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周秦漢時期齊都臨淄的環境、農業與工匠生活——以闞家寨遺址動植物遺存為核心_風聞

摘要：近期出版的《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以臨淄齊故城闞家寨遺址考古發掘為核心詳細報道了科技考古分析成果，為研究東周秦漢齊故城的氣候與環境、農作物與家養動物、闞家寨冶鑄遺址手工業者生活等問題提供了重要材料。

2011—2014年，“臨淄齊故城冶鑄考古”項目組對闞家寨遺址B區的三個地點（Ⅰ區、Ⅱ區和Ⅲ區）進行了科學的考古發掘，面積共計803.8平方米。三個地點的文化堆積，均以東周秦漢時期為主，並含有大量的銅、鐵、等金屬冶鑄遺存。闞家寨遺址作為臨淄齊故城大城的重要組成部分，使用延續千餘年。東周秦漢期間，闞家寨遺址於春秋時期納入臨淄城的城內；至遲戰國早期屬齊國宮殿區或衙署區；戰國晚期由於齊國政治中心的轉移而成為以冶鐵、鑄銅為主的綜合性手工業作坊區或工廠區；西漢至新莽年間以冶鐵和鑄鏡、鑄錢產業為主；進入東漢以後明顯轉衰。

發掘期間，項目組系統收集了浮選土樣和動物骨骼等自然遺存，組織科技考古團隊進行了鑑定分析。隨着《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正式出版，課題組對闞家寨遺址B區三個地點發現的動植物遺存做了詳細報道。結合這些報道及動植物遺存的考古背景，本文擬對東周秦漢時期齊故城的氣候與環境、農作物與家養動物、闞家寨遺址手工業者生活等三個問題做簡要探索。

本文的主要分析材料來自闞家寨BⅠ-BⅢ區浮選的炭化植物種子和果實、BⅡ和BⅢ區浮選所得木炭、BⅠ-BⅢ區系統收集的動物骨骼，數據均已發表於《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

一、東周秦漢時期齊故城的氣候與環境

山東地區這一時期相關的氣候曲線資料較少。參考山東黃海海域的海洋表面温度曲線和山西寧武公海湖泊沉積物呈現的降水曲線來看，戰國晚期山東地區經歷了一次温度和降水的明顯變化，主要表現為温度下降和降水減少。

闞家寨遺址出土木炭的分析，為這次降温和降水減少事件提供了一定的支撐證據。闞家寨遺址BⅡ和BⅢ區的53份木炭樣品中包含了4739塊大於2mm的木炭和炭化果殼，共鑑定出39種木本植物。以地層出土的分散木炭作為古生態指標計算，儘管樣品數量較少，還是可以發現青岡和側柏的出土概率有明顯變化，結果如圖一所示。青岡是亞熱帶分佈較北的常綠喬木樹種，可與櫟屬形成以青岡為建羣種之一的常綠落葉混交林。側柏則具有強度耐旱、耐貧瘠、不耐水澇的特點。從東周到兩漢，木炭組合經歷了亞熱帶青岡樹種從有（東周）到無（兩漢），側柏出土概率到漢代增高的趨勢。這一現象暗示東周時期齊故城的氣候相對温暖濕潤，兩漢時期逐漸變得乾冷。

木炭還為我們理解齊故城的環境提供了寶貴的信息。從木炭所見的樹木種類來看，東周至少25種，西漢更是達到30多種。這説明闞家寨所見的木炭來源可能比較雜。闞家寨遺址主要是銅鏡和鐵器冶鑄工場所在地，官營私營均有。考慮到木炭所見的樹種繁多，推測齊故城冶鑄業所用的木炭的供應，很可能來自本地，而非專門化的特定區域砍伐樹木供應木炭。值得注意的是，闞家寨木炭所見樹木包含了大量栽培樹種，如桑屬、杏屬、桃屬、李屬、棗屬、核桃屬、柿屬、懸鈎子屬、榆屬和香椿屬等。這一現象，暗示附近原始森林植被資源減少，推測齊故城附近的林木景觀或以人工種植更為常見，其中林木混雜，種類繁多。

