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幫廝殺追入警署，還以為是拍電影_風聞

　　作者 | 南風窗高級記者 肖瑤

　　為打擊與黑社會相關的犯罪活動，香港警方於9月9日至12日在全港各區展開代號為“犁庭掃穴”的反罪惡行動，搗破1個疑似毒窟及13間涉嫌由黑社會操控的非法賭場，共拘捕298人。

　　據媒體報道，9月9日凌晨，黑幫“十XK”及“新X安”的兩個小頭目最近為一筆數萬港元賭債劍拔弩張，雙方爆發飛車追逐廝殺，期間更追入香港葵涌警署，警方當場拘獲5人，調查後又在其他地方逮捕7人。

　　香港警隊“一哥”、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對黑幫目無法紀感到震怒，遂下令加強打擊，展開了此次行動。

　　行動中，據香港警方通報，警方突擊搜查各區多個罪案黑點，發現多間疑似違規營業的娛樂場所，搗破1個疑似毒窟及13間涉嫌由黑社會操控的非法賭場，共拘捕298人，包括193名男子及105名女子，年齡介乎15至84歲。

　　香港警方雷霆出擊，看似囂張的黑社會嘍囉們一下子被團滅。現在的香港，畢竟不是以前的香港。

　　而光是文字描述，讓人彷彿看到了香港黑幫電影的畫面。日常裏平靜蟄伏的“古惑仔”們，一闖入現實，就和電影如此相似，如此殺氣騰騰。不過真要説起香港黑社會，這些恐怕都只是小腳色。在舊時代裏的黑社會老大，甚至有能力塑造社會秩序，讓半個香港都按照他的規則運轉。

　　舊時代香港的黑社會究竟有多拽？只需要看一個人就夠了——“五億探長”雷洛。

　　40多年前，香港是一個亂世，一個20歲底層青年最迫切的需求是生存下來。到香港警署報名時，雷洛被問到為何想做警察，他毫不猶豫地回答：“為了吃飯。”

　　電影《雷洛傳之五億探長》片末，晚年隱居加拿大的雷洛問身邊助手：“你知道人這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是什麼嗎？”半晌後，他自問自答：“是吃飯。”

　　雷洛的胃口，大至5個億，小至一碗飯。

　　一邊是探長，一邊是漁民。一面是白，一面是黑。

　　後人回憶雷洛這個叱吒黑白的霸主，寥寥數語帶過他的人生：在世90年，混道30餘年，通緝34年。

　　在半個世紀的漫長殖民歲月裏，雷洛歷任港島、九龍總華探長，縱橫黑白兩道，隻手遮天，建立了一套平分警、黑兩道的貪污納賄機制，人送外號“五億探長”。 

　　《追龍》劇照，劉德華飾演“5億探長”雷洛

　　雷洛所代表的當年的香港黑社會勢力，隨着殖民統治的結束退出了歷史舞台。這個退出過程，事實上是一個雙向的溶解過程。

　　一方面，從殖民統治向民主制度的過渡，讓社會治理對黑社會這一中間勢力的依賴削弱；另一方面，個體也更容易找到一種合法的方式表達自身訴求和維護自身利益，而不再需要用一種灰色形式來進行博弈。

　　但這一轉化過程帶來的強烈不適應感，隨着規則的束縛被沖決，便產生了強烈的失序。

　　傳統認知裏的警察，是懲惡揚善、秉公執法，相應地，黑社會代表着無惡不作、橫行霸道。警與黑兩種性質相反的身份疊加在雷洛身上，他代表的就不僅僅是一代港人的寫照，更是窺視那個混亂迷離時代變遷史的一面鏡子。

1

　　江湖

　　黑社會之於香港，如黑手黨之於西西里。

　　1842年，鴉片戰爭割讓香港之後，香港就進入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殖民時代。這片土地的主人——華人，開始淪入地位最低的時代。

　　關於香港黑社會的最早記錄，可追溯至清康熙雍正年間的反清秘密組織洪門。起初，遊民們在中環和記客棧朋伴互結，遂以“和”字為記逐漸形成幫會，第一個三合會幫派悄然誕生。道光年間，三合會已在香港設立堂口，至19世紀末，會員人數約佔據香港華人成年男性的1/3。

　　中國有所謂“江湖”概念和俠客文化傳統，某種程度上，江湖與黑社會一樣，都是社會邊緣人對政權的一種抗衡，代表反精英、反士紳階級的草莽廟堂。他們以原始“忠義”觀念為精神號召，以粗暴嚴格的武力方式代替法律道德約束，逐漸演變為市井霸權，並且在邊緣世界建立一個自成體系的秩序。

