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積電，沒那麼特殊_風聞

據日本媒體此前報道，全球最大的芯片生產廠商台積電正考慮在日本建立芯片工廠，熊本縣憑藉豐富的水資源以及較為完善的芯片相關產業，成為熱門的候選地。

不僅在日本，今年初，有消息稱台積電將擴大在美國的建廠規模，至少在美國建設6座芯片廠，其中還包括最先進的3nm工廠。

2018年，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曾狂言， “在製程方面的競爭，也不是隻是花很多錢，舉國之力就可以做成的。”

作為全球技術最先進的代工廠商，台積電幾乎拿下了全球芯片市場一半以上的訂單，蘋果、華為以及聯發科等，都是台積電的客户。2020年，台積電停止為華為代工，直接導致華為的高端麒麟芯片只能靠庫存艱難維持出貨。

台積電，是否真的如此特殊？當有人想用台積電利誘或威脅我們時，又該怎麼辦？

文丨餘鵬鯤

編輯丨崔赫翾 瞭望智庫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1

遠不如華羅庚

在  創辦台積電之前，張忠謀在美國半導體企業、至今仍是全球高端DSP主要供  應商之一的德州儀器幹了25年。這導致很多傳記作者，不假思索地就把錢學森、鄧稼先等人的經歷硬套到張忠謀身上，認為他通過德儀高管的經歷，掌握了半導體生產的關鍵技術和核心競爭力，因此在半導體生產“約等於一片白地”的中國台灣，經過十幾年的打拼，把台積電做到了世界領先。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這是不可能的。

以錢學森、鄧稼先、華羅庚為代表的海外歸國功勳科學家，之所以能把所學帶回國，關鍵在於打了一個時間差。

這些中國科學家瞭解和研究高速流體力學、核技術以及電子管信息技術時，國外的管理機構尚未認識到這些學科藴含着巨大的經濟價值和國防價值。

以計算機學科為例，目前幾乎所有計算機的結構都是馮·諾伊曼結構。1946 年9 月，華羅庚應普林斯頓大學邀請講學，被伊利諾伊大學聘為終身教授。他在普林斯頓研究院和馮·諾依曼、戈爾德斯坦等人交往甚密。當時，諾依曼正在設計第一台存儲程序的通用電子數字計算機，華羅庚也得以目睹第一台馮·諾伊曼結構電子計算機的整個過程。回國後，華羅庚拿着國外收集到的計算機資料，指出“計算技術是科學發展的新的生長點”。

馮·諾伊曼架構示意圖。

華羅庚首先説服了清華大學的領導，於1952年從清華大學電機系物色了三個人去研究電子計算機。在華羅庚的不懈倡導和宣傳下，1956年春，國家制定發展科學的十二年遠景規劃，計算技術是重要組成部分。華羅庚擔任計算技術規劃組組長，制定了“先集中，後分散”的正確發展路線。中國也就成了較早開展計算機研究的國家，並在整個60年代中始終處於世界計算機的第一梯隊。

在華羅庚從清華大學電機系挑選的三名同學中，有一位後來得以始終研究計算機技術，這就是被稱為“中國計算機之母”的夏培肅院士。夏培肅曾説：“一個人在一生中，常常會有一些改變命運的重要轉折點；對於我來説，這個重要的轉折點出現在1952年秋天的一個晚上，當我第一次謁見華羅庚教授時。”

她的晚年有一個得意弟子胡偉武，開發了中國第一款自主高端通用CPU——龍芯一號。今天的龍芯CPU，已成長為中國自主信息化產業的中堅力量。

而創辦台積電之前，張忠謀雖然出任了德儀全球半導體業務副總裁，是當時美國商界職位最高的華人，但獲得核心技術的機會，遠不能和華羅庚相比。更重要的是，當時美國並不是半導體制造技術最先進的國家，德州儀器也不是美國最先進的半導體制造企業。

2

“打敗”日本

上世紀70年代，日本企業致力於引進美國等國的半導體研發及製造技術，日本半導體產業崛起。當時計算機中最主要的半導體產品是存儲器，也就是今天內存和半導體存儲芯片的前身。在這個領域，日本企業最高擁有全球接近80%的市場佔比。

