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招待所的故事（二）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9-15 14:06
**作者：**孟京生，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員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調入外交部的幹部。
我父親在江西因心臟病嚴重，幾次差點兒就彎過去了。他心寬命大，雖多次情況十分危險，但都挺過來了，一直到2020年4月底去世，享年107歲。在世時他是外交部八九千離退休幹部中的第一老壽星。
孟英 （1913-2020年）中國前駐桑給巴爾、中非、蒙古大使。
1971年秋，父親獲准回京治病。翌年春夏回江西幹校，1972年11月再次回京治病。我母親一直同行。
父親母親年輕時的照片
這次回來我家住在老樓225房間，是在招待所最北側，臨東交民巷街面。
1973年初，招待所開始收拾老樓二層西北角的幾個大套間，又鋪地毯，又搬沙發。不久搬進來一些不認識的老者和中年人。
我們好生奇怪，外交部的幹部大都彼此認識，不認識的我們也聽説過，這些人是何方神聖？天天有服務員專門“伺候”，後來向服務員一打聽，説是外交部請來的畫家，給聯合國畫畫的，不是外交部的人。
黃胄先生及其作品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都是剛剛“解放”的，有的直接從外地的“五七幹校”來此報到的，都是大畫家。我年少孤陋寡聞，只知道有個畫驢的黃胄，還一個是李可染。黃胄住西北角的套間，李可染住我家旁邊隔一個門，據説是周總理親自安排的，待遇比外交部這些從幹校回來的人好多了，畢竟人家是為國家在工作。
平時看見黃胄老帶着幾個人，可能是他的學生。那年“五一”節看見黃胄穿上綠軍裝，戴着領章帽徽出來進去的，才知道他是軍人。黃胄穿上軍裝也不像個軍人，沒有軍人的風采。
那時候，剛剛被“解放”，從外地回京的大畫家們看上去都挺土的。他們的房門常常大開，過來過去的人可以看到外屋中間的大案桌，專門給他們畫畫用的。
畫家黃胄及其作品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黃胄年輕一點兒，跟服務人員關係特別好。房間的服務員、傳達室看大門的、食堂的廚師、迎送組的司機，黃胄都送過畫給他們，以感謝他們的服務。他長於畫新疆姑娘、葡萄和毛驢。我親眼所見兩個服務員拿着兩張他畫的驢，在比較評論着，是剛剛送給他們的。
那會兒這些畫家剛剛從“文革”的苦難折磨中解脱出來，見到普通人，大人孩子都挺客氣，沒什麼架子，我們也沒覺得他們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畫家李可染及其作品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李可染的房門總是大開的，老者可能有時刻敞門的習慣。我每天都得經過個十回八回的，有時好奇往裏看一眼。
有一天，母親讓我下樓打開水，我拎着兩個暖壺就去了。回來路過李可染的房間，門依舊大開着，他自己一個人在畫畫。我也不知道動了哪根筋，徑直走了進去。他正在作畫中，瞥見有人拎着暖壺進來，連頭也沒抬説了句：“放那兒吧。”我説：“這是給我們家打的，我們自己還用呢。”他這才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
我那時年輕，也不大懂禮貌，直接就説：“從這門口路過進來看看畫畫，我就住隔壁一個門。”老者還真沒架子，客氣地説：“看吧看吧。”
當時只有老畫家一個人作畫，我也沒客氣，把暖壺一放，就站在旁邊看。他畫的是近處有一座矮山，山上有一個亭子，幾個人背身站在那兒指點着更遠的山。畫的大框已畫出來了，正在往山上畫樹木。他拿着一支粗毛筆，在紙上崴了三幾下，一棵樹就出來了，接着又連崴帶拐了幾下，一小片樹林就出現了。
我説：“好玩兒。”
李畫家問我：“上過山嗎？”
我直道：“哥們兒就是虎踞山出來的。”馬上覺得失言，又改口説：“我就是虎踞山出來的，湖南那邊的。”
李畫家又問：“有老虎嗎？”
答曰：“沒有，我是和我爸我媽一起去的‘五七幹校’，茶場。”
（作者供圖）
他一面與我聊着，一面繼續畫樹，又換了細筆畫亭子裏的小人兒，幾筆就點畫出來了。記不得李畫家是否説自己有否“下放”過，但能感覺到他對“下放”經過磨難的人挺同情的，可能他自己也有類似的經歷。
他一邊畫一邊給我講：“這幾個站在亭子裏的人在濛濛細雨中，看對面的高山呢。”
