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塔利班崛起的歷史邏輯_風聞

[內容提要] 阿富汗戰爭後，塔利班迅速實現重組，建立了扁平化的組織結構，人員構成更加多元，意識形態趨向務實、温和。塔利班迎合了阿富汗廣大農村和部落社會的政治文化和訴求，為之提供必要的公共產品，滿足當地人的生存和安全需求，並實現社會動員。相較而言，阿富汗政府的集權化努力和農村建設實踐則以失敗而告終，國家制度建構陷入不同族裔的博弈之中，效能頗低。塔利班最終填補了農村的權力真空，逐漸侵蝕和瓦解地方政權，並在美國撤軍後全面奪取政權。塔利班上台後，仍然面臨一系列困難和問題，涉及如何整合鬆散的組織結構，如何建構兼具伊斯蘭傳統與現代精神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如何實現權力分享和政治包容、發展經濟與融入國際體系等等。阿富汗國家的秩序恢復、和平建設任重而道遠。

作者： 閆偉，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現代國際關係2021年第8期

2021年8月，塔利班在美國撤軍的背景下，以令人驚愕的速度攻佔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並最終佔領首都喀布爾。阿富汗總統加尼宣佈出走，政府事實上垮台，塔利班全面接管政權，並着手重建酋長國。阿富汗再次走到歷史的十字路口，中南亞和中東的地緣政治環境同時發生重大變化。因此，塔利班成為研判阿富汗當前局勢的關鍵變量。人們不禁發問，在2001年塔利班政權垮台後，塔利班如何逐步實現重生，並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強大軍事和政治壓力下得以延續與壯大？它憑什麼能夠再次問鼎阿富汗政權？塔利班再次掌權後是否會走20世紀90年代塔利班政權的老路？本文帶着這些問題進行考察和闡釋，以期有助於客觀認識當前的阿富汗變局。

8月17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阿富汗塔利班發言人扎比烏拉·穆賈希德（後中）出席塔利班進入喀布爾後舉行的首次記者會。新華社發

一、塔利班的再度崛起

2001年，阿富汗戰爭使塔利班遭到沉重打擊。在一年的時間裏，約8000～10000名塔利班成員身亡，損失了20%的成員。① 塔利班政權迅速崩潰，其領導層對於前景也較為悲觀，希望與美國及阿富汗新政府實現和解。但是，在反恐戰爭的背景下，美國並不支持阿新政府與塔利班和解，而是欲除之而後快，從而失去了阿富汗實現社會和解與和平的良機。在這種背景下，塔利班的領導層逃亡巴基斯坦，並開始進行重組。2002年，塔利班一些成員開始在阿富汗南部普什圖地區重組，招募成員，由此形成了一系列鬆散的反政府武裝組織。它們佔據一定的區域，各自為戰，反對美國的佔領和阿富汗的新政府。

此後，塔利班的組織化程度逐漸加強，一系列地方性的小規模反政府武裝組織實行了一定程度的聯合。2003年，塔利班原領導層在巴基斯坦奎達組建了奎達舒拉（Quetta Shura），形式上統一了南部地區的反政府武裝，並且在影響的區域組建影子政權。2005 年，在東部地區，白沙瓦舒拉（Peshawar Shura）逐漸興起，受到以普什圖人為主體的伊斯蘭黨 ① 的影響，與奎達舒拉分庭抗禮，相互競爭。後者直到2014年才承認白沙瓦舒拉屬於塔利班。此外，20 世紀 70 年代就已存在的哈卡尼網絡（Haqqani Network）也是反對美國等西方國家軍隊的主力，並改組為米蘭沙舒拉（Miran Shah Shura），以阿富汗東部與巴基斯坦邊界地區作為立足點，但並不為塔利班主流所承認。2007年，米蘭沙舒拉宣佈自治，不再接受奎達舒拉的指令。