根據IC Insights的數據，1990年日本半導體供應商的市場佔有率接近50%，來自日本企業的競爭壓力，一度導致今天聲名顯赫的英特爾將主營業務由存儲器改為了CPU。可想而知，1987年才成立的台積電，所面臨的環境並不樂觀。

2021年3月25日，位於台中市的台積電(TSMC)工廠。圖｜人民視覺

1988年，張忠謀通過私人交情，拿到英特爾資質認證和產品代工訂單，自此台積電才算有了立身之地。

然而日本半導體的發展曲線卻出現了轉折，從1990年開始，日本半導體的市場份額一路走低，到2020年已至6%。對於這一結果不能解釋為台積電太強了，因為1990年台積電的產量還很小，不足以產生這麼大的效應。除了以中國台灣為代表的亞太地區，北美地區的市場份額也在同步攀升。

世界IC供應商分地區市場佔有率變化。

日本半導體產業到底發生了什麼？這背後當然少不了美國。

1985年，美日德英法簽訂“廣場協議”，強迫日元升值。“糖衣炮彈”讓日本民眾的購買力在短時間內增強了，過上了高消費的日子，這樣的狀況下，當時從民間到基層官員都未能察覺到危險。然而長期來看，日元的升值沉重打擊了日本產業的競爭能力。

1986年，日美簽訂《日美半導體協定》（也被稱之為“日美第一次半導體協議”）。1989年，日美簽訂《日美半導體保障協定》。1991年日本再次妥協，簽訂《日美第二次半導體協議》。

三次協議都是美國在駐軍日本的情況下，以不光彩的手段迫使日本簽訂的城下之盟。伴隨着協議開展的，還有美國的制裁和輿論戰。這些行動極大地打擊了日本的半導體產業，更重要的是摧毀了日本普通民眾奮鬥的動力。

伴隨着對改變現狀的絕望，“寬鬆教育”“草食男”“森女”迅速被廣泛認可，日本開始走向與近代以來完全不同的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看到了大國崛起與小民尊嚴的關係。

3

看不上“集中力量辦大事”？

美國一通操作“猛如虎”，日本倒下了，為半導體“新玩家”騰出了生長空間。然而從這一片荒蕪中長起來的未必是台積電，當時的人們更看好韓國。美國的半導體企業也瞅準這個時機迅猛發展，尤其是英特爾，一直是先進製程的代表。

面對韓國財閥的雄厚資本和美國的技術優勢，只靠張忠謀的話根本沒有翻身的餘地。

儘管張忠謀在接受採訪時不太看得上集中力量辦大事，但縱觀世界半導體產業發展，從來就離不開行政力量的支持。

以日本為例，1976年3月經通產省、自民黨、大藏省多次協商，日本政府啓動了“DRAM製法革新”國家項目。DRAM是今天最主流的內存形式，該項目直接奠定了日本在內存上的強勢地位。

1969年，時任偽台灣省經濟部長的孫運璇訪問韓國，發現韓國搞了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集全國之力推動工業發展，這才模仿着建立了台灣工業技術研究院。

孫運璇在韓國參觀時，感到韓國科學技術研究院發展得很好，一個重要原因是引進韓裔美國人進行領導。因此把張忠謀這樣的華裔美國人引進來做半導體，是早有謀劃，精心運作的結果。

1975年，台灣出資推動“積體電路（即集成電路）示範工廠設置計劃”，隨後更派出40多位留學人員，到美國無線電公司（RCA）進行培訓。這次人才交流計劃規格高、層次深、範圍廣，為後來台灣地區發展半導體產業培養了第一批關鍵人才。

美國RCA公司今天已經默默無聞了，但當時是絕對的技術標杆，電子顯微鏡、彩色顯像管、CMOS技術、光電子發射器、LCD和衞星直播系統等重要科技成果都是它首先發明或產業化的。同時RCA還掌握了不錯的集成電路製造技術，更為重要的是RCA當時是美國政府下屬企業，與RCA合作具有示範效應。

