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國強 | 中國經濟學思維方式與關鍵研究方法_風聞

田國強 |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院長、教授

中國經濟學：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相結合

歷史研究是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著名統計學家勞氏（C. Radhakrishna Rao）説：“在終極的分析中，一切知識都是歷史。”他還説：“在抽象的意義下，一切科學都是數學；在理性的基礎上，所有判斷都是統計學。”經濟史學，包括經濟思想史、經濟史，是經濟學的源頭。無論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還是馬克思的《資本論》，都有着濃厚的經濟思想史或經濟史的色彩。同樣，無論是中國傳統經濟思想，還是中國現代經濟思想，對於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和創新，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論價值。

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學基本上是有思想但學術性不足，現在則是有學術而思想性不足，如何做到有學術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學術的辯證統一呢？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的方向性問題尚在探索的歷史情景下，這一問題的解答就顯得異常重要。

歷史邏輯與理論邏輯、實踐邏輯的結合，有助於我們加深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理解，促進中國經濟學思想與學術的融合，筆者這些年一直提倡的解決理論和現實問題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都將歷史這個維度放在不可或缺的位置。與此同時，現實問題的解決、政策的調整和改革的實施，特別是研究和解決影響和全局的問題非常複雜，涉及政治、社會、文化等因素，不能簡單地進行短期和局部分析，孤立地看單一因素，也需要從長遠歷史的視角來對應和解決現實問題。否則，所得到的研究結論可能有失偏頗甚至有害。經濟學是經世濟民之學，其所得出的一些研究結論特別是政策建議，會有很大的外部性。好的經濟學研究，還應該能夠“通過解釋中國事情，幫助世界上的經濟學家理解新的東西”，反過來再發展經濟學本身。

研究和解決影響全局的中國發展中的重大現實經濟問題，給出恰切的政策建議和改革措施，掌握研究和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關鍵性研究方法至關重要。

首先，必須要理論結合實際，開展“長遠視角、國際視野、全局觀念、系統思維、綜合治理、風險防範”六位一體的一般均衡分析，不能盲人摸象。其中，“長遠視角”就是歷史的視角，“全局觀念、系統思維、綜合治理”也是中國古代先哲們（姜尚、管子、老子、孔子、孫子等）樸素的唯物史觀哲學思想。過往的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方法論論述，往往忽視了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現代價值。儘管從現代科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傳統經濟思想的確存在明顯欠缺，但是其思想的深刻性對當下開展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研究仍大有裨益。

其次，筆者一直提倡採用“三維六性”的研究方法。三維是指理論邏輯、實踐真知、歷史視野，六性是指科學性、嚴謹性、現實性、針對性、前瞻性、思想性，這是一種具有多個維度、多重特性的研究方法。

再次，還要充分考慮不確定性風險及其防範，不能盲目樂觀，要有危機意識；也要注重改革舉措從必要性到充分性的轉換，準確把握信息、激勵、效率和公平四個關鍵詞；還要區分短期和長期最優、局部和全局最優，最優結果亦有最佳和次佳之分。這些方法很大程度上也是《孫子兵法》中戰略方針和戰術對策的核心思想，以及孔子、孟子關於平等、公平、公正，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論語·季氏》）仁政的核心思想。但這些方法的現實意義及其借鑑，在既有的研究論述中不夠深入細緻，筆者擬在下文詳加論述。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與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曾經繁榮而富有光輝成就，這些古代經濟學思想異常深邃，起到明道的關鍵作用。許多現代經濟學所論及的思想，中國古代先哲們多有論述，這不僅為中國古代經濟長期領先於世界提供了思想指導，也為西方現代經濟學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一定的先行思想要素。然而，長期以來，由於古今中外的語言隔閡、中國經濟學學術發育的遲滯和話語體系的不兼容，再加上傳統經濟思想主要是經驗總結，沒有形成嚴格的科學體系，沒有給出結論成立的範圍或邊界條件，沒有建立嚴格的內在邏輯分析，因此很少被外人所瞭解，國際上對於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認知總體上也非常片面。實際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傳統經濟思想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價值，其合理內核和積極要素值得進一步挖掘。

