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九一八事變”的罪人_風聞

　　大家好，我是哲空空。

　　今天是“九一八事變”紀念日，與大家聊聊其中的兩個關鍵人物——張學良和蔣介石。這兩個人物都被認為在“九一八事變”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但具體情況如何，誰才是那個更應該被譴責的對象，一直富有爭議，今天，血鑽就給出自己的觀點，也歡迎大家一起進行探討。

　　張學良

　　1931年9月18日夜，“九一八事變”爆發。

　　短短几個小時，奉天（今瀋陽）、營口、安東（今丹東）及長春落入日寇之手。短短几個星期，日寇挾廢帝溥儀，沐猴而冠，於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府，即“偽滿洲國”。

　　日寇以極短時間侵我東北，已是萬目睚眥，更令人義憤填膺的，是中國軍隊的不抵抗。彼時的東北，是張學良地盤，其父張作霖，因不與日寇合作，被炸死在皇姑屯，張學良揹負國仇家恨，可謂不共戴天，怎奈窩窩囊囊，不敢開槍，空有士兵25萬，機關槍4000挺，飛機200架，坦克、野戰炮眾多，而日寇關東軍僅1.1萬人。張學良麾下諸將，更無一個是男兒，將東三省錦繡山河拱手送人。

　　日寇發起進攻時，張學良身在北平，接受戒毒治療，統帥尚如此，軍隊士氣可知。此外，還有一事，少為人知，東北軍建制規模，多賴日本裝備指導，關東軍情報機構，對東北軍瞭如指掌。事變當日，日寇竟能在中國飛行員到達機場前，將其全部拘押，由此可見一斑。

　　“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張學良三令五申，叫部下別惹日本人。事變發生後，張學良猛打電報，千里傳音，發出指令，若遭遇日軍進攻，中國軍人不得抵抗，軍械子彈入庫，不許有異議。

　　張學良

　　在此形勢下，日寇僅憑屈指可數兵力佔領中國東北廣袤土地，控制3000萬人口，在一份日寇的正式報告中稱，整個“滿洲戰爭”，僅有378名日本士兵喪生，821人受傷。

　　今有人言，張學良不抵抗，乃是執行老蔣的綏靖政策。蔣介石多次明裏暗裏，逼迫張學良遵從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張學良與蔣介石聯絡密切，實時彙報日軍侵略動態，而蔣介石的回覆永遠只有一個：不要抵抗，等着他向國聯上訴。

　　當時當日，彼國民黨政府並未直接統治東北，它可對東北宣佈主權，僅因張學良與蔣介石結盟，拜了把子，接受國民黨政府中的職位，但東北這盤棋，具體怎麼下，還是他張學良説了算。若張一心抵抗，南京政府絕無強迫之可能。昭昭前事，惕惕後人，餘不敢為少帥隱也。

　　話説回來，若論“九一八事變”的罪責，蔣介石和張學良相比，孰輕孰重？竊以為，蔣的罪責要重的多。

　　蔣介石的熱望：獲得日本承認

　　國民黨北伐之後，蔣介石一直有個願望：獲得日本的承認。

　　但這中間有個矛盾。

　　1926年，蔣介石發動北伐，旨在統一中國，為獲取支持，激勵士氣，説了許多豪言壯語。如軍閥是帝國主義工具，待天下大定，必廢除不平等條約，這其中就涉及日本，如廢除“二十一條”、歸還遼東租借權、取消南滿鐵路壟斷權等。

　　待南京政府初定，蔣介石口號不喊了，轉頭討好日本，會見田中義一，拍着胸脯保證，徹底斷絕與共產黨關係，並尊重日本在東北和中國其他地區的既得利益。

　　1928年5月3日，國民軍進軍北平，行至濟南，與日寇發生衝突，戰鬥持續一週，數千名中國人死難。管外交的黃郛赴濟南談判，被日本軍事當局扣押，裏子面子都丟了。

　　此事激怒山東民眾，抗日情緒高漲，示威運動不斷。蔣介石害怕日寇，採取綏靖政策，令中國軍隊撤出濟南，會見日本官員，甚至鎮壓反日運動，還賤兮兮地清除了街道上的反日標語。

　　經蔣介石一番“努力”，濟南事件平息，1929年4月28日，日寇從濟南撤走，不久後，日本正式承認南京國民政府。

　　蔣介石渴望獲得日本承認的“心願”雖達成，卻完全打錯了算盤。

　　1930年代初，美國大蕭條波及世界，日本也受到影響，政府縮緊預算，砍了軍費，引起軍隊中激進分子不滿，遂心生毒計，煽動對華戰爭，落在行動上，就是萬寶山事件。

　　萬寶山鎮位於長春以北。1931年，一家公司先向中國農民租用土地，又轉租給朝鮮人，由此產生糾紛，朝鮮租客與中國人發生械鬥，中國人上告地方政府，政府下令禁止朝鮮人築渠，這時，日本領事警察插了進來，開槍驅散人羣，幫朝鮮人完成了築渠。