我問：“雨呢？”
李畫家真不愧為大師，拿起一支毛筆，胡亂在畫上抹了幾下，看上去就像下毛毛雨似的。
我對老畫家説了句找抽的話：“這不是挺容易的嘛。”
人家是大師，不跟我這不懂得深淺的毛頭小兒計較。
接着問我：“你們那個虎山有什麼花呀？”
我回：“湖南春天的杜鵑花好看着呢，漫山遍野的。”
李老畫家想了想，自語道：“這個季節可以。”我也弄不清老者是什麼意思。
李老畫家換了紅筆，好像比較細的筆，調了紅顏色，説：“給你畫些杜鵑花。”説着用一種顏色畫出來好幾種不同的杜鵑花。我那時是小孩子，只覺得挺好玩兒的，認為畫畫挺容易的，這有什麼呀？其實大師的功力我是根本不懂的。
李可染作品《蜀山春雨》
我這人天生膽兒大，遇到什麼場面也不怵頭，跟李大師就聊起來了。我告訴他我家有一張吳作人畫的駱駝，純黑的水墨畫，是兩隻並排站着的駱駝。
孟英大使夫婦與孩子們的合影
（外交部的大人孩子都知道“孟家五虎”，連周總理、陳老總也知道。）
吳作人作畫時問我爸，有幾個孩子，我爸説，五個兒子。他又在旁邊畫了五個小駱駝。我説，最小的那個駱駝就是我，畫上還有我爸我媽的名字。
吳作人的作品《沙漠駱駝》
下幹校時，我爸我媽把這幅畫存在在山東的老戰友張秉玉、常凱家。張秉玉當時在職，任國防部外事副局長。後來説，畫找不着了。
我家分析可能是讓他家的兒子張小五（張長勝）偷着給賣了。這傢伙巨能折騰，改革開放初期和葉飛的女兒一起倒賣進口汽車指標，事發東窗，給抓起來槍斃了。
我爸我媽掬着面子，再也沒有跟張家提過此事。我二哥、三哥1969年底當兵入伍都是張秉玉給辦的。
看完畫杜鵑花，我就説“家裏還等着我的開水呢！”，扭頭趕緊回家。現在想起來真丟人，連謝人一聲都沒説就走了，不懂事的混小子。
周總理與大使夫人王宏瑜（作者的母親）親切握手
從李大師的門出來，幾秒鐘就進了自家門。我媽問：“你上哪兒打水去了？怎麼這麼長時間呀？”
我順口答：“上隔壁李可染那兒看畫畫去了。”
我媽還沒説什麼，我爸就批評我不該去：“人家是給聯合國畫畫的，為國家工作，不要影響人家創作。”
李可染先生作品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我滿不在乎地説：“我還去黃胄那兒看他畫驢呢！第一次敲門沒人在，第二次屋裏有好幾個人説話，沒畫畫。”
孟英大使（作者的父親）向桑給巴爾總統遞交國書
父親一聽就有點兒急，嚴令我以後不許去打攪人家。他知道我容易惹是生非，走到哪兒都得鬧出點兒動靜來，這種事發生過太多次了，他事先就得警告我。我一看他要急（他有嚴重的心臟病），只好悻悻無語。我在外面敢鬧，回家不敢。
孟家五兄弟與母親（右）、阿姨（左）合影
（大哥孟達林，二哥孟新海，三哥孟大慶，四哥孟和平，五弟孟京生）
幾十年過去了，我一直想找李老畫家的那幅畫，可惜未果。一是不知道畫的名稱，二是畫的去向是給了外交部，也許作為禮品送給了外賓，也許在聯合國或駐外使館某個地方掛着，我想有張照片或COPY也行。李可染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個普通的凡人，怎麼也跟中外聞名大師的名稱對不上號。
再後來的話，遇到畫畫的牛主兒，我就添油加醋地説 ：“李可染給哥們兒畫過畫。”人家聽了，不信：“你丫算老幾呀?人家李可染可是大師，能給你畫畫？吹牛呢吧？”於是我就講這個故事，人家聽完了就不會覺得我吹牛呢，挨點兒邊，靠點兒譜。
京劇表演藝術家郝壽臣
再插一句，遇到梨園界唱戲的，我就提郝壽臣——郝黑頭，解放後當過中央戲校的校長，唱黑頭的，是與梅蘭芳、馬連良齊名的大家。我嬸兒的妹妹——我老姨嫁給了郝壽臣的孫子。我爸在輔仁大學上學的時候與郝壽臣的兒子是同學，因為家庭關係有點兒來往，但是不多。
人的經歷是複雜的，有些事情當你經歷時很不經意，不覺得什麼，隨着時間的沉澱，這些曾經平淡無奇的瑣事開始發酵，而且味道隨着年代的拉長，開始飄香。那些看來不起眼兒的、撂爪就忘的小事兒竟然成為值得回憶和品味的珍藏。
——寫於2021年1月
前文補遺
前文提到：“50年代初，我爸媽到國外任職，就把兩個哥哥放在外交部西郊幼兒園，由公家照看，頂多有父母的戰友故舊領他們去自己家住幾天。”
此照片是我的大哥、二哥與父母的合影。拍照後幾個月，父母就出國了。大哥託養在幼兒園。不到兩歲的二哥先在戰友王文軒、劉鳳家寄養，後長大一些也送去幼兒園了。
之所以寫這一段，是想告訴後人，當年外交官及家屬為國家的外交事業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不是我們一家這樣，建國初期那一批幹部都是這樣，“舍小家，為大家”，無怨無悔。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