許多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理念和商品價格由市場決定的理念，完全是從西方灌輸過來的，完全是“西化”的，其實不然。早在上古時期的中華文化中，中國就有許多思想家崇尚樸素的自由市場經濟和信奉價格由市場決定，醖釀了許多市場經濟的理念，給出了許多激勵相容的辯證治國方略，總結非常深刻。如果細加梳理辨識，現代經濟學中幾乎所有重要的基本思想、核心假設及基本結論，如個體自利性假設、經濟自由、“看不見的手”的無為而治、社會分工、國富與民富的關係、發展與穩定的內在關係以及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在中國古代先哲那裏幾乎都有論及，比西方早了幾千年。試舉幾例：

早在三千多年前，姜太公姜尚就對國富和民富的順序關係給出了“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説苑·政理》）的以民為本的民富國定、民富國強的辯證統一思想和治國的根本規律，給出了政府要“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六韜·文韜·文師》）的根本治國方略，達到使天下人“與之共利害”的激勵相容結果。

管仲管理思想的核心要點是綜合治理，主張採取“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國語·齊語·桓公霸諸侯》）的觀點。先秦道家老子在《道德經》中也給出了成大事者應深諳綜合治理的最高法則：“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道德經》第五十七章）。這是治理大到一個國家、小到一個單位的根本之道。通俗地説，就是要行得正、用得活、管得少，政府要少干預，無為而治，實現無為而無所不為的治理效果。

而秦國商鞅以野兔為例，更是闡述了明晰法令準則和建立私有產權的極端重要性，明晰的法令及產權界定可以起到“定分止爭”（《商君書·定分》）至關重要的作用，有助於市場秩序的建立。這個結論比科斯關於產權的重要性的結論早了兩千三百多年。

漢代司馬遷受黃老之學影響較大，其在《史記·貨殖列傳》中對政府治理哲學，以及對經濟自由的重要性和幾種基本的制度安排作出非常精闢的總結：“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其寓意就是，最好的辦法是順其自然，無為而治；其次導之以利；再次加以道德教化；從次用規定加以約束；最壞的做法就是與民爭利。這對當前中國改革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鑑意義。

可見，準確認識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光輝成就、基本特點、理論貢獻與國際影響，進一步推動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現代化、規範化和國際化，才有助於跳脱簡單的單向度的“複製” “借鑑”“接軌”的經濟學知識引進和學科發展路徑，構建具有中國特色和中國風格的經濟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從經濟思想的角度豐富中華文明的內涵，基於中國改革開放的新實踐推動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進一步提升國家的“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

在此方面，基於國際學術規範和語言表達習慣的中西合璧的研究和譯著，對於提升中國傳統經濟思想在西方國家傳播的有效性無疑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目前，中國經濟史學界已有不少這樣的嘗試，通過與國際知名學者的高水平學術合作來推動中國傳統經濟思想走向世界。如程霖教授、王昉教授與Terry Peach教授合作主編的英文版論文集“Th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和“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Han Dynasty and Its Legacy”，分別梳理了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發展的脈絡特徵以及中國漢代經濟思想的歷史遺產，對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對象與研究方法，以及中國古代經濟思想的主要內容、歷史發展規律、價值及其在世界經濟思想發展中的地位和影響等均有所闡發，先後由國際知名的Routledge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在國內外學術界產生了一定影響。

中國現代經濟思想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舶來經濟學説的傳播應用和中國經濟改革實踐的理論昇華。中國經濟的改革深化和轉型發展，提煉昇華為具有理論創新價值的研究成果，就可以為現代經濟學注入中國元素。經濟學理論最重要的就是其內在邏輯體系，經濟學者在此體系中就一定約束條件下如何解決現實經濟問題給出可行性和可操作的方案，同時在對經濟現象進行解釋和提煉的過程中，尋找一般意義和普適意義，進而再上升到理論層面。經濟學的發展和創新，正是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實現的。中國的經濟改革和社會變革實踐，為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和學術繁榮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廣闊的空間。結合中國的經濟發展和改革實踐經驗，中國學者也不斷探索着中國改革的各種理論，包括如何成功變革和避免失敗，以實現長治久安的綜合治理的中國改革理論。

當然，2008年以來的金融危機也觸發了國內外學術界對主流經濟學和傳統經濟理論的眾多爭論和深入反思，尤其是國內學者提出了諸如新結構經濟學、新供給經濟學、新養老經濟學等新的理論學説。但在筆者看來，一些所謂新的經濟學説並非對既有發展經濟學，以及其他成熟經濟理論根本意義上的範式轉換，其理論見解和政策主張一方面還缺乏實證研究的檢驗和支持，另一方面往往流於過渡性而缺乏終極和普遍意義，尤其是缺乏像基準理論那樣強調改革方向和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方向感。與此同時，2020年以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給經濟學帶來了新的經濟場景和諸多新的典型事實，其中也藴含着經濟理論創新的空間，一如1929—1930年大蕭條後宏觀經濟理論有了重大突破。