　　拜關二哥、認兄弟，中國“江湖”概念和俠客文化傳統之下，某種程度上，黑社會一樣是社會邊緣人對政權的一種抗衡，代表反精英、反士紳階級的草莽廟堂

　　黑社會最早的收入來源是黃、賭及“保護費”，從被管轄者那裏收取利益，具有典型的社會控制特徵，部分取代了政府職能。

　　1991年，劉德華在《雷洛傳之五億探長》裏首次飾演雷洛，雷洛的原型呂樂不希望使用真名，諧音名字“雷洛”由此誕生，在往後比真名更廣為人知。

　　電影復現了雷洛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我根本不用親自抓人，有案件要破，就開口向黑幫老大們要人！”他還曾因一位新洋警司上任時未親自拜訪，竟以怠慢辦案表達不滿，直到警司親自“拜碼頭”才改變態度。

　　但，如果僅僅是橫行霸道的黑幫做派，這號角色對回顧那個時代起到的作用，還遠遠達不到“名垂青史”的程度。

　　最令雷洛威名鵲起的，是其建立了一套平衡警、黑兩道的收費機制，將黃賭毒高利貸統一規劃後，統一分發，公司化運營，區域化管理。嚴格來説，就是從這裏開始，黑社會與警察正式形成規則化的、可靠的利益鏈。在雷洛的管理下，黑白兩道都有錢拿，一時之間居然警匪合作井然有序。

　　《追龍》劇照

　　殖民的幾十年間，港英政府採取政治代理人制度，用根植於華人羣體的黑社會“以華制華”。每個區都有“華探長”，向洋警司效力。

　　而當時的香港社會資源緊張，政府權力在資源分配中舉足輕重，華探長權力臃腫且油水豐厚，自然成為貪污腐敗一環，受賄就像呼吸一樣平常。

　　據“污點證人”估算，雷洛在警界20年足足貪攬了5億港元。5億在當年的香港是什麼概念？1960年代，香港房屋均價10000港元/百平方，幾十萬就可以買下一棟樓。

　　史料顯示，雷洛單在港被凍結的資產在1980年代就已近1億元，包括尖沙咀及半山區8個單位和逾800萬元的現金。

　　20世紀六七十年代，黑就是警，警就是黑，街頭常見警黑為爭奪利益而混戰，社會風氣烏煙瘴氣。《國家人文歷史》曾描述“警匪一家”的景象：華人警察穿上警服在街頭巡邏，脱了警服就跟黑幫老大稱兄道弟。

　　據聞，雷洛本人對《雷洛傳》裏警察拿着警帽去街頭收錢的場景甚不滿意：“警察怎麼可能這樣去收錢？像個乞丐。”這句話至少昭顯一個基本事實：在當時的香港，黑警收黑錢是理直氣壯的。

　　亂世當道，黑警這條路，踏上就無法回頭。 

2

　　亂世

　　1941年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港英政府只用了17天就宣佈投降，一部分黑社會成員回內地抗日，留在港島的則多淪為窮兇極惡之徒。大洗牌的亂世賦以黑社會愈加兇狠的面目，江湖道義、政治理想逐漸扭曲，在極端環境下演變成公然的燒殺搶掠。

　　此時的香港，也幾近於一個難民社會，勞工、毒梟、革命者、商人等在這個狹小海島上風雲際會。

　　1940年，廣東潮州在戰火中淪陷，數十萬人往香港逃生，其中包括一位小學校長李雲經和他12歲的兒子李嘉誠。

　　同年11月，年僅20歲的雷洛從潮州海陸豐逃往香港，為了討口飯吃，他先後擦過鞋、賣過報，最後加入香港警隊，成為一名巡邏小隊的警員。他的成長十分迅速，很快鋒芒畢露，幾年內升為探長。

　　《五億探長雷洛傳1》劇照

　　與雷洛同時加入警隊的還有一個名叫曾啓榮的本地年輕人，熱愛足球，與雷洛意氣相投，主要負責幫忙掌管財務，也就是收黑錢。後來曾啓榮生了一個同樣熱愛足球的兒子，名叫曾志偉。

　　1948年，民國特務戴笠的得意門生向前設在香港的“義安工商總會”被港英政府查封，向前將其改名為“新安公司”，也就是後來著名黑幫“新義安”的原型。

　　向前共娶了四房太太，長子向華炎長大後接掌新義安龍頭40多年，後娶了一個妻子呂樂華，其父呂六正是雷洛（呂樂）的叔父。

　　歷史經脈相連，風雲變幻間，內憂外患的多重動盪還在積聚。

　　1949年的一天，英國警察在街頭勒索一個車伕，該車伕沒有如平常百姓那樣沉默順受，而是憤然而起，將英人一拳打倒並大喊：“老子是當過中將師長的人，豈能受你小警察的氣！”