浮選炭化種子結果為理解遺址微環境提供了有趣的信息。將闞家寨遺址三處地點的炭化種子分別計算可知，其穀物雜草比值（穀物種子總數:雜草種子總數）均小於3（圖二）。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山東大學對齊故城北的東古城做過浮選，穀物雜草比很高，戰國時期甚至達到30左右。山東大學在邾國故城的倉儲區、官署區和以量器為特點的手工業作坊區也做了浮選，穀物雜草比值在15左右。這説明齊故城的東古城地點和邾國故城穀物數量遠大於雜草，居民消費的糧食伴生雜草少；發掘區附近的雜草也少，城市景觀的投入比較高。闞家寨遺址與上述地點形成了鮮明對比，提示闞家寨遺址所見雜草的數量極為豐富。

闞家寨遺址出土野生植物種子與果實總數多達32000餘粒，是農作物的1.8倍。與之相應，雜草的種類也異常豐富，達80多種，分屬於30個科，這在已經浮選過的歷史時期遺址中十分罕見。其中以禾本科的狗尾草、藜科的灰灰菜、豆科的黃芪等旱地雜草最為常見，也有一定比例的濕地雜草，如蓼屬的萹蓄、水蓼和莎草科的螢藺等。這些雜草為我們瞭解冶鑄區微觀環境提供了兩個線索。首先，闞家寨遺址三個發掘區雜草叢生，對植被景觀的人為干預甚少，冶鑄作坊區的景觀管理投入很低，顯示出這裏的環境相對雜亂。其次，冶鑄作坊區以乾燥條件為主，部分濕地雜草或與冶鑄取水和用水形成的水域有關。此外，也有一些雜草直接進入了冶鑄工序。項目組冶金考古團隊在鏡範中曾發現蘆葦、稻殼等植物的硅體細胞。

二、齊故城所見農作物和家養動物

闞家寨遺址發現了種類豐富的農作物。以穀類作物為主，包括粟、黍、小麥、大麥、水稻和蕎麥等六種，豆類作物包括大豆、綠豆和小豆，經濟作物包括芝麻和大麻，其他還包括甜瓜、棗等。其中芝麻很少見於考古發掘報道。這些作物遺存，顯示出進入鐵器時代，農業生產水平的提升。

據圖三可知，從絕對數量來看，粟和黍佔絕對優勢地位，在糧食作物中的比例高達95%。其他糧食作物中，以大豆數量較為突出，其次為小麥、大麥和綠豆，稻穀、蕎麥和小豆發現較少。

絕對數量可以顯示作物的丰度，而要考察作物的普遍性，則需要使用出土概率。對BⅠ區五種主要糧食作物的數量百分比和出土概率的歷時性分析（圖四）顯示，戰國至西漢時期，粟的主體地位沒有改變，其他糧食作物略有波動。值得注意的是，出土概率分析顯示，儘管大豆的出土數量有限，但其出現的頻次很高，説明這種糧食作物在冶鑄區的食用較為普遍。

總體來看，闞家寨遺址出土的炭化糧食作物，以粟為主，大豆的食用也較為普遍，而小麥佔比較低。如果將其與東周秦漢時期的鄒城邾國故城遺址2015年發掘結果相比，二者最明顯的差別在於，後者發現小麥的出土概率很高，幾乎與粟相當。粟與小麥的比重差異，凸顯出闞家寨冶鑄作坊區與邾國故城2015年發掘的倉儲和官署區之間的差別。結合兩處遺址的發現推測，東周秦漢時期的城市（國家）倉儲糧食之中，小麥已經佔了較高的比重；而闞家寨遺址見到的小麥較少這一現象，究竟反映了齊故城的糧食結構，還是工匠羣體對小麥消費的侷限，抑或源於食用方式（比如磨粉加工成麪食，就很難留下炭化的小麥種子），仍值得進一步探索。