筆者以為，既能讓中國改革成功，又能最終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和促進治理體系現代化，讓國家長治久安的研究方法和解決之道，一定是那些將“指導改革方向和指明發展目標的基準理論”與“充分考慮國情而又能解決中國現實問題”相結合的新的經濟理論，以及以此給出的各種過渡性制度安排。這樣的理論，如前面所討論的那樣，既要有內在邏輯推斷的理論分析，同時也需要有歷史大視角、國際大視野來進行縱向與橫向比較分析，從中汲取經驗教訓，而且需要運用統計和計量經濟學等工具手段進行實證量化分析或檢驗。理論、歷史和統計三維度的分析缺一不可。

筆者也曾採用這種研究方法來嘗試研究與解決中國問題。比如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做的“中國宏觀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研究，就着力完善多部門大型量化準結構性宏觀模型（IAR-CMM），並注重三個維度的結合：一是宏觀預測模型應該充分考慮中國元素和綜合治理，對於內含的多個板塊要求具有自洽性和內在一致性，使短期政策應對變量與長期改革參數在所有板塊中形成辯證統一，以此達到宏觀總體一般均衡和綜合治理的目的。二是基於紮實的數據採集和整理進行嚴謹的計量經濟分析、理論內在邏輯分析及歷史視野比較分析。三是不僅要做大概率的點預測，更多還要考慮如何規避和防範一旦出現、後果嚴重的“黑天鵝”小概率事件，以及如何應對已有顯著跡象的“灰犀牛”大概率系統性風險，以及進行“穩經濟”的各種情景分析和反事實分析，從而對不同風險和政府不同增長目標給出優選方案和備選方案，為政府決策提供科學依據。四是既要考慮到短期波動風險，趨勢性和週期性因素的交互疊加和相互作用，也應關注中長期制度性、結構性改革及其向縱深推進的方式。

筆者在對中國改革問題進行分析時也進行了這樣的嘗試。比如，《中國改革：歷史、邏輯和未來——振興中華變革論》一書的一條主線就是緊緊圍繞着國家治理與良性發展的三要素展開論述。其中一個核心觀點就是，中國改革不能就經濟談經濟，單靠經濟治理領域的單兵突進不可行，必須將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的因素也考慮在內，以長遠視角、國際視野、全局觀念、系統思維、綜合治理和風險防範的一般均衡分析方法，來處理改革、發展、穩定、創新和治理的辯證關係並加以謀劃。這是因為包容性經濟制度，國家能力和政府執行力，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包容透明的社會治理，是好的國家發展與治理三要素，也是一個國家經濟可持續性發展、社會和諧穩定、國家長治久安的充分必要條件。

古今中外的實踐反覆證明，凡是經濟社會取得成績或進步，基本都是這三要素的某些方面得到改進，而出現問題一定是其中某些要素欠缺所導致。中國下一步需要圍繞上述國家發展治理三要素進行全面深化改革，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係，強化長板、補齊短板，才能促進遠景目標達成，真正實現長治久安。

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六大關鍵研究方法

經濟理論、經濟思想源於經濟實踐，且最終還要運用到實踐中去發揮指導作用，並經受實踐再檢驗和歷史的檢驗。這就是為什麼在研究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時，筆者反覆強調需要採用 “三維六性”的研究方法。同時，不同國家的經濟現實問題，既有一般性，也有獨特性，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研究還需要着力處理好一般性和獨特性的關係。

遺憾的是，現實中許多學者和智庫的研究結果及其政策建議在這些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問題。為此，筆者試圖總結解決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六大關鍵研究方法。

方法一：也就是筆者前面反覆提到的，研究和解決重大現實經濟問題要有長遠視角、國際視野、全局觀點、系統思維，堅持以一般（全局）分析為核心的綜合治理理念，不應過度宣揚控制實驗方法的“魔法性”，誇大局部分析的結果。儘管控制實驗的局部（均衡）分析方法往往是科學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的第一步，但如果不進行全局均衡分析、考慮方方面面的影響，外推有效性就大有問題，會導致盲人摸象、以點帶面、只看到局部、看不到整體，得到的不是整體事實和全部真相的結論，甚至會得出脱離常識、異常片面或荒謬的結論，給出錯誤的政策建議和改革舉措。這樣的所謂研究成果在當前比較普遍，如果其相關政策建議被採納，不僅解決不了短期存在的現實經濟問題，更談不上提供長期解決方案，甚至會導致嚴重後果。