2008年之後，美國開始增兵阿富汗，加大對塔利班等反政府武裝的打擊，進一步激化了塔利班三個舒拉（分支）的矛盾。三者在奎達舒拉的代表性問題，以及具體的地盤上爭奪不斷，甚至爆發衝突。這嚴重威脅奎達舒拉作為塔利班最高領導層的地位，它在阿富汗東部地區的擴張也受到另外兩個舒拉的抵制。2012年，在伊朗和巴基斯坦支持下，阿西部的一些塔利班武裝建立馬什哈德辦公室。2015年，改組為馬什哈德舒拉（Mashhad Shura），並宣佈自治。 ③ 此外，塔利班還出現了北方舒拉和反叛舒拉（拉舒爾舒拉）。至此，塔利班形成了六個主要的分支，其中奎達舒拉是形式上的領導力量。塔利班也完成了重組，並逐漸適應了新的鬥爭形式。與20世紀90年代相比，新塔利班具有其獨特性。

第一，塔利班實行了扁平化和傘形的組織模式，以適應新的戰爭形式。20世紀90年代，塔利班崛起具有單一的結構和相對集權化的領導體制。但是，從總體上看，新塔利班具有多中心的特徵，不同的舒拉相互獨立，並具有競爭性。塔利班內部對如何組織也存在分歧。奎達舒拉傾向於鬆散的結構，藉此將幾乎所有反美和反政府武裝都納入麾下，增強其合法性。而哈卡尼網絡與白沙瓦舒拉則傾向於建立中央集權和縱向化的組織，強化自身的統一性。事實上，這種多中心的結構並不利於塔利班的大規模和有組織的作戰，但卻有利於在強大的外部軍事壓力下實現生存和進行鬥爭。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塔利班為適應阿富汗戰爭之後新形勢所做的準備。

第二，塔利班建立了高度地方化的影子政府體系，加強向地方的滲透。塔利班的各個分支都在其控制區建立影子政府。它們往往由當地的部落或特定家族控制，招募當地青年，組建地方武裝，維護的是地方利益。這成為塔利班控制農村的基本力量。 ④ 除了地方政府之外，塔利班還形成了數十個以領導人個人魅力為基礎的“大陣線” （loy Mahaze）。它們類似於塔利班的機動部隊，但比地方武裝更有戰鬥力。這些武裝個人化色彩濃厚，只效忠於特定的領導人，具有獨立的經濟來源，併成為塔利班領導層相互競爭的工具，奎達舒拉對其缺乏有效的節制能力。大陣線伴隨着領導人的得勢或失勢不斷分化重組。此外，這些大陣線與地方的影子政府也存在矛盾。由於大陣線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對塔利班具有一定的分裂性。2020年，塔利班領導人阿洪扎達（Hibatullah Akhundzada）發佈指令，要求塔利班地方軍事力量只向所在省的影子政府負責，廢除“大陣線”，不再承認其合法性。⑤

第三，塔利班的社會構成更加多元和複雜，拓展到毛拉之外的羣體。 “塔利班”本意為“宗教學生”，在20世紀90年代，其主體為曾在巴基斯坦宗教學校學習的普什圖學生，他們受到巴基斯坦的迪奧班德（Deoband）宗教網絡的影響，塔利班成員往往具有師生或同門之誼。⑥ 領導層為參加抗蘇運動的“穆賈希丁”（聖戰者）。① 塔利班重組之後，仍然以宗教人士為基礎，同時藉助南亞的迪奧班德派宗教網絡進行招募，但成分更加複雜。白沙瓦舒拉就受到伊斯蘭黨 ② 的強烈影響，許多成員與之前的塔利班政權並無直接聯繫，甚至持敵對的立場。而在塔利班的影子政府和地方武裝中，世俗的部落民成為重要組成力量。

第四，塔利班的意識形態趨向温和與務實，但並未放棄保守的伊斯蘭主義。傳統上，塔利班受到迪奧班德派、瓦哈比主義和部落文化的深刻影響，這一切塑造了塔利班的意識形態。20世紀90年代，塔利班的領導層大都來自於農村的毛拉，對於現代政治伊斯蘭缺乏深刻的認識，他們的宗教觀念摻雜了大量部落文化。在強調回歸經訓、重建“理想的”伊斯蘭社會基礎上，塔利班突出宗教信仰的外在性，即通過規範着裝、儀式、娛樂活動、社會規範等體現宗教信仰。 ③ 塔利班重組後，由於人員構成日益複雜多元，並且受到新媒體的影響，其宗教意識形態轉向温和，不再簡單以宗教行為判斷宗教信仰是否虔誠，強調信仰的內在性，也開始接受以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和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所代表的現代政治伊斯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接受現行國際規則和國際體系。 ④