　　該車伕名叫葛肇煌，隸屬當年國軍。

　　彼時，國民黨三大戰役皆敗，擁入香港的殘兵被安排至西貢區將軍澳對面的調景嶺難民營。車伕葛肇煌也身處騷動難安的難民堆裏，他雖已近中年卻依然血氣方剛，極端條件下挺身而出，一舉創建了傳説中的“14K”幫會。

　　“14K”的“K”取自國民黨英文“KuoMinTang”的第一個字母，也指“金”（Karat）字，意味着比黃金更堅硬的強大組織。

　　很快，14K在香港打下地盤，與新義安並肩躋身為香港兩大主要幫派。

　　1956年10月8日，14K籌辦“雙十”紀念，在全港大規模懸掛青天白日旗，港英政府拆掉了一些旗幟，旋即引發了羣起抗議。

　　雷洛已於一年前大敗“鑽石山14K羣英會”，利用積攢的經驗，他瞅準時機將反叛分子一網打盡。“雙十暴亂”成為他的“事業”轉折點，自此，雷洛受到官方重用，同年獲晉升至新界區探長。

　　然而，自古以來，水可載舟，亦可覆舟。鉅額貪腐的背後，是越來越難以壓制的民怨。1967年，港英政府對調了雷洛與藍剛的轄區，以避免他們“落地生根”，尾大不掉。

　　真正的喊停，要到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年方半百的雷洛早聞風聲，立馬宣佈提前退休，舉家逃往加拿大。

　　《金錢帝國》劇照：1973年，呂樂趕在廉署成立前攜八名子女及妻子移居加拿大，逃避追捕，安頓好子女以後和妻子定居台灣

　　2009年的電影《金錢帝國》記載了廉政公署成立的一幕。陳奕迅飾演片中雷洛身邊的大紅人陳細九，坐擁肥差之利無數，但他無時不在擔心東窗事發，貪污帝國終將潰決。這也是那段黑暗時期人心惶惶、混沌迷茫之真實寫照。

　　而陳細九的原型，就是現實中於1977年被通緝的曾啓榮。

　　最後，陳不願做雷洛的污點證人，選擇自首入獄，一定程度上，這代表着黑社會沒落前對俠義之道的最後堅持。

3

　　紅線

　　“法外之地”是黑社會滋長和發展的必要土壤。

　　這要遠追至殖民時代的“租界”，某種程度上，這二字本身就代表了一種灰色地帶。

　　先後兩次割讓，將香港這塊彈丸之地攪得四分五裂，不僅是版圖，更是整個民間社會土壤。殖民主義勢力開始了從量到質的演變，從港島到九龍再到新界，名義上都是分奪領土，但本質上有着微妙區別。1860年《北京條約》把九龍半島割讓出去，作為香港歷來人口密度最高的九龍城寨，正式在歷史的風雲舞台上翻湧起來。

　　“界中之界”九龍城寨由清政府於1847年擴建而成，90年代被拆除改建之前，一度是處於無政府狀態的“三不管”圍城，長期延用大清律例。寨內環境惡劣，中英黑白各大勢力都往裏面滲透，勞工、娼妓、無業遊民混居雜聚，逐漸成為犯罪的温牀。

　　香港電影《追龍》還原了九龍城寨——當時各方勢力盤根錯節、魚龍混雜的“界中之界”

　　黑社會勢力一邊橫行霸道，一邊維持秩序，在整個漫長的殖民社會埋下一個毒瘤。

　　後來的影視、媒體都喜歡將九龍城寨比作香港黑社會歷史的縮影，在這裏，黑白勢力此消彼長，租來的界限無界限，潮濕封閉的環境盡是窮途末路，一代人的孤寂、迷茫在此紮下根。

　　2017年的電影《追龍》復現了九龍城寨的末日之夜。20年後劉德華再度飾演雷洛，片末，雷洛與香港最大毒梟之一跛豪大戰英警司後，兩人在九龍城寨的天台點起了煙，共同品味香港屬於他們的最後深夜。

　　這時是廉政公署成立的前夕，也意味着所謂“和平”與“法治”時代的來臨。

　　1960年，內地爆發饑荒，30歲的吳錫豪（人稱“跛豪”）隨逃港熱潮亡命南來，抵港就投身於當時很受歡迎的民間博彩業字花，到1970年代，他已成為香港販毒的“四大家族”之首。

　　雷洛和跛豪曾一度並居香港黑社會有重量級話語權和影響力的人物，二人都共同代表着遊走於灰色邊緣地帶人士的鼎盛。他們都不是傳統意義的正義英雄，卻得到身處困頓和壓抑中的香港人認可，這離不開當時殖民統治的歷史背景。