比如，雙重差分法（DID）、隨機控制實驗（RCT），是當前國際經濟學界較時髦的研究方法，但採用這種局部性研究方法所得到的結果，往往至多隻能陳述部分事實，而不是全部，其結論的內部和外部有效性都大有問題，難以推廣使用，否則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國際經濟學頂尖期刊American Economic Review最近發表的一篇關於知青下鄉人力資本溢出效應的文章，就是採用DID這樣的研究方法，筆者認為，其得到的是以偏概全、避重就輕的結果。儘管從局部和單一效果看，知青下鄉當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農村人力資本和帶來初等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是沒有考慮到上山下鄉運動對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和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特別是1700萬知青中斷學習下鄉給個人所帶來的巨大負面影響。如果這樣的局部均衡分析研究方法是可信的，人們或許可以類推出“大饑荒有利於減少高血壓和膽固醇，從而有利於身心健康”的結論；又或者類推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人們在家工作而減少了開車發生事故的概率，從而是一件好事”的結論。

方法二：研究和解決重大現實經濟問題不僅是科學，也是藝術，還涉及價值判斷，因此換位思考和系統地採用“三維六性”的研究方法就十分重要。經濟學是社會科學中最接近科學的一門學科，從自然科學中吸收借鑑了許多研究方法。自然科學研究問題主要依靠控制實驗研究和實證分析，但社會科學畢竟不是自然科學，比研究自然科學問題要複雜得多，涉及經濟主體的行為，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部環境等眾多因素。研究和解決現實經濟問題，往往需要因人、因事、因地、因時而異，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只做控制實驗的科學實證分析，還需要綜合治理的全局分析。

綜合治理就像做好管理工作一樣，不僅是科學，也是藝術。更復雜的是，還需要有價值判斷的規範分析，而一旦涉及價值判斷，就容易上升到意識形態，容易站在自己的角度和立場來看問題和斷是非，往往就會導致很大爭議，甚至用自身立場代替是非觀念。因此，對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和解決，除了要採用方法一中提到的一般均衡分析，還要換位思考和採用“三維六性”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要有理論邏輯、實踐真知、歷史視野三個維度的綜合分析，強調科學性、嚴謹性、現實性、針對性、前瞻性和思想性。

方法三：在解決具體現實問題和進行政策研究時，輕敵是大忌，不能只考慮有利因素或己方的勝算，還要充分考慮風險和眾多不確定性。也就是説，要有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和風控意識，要充分考慮風險的防範和化解，這和鼓舞人心的宣傳工作是大不一樣的。宣傳工作可以只注重或側重正能量，但旨在解決現實問題的研究絕不能這樣做。然而，現在許多智庫和研究者通常只看到經濟形勢的有利一面或自身有利因素，盲目樂觀，過高估計或抬高自身的優勢，只願意看到競爭對手的弱點，對困難或競爭對手的優勢往往考慮不足。這樣的所謂研究成果勢必會產生很大誤導，甚至後果嚴重。

比如，許多學者在對中國宏觀經濟形勢進行分析和預測時往往過於樂觀，對小概率的黑天鵝事件和大概率的灰犀牛事件的系統性風險估計不足。不少學者和智庫在中美關係的應對上，一味地看到己方的優勢和對方的弱勢，往往不願意正視己方與對方的差距。這種一廂情願地看低對方、高估自己，如“全面超越”論、“雙贏就是我們贏兩次”論等論調，不僅不利於中國自身問題的解決，還可能引起外部的強烈反彈，甚至成為遏制中國的藉口和依據。類似的例子從古至今比比皆是，如戰國時期趙國的趙括、三國時期的馬謖，只考慮自己的勝算，沒有充分考慮對方優勢，往往會導致失敗，甚至造成國家的危機。

方法四：在研究解決具體現實問題、作出政策建議和改革方案時，要清醒認識到必要條件和充分條件之間的轉化，不要因為中途出現問題而輕易否定某項改革舉措。許多因素孤立地看，只是解決現實問題的必要條件，也就是做成事情必須具備的條件，並不是充分條件。但是，許多人卻因實施過程中產生一些偏差，就輕易地否定其必要性；並沒有認識到，這個必要條件可能還需要許多其他輔助條件，才能轉化成為充分條件，真正將事情做成。所以，既不能輕易否定，也要進行多方面的改革和綜合治理。

