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百萬騎手，被整蒙了……_風聞

文 | 功夫財經（微信號：kongfuf）

我們可能想不到，這個系統裏除了算法之外還藏匿了上千家公司，他們交錯而成的複雜法律關係網絡正將受傷的騎手死死纏住，而站在系統外的，是十位辦案經驗豐富卻幾乎束手無策的農民工律師。

在過去近三個月的時間裏，我們應聘過騎手、撥打過卧底電話、與不同角度的業內人士聊天，在50多位具有法學、經濟學、政治學、計算機等專業背景的志願者幫助下，收集了各種來源且涉及方方面面的騎手數據，看完了幾乎所有與外賣騎手認定勞動關係相關的司法判決，並在此基礎上初步建立了一個包含1900+份有效判決的數據庫。最終，我們盡最大所能拼出了一部「外賣平台進化史」。

法律總是最後出場的，也必將撥雲見日。

謎

2021年6月，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的公益律師陳星接手了一起騎手維權的案件。為了確認騎手與平台之間的法律關係，他在手機上下載了「蜂鳥眾包」App。這款App是由全國最大網上訂餐平台之一「餓了麼」推出，開放給所有想註冊成為外賣騎手的人。

用手機號實名註冊後，陳星隨着屏幕上跳出的彈框依次點開了《服務合作協議》、《蜂鳥眾包隱私權政策》、《蜂鳥眾包用户協議》，並拉至底部打開了《營業執照》，試圖尋找用人單位。

奇怪的是，這些文件所顯示的法律主體都不盡相同——頁面底部《營業執照》顯示的是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餓了麼」公司；《服務合作協議》上寫的是一家註冊在江西的服務委託公司；《蜂鳥眾包隱私權政策》則只出現了「蜂鳥眾包」的字樣；《蜂鳥眾包用户協議》乾脆什麼都沒有提及，取而代之的是一段長長的「主體信息」，第一句是：「蜂鳥眾包平台經營者是指經營蜂鳥眾包平台的各法律主體」。

幾分鐘後，陳星抬起頭尷尬地笑了，「我找了半天也不知道用人單位是誰。」

二十年前，中國開始進入城鎮化快速發展階段，平地而起的高樓和各種基建工程吸引了大量進城務工的農村勞動力。那也同樣是建築行業農民工欠薪和工傷問題最突出的年代。

中國奇蹟般的經濟發展數字背後，是數以億計的農民工和他們每天都可能面臨的危險和糾紛：發包商資金鍊斷裂無法支付工程款、包工頭挪用資金拒付工資、頻頻出現的工傷事故、為後半生蒙上陰影的職業病……

這些問題催生了中國第一代農民工律師，陳星就是其中一位。他於2006年6月加入致誠，過去十五年的執業經歷和經手的3000多起農民工維權案件練就了他應對各種複雜用工關係都遊刃有餘的本事。可生平第一次，他被眼前的協議「整懵了」。

當事人邵新銀來自河北農村。四年前，剛滿40歲的他在朋友介紹下來到北京成為一名「餓了麼」專送騎手，開始了全職外賣生涯。

起初一切順利，雖然跑外賣很辛苦，但每月到手少則三四千、多則七八千，這對初到城市、自認為沒什麼一技之長的邵新銀來説自然是一筆不錯的收入。

轉折發生在2019年4月27日晚上11點50分。當夜，邵新銀剛剛送完最後一單，正等着12點後台審批下班，當邵新銀騎着電動車在七小路溜達的時候，對面突然開來一輛打着遠光燈的大貨車，等邵新銀反應過來時，他已經連人帶車掉進了路前方的大坑。後來經過醫院幾輪診斷和鑑定，邵新銀的傷勢已經構成九級傷殘。

經親戚介紹，邵新銀來到致誠尋求法律援助。很快，他在我們的幫助下打贏了北京的勞動仲裁，成功與站點所屬的迪亞斯公司確認了勞動關係，並開始準備申請工傷認定。

可差不多就在一個星期後，邵新銀接到了迪亞斯公司返回其註冊地重慶市的長壽區法院對他提起訴訟的消息。邵新銀盯着消息兩眼發暈：他在河北土生土長，從來沒有去過重慶，也不認識當地的任何人，如今該怎麼去重慶打官司呢？對於一個農民工來説，這幾乎是一件無法完成的事情。

所幸的是，致誠早在2008年就曾推動全國建立了40多家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其中離重慶最近的四川省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成立於2006年9月，當地的幾名公益律師兢兢業業辦理過上千起援助案件，在農民工權益保障領域具有豐富的經驗。

考慮到異地辦案成本高，致誠只好協調四川工作站的農民工律師同仁代為辦理，而北京這邊即將下達的工傷認定也不得不暫停處理以等待法院的判決。

令人遺憾的是，儘管四川工作站的律師據理力爭、反覆強調迪亞斯公司應當承擔責任，邵新銀還是在2020年11月和2021年5月連續輸掉了此案的一審和二審，這意味着他與迪亞斯公司不存在勞動關係，更不可能獲得工傷賠償。

