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的遊戲：《都鐸王朝》中的教權與王權之爭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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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亨利八世時代的都鐸王朝，既是近代英國的開端，也是英國歷史上一個分水嶺。

　　文丨劉戎

　　來源│《中國國家歷史·玖》

　　英國都鐸王朝的第二代國王亨利八世，一直以來都是歷史學家關注的對象和大眾媒體的話題人物。人們最常談論的是他一生中的六次婚姻，以及婚姻與英國宗教改革之間的關係。亨利八世的婚姻為何牽扯英國國家宗教信仰的變革？天主教的教皇又為何不同意亨利八世的婚姻？亨利八世為何鐵了心的一定要離婚、結婚、又離婚？這些問題在本文中會一一道來。此外，亨利八世還是英國歷史上一位十分重要的國王，正是在他的統治下，英國從中世紀慢慢步入了近代民族國家的大門。

　　亨利八世

　　正是亨利八世個人生活的話題性，以及其所處時代的重要性，一直吸引着劇作家的注意。以他為題材創作出大量的影視作品，其中較為中國觀眾中所知的，要數2007年美國Showtime電視台播出的一檔38集電視連續劇《都鐸王朝（The Tudors）》。該劇將視角聚焦於亨利八世從青年到晚年的愛情、婚姻和宮廷政治生活，熱播一時。這部劇的大脈絡也基本符合史實，從劇情的諸多方面，都能感受到那個時代英國曆史獨特而嶄新的脈動。

　　從傳統走向現代國家的英國

　　自中世紀以來，西歐各國的國王、封建貴族與教會形成了三位一體的封建國家權力構架。但後二者與國王之間既有互相合作的一面，也有彼此對抗的一面，國王的權力因此被制約在一個有限的範圍內。然而到了都鐸王朝（1485-1603年），英國的封建貴族和教會這兩大階層都遇到了嚴重的危機，王權卻在不斷擴張，舊的政治均勢格局再也無以為繼。

　　天主教會遭遇的是信任危機，這是歐洲中世紀後期的普遍現象。教會神職人員普遍存在聚斂財富、廣佔土地、在政府中兼職、任人唯親和男女非法同居問題，卻對他們的本職工作——滿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毫不關心。而這些人偏偏眾多，構成了一個不事生產的特權階層，因此很難不招公眾的反感。自文藝復興以來，民間大量流傳着《十日談》式的神職人員劣跡的故事。就連亨利八世在與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通信中也承認：“如果馬丁·路德不要求推翻教皇，而只是要革除教會積弊的話，我們都會贊同他。”

　　第一季劇集的核心人物，手握重權的托馬斯·沃爾西紅衣主教全面具體的體現了教會當時的一切弊端。劇中，沃爾西權傾朝野、富可敵國，有上千名僕人服侍，他的漢普頓宮之富麗堂皇勝過王宮。他大興土木，在牛津大學建立了一座空前宏偉的紅衣主教學院（後更名為基督教會學院），這在文化上是一項功績，但他為此花費的鉅款卻讓當時很多人震驚。亨利八世參觀過後不滿的説：“你能籌集這麼多錢來建你的學院，卻沒錢來供我打完戰爭，真是奇哉怪也！” 

　　劇中的沃爾西紅衣主教

　　歷史上的沃爾西紅衣主教肖像畫

　　歷史上，沃爾西自1515年起管理着英國教會和政府，實際統治英國長達14年之久。他是文藝復興時代一位典型的世俗派宗教領袖：在治國理政和外交斡旋上，是一個卓越的政治家；在藝術和學術領域，也是個傑出的鑑賞家、贊助人和保護人。但對自己本應該虔誠的宗教信仰，他僅僅給予形式上的關注，基督的誡命根本無法阻止他寡廉鮮恥的追名逐利、濫用職權。他把教會和政府的肥缺分給自己的親戚朋友，他的一個私生子還未成年，就兼任了11個教職，享受着這些職務的俸祿。