家養動物方面，闞家寨遺址所見動物骨骼遺存，以豬和狗為主。動物考古研究表明，齊故城食狗之風始終比較盛行。此外還發現了黃牛、綿羊、馬、家雞（圖五）。課題組還用蛋白質組學的方法鑑別出了西漢早期的雞蛋殼。家養動物種類與同時期的邾國故城類似。邾國故城的動物考古分析還發現，作坊區和官署區的肉食是在其他地點屠宰後帶入的，而且這兩類地點肉食消費量相較於日常生活區更少。

三、闞家寨遺址手工業者生活的研究線索

闞家寨遺址出土了豐富的動植物遺存，為考察冶鑄手工業者的生活提供了研究線索。關於齊都臨淄鐵器工業的經營管理方式及其變遷，大致可知，戰國時期，既有私營也有官營；秦和西漢前期，仍然是官營和私營並存；西漢後期到東漢和帝即位，則為齊郡鐵官所屬。此外，闞家寨的鑄銅和冶鐵工業，在空間佈局和從業人員上，看不出明顯的區分，似乎沒有嚴格的行業劃分。

這些冶鑄工場，無論官營還是私營，其中的勞動者可能都脱離了農業生產。遺址出土的生產工具與農業生產的相關性很低。由於手工業者本身不從事農業生產，其食物來源應當以供應為主。根據其工場的性質，食物分別來自官府、私營工場的僱主。因此，我們在遺址中看到的糧食作物和動物遺存組合，很大程度上代表的是冶鑄工場手工業者為主體的飲食情況。

從動物遺存來看，各個時期的家養動物佔絕對多數，説明當時遺址工匠的主要肉食消費來自家養動物。主要包括家豬、狗、黃牛、馬、綿羊、山羊和雞，其中豬和狗數量最多，其次為黃牛，羊和馬都較少。雞目前只發現於戰國與西漢，西漢早期雞蛋殼的發現也提示蛋類等次級殘品消費的存在。野生動物主要為梅花鹿、兔子等常見野生哺乳動物，三角帆蚌、麗蚌等淡水貝類，文蛤、毛蚶、墨魚等海洋貝類與軟體動物。BⅢ區還發現了西漢早中期的一次宴會留下的骨骼遺存。有人在聚餐的時候，至少消費了4頭乳豬和兩隻雞。動物骨骼遺存顯示，肉類在手工業者維持營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顯然不是所有人都有機會經常享用這樣的高營養聚餐。從作物遺存來看，糧食作物當中，以粟所佔的比重最高。BⅡ區還發現了較多黍子。黍子較之粟，更有黏性，也更耐飢。值得注意的是，如圖四所示，大豆在冶鑄工人的食譜中出現頻次很高。推測那些沒有機會經常吃肉的勞動者，可能食用大豆來補充蛋白質和油脂。BⅢ區出土小麥的數量相較於其他兩個發掘區略多。不過如上文所述，闞家寨遺址所見炭化小麥數量和出土概率較之邾國故城而言非常少。這與小麥被稱為“賤食”的情況並不相符，不知道是否與磨面加工而種子未能保存下來有關。

在闞家寨遺址浮選出土的雜草種子中，以狗尾草和藜（灰菜）的種子最為突出，均超過萬粒。按救荒文獻，狗尾草可取籽搗米，做粥或水飯皆可。灰菜不僅莖葉可食，穗成熟時，採籽搗為米，磨面做餅蒸食皆可。闞家寨遺址出土的狗尾草種子和灰灰菜種子，暗示部分野生植物也有可能是工場匠人食譜的一部分。