　　雷洛縱橫黑白兩道，卻深刻明白一條硬線不能越：“一個英國警察都不能殺”“香港是英國人的天下”；《追龍》裏的跛豪則突進了這條線，他將自己置身死地，對英國警司亨特怒喊：“香港是你們的嗎？是我們的！”

　　在世界進入了後殖民時代的語境下，亂世雙雄有了某種根植於家國精神、民族大義的共同發力點。跛豪和雷洛之間唯一顛撲不破的聯結，是作為整體的香港，與宗主國英王國的對立。

　　在一種更嚴峻的時勢下，黑社會的命運被外力改寫，垂史之名也逐漸轉向，一定程度上開始重回對“江湖”“一家人”的傳統價值依守。

　　進入1980年代，內地市場開放給香港注入了蓬勃的紅利，香港人口激增，社會開啓了一系列巨大轉變。經濟迅速騰飛，“亞洲四小龍”的神話變現，中產階層規模膨脹。經濟發展和國際地位逐漸成為新的主題，當年的難民李嘉誠成為首位收購英資商行的華人。

　　政府一度深信黑幫勢力已被瓦解，1982年，警方正式解散成立多年的“三合會調查科”。

　　但實際上，已有廣泛社會基礎和雄厚經濟基礎的黑幫尚未完全剷除。直至1997年香港迴歸後，黑社會分子都一直活躍於地下，以商業、服務等形式滲入暴利行業，比如演藝、影視圈。

　　《扎職》劇照

　　曾經的14K舵主陳惠敏説過這麼一句話：香港有兩套法律，晚上12點之前是警察的法律，12點之後那就是黑社會的天下了。

　　然而總體來説，“規則”二字的力度在社會上終究是加強了。直至今日，廉政公署持續在香港政界扮演着重要監督角色。作為動盪年代的縮影，黑社會的血雨腥風在世紀末20多年間歷經風乾、結痂，終究變成落日餘暉，世界，也不再是那個刀口舔血的世界了。

4

　　浮城

　　在維基百科詞條上，呂樂（雷洛）名字旁有縮寫英文字母“CPM”，意為“有偉大力量和成就的人（A man of great strength and achievement)”。

　　考察一個歷史人物，可以試着將他從一件事、一段時代裏去掉，看看當時的社會狀況和走向會發生什麼變化，即可探析其功過。

　　黑社會是香港的產物，也是歷史的產物，造成貪、暴無數，但它代表的那個動盪時代，本身就難辨是非。説雷洛是惡棍，但如果沒有他，探長就不會成為最大的黑社會嗎？殖民年代的香港仍然血雨腥風，仍然貪警橫行、黑白混亂。

　　回視雷洛這號人物，似乎很難找到一個介於“功”與“過”之間的平衡，因為威名本質上是黑名。建立“貪污機制”，以維持社會某種意義上的安定，一邊肆意貪污，一邊卻塑造秩序，這兩件事其實都難以分開定性。

　　縱然無法將它的暴虐罪戾從歷史中抹去，後來的人們依然崇往黑社會代表的俠義道。其實三合會在成立之初，就曾提倡“和平共處”“有福同享有難同當”等江湖道義法則。早在1905年端午節，大陸洪門派發起人“黑骨仁”在香港史上第一次“洪門大會”的發言，咋聽更像是一個公義的主持者：“各人背井離鄉，無非是為了求財，不應動輒鬥毆，萬事和為貴。”

　　雷洛的那碗飯，是歷史給予的，也是歷史砸掉的。

　　再後來，資本時代不斷擴建膨脹，香港換了天地：中環金融白領、深圳港商、移民潮、金融危機等歷史角色你方唱罷我登場。

　　現在的香江是浮世繪，也是“浮城”。“浮城”這個形容來自作家西西：“既不上升，也不下沉……許多許多年過去了，祖父母輩的祖父母們，都隨着時間消逝，甚至祖父母們自己，也逐一沉睡。他們陳述的往事，只成為隱隱約約的傳説。”

　　租界消失了，四大探長時代褪去了，但時至今日，不少港人仍把一句形容掛在嘴邊：“借來的時間，借來的空間。”

　　在被條約框定的殖民年代，香港始終處於一種帶着宿命論色彩的動盪之中。港人把自己當過客，心中多少揣着跛豪常掛嘴邊的那句“生死有命”。而“借”的另外一層含義，是在高密度的現代化、城市化擠壓後，香港仍遍地可見逼仄和壓抑，不僅是空間上，更是沉澱在歷史體膚內的心理上。

　　作家劉以鬯用“潮濕”一詞來形容這種像霧像風又像雨的混沌和困頓。對殖民後遺症下的一代港人而言，“潮濕”是一種根植於時代性混亂的身心壓抑，是未經反省與檢討的迷茫和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