等到我們再次接手此案已是2021年6月。此時距離邵新銀受傷已過去兩年之久，經過北京、重慶兩地輾轉起訴、應訴、上訴後，邵新銀卻陷入了更加被動的局面。二審判決已經生效，再審除非有新證據，否則翻盤的幾率微乎其微。

邵新銀感到很困惑，「仲裁都贏了，怎麼到法院又輸了呢」。令他更加不解的是，明明2019年春節前的公司年會上，大區經理舉着酒杯邀騎手們共喊「祝迪亞斯越辦越好！」，可為什麼自己一受傷就跟迪亞斯沒關係了呢？

幾天後的一大早，致誠主任佟麗華召集全體農民工律師開會。他在會上認真聽完經辦律師對邵新銀案件的分析後説的第一句話是，「這個案子我都感到絕望」。當「絕望」這個詞從他口中説出時，大家着實有些震驚。

就在這間屋子裏，佟麗華與大家討論過許許多多的案件，眼前這班跟隨了他十多年的人馬早在2006年就曾以一起轟轟烈烈的公益訴訟迫使肯德基在中國全面停止使用勞務派遣用工。一路走來，佟麗華見過太多的複雜疑難案件，可即便在最艱難的時刻，也不曾將「絕望」二字脱口而出。

但轉念一想，佟麗華很快意識到，邵新銀的難也許只是千萬外賣騎手的一個具體縮影。而如果連一羣在農民工權益保障領域工作數十年的公益律師都感到絕望，那這背後似乎藴藏着更深的危機：「為什麼騎手會找不到用人單位？為什麼要反覆去不同的地方打官司？為什麼工傷後沒有人來承擔責任？」

會議開到最後，佟麗華説，「這不是一個農民工的法律援助案件問題，這是個涉及到可能幾十萬、幾百萬農民工權益保障的問題。我們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全面研究這個案件以及案件背後的相關問題。為下一步國家解決類似問題找到出路。」

暗網

餓了麼有兩種騎手，一種是專送，一種是眾包。按照邵新銀的解釋，眾包就是「想幹就幹，不想幹就不幹」；而專送則要接受站點的人工管理，每天早上9點到指定地點開晨會，上下班都有固定時間，從早上10點到晚上10點，要是排到夜班就得熬到晚上12點，系統派單不得拒絕，高峯期和惡劣天氣必須在線，平時小休和請假都要站長批准，甚至想離職還可能需要排上兩個月的隊，否則就拿不到被扣發的一個月工資。

與供眾包騎手使用的「蜂鳥眾包」App類似，供餓了麼專送騎手使用的「蜂鳥團隊版」App中的各種規則、協議、政策和告知書，同樣沒有一致的法律主體，很難確定勞動者的用人單位究竟是誰。

現行法律框架下，勞動爭議在程序上必須先經過勞動仲裁方能去法院訴訟，而實體上申請工傷認定的第一步是確認勞動關係。由於建立勞動關係的主體只能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因而就勞動關係的確認而言，用人單位的確定和勞動者與用人單位之間簽訂的勞動合同至關重要。

被問及跟誰簽了勞動合同時，邵新銀一臉茫然。他只知道自己在幫餓了麼送外賣，但日常管理他的站長卻説自己是迪亞斯公司的人。至於勞動合同，他依稀記得三年前的某天晨會上大家站在路邊匆匆忙忙簽了一份文件，但是當場就被站長收走。因為着急送外賣，邵新銀並沒有仔細看那張紙上寫了什麼，也許就是勞動合同，也許不是。

同時，由於跑單記錄、考勤排班、評價投訴只顯示最近兩個月，邵新銀在2017-2019年的所有工作記錄都無法查閲，甚至連他受傷前後幾個月的薪資賬單也莫名其妙地消失了。為了取證，邵新銀曾經幾次聯繫餓了麼，又幾次碰壁，而迪亞斯的站長也早已把他踢出團隊。

很顯然，那兩年用汗水積攢的數據，從來就不屬於邵新銀；如今手機上下載的騎手App也彷彿只剩下一具空殼，什麼都證明不了。

我們轉而開始尋找其他線索，並終於在誤打誤撞中掀開了這龐大系統的一角。

因為沒有勞動合同和工作記錄，我們在訪談過程中只能再三詢問邵新銀「誰是用人單位？」。也許是平日晨會上喊慣了迪亞斯的口號，邵新銀一口咬定他是迪亞斯公司的人，「跟餓了麼沒關係」——對於邵新銀來説，他很難把一個冷冰冰的App想象成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用人單位。

「蜂鳥團隊版」App上殘缺不全的薪資賬單的確顯示他是迪亞斯公司的「全職騎手」，可當我們翻閲邵新銀的銀行流水記錄時卻發現，他的工資一直是由太昌公司發放。按照迪亞斯公司在重慶法院的説法，其已經把相關配送業務「外包」給太昌公司了。可是邵新銀從始至終都沒怎麼聽説過這家公司。

