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家踏浪前行，這是一場真正的鉅變_風聞

在人類最後的歷史記錄中——

掩體紀元67年，獵户座懸臂，一艘歌者的飛船靜謐地懸浮着，閃爍的星光讓無盡的星空更為深邃。

這艘飛船向太陽系的方向投射出了一枚透明的紙片。在離開飛船後，這張紙片開始散發出柔和的白光，看起來就像一張完全無害的二維薄膜。

它很快加速到光速，在人類的監測系統中，它的質量和它的外表截然相反，快速增加……

這是小説《三體》勾勒出的太陽系文明的最終之章。

在外星文明的降維打擊下，太陽系化成了一張“紙片”。

不過，小説家和科學家假設的黑暗森林法則太過遙遠，給中國造成過去四十年來最大困擾的是現實世界的叢林法則。

一枚小小的芯片，儼然就是地球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向中國投射出的“二向箔”。

中國人對科學有一種超實用主義的心態，感受到威脅，或吃了大虧才會感到痛。

五十年前發展“兩彈一星”就不説了。

最近的，當引以為傲的企業——華為，被人説掐脖子就掐住了脖子，曾經不在乎科學家只在乎工程師的任正非遍訪中國一流研究機構、大學，痛陳基礎研究的重要性。

從1到100的創新，決定眼前；而從0到1的創新，決勝未來。

但令人遺憾的是，今天中國的年輕人能一口講出的科學家，似乎還是五十年前那一批。

中國現在無比迫切的需要當代的科學大家，去應對正在發生的大國博弈，去應對更多未知的挑戰。

中國亟須補上的一課

“如果沒有科學進步，其他方面再多的成就也無法確保我們作為一個國家在現代世界中的健康、繁榮和安全。”

這是1945年，範內瓦·布什應羅斯福總統要求所寫的《科學：無盡的前沿》報告中的一段表述。

範內瓦·布什所生活的年代，剛好是美國二戰後取得一定優勢的時期。如何藉助這些優勢，成為引領人類文明的大國？布什給出的答案不是更多的技術應用創新，而是看似無用的基礎研究。

基礎研究，需要探索宇宙的演化、意識的本質、物質的結構和生命的起源，也需要從社會和國家面臨的實際問題中凝練科學問題，解決“卡脖子”的關鍵技術。

聽起來是不是很熟悉？布什當年所説的，和我們當下大聲疾呼的何其相似。

7月30日，政治局會議再度發聲強調：加強基礎研究，推動應用研究，開展補鏈強鏈專項行動，加快解決“卡脖子”難題……

稍早一點的7月19日，李克強總理考察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並主持召開座談會，也曾表示：“我們到了要大聲疾呼加強基礎研究的關鍵時刻。”

在高層的呼籲裏，中國基礎研究當下就是在補課，因為過去缺得太多了。

事實上，大多數基礎研究的發起，往往來自於仰望星空、或審視內心時產生的一絲嚮往和悸動，和功利無關。

比如當我們發現芯片被卡脖子，而向源頭追溯時，會發現芯片之上，還有造芯片的機器、原料、控制軟件，再往上是精密的光學、機械組件，而再往上，則是物理、化學等學科理論和操作方面的開創性突破。

而這些基礎性的突破，很多時候科學家在研究它們的時候只是為了追求極致，就是小數點往左多移動一位，根本沒想過它們在現實中會有什麼用。正是這種耐得住寂寞、跳得出功利、坐得了冷板凳的精神，讓科學的探索上得了康莊大道。