　　總之，教士羣體普遍尸位素餐、腐敗墮落，他們與文藝復興以來各個社會階層蒸蒸日上的精神追求越來越格格不入。

　　貴族的危機則是後繼無人，因為都鐸王朝是建立在三十年“玫瑰戰爭”的廢墟之上。殘酷的內戰導致傳統貴族世家和地方實力派幾乎損失殆盡，1509年亨利八世即位時，英國貴族數量只有42位，跌至歷史最低點，根本不足以承擔起參謀國政，拱衞王權的使命。因此，國王不得不大量提拔新人進入“藍血階級”行列。例如劇中的男二號，被亨利八世封為薩福克公爵的發小查爾斯·布蘭登（Charles Brandon，Duke of Suffolk），只是亨利七世御前一名旗手的小兒子；受封南安普敦伯爵的托馬斯·賴奧斯利（Thomas Wriothesley，Earl of Southampton）是一個紋章官的兒子；威爾特郡伯爵、赫特福德伯爵等因為和國王的姻親關係而一步登天，原本也只都是一介鄉紳騎士。

　　《都鐸王朝》電視劇中的查爾斯·布蘭登

　　提拔新人貴族並不代表亨利八世想回到過去三足鼎立的政治格局。文藝復興以來，以科米納的《回憶錄》和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為代表，強調“只要目的為善，可以不擇手段”的功利主義和集權思想的新型統治哲學，這與中世紀“國家須為善政”、“仁德政府”的政治倫理觀截然不同；社會上，隨着海外貿易和“圈地運動”的發展，以城市工商業者和農村鄉紳農場主為代表的“第三等級”開始崛起。因此，國王開始拋棄不合時宜的封建秩序，與新興階層結盟，走上加強集權的絕對主義之路。

　　一方面，亨利八世延續其父的法律政策，取締封建主僱用家臣私兵和擁有私人武裝的權力，同時嚴厲打擊對王權構成威脅、或違逆王命的傳統貴族和教會勢力。電視劇第二季中陰謀篡位被亨利八世斬首的白金漢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就是這一政策的犧牲品。歷史上，白金漢公爵的叛逆罪行並無確鑿證據，但他作為身負王室血統的頭號大貴族，又是國王寵臣沃爾西的政敵，已經足以引起國王的猜忌，併除之而後快了。據傳説，亨利八世統治期間，他一共處決了72000人，這一數字顯然有些誇張，但據可查的記錄，至少包括二十位貴族、四位高級官員、六名近侍、一位紅衣主教和眾多的修道院住持。

　　劇中的白金漢公爵

　　歷史上的白金漢公爵肖像畫

　　另一方面，國王大力提拔市井之輩出任位高權重的政府官僚。擔任大法官的沃爾西紅衣主教的父親是伊普斯維奇市的一個屠夫，曾因出售臭肉受罰而被記入該市的檔案中；沃爾西的繼任者托馬斯·克倫威爾出身於酒商家庭，不過是個小小的律師和書記員；坎特伯雷大主教克蘭默原本只是個默默無聞的神學院講師：國王任命、提拔和獎賞政府官員時主要依據的是個人能力和忠誠程度，而不管其出身和政治背景，官職任命也被當成進行政治控制和加強王權的武器。

　　宗教改革前後，沃爾西和克倫威爾主政期間，英國行政和司法領域的集權趨勢尤為明顯。在劇中，沃爾西屢次親自審案的星室法庭就是他的一大政績。這個法庭本來是一個內廷部門，由樞密院的若干成員組成，審理與王室直接有關的案件。沃爾西擴大了它的裁判權，將有關偽證罪和誹謗罪等的訴訟，從教會法庭轉移到星室法庭，通過它懲治各種騷動和暴亂，特別是對叛逆貴族實行審判。星室法庭可以秘密逮捕、刑訊逼供，不需要陪審團就可以直審即決。如此強大的權力使星室法庭成為英國司法機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君主專制的便利工具。

　　星室法庭，因設置在威斯敏斯特宮內一間天花板上畫滿星狀圖案的大廳而得名

　　克倫威爾在劇中的“政績”是主持解散英國的修道院，這也是貫穿第三季劇情始終的重要背景之一。在簡·西摩爾當上王后的1536年，亨利八世的財政破產了。為了充實國庫，安撫、賄賂世俗貴族和鄉紳支持宗教改革，亨利八世授意克倫威爾成立税收增收委員會，清算並解散了英國大部分修道院，將它們的地產沒收、拍賣。這個運動受到了有產階級的普遍歡迎，無論是豪門顯貴、富商巨賈，還是市民和鄉紳，都以優惠的價格得到了富庶的土地。解散修道院一方面大大充實了亨利八世的國庫，另一方面也鞏固和加強了新興階層的經濟實力，並且為英國消除了最後一個潛在的威脅王權的堡壘。