與RCA相匹配，台灣派遣的留學人員也絕非泛泛之輩，而多數是當時台灣“中央研究院”電子所的技術中堅，其中就包括後來創辦聯發科的蔡明介，其他青年骨幹也是一時之選。

通過一系列類似的運作，台灣從美國得到的技術轉移要比韓國快一些。對於半導體來説，投產時間早代表擁有很大的競爭優勢，台灣地區拿下了美國技術轉移的開門紅。

而此次台灣人才到美國學習的兩位計劃人之一就是張忠謀。張忠謀後來創業回到台灣，與此次高規格的人才培訓計劃息息相關。

張忠謀回到台灣時，台灣在八年前就擁有半導體產能了，台灣地區啓動發展超大規模集成電路的“電子工業研究發展第3期計劃”也已經有兩年了。

初生的台積電，使用的是台灣八年前引進投產的台灣第一條3英寸實驗線。資金原則上由台灣地區官方基金出資一半，剩下的一半則由民間資金和外資共同解決。然而由於民間資金害怕風險，實際上來自台官方的資金完全佔據了主導。

直到台積電上市之後，台灣當局所謂的“開發基金”才逐步退出，到2001年持股12.1%，依然是第二大股東。耐心的扶持與幫助，最後大度地退出，也只有在政府意志決定扶持地區支柱型企業中才可能出現。

事實證明，只有台灣當局所謂的“開發基金”一直關心台積電的健康發展，哪怕是早期投資台積電的民營企業，上市後也是紛紛套現走人。            今天的台積電以外資和民間投資為主，但民營和外資的股東已經換了好幾批了。

來自於行政力量的支持，是台積電崛起最重要的因素。事實上，也是所有半導體產業發展中最重要的因素。

2006年，張忠謀説：“沒有孫運璇（1985年時為台灣偽“行政院”院長），1985不回台”。但2016年以後，張忠謀開始刻意迴避創業初期來自於台灣當局的幫助，否認半導體產業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

作為一個企業家，其實這種心態並不難理解。對大陸，強調台灣當局的幫助容易被理解為心懷怨憤。對台灣，強調當局的主導和幫助則會遭到“台獨”分子的陰險揣測。

4

夾縫生存

儘管台灣當局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台積電在與美韓的競爭中還是處於弱勢地位。張忠謀發明的Fabless+ Foundry模式，對台積電能在美韓夾縫中發展壯大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台積電未成立之前，世界上只有一種IDM（整合製造）模式，以英特爾為例，它自己設計芯片後，在自有的晶圓廠生產，並且自己完成芯片測試與封裝。但張忠謀開創的晶圓代工(foundry)模式對於原先的IDM是一種顛覆。

用於生產芯片的晶圓。

在Fabless+ Foundry模式中，芯片供應被分為設計、生產、測試、銷售等環節，由2-4家企業分別掌握。這種模式的好處在於能“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敵人搞得少少的”。

先説“敵人”。在很長的時間內，三星和英特爾在製程的先進程度上都不比台積電差，但從未和台積電有直接的競爭。這是因為三星和英特爾的產能只能為自己設計的芯片服務，做不了台積電客户們的生意。

為何像華為這樣的Fabless客户在設計好芯片後，只找台積電這樣的 Foundry企業，而不找三星生產呢？不找三星，因為兩者直接有競爭關係，搭載三星Exynos的智能手機，曾經是華為最有力的競爭對手。三星代工華為，將隨時掌握作為競品的麒麟芯片的參數和研發情況，甚至可以直接用小動作拖慢麒麟芯片的上市，使得三星手機獲得競爭優勢。

同樣地，華為也不會找沒有競爭關係的英特爾。當英特爾的市場需求激增時，誰能保證華為的需求不會被犧牲？因此一旦選擇了做IDM，一家企業便很難同時為Foundry，反之亦然。

哪些人是這種模式的朋友呢？

財力有限的芯片設計廠商算一個。

前面説到過設計企業同時維護晶圓生產線，在相同製程的情況下，有利於提高性能。然而隨着先進製程越來越逼近物理極限，這一成本越來越高，絕大多數企業根本維護不起。

事實上，哪怕是相對財大氣粗的AMD，也是在以低價售出格羅方德半導體工廠，轉型為Fabless+ Foundry模式後，才最終推出了Zen系列芯片，在與英特爾的競爭中重新獲得優勢。正是靠着Fabless+ Foundry模式，台積電才能從主打IDM的美韓的夾縫中成長起來。