所以，中國真正要面對的短板不是芯片，甚至也不是民間廣為流傳的光刻機，而是從理論到實操的整個鏈條，是科學家，是本應普遍存在於人們內心的探索精神。

現代工業的複雜性、專業性，要求人們必須高度專注於特定領域，在儘可能細分的領域追求極致。而追求極致往往更多是內心的主動選擇，和功利關係不大。

德國工業60%的核心技術掌握在中小企業手中，這些企業再小都會有自己的研發機構，而且只鑽研有限的技術和產品。

這些企業早已經超出了追求利潤的層次，它們的理念就是追求和諧的生活。

功利心的確能夠產生巨大的推動力，但只靠功利心最後很可能會一事無成。

意識到問題的急迫性，算是成功的第一步。科技部曾在今年初表示，基礎研究佔研發投入比重首次超過6%，聚焦領域就包括集成電路、軟件、高端芯片等。

事實上，科技日報曾經整理過，中國被“卡脖子”的關鍵技術多達35大項，根本上都是因為基礎研究薄弱所致。

大國重器當然重要，但是呼喚中國的愛因斯坦、當代的錢學森，以及他們身上這種引領時代的思想卻更重要。而後者，顯然更加需要社會的鼓勵和年輕科學家的無盡探索。

幸運的是，中國對此已有清醒的認識，中國企業、中國科學家也有着相同的認知。

剩下的，就是行動，沉下心來，發奮圖強。

押注未來科技的生力軍

“常思奮不顧身，而殉國家之急。”

周欣抵達武漢的時候，距離封城只剩下10個小時。他是最早一批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逆行者”中的一員，但他既不是醫護，也不是志願者。

周欣的工作差不多就是這場控制疫情、拯救生命行動的原點。

他和他的團隊，要靠他們自主研製的人體肺部氣體磁共振成像技術，“點亮”病人的肺部的各個角落，瞭解人體肺功能的缺失，對新冠病毒造成了多大影響進行科學準確的評估。

這是一項外國對中國封鎖的技術。

從一個人熬到凌晨到70人的團隊在專門的實驗室中思想碰撞，周欣團隊成功實現了這個中國從0到1的突破，肺部氣體磁共振技術從無到有，核心技術指標國際領先。

正是因為在抗擊疫情中的突出表現，2020年，周欣當選“中國科學院年度創新人物”，他也是2019年首屆“科學探索獎”的得主。

“科學探索獎”是由科學家主導、騰訊基金會出資支持的公益性獎項，於2018年應運而生。它最契合中國需要的特點有三個：

第一個，它面向基礎科學和前沿技術；

第二個，或者説最重要的是得獎者都是45歲以下；

第三個，得獎者獎金完全自主支配。

在中國國家最高科技獎得主普遍超過80歲的情況下，這個獎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國家科技獎的補充，更是在押注未來科技的生力軍。

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們更看重的是第三點。中國科技人才今天其實並不缺乏科研經費，在大城市的喧囂中，他們更需要內心的平靜，而一筆能自由支配的獎金，將會讓他們隔絕相當大部分日常生活中的瑣碎和紛擾。

尤其是，他們還都是年輕人。

就在9月13日，第三屆“科學探索獎”50人大名單公佈，女性獲獎人8位創三年之最；35歲及以下獲獎人7位，其中最年輕獲獎者，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研究員唐銘，僅32歲，第一位“90後”已經呼之欲出……

中國人有諾貝爾獎情節，近些年的諾貝爾獎得主有越來越年輕的趨勢。

哈工大管理學院博士薛風平曾對物理學、化學、醫學、經濟學諾貝爾獎獲得者取得成果的年齡分佈研究發現：獲獎者取得成果平均年齡為40.16歲，35歲取得成果最多，而一生中黃金創造期大致是26歲至46歲年齡段。

但是，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如果沒有前人的積累，想做出突破性成就幾乎不可能。

2020年底，我國量子計算原型機“九章”問世，這被認為是量子計算里程碑式的成就。

“科學探索獎”得主、中國科技大學教授陸朝陽就是“九章”量子計算原型機研製團隊的成員。留着簡單平頭、臉龐有點瘦削，戴着眼鏡的陸朝陽走在校園裏，有時會被人誤以為是研究生。實際上，38歲的他，已經是國際量子科學領域走在最前沿的年輕人之一。

陸朝陽因潘建偉院士而與量子物理結緣，從劍橋大學回國後便加入了潘建偉的團隊。一開始，他摸着石頭過河，折騰了大半年也沒達到理想狀態，但正是因為潘院士的嚴厲批評，他放棄了所有假期，一頭扎入實驗室。