在我們的反覆詢問下，他努力回憶起太昌公司的唯一一次「出鏡」是疫情期間他被拉進一個名為「太昌XX」的釘釘羣，「那是站長用來上傳消毒照片的，跟我們沒關係」。邵新銀腦中更清晰的記憶是每天晨會上，站長總是説「我們迪亞斯、我們迪亞斯……」

由於App和銀行流水顯示的公司不一致，我們進一步打開邵新銀的個人所得税App。緊接着，查詢結果完全超出了我們的理解範圍。按照我國税法的規定，個税扣繳義務人必須是支付其工資薪金所得的單位，一般而言就是用人單位。

但邵新銀每月工資薪金的個税扣繳義務人至少有2-3家公司，其中不但有迪亞斯公司和太昌公司，還有一些邵新銀此前從未聽聞的公司，比如天津某建築公司、上海某外包公司。

邵新銀不過是每天專注地跑個外賣而已，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若隱若現、或熟悉或陌生的「用人單位」？它們之間是什麼關係？又是誰把邵新銀的個人信息泄露給不相關的公司？

我們隱約意識到，邵新銀可能陷入了一張用人單位的「暗網」。

先手

經過陳星律師迂迴設計的一起平行訴訟，我們拿到了迪亞斯公司投保僱主責任險的材料。在「餓了麼物流合作商僱主責任險」中有一條規定，僱員（邵新銀）是指與被保險人（迪亞斯公司）建立勞動關係的勞動者。

考慮到迪亞斯公司已經為邵新銀申請到相應保險理賠，這似乎是目前證明迪亞斯公司與邵新銀存在勞動關係的最強有力的證據，而且此前尚未來得及在重慶一審和二審中提交。

這份「新證據」無疑重燃了再審的希望，於是我們迅速對重慶各級法院的相關過往判決進行了全面檢索。很快，一個高度類似的案件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該案中投保僱主責任險的恰巧是每月為邵新銀實際發放工資的太昌公司，但二審法院拒絕調取相關保險證據原件，並確認騎手與太昌公司不存在勞動關係，重慶高院亦以「投保僱主責任險不能直接證明雙方之間一定存在着勞動關係」等為由駁回了騎手的再審申請。

當夜近11點，不肯死心的我們冒昧聯繫上了這起案件的騎手代理律師，想進一步確認訴訟的具體細節。結果令人失望，我們得知重慶的法院似乎已經形成統一的裁判共識；也就是説，順着僱主責任險的方向，走不通「確認勞動關係」這條路。

平台經濟還處在塑型階段，各地法院對於新就業形態的態度千差萬別，如果換成是北京的法院，也許結局會不一樣。可是，為什麼在北京送外賣的邵新銀偏偏是和在重慶註冊的公司扯上瓜葛？為什麼迪亞斯公司選擇向重慶法院起訴？

接着我們又突然聯想起「勞動仲裁敗訴方才能提起法院訴訟」的規則，以及當初迪亞斯公司輸了北京的勞動仲裁後，立刻選擇回到重慶法院起訴的整套「一氣呵成」的操作。

一切都明瞭起來——在邵新銀興高采烈地拿到北京勞動仲裁勝訴裁定的那一刻，就已經註定了他最後全盤皆輸的局面。

好一步先手。

如今，人人都説系統是個黑箱，我們不再掌握過程，只需享受結果。可如果那個人不是你和我，而是受傷的騎手呢？

這個系統裏，不單隻有算法令騎手受困其中，更有一張精心設計的巨型法律關係網絡將騎手包裹在內：A公司給他派單、B公司給他投保、C公司給他發工資、DEFG公司給他交個税……

它們互相交織，將騎手緊緊捆住，可當騎手真正跌進前方的大坑並向外求助時，其中的任何一家公司都不足以成為他的「用人單位」。而站在系統外的農民工律師，彷彿也只能眼睜睜地看着「勞動關係」被這樣一步步地人為打碎……

為了幫助騎手掙脱出來，我們當即下定決心——

「這個系統必須被法律打開，也必將被法律打開。」

第「玖肆伍壹玖」號

我們收到了國內另一家農民工法律援助機構給我們發來的資料，其中2020年的一起案件顯示，一名在北京送外賣的美團專送騎手被一家安徽公司在廣西欽州註冊成了個體工商户，名字叫「廣西欽州中馬欽州產業園XX玖零捌壹貳商務信息諮詢服務部」。

「個體工商户」的出現引起了我們的高度警惕。因為在我國法律框架下，一旦成為「自擔風險、自負盈虧」的個體工商户，就意味着被剝奪了「勞動者」的主體資格，不再可能受到勞動法的保護。