第五，塔利班在重新崛起的過程中，具有代理人屬性。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導致中南亞的地緣政治失衡。因此，在塔利班重組和崛起的過程中，外部力量在塔利班內部尋找“代理人”。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存在嚴重的領土和邊界爭端。巴基斯坦為了壓制阿富汗政府的領土訴求，削弱印度在阿富汗的影響力，繼續給予塔利班以經濟支持以及一定程度的庇護。在不同時期，巴基斯坦支持的派系也有所差異。它們2010年左右將重點投向白沙瓦舒拉，近年來則加大了對奎達舒拉的支持。伊朗則通過支持塔利班西部的馬什哈德舒拉，拓展在阿富汗的影響力。

塔利班重組之後，表現出與 20世紀 90年代不同的特徵。該組織由執政力量轉變為反政府武裝，並在美國“反恐戰爭”的形勢下，重新適應農村的社會與環境。由此，塔利班逐漸與阿富汗社會尤其是其中的普什圖部落社會相融合，寓兵於農，化整為零，在農村和部落社會中站穩腳跟。2014年，美國奧巴馬政府開始從阿富汗撤軍，阿安全部隊也逐漸獨立承擔國內的安全任務，但力不從心。因此，阿安全部隊漸次從農村地區收縮，回撤至城市之中。此時，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之前的攻守平衡發生逆轉。塔利班向農村地區大肆擴張，侵蝕阿政府的地方政權。阿富汗形成了政府控制城市地區，塔利班控制農村的分治局面。但塔利班仍然忌憚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軍事力量，未能向城市擴張。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形成了一定的力量平衡與相互對峙，這導致2014年至今阿富汗國內衝突和平民傷亡的攀升。近年來，美國進行戰略收縮，並開始從阿富汗、伊拉克和敍利亞等中東國家抽身，給塔利班帶來可乘之機。2020年，美國單獨與塔利班簽署多哈和平協議，開始完全從阿富汗撤軍，並開啓了阿富汗國內和談的進程。⑤ 但是，這也標誌着美國等北約國家軍隊徹底撤離阿富汗，事實上向塔利班亮明瞭底牌，解除了對塔利班的威懾。2020年底，雖然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開始進行歷史性的和談，但阿富汗國內的平衡被打破。2021年5月1日，拜登政府宣佈從阿富汗撤軍，在9月11日之前完成撤軍，塔利班逐漸蠶食阿政府的控制區域，最終實現了對主要城市的分割與包圍。2021年8月，塔利班以令人咋舌的速度，迅速攻佔了阿富汗的主要城市，並於8月15日佔領首都喀布爾。西方國家投入巨資，建設達20年的阿富汗政府垮台。

塔利班多中心的鬆散結構作為反政府武裝有其優勢。但是，塔利班上台後，這種組織結構對於執政而言存在嚴峻挑戰。塔利班也需要在未來進行組織和角色的轉換。此外，從塔利班的重新崛起來看，為何在遭受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以及阿富汗政府軍重重壓制，且在資源獲取上極為不利的情況下，能夠在阿富汗中立足，並且以令人瞠目的速度扭轉阿富汗戰局？其中藴含某種歷史邏輯。

二、塔利班崛起的必然性

阿富汗地處亞洲的十字路口，一直以來是中南亞地緣政治的重要平衡力量。外部力量的介入使阿富汗不斷陷入大博弈，成為所謂的“帝國的墳墓”，可以被佔領但卻無法被征服。阿富汗國內衝突的外化與周邊國家地緣政治博弈的內化相互交