　　不過，解散修道院也有着極其嚴重的負面結果：劇集第三季中，讓亨利八世氣惱不已，不惜背信棄義，大開殺戒的“求恩巡禮（Pilgrimage of Grace）”起義，就是在圈地運動中不斷貧困化、又失去傳統精神慰藉和教會慈善救濟的下層民眾的絕望反抗。解散修道院還伴隨着中世紀百年曆史的哥特建築被毀壞、價值不菲的貴金屬器皿被熔化、珍寶被變賣、圖書館被洗劫，是英國文化藝術史上的一場空前的浩劫。這些宗教改革活動給社會帶來的嚴重後果，托馬斯·莫爾就曾（Thomas More）通過其名著《烏托邦》，向他同時代的人提出過警告，不過他生前來不及看到自己的預言實現。

　　求恩巡禮（Pilgrimage of Grace）

　　以婚姻為藉口，與舊教分道揚鑣

　　在內政方面大刀闊斧，知人善任的亨利八世在婚姻上卻遇到了不小的麻煩。1501年，都鐸王朝的開國之君亨利七世為了維護與西班牙的外交關係，讓長子亞瑟迎娶了西班牙公主阿拉貢的凱瑟琳（Catherine of Aragon），不料兩人婚後幾個月，亞瑟王子就因病去世。亨利七世不想放棄兩國聯姻，於是便做主讓凱瑟琳和當時年僅12歲的亨利八世訂了婚。

　　年輕的亨利八世

　　阿拉貢的凱瑟琳

　　顯然這是又一樁當時歐洲王室常見的政治婚姻。但在日後的相處中，熱情年少的亨利八世非常喜歡大他六歲的凱瑟琳。7年之後父親去世，他就與凱瑟琳完婚並一起加冕。當然，指望生性風流的亨利八世從一而終是不現實的，雖然他一直不缺情婦，但他和王后早年的婚姻生活還是相當美滿的，這在劇中也表現得很明顯。故事一開始，亨利八世和凱瑟琳王后已經育有一女，彼此感情很融洽，王后雖韶華漸逝，但氣質高貴大方，在各種政治外交場合都能表現出母儀天下的強大氣場。

　　讓亨利八世耿耿於懷的，是他和凱瑟琳所生的六個孩子，除了瑪麗公主全部早夭。雖然英國王位並不排斥女性，但上一任女性統治者還要追溯到400年前，亨利一世的女兒瑪蒂爾達（Matilda）雖然是王位的合法繼承人，但貴族卻普遍擁護她的表弟斯蒂芬。二人爭位給英國帶來近30年的內戰，並終結了諾曼王朝。這顯然不是亨利八世期待的未來。

　　劇集第一季，凱瑟琳已年逾40，逐漸沒有了生育的可能。亨利八世移情別戀，愛上了王后的侍女，年輕漂亮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宮廷中的野心家們針對國王求子心切的心理，不斷投其所好，煽風點火。亨利八世逐漸不滿足於婚外情，而是想到了離婚再娶的政治意義，這可以生下合法的男性繼承人。英國的宗教改革便是以此事為起點。

　　亨利八世與安妮·博林（《都鐸王朝》劇照）

　　傳統上，在西歐各國中，英國一直與羅馬教廷保持着最友好的外交關係。如劇中所提到，1521年，亨利八世還曾親自撰寫了一篇名為《七聖事辯護（Assertio Septem Sacramentorium）》的神學論文，反對歐洲大陸上正如火如荼的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堅持正統天主教信仰。當時的教皇利奧十世甚為感謝，贈送給他基督教君主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金玫瑰，並授予他“信仰捍衞者”的稱號（這個頭銜在宗教改革後仍然被英國君主保留至今）。