實際上，對於任何一位稍微懂點公司法和勞動法的律師來説，「個體工商户」都可能意味着一場同時「避税」和「避社保」的架構操作。

我們順着個體工商户的名字在網上進行了檢索，結果屏幕上顯示的內容令我們大為震驚：**區區一箇中馬欽州產業園內竟一共註冊了14萬家經營範圍包括「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户。**那個瞬間，我們感到頭皮發麻：為什麼一個地市州的產業園能培育出這麼多個體工商户？

而這些個體工商户的背後有多少不過是一名專送騎手？

這羣日奔夜跑、本應受到勞動法全面保護的「平台經濟建築工人」似乎並不知道自己鬼使神差地成為了「小買賣生意人」——畢竟按照傳統定義，後者能夠進行財務投資，維持和發展自身業務，與商業夥伴進行價格談判，並建立起自己的客户羣。而從任何意義上説，專送騎手都不具備這些能力。

據瞭解，專送騎手通過應聘後，站長往往會以發工資、少交税為由，強制要求其下載市面上一些靈活用工平台的App；騎手不知道的是，一旦註冊App就意味着與靈活用工平台簽訂了承攬協議，同時授權靈活用工平台將自己自動註冊成個體工商户。

不知不覺中，他們已經遊離在勞動法的保護範圍之外，直到去法院打官司敗訴才恍然大悟。

楊雄偉來自山西省中陽縣，自2019年8月起在太原市送外賣。他是一名專送騎手，但同時也是靈活用工平台「好活」在江蘇省崑山市玉山鎮註冊的第「玖肆伍壹玖」號個體工商户。

送了一年半的外賣之後，楊雄偉因為離職糾紛將站點所屬公司告上了法院。結果法院認為他是個體工商户而非勞動者，於是本該拿回的二倍工資差額和經濟補償一分錢沒要到，未繳納的社保也不了了之。

實際上，隨着「支持平台經濟發展、鼓勵企業靈活用工」的政策春風興起，「個體工商户孵化地」已經在全國範圍內蔓延開來。我們通過檢索發現，江蘇省崑山市玉山鎮有超過80萬家以「數字編碼+好活商務服務工作室」方式命名且經營範圍包括「外賣遞送服務」的個體工商户。

類似地，江蘇省淮安市漣水縣朱碼鎮有超過48萬家「xxxxx號訂個活商務服務工作室」 、貴州省貴陽市烏當區有超過20萬家「好活xxxxx號商務服務工作室」……而全國這些數字的總和還在以每天1萬+的速度增長。

我們試着以公司名義與某靈活用工平台進行商務洽談，該平台已在全國註冊超過100萬家個體工商户。當問及平台上有多少個體工商户是騎手時，對方以「商業機密」為由拒絕回答。

但其同時在電話中透露，作為外賣行業的頭部靈活用工平台，相關合作客户單月營收規模通常在5000萬以上；而且，外賣平台曾多次對其進行考察，言外之意是「模式經認證，可放心使用」。

一位曾在外賣平台發展初期參與過相關架構設計的公司律師對我們説，「曾經有客户問我中國目前最大的法律漏洞是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他，是勞務外包。」即便如此，當他得知短短數年內外賣平台用工模式已經發展至「個體工商户模型」時，依然錯愕不已。

緊接着，他開始滔滔不絕地從公司律師角度介紹「勞務外包」是如何被企業用作降低人力成本、規避用工風險的工具，以至於在當下成為「資本的最後一片油田」。

更令人擔憂的是，各種各樣不規範的勞務外包如今通過虛虛實實的靈活用工平台變得「光明正大」，並開始在全行業泛化，成為企業針對「強替代性工種」的標準操作；而這些外賣員、快遞員、電話接線員、保潔員和超市員工所代表的羣體，正是數量龐大的社會底層勞動力。

「在資本眼中，他們不是需要珍惜的資產，而是急欲擺脱的負債；與其把他們當作一個個活生生的個體，不如用一串數字符號代替來得方便。」

「我本來不該説這麼多，」公司律師突然停下來嘆了口氣，「但就當是贖罪吧。」

顯然，國家鼓勵靈活用工，是為了解決就業問題，促進平台經濟發展，而如今卻被各方濫用。

外賣平台進化史

自2011年餓了麼獲得A輪100萬美元融資後，我國外賣市場的規模已經增長了近30倍，並於2020年達到6646.2億元。在這千億級市場上，美團和餓了麼共包攬90%的市場份額，成為當之無愧的贏家。

然而，隨着外賣平台規模的急劇擴張，騎手的處境卻幾乎每況愈下。在最初，多數外賣配送員都有勞動合同，平台會為他們繳納社保，免費提供電動車、衣服、帽子等配送裝備；工傷期間，外賣平台還可能照常為騎手發放工資。

可如今，騎手找不到用人單位，甚至被連蒙帶騙地註冊成了「個體工商户」。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又是什麼力量在促成這樣的轉變？

我們通過研究自外賣平台出現以來的1900+份有關外賣騎手確認勞動關係的司法判決，按照外賣平台的發展時間線整理出外賣平台上陸續出現的8種主要用工模式，盡最大可能覆盤了整個演進過程。