消費類電子產品的營銷部門和消費者算第二個。

有一段時間，此類產品的營銷和普通消費品別無二致，消費者只能選擇品牌，然後根據心理價格買下相應的產品。近年來，有人懷念當時諾基亞品牌的人性化營銷，其實正是消費類電子產品發展水平較低的寫照。

現在營銷部門就輕鬆多了，Fabless+ Foundry模式下這些產品的參數日新月異，每一代產品都不愁文案，人均產值比以前高多了。基於同樣的原因，喜歡Fabless+ Foundry模式的還有此類產品配件廠商。

光刻機等設備生產企業也喜歡這種模式，在沒有Fabless+ Foundry模式之前，大部分芯片生產廠商的製程更新並不快。尤其是日本廠商主打的存儲器，優化空間很大，對更小的製程依賴程度不深，因此更換先進光刻機的動力相對不足。

而像台積電這樣的Foundry，先進的製程是其主要的競爭力，因此更願意高價購買先進的生產設備。2010年以後，Foundry企業的製程之所以發展這麼快，超過IDM的標杆英特爾，與這種心態和設備企業的大力支持是分不開的。

台積電的路線難以複製，就在於Fabless+ Foundry模式的窗口期已經過去，而下一個風口還沒有露面的跡象。

5

沒這麼特殊

台積電的發展歷程，恰恰告訴我們它沒有那麼特殊。

其發展也絕非一帆風順，台積電成立於1987年，到1997年紐交所掛牌交易，這中間整整十年，幾乎都是慘淡經營，很大程度上依賴台灣當局的支持。甚至到了2009年，面對金融危機的衝擊，僅僅一個季度瀕臨虧損，就讓已經退休的張忠謀不得不回到台積電，以穩定市場的信心。

台積電既然沒有那麼特殊，為何中國大陸沒能發展出能夠比肩的半導體代工廠？這主要是西方的技術封鎖、過去缺乏發展半導體的海量資金、技術積累不足造成的。

以技術封鎖為例，1973年，我方計劃拿出1億美元寶貴的外匯，從歐美國家引進七條當時世界最先進的3英寸晶圓生產線。這一設想比台灣工研院要早2年，比韓國早4年。但由於國際關係發生變化，中美“蜜月期”不再，我們建成第一條3英寸線的時間反而比台灣地區晚了很多年。

這些原因雖然是造成中國半導體生產落後最主要的原因，但都是我們無法改變的。可以改變的部分，唯有下定決心、保持耐心，充分發揮半導體從業人員的智慧。

在中美“蜜月期”的時候，我們尚且引進不了最先進的生產線。目前中美博弈波詭雲譎，對外來的技術引進不能抱一點點幻想。過去有一種觀點，認為不需要引進太先進的，足以提高成功率，再依託中國的人力成本彎道超車。

面對西方的嚴防死守，哪怕引進不太先進的生產線仍然很不容易，而且還給黑心商人和掮客很大的活動空間。貴州搞華芯通、武漢搞弘芯都是血淋淋的例子。哪怕真的引進了，先進半導體技術是下金蛋的雞，外方真的會毫無保留地教給我們嗎？

“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半導體生產線引進一代落後一代的現狀為這句話提供了深刻的註腳。慘淡的現實告訴我們，必須下決心走出一條自主研發的康莊大道。

自主研發不好走，有更大的概率失敗，而且短期內看不到成果。從追求政績的角度講，在一任任期內很難見到成效，但這麼幹成果最光明。如果台灣發展半導體，沒有耐心等到小有氣候，證明誠意後再引進張忠謀，或者沒有耐心等過盈虧不定的十年，都不可能有今天的台積電。

我們實現半導體自主替代，既對人民有益，也是產業和國家安全提出的必然要求。這一路必然既有壯美的風光，又有豺狼和虎豹，但只要拿出了決心和耐心，先進半導體制造也沒有那麼特殊，終將成為產業升級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