　　日本軍國分子以此為藉口，操縱日朝右翼媒體，煽動反華情緒。在朝鮮，127名華人被殺，另有約400名華人受傷。

　　當此之際，中國人發起抵制日貨運動，上海總商會電告全中國商業組織，督促他們從1931年7月24日起，禁止出售日貨。

　　蔣介石怕激怒日本，繼續主推綏靖政策，日寇有恃無恐，終於在1931年8月，為9月18日的事變制定了最終計劃。

　　綏靖政策背後

　　面對日寇的蹬鼻子上臉，蔣介石為何堅持綏靖政策？

　　答案是：為自己。

　　南京國民政府只是實現了形式上的統一，事實上地方軍政大佬各行其是，如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白崇禧、張學良等，都各自坐鎮一方，擁有實權。

　　為統一全國，蔣介石於1929年春，與桂系李宗仁開戰，使其退出華中。當年5月，蔣介石擊敗馮玉祥，使其兩名部下韓復渠和石友三“反水”，韓被任命為山東省主席，石被任命為安徽省主席，這兩人雖表面歸順，卻隨時可能再次“反水”。

　　1930年春，馮玉祥和閻錫山聯合反蔣，雙方軍隊殺得天昏地暗，兩敗俱傷，馮、閻這邊傷亡約15萬人，蔣這邊傷亡約9萬人。關鍵時刻，蔣介石給張學良送了1000萬銀圓，並承諾讓張控制黃河以北地區，由此，1930年9月，張學良加入戰局，支持蔣介石，馮、閻二人這才敗下陣來。

　　經此一役，蔣介石軍費超支，四處搞錢，民脂民膏，付之戰火。

　　1931年春，風波再起，蔣介石軟禁胡漢民，而胡漢民曾是孫中山密友，關係盤根錯節，廣州那波勢力，包括汪精衞、孫科、陳濟棠等，聯合李宗仁和張發奎，一起逼蔣介石下台。

　　“九一八事變”就是發生在這個節骨眼上，蔣介石猶如被十面埋伏的困獸。張學良當時將近一半的精鋭部隊都在關內，如果他把這些部隊撤回來對付日本人，那麼蔣介石的安全感就會大大降低，蔣對日本的綏靖政策，即是這種缺失安全感的體現。

　　對於這一點，汪精衞看在眼裏，因此，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汪精衞就開始打“日本牌”。他派陳友仁顛兒到東京，向幣原獻媚，強調消滅蔣介石和張學良，將有利於中日利益。甚至“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全國民眾公開譴責張學良不抵抗時，油頭粉面的汪精衞私下裏仍在繼續向日本獻媚，其漢奸醜態，直令人想吐。

　　汪精衞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在某種程度上，繼承的是“北伐遺產”，其思想精髓，多受孫中山影響。國民政府每次開會，都要宣讀孫中山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奉行綏靖政策的蔣介石，想必每到這個時候，都會如坐針氈。

　　在玩弄詭計上，蔣頗有一套，他最擅長的是一招“乾坤大挪移”，將日本問題顛倒過來，每當有對手指責他的不抵抗政策時，蔣都會倒打一耙，反誣對方破壞團結，意圖挑動內戰，為日本人火中取栗。

　　倉皇之下，蔣介石病急亂投醫，竟然看中了“法西斯主義”，通過藍衣社，將自己鼓吹成一個鐵腕人物，在國民黨藍衣社的一次集會上，蔣介石公然宣稱，法西斯主義是衰退社會中的一服興奮劑。

　　雖巧言令色，卻難掩虛弱本色。蔣對日的綏靖政策，讓其聲望直線下降，搭台子唱大戲也不像，明明是個軟蛋，卻要喬裝硬漢，豈不可笑？

　　1931年9月20日，上海30所大中院校師生組成全國學生抗日救亡聯合會，一週之內，全國各地學生，以及東北的難民同胞，蜂擁至南京，展開遊行示威。

　　蔣介石為“滅火”，會見了學生代表團，並對他們説，如果國際聯盟和《凱洛格公約》（1928年簽訂的國際公約，規定禁止以戰爭作為國策手段）不能維護公道，國民政府將進行最後的和崇高的戰鬥，我將率領軍隊和全民族為保存我們的種族與維護我們民族的尊嚴而戰……如果需要與其他愛國者一起倒下，我將前去前線。

　　蔣介石的言辭與行動總是相違背，就像大河兩岸，永隔一江水。其實真相很簡單，蔣介石為了一己私慾，維護自己的權力地位，置民族大義於不顧，慾令智昏，未能及時抗擊日寇，一拖再拖，致使無數中國人的生命白白犧牲。

　　蔣介石對日本軟了許多年。

　　直到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實行“兵諫”，將蔣介石扣留，迫使其簽訂六項協議，停止內戰，聯合抗日，蔣介石這才放棄內戰，勉強“營業”。

　　中國共產黨從大局出發，捐棄前嫌，從中斡旋，促成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此，抗日戰爭終於揭開了新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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