在外賣平台出現以前，消費者主要通過電話點餐，餐館則會自行僱傭員工進行配送（模式1）。

2008年起，隨着數字技術與設備的發展，餓了麼、點我吧、美團外賣、百度外賣等平台相繼出現並迅速擴張。餐館開始與外賣平台合作，在平台上發佈信息，由外賣平台統一提供配送服務（模式2）。

在市場規模化前期，外賣平台為爭奪市場份額，通常以優厚待遇直接僱傭騎手。彼時的騎手作為正兒八經的勞動者，可以直接向外賣平台主張各類勞動權益，包括加班費、經濟補償、違法解僱的賠償金等。

除此之外，外賣平台也偶爾採用勞務派遣的用工方式（模式3）。歷史上，勞務派遣用工曾經猖獗一時，被眾多企業用來規避用人單位的法律責任。

但沒過多久，相關法律的修訂對勞務派遣用工施加了一系列限制，如今勞務派遣的落地場景十分有限，因此也就「不太好用」。

我們可以看到，在傳統模式中，外賣平台用工中規中矩，並受到勞動法的全面規制。這也就意味着外賣平台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都相對較大。

到了外賣行業發展中期，各外賣平台的競爭進入白熱化階段。若要提升核心競爭力（外賣配送時效和準時率），最直接的方式當然是招募更多的騎手；但這將導致用工成本大幅增加。為此，外賣平台開始優化運力池（騎手）結構，以求在配送體驗和配送成本之間找到最佳的平衡。

於是在2015年10月左右，出現了「眾包」這一新型用工模式。如果將專送騎手（模式2-3的自建運力）比喻成外賣平台穩定的「正規軍」，那麼眾包騎手則是騎手生態中的「平衡器」——外賣平台通過調節配送單價，可以對他們「呼之即來揮之即去」，例如讓他們在週末或爆單時出現，從而實現輕鬆調配運力的目的。

當然，由於眾包騎手自由度高，受管控少，服務質量難以把控，因此不可能完全替代專送「正規軍」。

起初，平台往往會直接招募眾包騎手，與眾包騎手簽訂合作協議，併為其購買意外險（模式4）。但很快，外賣平台開始與眾包服務公司合作，由眾包服務公司與眾包騎手簽訂協議、支付報酬、購買保險（模式5）。

很顯然，模式4到模式5的轉變意味着外賣平台與騎手之間隔了一道「防火牆」，原本由外賣平台承擔的成本和風險成功轉嫁給眾包服務公司。

幾乎在眾包模式出現的同一時期，外賣平台也開始大規模調整「正規軍」（模式2-3）的編制。為了進一步降低成本、區隔風險，外賣平台開始與配送商（即勞務外包公司）合作，將配送業務「外包」，由配送商招募專送騎手並對其進行直接的日常管理（模式6）。

經過如此一番操作，與模式5類似，外賣平台和專送騎手之間也隔了一道「防火牆」。

從法律上來説，模式6的出現是真正意義上的里程碑。與眾包騎手不同，專送騎手是受到勞動法全面保護的固定工，因此將專送騎手外包給配送商之後，外賣平台實打實地節省了約40%的成本（包括社保成本和法律風險），從此坐穩了「講究輕資產，追求高毛利和邊際效應」的互聯網平台方地位。

外賣平台由直營（模式2）轉為外包（模式6）的根本邏輯是為了徹底甩掉高昂的人力成本、規避與騎手簽訂勞動合同可能帶來的法律風險和責任義務。可如此一來，相應的成本和風險便落到了配送商的頭上。

配送商為了繼續向外「甩鍋」，開始將全部或部分配送業務「轉包」或「分包」給其他多個公司甚至個人 ；且關鍵在於，大多數配送商與外賣平台一樣，在這些表面的「防火牆」安排之下毫未放鬆對騎手的勞動控制。

從騎手的角度來看，其面臨的是一張巨型法律關係網絡，其中：外賣平台和A公司對其進行日常管理、B公司與其簽訂合作協議併發放工資、C和D為其繳納個人所得税……最終形成的是外賣平台聯合多家公司對騎手進行共同管理的網絡狀外包模式（模式7）。

正是由於「原本集中於單一僱主的管理特權功能分散到多個商業實體」，騎手的勞動關係通過人為的網絡狀外包被徹底打碎。這不但導致騎手分不清用人單位是誰而大大增加維權成本，就連法院也因難以確定用人單位而判決騎手敗訴。外賣平台與大量配送商正是藉此操作在不同程度上逃脱了用人單位的法律責任。

我們已經看到，當外賣平台將專送騎手這堆「燙手的山芋」向外拋給配送商之後，並不意味着山芋就不燙手了；相反，由於中間多出了交易成本，它們只會變得越來越燙，並迫使配送商繼續向外拋出。