　　亨利八世（左）與利奧十世（中）

　　因此，為了報答英國王室和亨利八世對教會的忠誠，羅馬方面本該很樂意滿足他的離婚要求，但此事出現了兩個障礙：

　　其一，亨利八世與凱瑟琳當初結婚就是教皇特批，續娶寡嫂本就與教會法不合，只是當時教皇特別恩准，解除了凱瑟琳原先與亞瑟的婚姻關係，他的婚姻才得以合法化。因此，此時亨利八世再謀求解除與凱瑟琳的婚姻，就意味着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t VII）要否定前任的判決。

　　其二，凱瑟琳皇后有着強大的孃家，她的外甥是彼時氣焰正盛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Holy Roman Emperor），而且此時國際關係格局的變化也不利於解除這樁婚姻。1527年，教皇與法國的結盟，激怒了正與法國爭霸的查理五世。就在亨利八世要求離婚的時候，查理五世的軍隊洗劫了羅馬，俘虜了教皇。查理五世為了捍衞家族理念和王朝尊嚴，絕然不許亨利八世離婚。

　　英國當時的二把手，大法官沃爾西紅衣主教在與教廷的談判中，一直無法實現亨利八世的離婚要求，讓他飽受政敵攻擊和君主的憤怒，最終失寵倒台。羅馬教廷批准離婚沒了希望，安妮·博林的懷孕又讓亨利八世焦急萬分，國王最終下定決心，與羅馬分道揚鑣。在教俗兩界，亨利八世啓用了一批以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nwell）和托馬斯·克蘭默（Thomas Cranmer）等為代表，深受馬丁·路德思想影響的宗教改革派，同時高調宣佈與安妮·博林結婚。

　　劇中的安妮·博林

　　歷史上的安妮·博林肖像畫

　　在國王的授意下，克倫威爾推動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統稱“至尊法案”的立法。宣佈英國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英國國王在教俗兩界都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英國的教俗事務完全由國王決斷，無須教會和教皇等的首肯，每個英國人都必須宣誓承認這一點，否則就犯了叛國罪。就這樣，通過宗教改革立法，英國君主權力急劇膨脹，迎來了英國近代絕對主義的高峯。而另一方面，一個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也初步形成了。

　　和亨利八世的前妻一樣，安妮·博林在生下伊麗莎白公主之後多次流產，最終也沒有為亨利八世生下王子，導致兩人的關係迅速冷卻。劇中沒有將安妮最終的悲劇結局訴諸於野史，而是採用了較為符合歷史的處理：結婚後的安妮表現得刻薄、尖鋭，令亨利八世越發厭惡。克倫威爾一派為了扳倒藉由安妮·博林而掌權的博林家族，利用國王這一心理，處心積慮加以構陷，指控安妮犯下通姦、亂倫、叛國、施巫術等嚴重罪行，最終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於1536年將安妮斬首。

　　歷史又一次重演，亨利八世再次喜歡上了妻子的侍女——安妮的侍女簡·西摩爾（Jane Seymour），也就是他的第三任妻子。這次婚姻終於為他帶來了期盼已久的男孩——愛德華王子。但1537年簡·西摩爾生產後突發產褥熱去世，這次婚姻僅僅維持了一年。

　　亨利八世（中）、簡·西摩爾（右）與他們的孩子愛德華王子（左）

　　第四次的對象是神聖羅馬帝國克萊沃公國公主安妮（Anne of Cleves），這是一次由克倫威爾策劃的新教國家政治聯姻，但卻因為亨利八世與克萊沃的安妮“見光死”而流產：公主的相貌與國王此前看到的美麗肖像差距太大，亨利八世大失所望。權臣克倫威爾也因辦事不力和政敵的大肆攻擊而倒台，被國王斬首。

　　1540年，亨利八世迎娶的第五任妻子名叫凱瑟琳·霍華德（Catherine Howard），是安妮·博林的表妹。但僅僅三年，她也和表姐一樣，因為通姦被國王砍了頭，只是這一次確有歷史記載，事實可能確如劇中所演，並非政敵的栽贓陷害。

　　第六次婚姻時亨利八世已經年邁，而王后凱瑟琳·帕爾（Catherine Parr）也是有過兩次婚姻的寡婦，兩人像朋友多過情人。晚年的亨利八世，肥胖嚴重、疾病纏身、多疑易怒，只有凱瑟琳·帕爾的悉心照顧給了他些許慰藉，讓他在1546年平靜的離開人世。