探索了兩年後，2007年底，僅25歲的陸朝陽以第一作者發表了兩個重要成果：六光子糾纏和量子分解算法。這兩個成果後來分別入選了該年度的中國十大科技進展和中國高校十大科技進展。

自此他一發不可收，獲得了國際上一系列重量級獎項。2019年他捧回了國際純粹與應用物理學聯合會光學領域青年科學家獎。去年2月，他被授予美國光學學會頒發的阿道夫隆獎章，這是該獎章設立80餘年來中國科學家在本土的研究工作首次獲獎。

根據中國日報的報道，在潘建偉領銜的中科院量子信息與量子科技創新研究院，像陸朝陽這樣的年輕教授有20多名。而陸朝陽自己也帶着一支幾乎全是90後的學生隊伍。

沒有老中青三代之間的代際傳承，就別指望科學研究能生生不息。

中國最高領導人曾經説過：“創新之道，唯在得人。得人之要，必廣其途以儲之。”重視青年科學家，是中國近十年來最為敏鋭的判斷之一。

這固然需要青年科學家們樹立“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勇氣和決心，也需要國家層面及時的鼓勵和支持，還需要像“科學探索獎”這樣在物質和精神上的“補給站”。

中國科學的開拓與多元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但是，當代中國科學家大多是一批“寂寞深閨”中的人。

科研是寂寞的，但是一個時代不應讓科學家感到寂寞。

1978年1月，中國大城小鎮成千上萬民眾排起長龍，搶購一本雜誌。

那是一本《人民文學》的新年刊，當期封面文章是徐遲所寫的一篇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而報告的主人公，是數學家陳景潤。

“自然科學的皇后是數學。數學的皇冠是數論。哥德巴赫猜想，則是皇冠上的明珠。”

文章裏面的這句話，成了後來無數數學老師在給學生講述這個故事時，引述最高頻的金句。

證明了“1+2”的陳景潤成了當時全國年輕人的偶像。無數青年會在演講結束時，鄭重加上一句“學習陳景潤，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攀登科學高峯。”

而就在同年3月，一場後來被稱為“科學的春天”的大會在北京召開，中國由此進入了全民科學的黃金時代。

四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將要走上一條更加獨立的創新之路，急需喚醒屬於普通中國人的第二個科學的春天。

和上一次不同的是，今天的中國需要的是更大範圍的全面突破。

看看今年獲得“科學探索獎”50位年輕科學家，涉及數學物理學、化學新材料、天文和地學、生命科學、信息電子、能源環保、先進製造、交通建築以及前沿交叉學科，他們的研究必將在未來某一天改變我們的生活。

2019年首屆科學探索獎獲得者浙江大學教授李鐵風，帶領團隊研發出的仿生深海軟體機器人（圖/之江實驗室）

我們的生活能夠更好，我們的國家能夠更好，得益於這些人的一往無前。

正如華為任正非在2019年初的內部講話中提到的：

“公司處在危亡關頭，研發堅持加大戰略投入，向上捅破天，向下扎到根……芯片砸錢不行的，得砸數學家、物理學家、化學家，中國要踏踏實實在各個方面努力地去改變，我們才可能在這個世界上站得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講，“科學探索獎”做了一件有意義的事，越來越多的科技企業加大科學投入，使科學距離普通人不再遙遠。

這個遙遠指的是近在咫尺的擇業空間與社會認同。

陽春白雪存在的基礎是下里巴人。唐朝詩歌之所以能出現李白杜甫的高峯，不是因為詩歌高不可攀，而是販夫走卒人人都寫詩，詩從口出不會被看成是神經病，最多被人鄙視打油詩。

寫於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基督山伯爵》是法國的“武俠小説”，主角蒙冤入獄，機緣巧合得到絕世高人的傳承，出來後大殺四方報恩復仇，靠的不是九陰真經而是數學物理化學知識，科學已經融入了當時歐洲的通俗文化。

這才是真正的“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要想科學家遍地開花，最需要的，是讓科學成為一種文化，將科學精神滲入到個體的價值觀，最終融入我們的血液成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