而拋到最後，「燙手的山芋」只能由騎手自己吞下去——外賣平台用工模式演變的終極形態「個體工商户模型」也就此誕生（模式8）。

回過頭來看，外賣平台與專送騎手之間已經築成三道「防火牆」，分別是配送商、靈活用工平台、個體工商户，可算是「事了拂衣去，深藏功與名」了。

大船與小船

一位參與處理過騎手勞動爭議的平台方訴訟律師曾私下裏對我們説，「外賣平台就好比一條大船，周圍綁了1000條小船，它現在把騎手都放在這些小船上，於是其中任何一條小船的沉沒都不會影響到大船本身，外賣平台可以輕易丟掉包袱，繼續前進。」

目前，全國有上千家配送商，他們的主要角色是承擔外賣平台擴張過程中極力甩掉的騎手人力成本並起到法律「防火牆」的作用。

從美團年報中可以看到，其餐飲外賣業務的毛利率逐年穩步提升，自2017年毛利率首次轉正後的8.1%增加至2019年疫情前夕的18.7%。

相比之下，外賣行業最大的配送商之一隻佔據4%左右的市場份額，2017-2019三年平均毛利率僅6.7%。換句話説，外賣平台的財務數據之所以越來越好看，部分是因為被其踩在腳下的多如螞蟻的配送商為其揹負了沉重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

於是有人將配送商市場形容為高度分散且吃力不討好的「螞蟻市場」。一方面，上游外賣平台利用市場優勢地位對配送業務成本進行嚴格控制——正如業內某分析師在看過外賣平台模型計算出的每個騎手每單收入後直呼，「這塊成本不能再降了，太卷」。

而另一方面，下游是成千上萬的騎手所帶來的日常運營、溝通、管理成本，此外配送職業的高風險性隨時都可能引發用人單位的法律責任，進而壓垮配送商。

正因如此，在夾縫中生存的配送商幾乎必然效仿外賣平台向外「甩鍋」的行為，平台用工模式的畸變隨之產生。如今，配送商早已退化成從中抽傭賺錢的「二道販子」，不與專送騎手建立正式的勞動關係，從而逃避社保繳納義務。同時由於配送商市場極其脆弱，騎手權益受到侵害時，許多配送商根本無力承擔相應的賠付義務。

2020年12月，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就配送商重慶市豐渝網絡科技有限公司、重慶市鋭勃網絡科技有限公司與其所管理的85名專送騎手之間的勞動爭議連續作出85份判決，支持騎手的一系列勞動權益（雙倍工資、帶薪年休假工資報酬等），然而這兩家配送商的註冊資本僅為15萬和100萬，自判決後早已被陸續列為失信被執行人，其在執行程序中的未履行比例高達99.9%。

與之相類似地，在眾包模式中為外賣平台的成本和風險買單的眾包服務公司也兼具「傀儡」和「皮包」的特性。「傀儡」體現在它們不過是為外賣平台代為處理與眾包騎手的行政事務，而真正的規則制定者、擁有管理大權和實權的主體依然是外賣平台；「皮包」體現在它們微薄的資本毫無抵禦用工風險的能力，尤其當發生嚴重事件時，眾包服務公司自身都朝夕難保，遑論騎手的權益保障。

此外，眾包服務公司更換頻繁，許多公司與外賣平台的合作協議不足1年，這無疑增加了眾包騎手後續的維權成本。

我們曾經一度懷疑法院是否真的會被配送商和靈活用工平台的操作所迷惑，結果靈活用工平台的工作人員向我們聲稱，法院會視「場景」嚴重程度（人身損害抑或財產損害、傷殘等級等）決定是否穿透整套法律安排以追究相關主體的責任。「總之我們可以幫您降低概率」，而降低概率就意味着降低成本和風險。

我們順着這條線索分析了近2000份司法判決，並很快驗證了他們的結論。當平台用工迭代和升級到模式7（網絡外包）和模式8（個體户）後，我們清晰地看到配送商將承擔用人單位責任的概率從82%成功地降到了46-59%，而外賣平台則基本控制在1%以內。

法院已是保護騎手的最後一道防線，每減少一個百分點，就意味着成千上萬的騎手被悄然推向權益保障的邊緣。

豪賭

2020年，配送商市場上的頭部企業「趣活」在美國上市。自2013年推出服務餓了麼的第一款產品、並於2014年切入美團後，趣活一路追隨不斷膨脹的外賣市場，如今已成為國內最大的勞動力運營解決方案平台。

但資本市場對於外賣盛世之下的趣活始終猶疑不決。有媒體戲稱其為「中國最大包工頭」，作為「外賣巨頭的影子」站在「沒有油水的角落」，而其「依靠壓縮勞動者的獲利空間，來實現毛利率的提升」的做法亦被評價為「不具備可持續性」。