　　中年後不斷髮胖的亨利八世

　　從亨利八世的婚姻故事中，我們能看出，英國的宗教改革之路與他國大不相同。在歐洲大陸，教義分歧引發自下而上的動亂，並伴隨着政治體制和社會秩序的重建，而英國脱離羅馬是自上而下，由政府領導的，完全出於君主的一己之私，與教義信仰關係不大。然而，歐洲宗教改革的某些共通因素，在英國並非就不存在。如果剝離教義因素，英國宗教改革的性質也和歐洲大陸一樣，都是君主加強中央集權，新興社會階層打破舊有既得利益集團經濟和政治權利壟斷的社會運動。在劇中，這些歷史都或明或暗的得到了體現。

　　宗教改革期間亨利八世與朋友的愛恨情仇

　　劇中，較之亨利八與諸多女性的愛慾糾葛，他和托馬斯·莫爾（ St. Thomas More ）從親密無間的夥伴，到勢難兩立的政敵的轉變，更令人唏噓感嘆。編劇的這一情節安排有着詳實的歷史記載做支撐，原本被亨利八世當作良師益友，卻因為堅持天主教信仰而死於非命的莫爾也成為該劇最打動人的角色之一。

　　劇中的托馬斯·莫爾

　　歷史上的托馬斯·莫爾肖像畫

　　托馬斯·莫爾出身於倫敦市民家庭，曾先後在牛津大學和林肯律師學院學習古典文化和法律。長期從事法律工作讓他接觸了大量下層社會的訟案，目睹了廣大人民在社會轉型中所遭受的苦難。正如劇中所演，亨利八世非常欽佩莫爾淵博的學識和高尚的人品，不斷加以提拔。除了公務以外，兩人還經常討論天文、幾何和神學，有時亨利八世甚至會在夜裏把莫爾拉起來，一起到宮殿屋頂上去觀星。但莫爾始終對亨利八世與自己的交情有着清醒的認識，他曾對自己的女婿説：“我對此（與國王的親密關係）沒有理由感到驕傲。如果我的腦袋能為他在法國贏得一座城堡，它肯定會被砍掉的。”他的結局證實了自己的預言。

　　在克倫威爾的宗教改革開始之後，如劇中所演，虔誠的天主教徒托馬斯·莫爾被克倫威爾、克蘭默等改革派視為眼中釘、肉中刺；亨利八世對莫爾反對自己離婚、不願服從“至尊法案”、宣誓承認國王為教會最高領袖也惱羞成怒，最終將他以叛國罪處斬。法國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曾説過，“新生事物在誕生之初，最激烈對抗的，就是曾經孕育它的母體。”這一論斷在托馬斯·莫爾的悲劇裏，在宗教改革與人文主義的血腥衝突中，體現得尤為顯著。它也證明，在英國社會大轉型時期，人文主義者理想中的的温良恭儉、有節制的中庸之道，最終是無法實現的。

　　托馬斯·莫爾被判處死刑後與女兒會面的場景

　　莫爾的死是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中最著名的悲劇，也標誌着文藝復興以來歐洲人文主義者的治世理想最終破滅。

　　英國宗教改革雖然開了頭，但亨利八世到死都認為自己信仰的只是沒有教皇的天主教，他解散修道院、強迫僧尼還俗、掠奪教產只是由於財政需要，因為他們違反了“至尊法案”。這種自欺欺人的荒唐態度導致眾多熱心於教義改革的新教徒和拒絕妥協的天主教徒，或人頭落地，或上火刑架。但天主教會的舊有秩序、制度和機構畢竟已經瓦解，人們的改革熱情已經被激發了出來。亨利八世之後，經過瑪麗女王的短暫反動，英國的宗教改革將會在伊麗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時代迎來高潮。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

　　亨利八世時代的都鐸王朝，既是近代英國的開端，也是英國歷史上一個分水嶺。中世紀的精神遺產盛極而衰，宗教改革、民族國家認同、商業擴張、王國政治整合，這些都使人們感到英國進入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黃金時代。在一個個歷史悲喜劇背後，是教俗封建地產的大量易手和新興市場、階級的形成，預示着社會更大、更深遠的變化。正是在這繽紛多彩的時代，近代英國就此誕生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