織，構成了塔利班崛起的大背景。事實上，塔利班崛起在阿富汗歷史上存在多個鏡像，其中藴含某種歷史邏輯。從19世紀第一次、第二次抗英戰爭中阿富汗抵抗運動對英屬印度佔領軍及其“傀儡政權”的打擊，到1929年阿馬努拉國王的統治被少數民族巴恰·沙考（也名阿卜杜拉）的顛覆，再到20世紀80年代的抗蘇運動，直至當前塔利班運動的崛起都具有一定的共性。這些看似強大的內外力量，在阿富汗反政府運動面前往往不堪一擊。歷史與現實的共通性顯露出塔利班在阿富汗政治社會中發展的某種必然性。

第一，地方社會是阿富汗政治的關鍵變量，塔利班填補了地方權力真空。塔利班正是以地方的農村和部落社會為基礎，逐步實現了對城市的佔領。長期以來，國外學界往往關注阿富汗的城市政治。但是，以農村、部落等為主體的地方社會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礎，而以部落和家族傳統為特色的政治文化則是傳統政治文化的根本。如今，阿富汗城市化率也僅為25%左右，農村和部落社會是影響阿富汗政治的重要因素。① 是否能夠獲得農村和部落的支持，成為阿富汗歷屆政府是否能夠穩定和存續的關鍵。阿富汗部落社會長期處於自治狀態，反對政府的控制。近代以來，阿富汗幾乎所有對部落社會的直接控制都以失敗而告終，國家對於地方的控制從未超越地區層級。② 2001年，塔利班政權垮台之後，農村和部落地區出現權力真空。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下，阿富汗政府試圖對部落社會建立直接統治，將之納入國家的控制。為此，阿富汗政府向農村地區派駐重建力量，試圖削弱部落的傳統自治狀態，並提供教育和衞生、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產品。

但是，這些實踐產生了嚴重的問題，使部落社會與中央政府逐漸漸行漸遠。一是國家的集權化與部落的分權傳統形成衝突。在部落社會中，分權自治涉及“榮譽”，是部落社會一直堅守的傳統政治文化。二是在阿富汗重建之初，大量的地方官員為少數民族，或者來自城市，對於普什圖的部落社會極盡打壓，甚至存在迫害部落成員尤其是農村毛拉的現象。三是阿富汗政府着力在農村禁毒，但又缺乏替代性的經濟活動，這導致部落地區民生日艱。四是塔利班政府時期，以伊斯蘭法為基礎，為部落社會提供了一定的秩序。但是，阿富汗新政府建立之後，試圖完全以世俗法取代部落習慣法與伊斯蘭法，無法維持部落社會的穩定。五是阿富汗政府建立的基層政權存在腐敗、效率低下、任人唯親等問題。③

在這種狀況下，塔利班再次填補了部落社會權力真空。塔利班通過農村的毛拉，建立了與部落社會的聯繫，通過毛拉招募成員，勸導部落首領歸順，蒐集情報等。同時，塔利班給予部落社會一定的安全保證，默許農村種植罌粟，併為在農村招募的成員發放一定的工資等，為部落社會提供必需的公共產品。在這種環境下，大量的部落組織歸順塔利班，成為它的地方武裝和政治力量。阿富汗政府則在這些地區逐漸邊緣化。根據民調，2019年，在以普什圖人為主的扎布爾和烏魯茲甘省，半數以上的民眾同情塔利班。① 塔利班在部落社會的滲透也造成了其組織內部存在深刻的部落裂痕。例如，奎達舒拉內部就存在杜蘭尼系和吉爾查伊系的矛盾。②

第二，塔利班藉助宗教和民族認同，實現了對鬆散部落社會的聯合和動員。阿富汗部落社會屬於所謂的“分支型社會”，依血緣關係分裂為大小不一、相互敵對的社會組織，難以聯合。③ 塔利班在部落社會站穩腳跟後，如何在鬆散且矛盾重重的社會實現動員，將部落組織聯合起來，共同反對阿富汗政權，成為其崛起的另外一大挑戰。塔利班運用兩種力量動員部落社會：即伊斯蘭教和民族主義。阿拉伯著名史學家伊本·赫勒敦曾指出，伊斯蘭教領袖是聯合部落社會的力量。④ 由於宗教人士超越了狹隘的部落認同，特別是塔利班所屬的迪奧班德派本身就擅長宗教人士的培養和宗教網絡的建構，因此，塔利班將部落力量動員起來，反對異教徒對阿富汗的佔領，反對阿富汗政府不符合伊斯蘭原旨教義的世俗化改革，進而將部落社會聯合並動員起來。另一方面，阿富汗普什圖社會具有反對外部入侵和控制的傳統，並將之視為對自身榮譽的侵犯。而對於部落社會而言，榮譽是一個部落或者家族立足的根本，與普什圖的民族認同和身份密切相關。