甚至業內人士測算發現趣活每月平均在職工人人數與實際參保人數相差甚多，「核算下來2019年平均每天在每名工人身上的支出為5.87元，其中的保險支出又佔了多少？」

天風證券在同年發佈的趣活報告中寫下了這樣一條政策風險提示：「公司與平台勞動者是業務外包關係，若相關政策變動，公司用人成本可能承壓。」如此推斷，投資者們似乎早已洞悉這是一場針對國家政策的「豪賭」，只是看破不説破罷了。

而在靈活用工市場上，「好活」已經連續三年作為「探索靈活就業新模式」的典型案例登上《中國共享經濟發展年度報告》。按照創始人朱江的説法，「我們真正的價值是把原有的僱傭關係轉變為合規的商務合作關係，讓靈活用工真正合法合規，企業降成本，創客多賺錢。」

這聽上去簡直是一個多方共贏的故事，直到我們在仔細翻閲過往判決時偶然看到蒙景平的遭遇。

與邵新銀一樣，蒙景平是一名專送騎手，在送外賣途中出了車禍，隨後賬户被刪除、無法登錄，配送商蘇州雲霆公司拒不提供相關的入職表、考勤記錄，而是聲稱其已將美團的配送業務「轉包」給淮安蒼梧公司。

同樣，這個判決裏出現了其他多家公司，而工資實際發放主體的具體身份也令人迷惑。

比邵新銀案的網絡狀外包更復雜的是，此案中雲霆公司又聯合「好活」將蒙景平註冊為「崑山市玉山鎮肆貳貳零號好活商户服務工作室個體工商户」，儘管相關文件上並沒有蒙景平的簽字。最終值得慶幸的是，蘇州法院力挽狂瀾，穿透了所有法律安排，認定蒙景平與蘇州雲霆公司存在勞動關係。

當然，這些局部「震盪」似乎只能波及到下游配送商和靈活用工平台，而掌控着整個系統的外賣平台迄今依然安穩地披着「隱身衣」置身於各種紛爭之外。一位前法官對此解釋道，「我們只敢追到配送商這一級。」

在資本的多重加持之下，外賣市場一片欣欣向榮，似乎永遠招不滿騎手。我們幾個月前去站點應聘專送騎手時，兩位站長助理花費數小時苦口婆心地安利「騎手職業共同體」的榮光，從工資到晉升途徑，再到「自由」，彷彿大家都有光明的未來。

其中那位年輕助理早年在富士康打工，「那時候工資才1600，後來當騎手沒有哪個月是低於1萬的。」而那位老助理已經在物流行業待了近20年，從原先的亞馬遜物流工人到如今的外賣騎手，他坦言自己沒了社保，「但不交社保一算工資也高，也可以接受是不是？」

兩位站長助理不約而同地表示他們都是從騎手「晉升」上來的，當被問及工資多少時，他們笑了笑説，「站長助理是性價比最低的崗位，比當騎手的工資少多了。」

我們幾度探問為什麼工資變低還願意從騎手「晉升」為助理，但得到的答覆卻不那麼令人信服——「為了站點能繼續存活下去，我們選擇犧牲自己的利益」、「以後能升到站長甚至城市經理」——儘管「助理-站長-主管-經理」的晉升渠道聽上去窄之又窄。

直到臨走前的隨口一問，終於打破了兩人之間的微妙默契。「騎手出事的多嗎？」一老一少兩位站長助理同時回答——

「我見得太多了。」

「我一個都沒見過。」

此時，老助理突然指着年輕助理對我們説，前陣他的騎手室友在家中給電瓶車充電，半夜起火，大面積燒傷。還好他跑得快，撿回了一條命。

「然後我跟公司申請，我説我不幹了，公司説你來這兒吧。」年輕助理抬起頭，眼神清冽，彷彿剛從賭場裏逃出來。

火箭

早年Uber掀起全球共享狂潮時，互聯網上流傳着這樣一段話：「全球最大的出租車公司Uber沒有一輛出租車；全球最熱門的媒體所有者Facebook沒有一個內容製作人；全球市值最高的零售商阿里巴巴沒有一件商品庫存；全球最大的住宿服務提供商Airbnb沒有任何房產。」

就在那個「連豬都能飛起來」的風口，風投界已有人冷靜地看到這片即將到來的繁榮背後所暗含的隱憂，「平台經濟會透支社會保障」。

2020年，人社部開始在全國範圍內調研企業用工靈活化的具體情況。其在文件中指出，一些企業為了規避社會保險和税收等成本，與人力資源服務公司或平台服務公司合作，誘導與其建立勞動關係的勞動者註冊為個體工商户，出現了「核心員工合夥化、 非核心員工合作化」的情況，去勞動關係化趨勢顯現。

同年，國際勞工組織發佈了一份《中國數字勞工平台和工人權益保障》工作報告，指出中國非正規就業的規模正在擴大。報告詳細對比了中西方數字勞工平台的形態差異，並總結了我國平台用工的三大特徵：