在80多種野生植物當中，蓼科的萹蓄、藜科的鹼蓬、薔薇科的委陵菜、錦葵科的野西瓜苗、唇形科的水棘針、莧科的莧菜、馬齒莧科的馬齒莧等，都可採苗葉炸熟，水浸洗淨，油鹽調食。錦葵科苘麻的果實可取子生食，也可將成熟的種子浸去苦味後曬乾磨麪食。豆科的胡枝子、菊科的蒼耳，嫩葉和種子均可食。樹木當中，除果樹之外，黃櫨、香椿、青岡等樹的嫩葉可食；又如桑樹和榆樹，不僅桑葚和榆錢可食，嫩葉和樹皮均為救荒食物。此外，這些野生植物當中，也不乏根葉或果實可入藥的物種。

再來看一下營養和健康相關的信息。在健康醫療方面，課題組在動物遺存中發現了可以用來止血的墨魚骨板，説明冶鑄工場有一定的醫療備用藥物。來自沿海地區的墨魚，也反映出齊故城遠途貿易的興盛。此外，課題組對闞家寨遺址的15個幼兒個體做了人骨碳氮穩定同位素分析。顯示出磚槨墓的幼兒營養條件較突出，但瓦棺葬主要是生活條件相對較差的嬰兒。前者可能主要通過哺乳方式養育，後者出生不久就添加了與成人食譜類似的輔食。

以上信息，為我們理解闞家寨冶鑄區的手工業者生活提供了一定線索。首先，無論飲食組合還是營養狀況，都體現出手工業者羣體內部有明顯的分化。不同地位的手工業者，其生活待遇差別也很大；嬰幼兒食譜的差異則提示這種分化具有代際傳承和相對固化的特點。根據歷史文獻，戰國時期的官營手工業勞動者，以隸屬於官府的專業工匠、僱傭的專業工匠、官奴婢、刑徒，私營的礦冶等手工業也役使大批勞動力，包括技術工匠和一般體力勞動者。兩漢官府手工業的工人，包括工、卒、徒，來自破產農民、小市民、戍卒、徒隸等；鹽鐵採礦等大規模私營作坊，用工可至千餘人，大抵來自流放人民。儘管有少數能工巧匠身份較高，但多數勞動者地位低下，即使官府供養，所得衣食通常不如普通農民，生活較為悽慘。闞家寨遺址觀察到的冶鑄作坊雜草叢生，除少數宴飲場景外，多數人以粟黍為主食，輔以大豆和野菜瓜果等食物，孕婦或嬰幼兒營養不均衡，與歷史文獻記錄的情況比較一致。

其次，結合發掘區嬰幼兒甕棺葬的存在，推測有些工匠可能居家就在冶鑄工場區附近。這些家庭是否與私營業者的關係更為密切，值得關注。另外，遺址還出土了少量紡輪（BI區6件、BII區3件、BIII區8件），有的與冶鑄廢料共出，也有的僅與生活垃圾共存，顯示B區存在少量的紡織活動。炭化植物遺存也有大麻、苘麻等纖維植物存在。課題組在BⅡ區的灰坑H93鑑定出素麻，推測是冶鑄活動的大量使用的輔助用品。然而其數量顯然不是少量紡輪的紡織行為能滿足的，這些素麻應該主要來自外部供應。那麼與紡輪有關的紡織活動究竟是私營業者家庭的行為，還是一些低等級手工業者為了滿足日常所需不得不開展的紡織活動，這些是我們未來結合文獻可以進一步觀察的問題。

正如發掘報告中指出的，闞家寨遺址B區出土的大量動植物遺存，其數量、種類之多，在歷史時期的城市考古中非常罕見。通過它們，可以瞭解當時臨淄及附近地區的環境、植被以及農林、畜牧、捕撈等生業經濟情況，還能獲取關於城內居民和作坊（工場）中工匠日常飲食、生活習俗及動植物資源利用等方面的諸多信息。從這一角度講，更多歷史時期的綜合研究值得期待。

附記：本文系作者在“手工業考古·臨淄論壇”會議發言修改而成。論文構思和寫作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白雲翔研究員、趙志軍研究員指導，謹致謝陳。數據資料主要參閲新出版的《臨淄齊故城冶鑄業考古》，感謝課題組諸位學者的辛苦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