在這種背景下，宗教人士與農村和部落力量結合，並藉助伊斯蘭教和民族主義進行雙重動員，反抗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佔領和“傀儡”政權。塔利班由此成為維護阿富汗傳統宗教價值觀念與民族認同的代言人。事實上，這種宗教+部落的抵抗模式，在阿富汗歷史上反覆出現。在第一次、第二次抗英戰爭中，阿富汗穆賈希丁對蘇聯入侵的抵抗等皆屬於這種模式。這些毛拉在英屬印度時期便被稱為“瘋

毛拉”。⑤

第三，阿富汗政府陷入族羣鬥爭的內耗，對塔利班的打擊能力弱化。塔利班在部落地區崛起，並且實現社會動員，但仍然不是能夠顛覆阿富汗政權的充分條件。與塔利班的重生相比，阿富汗政府陷入了兩難局面，並持續衰落。一方面，阿政府陷入了不同族羣的激烈博弈，其合法性逐漸喪失。2001年，在美國等西方國家支持下，以少數民族主導的北方聯盟是推翻塔利班政權的主力。但是，在之後的國家重構中，普什圖人憑藉人口優勢，逐漸處於主導地位。阿富汗臨時政府以及之後的四屆民選政府都是以普什圖人為主導，特別是阿富汗實行強總統制，總統有權力任命地方行政和司法首腦，這就導致在戰爭中出力甚多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日益邊緣化。另一方面，在1978年阿富汗問題產生之前，普什圖人在歷史上一直壟斷阿富汗政權。在許多普什圖人看來，新政府是西方扶植的傀儡政權，在選舉政治之下，普什圖人不得不與少數民族分享權力。在阿富汗戰爭結束之初，少數民族武裝也存在對普什圖人的打壓甚至迫害。正如一位普什圖人所言：少數民族得到了美元，我們得到的卻是子彈。 ⑥ 阿富汗雖然形成了脆弱的權力平衡，但是各派力量都存在失落感。在總統選舉中，屢屢曝出選舉醜聞和爭議；不同族羣的博弈，在政府決策和資源分配上相互掣肘，嚴重削弱了阿富汗政府。此外，阿富汗政府出現了嚴重的腐敗問題，降低了其政治合法性。

與此同時，在西方的支持下，阿富汗政府一直着力裁撤軍閥，尤其是裁撤原北方聯盟的少數民族軍閥和軍事將領，實現各民族在安全部門的力量平衡。2002年，阿富汗38名將軍中37人為塔吉克人，1人為烏茲別克人。⑦ 到2014年，阿富汗國民軍中，普什圖人約佔43%、塔吉克人約佔32%、哈扎拉人約佔12%、烏茲別克人約佔10%。① 這一努力雖然實現了族羣之間的平衡，但造成軍隊的凝聚力下降。特別是2018年加尼政府以扶持青年軍官成長為名，要求到齡的2000名軍官退休，其中大量軍官為塔吉克人等少數民族。② 這進一步提高了普什圖軍官的比例。然而，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少數民族為主體的北方聯盟是打擊塔利班的主力。雖然阿富汗安全部隊在族際之間更加平衡，規模也更大，但對塔利班具有複雜感情的普什圖人開始佔據主導地位，從而客觀上削弱了政府軍的戰鬥力。事實上，阿富汗地方政府、武裝與塔利班的影子政府之間並非完全涇渭分明、相互敵對，而是交往、交集匪淺，塔利班一直在向阿富汗基層政權滲透，在普什圖人聚居區更為明顯。這應該是在近期塔利班的攻勢中阿富汗國民軍戰鬥意志不強、原少數民族軍閥和將領未能組織起有效抵抗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四，塔利班具有外部力量的強力支持與源源不斷的資源供給。阿富汗政局的變動對於中南亞乃至中東的地緣政治平衡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塔利班之所以能夠實現重組，並在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打擊下能夠生存且逐步壯大，與巴基斯坦等國的支持密不可分。阿富汗的奎達舒拉、白沙瓦舒拉和哈卡尼網絡都與巴基斯坦存在聯繫，後者給予庇護、經濟支持等，而且塔利班還從巴基斯坦招募成員。馬什哈德舒拉則得到了伊朗的支持，在伊朗的阿富汗難民中進行招募，伊朗為之提供經濟援助甚至培訓。一些海灣的阿拉伯國家也向塔利班提供援助。因此，塔利班在阿富汗並非孤立無援，而是得到了地區內一些國家的有力支持。