例如，市場經濟制度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國家繁榮富強的必要條件，也是國家治理和良性發展的必要條件。但不是所有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實現了繁榮富強和良性發展，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有“好”“壞”之分。好的包容性市場經濟，還需要與國家治理的另外兩個要素，也就是政府和社會兩個要素相結合，發揮恰切的作用，才能共同構建起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才能實現良性的發展，使國家真正成為得到各國信任和擁護的世界強國。然而，不少人將必要性和充分性混為一談，很多市場化改革的舉措本來大方向正確，但由於綜合治理改革不到位，輔助改革措施不到位，一旦出現問題，就被認為是市場化改革的錯，否認其改革大方向，要走回頭路。

方法五：在研究解決具體現實問題、提出改革建議時，特別要準確把握信息、激勵、效率和公平四個關鍵詞。在論及發展成效時，要儘可能從不同的角度來度量和評估，例如同時採用中值而不僅僅是將平均值作為度量標準。由於經濟主體在一般情況下都是逐利的，也就是人們經常説的在商言商的情景，再加上經濟主體間的信息往往是極度不對稱和不透明的，因而需要採用分散決策的制度安排來搞對激勵，讓信息透明，讓人們能真實獲取信息，而不是政府一味主導。

所謂搞對激勵，指的是實現有主觀能動性的“我要做”的激勵相容，而不是採用“要我做”的被動強制措施。我們可以通過激勵機制的實施（如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提高經濟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實現激勵相容，同時讓政府和社會發揮恰當的作用，讓公共信息儘可能透明、社會治理更為包容。

同時，過程公平、機會平等無論是對市場效率還是對社會穩定都異常重要，但受重視程度還非常不夠，原因之一是度量的標準問題。現在一個常用標準就是用平均或人均來表達發展成效，這當然是一個度量經濟發展的進步指標，但也有很大的問題。其中一大問題就是沒有注重平等，使貧富的巨大差距被平均掩蓋掉了。儘管中國經濟總量已達到全球第二，人均GDP也突破了1萬美元，但這僅是剛踏進中等發達或者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門檻，與發達國家5萬美元以上的人均GDP相比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收入差距懸殊。也就是説，從平均值來看，中國已是上中等收入國家，但從中值來看，中國的收入分配格局依然存在不同階層收入差距懸殊的問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統計數據顯示，佔總人口20%的最貧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費中所佔份額只有4.7%，佔總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費的份額則高達50%。所以，從注重公平及社會穩定的視角看，還需要採用中值來度量均衡發展的程度，而不宜僅僅採用平均值來度量發展成效。

方法六：在研究解決具體現實問題、進行政策和改革研究時，要區分短期和長期最優、局部和全局最優、最佳和次佳。要知道，最優（optimality）分多層次，有短期和長期之分，有局部和全局之分，有最佳（first best）和次佳（second best）之分。隨着制約條件增加，最優結果可能只是次佳、次次佳（third best）、次次次佳（fourth best）等。並且，局部、短期最優往往不是全局、長期最優，短期最優甚至有可能對全局和長期發展帶來嚴重後果，這就是為什麼筆者在開篇就談到，在分析解決重大現實經濟問題時，必須要有長遠視角、國際視野、全局觀點、系統思維、綜合治理和風險防範的一般均衡分析。

比如，對單一市場的馬歇爾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最優只是局部最優，即局部有效率，但往往會造成全局的無效資源配置。同時，不能由於緊急、突發情況（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所採取的極端手段短期有效，就試圖長期固化下來，這就像戰時的軍事管制不能因其短期有效，就將其在常態環境下長期固化下來一樣，一定要謹防短期、局部最優可能會帶來其他後果。

**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與學術的進步，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研究和解決，都離不開科學的研究方法的運用。**鑑於經濟學作為一門經世濟民的學科具有巨大的外部性，中國經濟學界存在的研究方法歧見和誤用亟須加以澄清。筆者所列舉的六大關鍵研究方法在中國經濟現實問題研究中都有其現實針對性。其中，至關重要的是，在經濟分析中應努力做到理論邏輯、實踐真知、歷史視野“三位一體”的綜合運用，從而使得研究的過程及其所得出的結論具有科學性、嚴謹性、現實性、針對性、前瞻性和思想性。唯其如此，中國經濟學才可能真正實現有思想的學術與有學術的思想的有機結合，既有助於研究解決中國經濟現實問題，又能夠對經濟學本身的發展作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