年人羣“ (被) 兒童化”的傾向, 連同被賦予了不同內涵的“女性自主”“青少年主體”的呼聲, 不管其力量消長如何, 不管人們贊同與否, 在現實層面共同參與構建了新時代的女大學生性話語。

(3) “大學生亂套”話語的變遷及新時代特點

如果説, “大學生亂套了”的話語, 在80—90年代 (今天依然存在) , 基本上體現的是一種異性戀主導的話語體系;那麼現在則更加明顯地添加了多元性別、性別平等口號之下的擔憂。而因為“性”上所凸顯的高度道德性特點, 這種種擔憂的社會情緒, 混雜着其他層面的社會焦慮, 將首先以“性”為切入口, 推動相關的社會治理。雖然, 因為更大範圍內各方國際政治力量的相互競逐, 多元性別、女權主義在當下中國尚且處於邊緣的位置, 但是, 不管初衷如何, 藉助健康促進、性別平等此類全球話語所推動的“反性亂”“反性騷”將非常有可能 (部分已經) 與當下的道德治理合流, 而進入高校管控的條文規定與機制建設。而這類治理, 會走向何方?對大學生乃至中國人的性愛及更廣範圍的現實生活會帶來怎樣的影響?這樣的問題仍有待觀察。不過, 與壓制性權力一樣, 具有道德進步意義的“保護”話語及機制所透射的社會焦慮、道德恐慌、嬌貴情感至少不容忽視。

可以説, 1980年代以來中國大學生的性變遷與性話語, 不僅僅反射出更大範圍的性變遷與社會變遷, 也正在凸顯出多種力量並存、多重政治性的新時代特點 (對比於50—70年代較為單一而集中的政治化特點) , 而它們所共同構成的新時代的規訓與治理術也正從不同方向指向 (某些) 個體/羣體“不合時宜”的那部分現實生活, 以及“不道德”的那些身體與性愛實踐。

▍結語：大學生怎麼了？！——變遷時代的道德質問與回應

對於“大學生之性”, 且不論現狀如何, 大眾、輿論、社會乃至政府總是傾向於把它作為一個“問題”, 甚至是“嚴重的社會問題”來對待。而“問題化”的背後恰恰是“性, 在中國社會, 以及更大的世界社會, 到底是個什麼問題”的問題。“性”所引發的社會情緒與相關治理, 往往不是因為它本身的情況如何, 而是由於它被放置在生活與社會的某種位置之上, 與某些政治因素髮生相互作用, 才具有了某種價值, 經由媒體放大之後, 形成人們所認知的“問題”。

換言之, “大學生怎麼啦?!”這個很大程度上由“性”牽動的變遷時代的道德質問, 需要分析的恰恰不 (僅僅) 是“大學生之性”本身, 而是其在各類因素的互相作用下“被問題化”的過程。這些因素包括但不侷限於本文所提及的大學性質及各類校規的特點與變化, 獨生子女政策的影響, 社會層面的改革、變遷與問題, 互聯網的迅猛發展與高科技合謀下的治理術, 以及一方面在互聯網時代青年人的世界越來越遠離我們曾經熟悉的社會生活, 而另一方面大部分成年人卻依然自以為是地把大學生不加區分地“兒童化”與去主體化, 而在某種文明化的倡導下這種趨勢愈演愈烈。

**在大學生的性愛問題上, 我們的主流社會在不同時期都在焦慮些什麼?焦慮的社會學基礎在哪裏?相關治理背後的預設又是什麼?變遷時代, “性”的道德恐慌所透射的是哪些社會問題, 或者説, “性”聚焦了哪些社會問題?**如果把社會話語與社會情緒也作為一種“現實”來看待, 那麼, 進一步的追問就是:各類“現實”是如何被製造的?是哪個階層的“現實”?**各類“現實” (包括不同人的生活世界) 之間的張力投射的是怎樣一個更大的社會現實?**在互聯網時代數據橫行、故事氾濫、情緒易動而話語權卻並不均等的當下, 這樣的提問, 乃至質疑, 是積極而批判的, 也恰是本文在現階段給出的一種回應。

**“大學生怎麼了?!”, 對於這個道德質問的質問, 也早已經跳出了“大學生之性”的範疇。**本文尚屬粗描, 旨在正視現實、拋出問題, 期待更多紮根於中國情境的經驗研究, 也邀請大家共同思考、補充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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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原題為“大學校園裏的性變遷與性政治”，篇幅所限，內容有所編刪。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