由此可以粗略描繪出塔利班在重重壓力下崛起的圖景。塔利班政權潰敗後，阿富汗政府以西方模式建構國家制度，並向農村和部落地區拓展權威，試圖將之納入國家的直接控制，但這觸碰了阿富汗部落社會的禁忌，塔利班藉此機會在農村和部落社會中立足，並且對部落社會進行動員與整合，在外部力量的支持下不斷增強實力。也是因為如此，阿富汗的“民主制度”失靈，淪為不同族羣和派系爭奪和攻訐的目標；在普什圖人掌握政權的背景下，少數民族的軍事影響力逐漸降低。在美國撤軍的背景下，阿富汗國內的平衡被打破，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反塔利班力量沒有能力抵禦塔利班攻勢。從塔利班的案例中，也可以發現國內政治的一些規律。在阿富汗獨特的社會政治文化中，外部力量的入侵和移植的政治制度往往難以建構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反而會引發持續性的抵抗，宗教勢力必然成為動員社會抵抗的關鍵性力量。阿富汗擁有獨特的地緣政治地位，如果阿富汗作外交上放棄傳統的中立和平衡政策，那麼外部力量的介入不可避免，國內衝突就具有了代理人屬性。因此，抵抗運動勢必得到外部力量的支持。內外因素的互動也許是阿富汗難以徹底被征服的原由。

三、塔利班新政權面臨重大挑戰

在此次崛起直至攻入喀布爾的全程中，塔利班相當程度上改變了20世紀90年代保守和僵硬的形象，表現出務實、温和的立場和姿態。特別是，它對前政府和安全部隊成員實行大赦，宣稱建立包容性的政府，允許婦女接受教育和工作，保護私人財產，禁止復仇等。③ 塔利班釋放出的這些信號是阿富汗局勢的一些積極變化。但是，這些表態能否在執政中落到實處，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阿富汗國家發展存在很多諸如此類的難題，塔利班新政權面臨諸多重大挑戰。

第一，塔利班能否實現其組織結構的進化是影響阿富汗局勢的關鍵。誠如前述，塔利班長期以來具有相對鬆散的結構和多個地方性的自治舒拉（分支），以及地方化和部落化的武裝。這種扁平化的組織形式作為反政府武裝而言有其優勢，能夠化整為零，減少損失，靈活指揮與行動。但是，塔利班奪、取政權之後，這種組織結構不再適應統治的需求，需要從扁平化轉向垂直化，進行一定程度以便更有效地約束基層組織，更高效地實現統治。

在塔利班的多個分支之下，奎達舒拉只是形式上的領導層，各分支之間雖然存在協調關係，但奎達舒拉對其他分支和地方武裝缺乏節制能力。塔利班領導層提出的上述舉措能否真正在各地落實面臨挑戰。當前，阿富汗個別地方確實出現了對女性的限制，甚至對其他族羣和教派實行迫害以及打擊、報復的現象。除此之外，塔利班並非渾然一體，內部也存在不同的部落、家族和派別之爭，甚至之前還爆發衝突。在奪取政權之後，塔利班需要面對如何在不同的派別和分支之間妥善分配權力，維持整體的團結與穩定。如果無法妥善分配權力和處理內部分歧，塔利班內部存在爆發衝突乃至發生分裂的風險。