從業者數量龐大：「隨着中國共享經濟的迅速發展，在平台上提供服務的從業者數量…佔中國就業人口的比重從2015年的6.5%上升至2018年的9.7%。與其他國家相比，英國的平台從業者僅佔就業人口的4%左右；美國未超過1%。…在外賣配送行業，在美團外賣註冊的騎手約為270多萬，其中活躍騎手就達 67萬人左右（每天至少接一單）。而英國最大的外賣配送公司deliveroo的註冊騎手僅為6萬左右。…在絕對數量和佔就業人口比重兩個方面，中國數字勞工平台的從業者規模都是最為龐大的。」

外賣騎手等趨於全職化：「在發展之初，共享經濟吸引了很多兼職人員和城市就業困難人員，發揮了勞動力市場的“蓄水池”作用。但隨着共享經濟市場份額的擴大…外賣騎手中全職人員的比例高達74.5%，工作時間達一年以上的比例為42.9%。」

經濟依賴型從業者多：「…在眾包平台上，有43%的從業者家庭以他們的收入為唯一來源。相比之下，在英國平台從業者中，收入佔家庭全部收入九成以上的比例在2018年僅約9%。」

外賣平台在發佈報告時的常見關鍵詞是「就業」與「扶貧」，當我們看清楚中國平台經濟下勞動力市場的特點之後再去解讀這兩個詞，就會發現：

外賣平台所「創造」出的就業機會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傳統經濟遭遇平台經濟和疫情的衝擊後勞動力從二產、三產轉移到外賣平台。而且可以想見，這些騎手原本擁有固定的工作，且這些工作往往能提供社保等一系列勞動權益。

美團等外賣平台聲稱幫助數十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實現脱貧，也從側面反映出這些騎手對平台具有高度經濟依賴性。儘管目前大多數國家對「依賴性自僱者」均沒有相關立法（因其所佔比例不高），但基於我國的勞動力結構和平台經濟的蓬勃發展趨勢，「依賴性自僱者」人數將越來越多，這也就意味着我國必須先於國際實踐、積極探索對「依賴性自僱者」的權益保護。

在我們收集外賣騎手相關的數據過程中還驚訝地發現，美團研究院每年公佈的騎手工作時間遠低於各類研究機構報告所顯示的工作時間；此外，美團在公佈騎手收入時並未對全部數據進行公開，而是有意在專送騎手中抽樣。兩相對比，讀者幾乎必然產生「騎手整體工作時間短、收入卻很高」的錯覺。

如今，當我們再次反觀平台經濟祖師爺Uber的發展軌跡就會發現，Uber在美國的用工模式從來都不曾進化到模式6「直接外包」、模式7的「網絡狀外包」和模式8的「個體工商户」。

相反，其兩年前短暫探索過的「Uber Works」似乎是在往反方向退化成對勞動力毫無掌控的單純的信息中介平台。

當前不少學者極力引進的西方「第三類僱員」制度無法適用於我國數量龐大的專送騎手，而他國的眾包土壤也與我國存在明顯差異。我們需要反思的是，作為平台經濟祖師爺的Uber自上市後一路坎坷，而我們的外賣企業為何卻如火箭般一飛沖天。

這到底是不是資本的無序擴張？這場賭局的贏家又究竟是誰？

在蒙景平案的判決中，我們好像撿到了火箭塗層與空氣摩擦後掉落的一塊碎片，是雲霆公司提交的一份證據：

11、視頻資料，蒙景平喊出口號“用‘好活’，好生活，我是蒙景平，來自甘肅，我為‘雙創’點贊”。

蒙景平表示：「證據11系雲霆公司給他們外賣員統一註冊了“好活”app，發工資時讓他們説的一句話，其也不知道是什麼意思。」（全文完）

致誠主任佟麗華後記：

邵新銀是一個受傷的農民工，他從受傷到現在已經2年多，案件已經過北京勞動仲裁、重慶法院一審、二審、北京起訴及再次申請勞動仲裁等多個程序，但還仍然找不到誰應該承擔用人單位的法律責任。隨着平台用工模式的快速演變，以美團、餓了麼等為主的平台企業精心設計、巧妙推卸自己的用工主體責任，導致至少幾百萬的外賣騎手面臨邵新銀同樣的困境。

這種局面不僅侵害了這些勞動者的權益，也破壞了中國的勞動用工法律制度。長此以往，不可避免將引發惡性案件或者羣體性事件。有時我想，如果平台企業這樣運作，企業不為眾多騎手繳納各種社會保險，多少年後，中國社保基金如何維繫呢？

欣慰的是，國家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2021年7月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牽頭髮布了規範平台企業用工的指導政策，9月10日，國家四部門專門約談了美團、餓了麼等大型平台用工企業。

憂慮的是，如何破解當前這種複雜的局面？如何保障邵新銀這樣至少幾百萬農民工的合法權益？伴隨用工形態的變化，如何創新發展起在國家、企業和勞動者三方之間利益平衡的新型用工法律制度？所以，當前國家採取的措施還只是開始，我們還有很多細緻的工作需要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