第二，塔利班要想實現真正的社會包容和社會和解有極大的難度。阿富汗具有多元化的族羣和文化構成。20世紀以來，族際矛盾已成為制約阿富汗發展的重要因素。20世紀90年代，阿富汗爆發了基於族羣的內戰。2001年以來，西方的選舉政治異變為族羣政治，政治黨派、政治選舉等都以族羣為界。儘管塔利班並未公開表示其普什圖屬性，其組織內部也存在一定數量的少數民族，但塔利班主要的社會基礎仍在於普什圖人，尤其是普什圖部落民。 ① 在這種背景下，塔利班掌權後如何與其他族羣分權存在挑戰。如今，與塔利班接觸、合作的少數民族領袖只有伊斯梅爾汗和阿卜杜拉等少數人。無論是前總統卡爾扎伊還是希克馬蒂亞爾都是普什圖人，後者還是伊斯蘭黨的創建者，而塔利班的白沙瓦舒拉與該黨關係密切。因此，塔利班的上台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普什圖人的力量和統一性，普什圖人對政權的主導成為大概率的事件，少數民族顯然處於不利地位，甚至難以維持加尼政府時期的分權狀態。由此看來，塔利班如何建構包容性的政府，存在很大的疑問。在中東的政治實踐中，主要有兩種族際政治模式：即以黎巴嫩和伊拉克為代表的族際、教派分權，以土耳其為代表的民族同化。阿富汗歷史上實行的是民族同化，2001年之後事實上實行的是民族分權，但都未真正解決族際關係問題。在當前塔利班獨大的背景下，建構什麼樣的新制度模式和如何建立這樣的制度模式，都是重大的挑戰。

社會和解不僅涉及政治上的分權，而且與心理建設密切相關，這無疑是長時段的變量，需要對40餘年衝突進行系統的反思和教育、撫慰。尤其是，阿富汗部落社會存在復仇文化。復仇被視為將法律掌握在自己手中，且事關榮譽，而失去榮譽的人在部落社會中難以生存。塔利班提出禁止復仇，從反面佐證了這一點。在鬆散的組織結構下，塔利班可能很難有效約束基層武裝，對於處於弱勢地位的少數民族尤其是什葉派更難做到這一點。

第三，塔利班宣稱恢復酋長國，但不太可能完全照搬之前的制度。20世紀90年代，塔利班效仿伊斯蘭教“黃金時代”，試圖恢復歷史上的哈里發制度。當時，政權掌握在坎大哈的舒拉手中，由奧馬爾等毛拉執掌。行政中心則位於喀布爾，由各行政部門組成。塔利班再次奪取權力後，已宣佈建立酋長國。② 因此，這種制度模式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傳統，並摻雜一些現代政治因素。塔利班的領導人阿洪扎達多次表示，塔利班目標是重建“伊斯蘭酋長國”，而非維持“民主體制”。③ 塔利班取得政權之後，可能建構這樣一種體制：由毛拉為主體的舒拉監督和控制政權，由行政首腦掌管政府。在這種體制下，塔利班可能吸收一些前政府官員、少數民族領袖進入舒拉或政府，彰顯包容性；利用共同的宗教信仰稀釋族羣差異，以伊斯蘭教法治國。塔利班的保守宗教意識形態雖然有所淡化和温和化，宣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婦女的權益，但仍然強調以伊斯蘭教法治國。因此，宗教在社會文化、教育、女性地位等方面的復歸不可避免。伊斯蘭教法將取代重建20年來阿富汗確立的世俗法律體系。但伊斯蘭教法與部落習慣法的關係仍然需要進一步磨合。

第四，塔利班在經濟領域可能將面臨着嚴重的困難，存在爆發人道主義危機的可能。長期以來，阿富汗缺乏必要的自然資源，也無法從社會中獲取更多的財富，其經濟發展嚴重依賴外部援助。20世紀50～60年代，阿富汗幾乎半數的政府預算來自美國和蘇聯的援助。① 2001年以來，阿富汗的重建主要依賴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援助。如今，塔利班的收入主要來自於外部的捐助、毒品生產與走私、對外貿易、收税等。塔利班上台之後，其經濟狀況將面臨嚴峻挑戰。一是每年來自西方尤其是美國的數十億美元援助可能大幅削減甚至斷絕。二是如果塔利班未能徹底與極端組織切斷聯繫，美國等西方國家很可能對其進一步實施制裁。美國已凍結了阿富汗央行近95億美元的資產。②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暫停向阿富汗提供資金和貸款。③ 三是毒品是塔利班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迫於國際社會的壓力，以及樹立積極的形象，塔利班宣佈阿富汗將停止生產和走私毒品。四是阿富汗前政府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積極與周邊國家推進經貿和能源合作，已初具規模，並從中獲益。但是，塔利班上台後，阿富汗與中亞國家、印度的關係可能冷卻，這將嚴重影響方興未艾的地區貿易和阿富汗的過境收入。這樣一來，塔利班政權的財政狀況勢必吃緊，發展項目可能要暫停或取消。在政權更迭、流民四起的背景下，阿富汗人道主義危機及新冠疫情的風險明顯加大，僅2021年初以來就有55萬人因戰亂流離失所。

第五，阿富汗能否徹底切斷與恐怖組織的聯繫是其融入國際社會的前提。塔利班奪取權力後，國際社會已基本達成共識，塔利班必須徹底切斷與極端組織的關係。 ⑤ 塔利班雖然含混表示不允許外國武裝分子藉助阿富汗的領土威脅他國，但未明確是否驅逐外國武裝分子或不再為他們提供庇護。⑥ 但是，聯合國安理會2021年6月的一份報告指出，塔利班庇護的外國的武裝分子可能有 8000～10000人。塔利班中較為激進的哈卡尼網絡一直與“基地”組織等過從甚密。 “基地”組織也與塔利班存在頻繁的聯繫甚至通婚關係。 ⑦ 考慮到塔利班在意識形態上具有保守傾向，其組織結構也較為混雜，塔利班能否約束其內部的不同分支，徹底切斷與恐怖組織的聯繫並不再對其庇護，存在一定的難度。從這個角度看，塔利班若想完全融入國際社會特別是獲得西方國家的承認，仍然任重而道遠。

結語

塔利班再次掌權終結了阿富汗重建20年來的政治格局，極大地衝擊了中南亞乃至中東的地緣政治環境。這標誌着美國在阿富汗的“民主改造”最終以失敗而收場。塔利班則以農村和部落社會為基礎，通過宗教與民族主義的動員，再度崛起。這反應了阿富汗政治的深層結構和難題，即阿富汗的部落、族羣和教派結構孕育着獨具特色的政治文化。多年的衝突進一步加劇了社會的分歧與隔閡，甚至是矛盾和敵對。只有基於本土政治傳統，積極面對這些問題，才有可能實現政治穩定。塔利班重掌權柄既可能是阿富汗40餘年衝突的終點，但也可能是新一波國內衝突的起點。塔利班看似兵不血刃地奪取了阿富汗政權，但是仍然面臨着嚴峻的內外挑戰。從國內來看，塔利班必須面對40餘年衝突中阿富汗存在的諸如族際關係、宗教與世俗、社會和解、城市與部落、分權與集權，以及經濟發展等結構性的難題。近期，塔利班已表現出積極變化的傾向，但能否實現組織進化，改變鬆散和龐雜的結構，仍然存在不小的挑戰。對外而言，塔利班的伊斯蘭主義混雜着中東和南亞的伊斯蘭復興思潮、部落主義和民族主義等，這些仍然是其合法性的重要來源。塔利班能否徹底切割與“基地”組織等阿富汗境內恐怖組織的關係，不再為其提供庇護，是塔利班融入國際社會和開展地區合作的關鍵。因此，塔利班上台後，阿富汗或可實現一定程度的穩定，但要真正解決國內存在的問題，推動社會經濟發展，融入國際社會並非朝夕之功。總之，美國撤軍和塔利班的崛起使阿富汗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這既考驗塔利班的政治智慧，也需要國際社會尤其是地區國家的深入合作。

（註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