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榮光 劉家俊 | 在生態災難面前，人類將何以自處？_風聞

湯榮光｜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上海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兼職教授

劉家俊｜上海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生態災難交付哲學領域探討的命題非常沉重。哲學歷來有着深刻把握社會變革力量的作用，但其變革力量如何破繭而出，進而給出化解生態災難的理論良方，業已成為人們的恆久期待。哲學作為基礎理論學科和思維範型，似乎與評價生態災難保持着一定距離。上述現象恰恰與社會科學其他門類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的聚訟紛爭形成鮮明對比和強烈反差。人們很難接納哲學對這種表象世界的絕緣狀態。哲學領域一如既往的緘默，是否表明哲學自身存在方式正經歷的變遷，是否預示學科本質在其解釋力方面的消解？即便某種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會招致更多的商酌和撻伐，也絲毫不能掩蓋生態災難哲學理路探尋的命題。概言之，從哲學之維考釋生態災難尤顯急迫。

哲學把握生態災難的歷史閾限

哲學與生態災難是否存在着天然溝壑？面對人和自然關係的衝突、調適、和解，哲學並不缺乏批判式、內省式、實踐式把握世界的稟賦。恰如亞里士多德所作的論斷“求知是人類的本性”，可以溯源於人類“對自然萬物的驚異”。哲學在思維領域解開生態災難之謎，何嘗不是關乎人類生存與發展問題研究的開端和繼起？然而生態災難的歷史書寫，幾乎遺失了哲學與生態災難兩者關係的篇目。在哲學理性把握世界和人境況的歷程中，生態災難進入哲學領域的步伐顯得遲緩而乏力。當人類慶祝對自然的勝利之時，也就是自然對人類懲罰的開始。自然的懲戒以及生態災難的不期而遇，無疑提供了倫理反思、道德評估以及社會關係重構的機會。

問題的沉積使得掌握這種機會成為可能。不妨嘗試從生態災難的顯性和隱性特徵加以研析。人類與生態災難的關係這一命題，可從人與自然關係建構中去理解。智者學派普羅泰格拉“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命題彰顯了人相對於自然的獨立性，從泰勒斯“水是萬物的本原”到德謨克利特的“原子論”，古希臘哲學家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人與自然的關係作為研究對象，人與自然對立的屬性逐漸顯現。被譽為“向現代自然觀轉變”樞紐的黑格爾，認為在人類利益面前，“對自然的實踐態度一般是由利己的慾望決定的”，由此論證“自然界是自我異化的精神”的觀點。作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類活動“給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記”，這種超越其他物種的能力最終“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滅亡一起消失”。一方面，生態災難的現象化表述提供了這樣的思考樣式，即生態災難恰似裝滿社會悲劇的容器，釀製出經濟疲乏、局勢動盪乃至社會心理告匱的苦果。作為自然災害中獨特而微小的分支，生態災難指向心靈的追思，引發思維的震顫，絲毫不遜於災難家族中的任何一員。另一方面，生態災難在思維領域延續則表現為更深層次的思索。生態災難觀念化的融聚，或許沒有超出感官意義上徒勞的恐懼，或許糾纏於“厄運和明天誰先到來”的預言式拷問已經失去意義，但這並不妨礙人類通過理性思維反省自身的嘗試。正是在那裏，生態災難哲學理路考量更顯現其歷史質素和現實境遇。

哲學開啓認識生態災難的路徑在哪裏？包括人在內的生物所遭受的災難性傷害、衝擊甚至滅亡，只是生態災難的過程性表現和結果。蘇格拉底認為“和諧狀態的行為是正義的、好的行為”，反之，破壞作用的行為則界定為不正義的行為。但不容置疑的是，生態災難在思維領域提供了人類道義觀“淬火”的機會，促使人類在特殊歷史境況之中，逆向進行生命價值的鍛造和命運共同體意識的塑造。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詰問歷史的科學並這樣解釋世界圖象：“既有屬於自然的東西，又有屬於歷史的東西。沒有自然，就沒有活生生的和諧，沒有歷史，就沒有因果的和諧。”長期以來，哲學領域尤其是人類思想的編年史由於受到宗教觀、宿命論、經驗論的掣肘，生態災難稀釋為社會心理中的恐懼，其危害甚至超過了生態災難本身。由此擊穿人類情感的“軟肋”和理智的“疲態”。唯有回到歷史以及歷史影像，生態災難沉寂在典籍中的記憶才有可能被激活，生態災難的哲學之門才有可能不再被塵封。

生態災難編年史藏匿歷史教訓的意味。在歷史長河中，生態災難好像並沒有沉睡期。以中國古代災難史為例，2009年出版的8卷本《中國災害通史》，鋪陳先秦至清末數千年發生的主要自然災害，詳盡論述旱澇、冰雹、瘟疫、地震、惡劣天氣、病蟲等災難，歸納總結我國古代社會認識和預防生態災難的思想。又如《中國近代十大災荒》記載，光緒初年“丁戊奇荒”造成“人食人”的慘劇，導致華北餓死人數達1000萬以上。生態災難編年史只要跨出“天災人禍”這一步，就會發現生態的脆弱和多變乃必然性存在，民族和羣體自由性的獲得以此為基本條件。試圖駕馭和控制這一生存條件的做法，往往會在歷史躍遷中回到原點。自然觀中藴藏並反覆出現的歷史教訓，需要交付哲學領域來解答，歸根到底需在哲學本體論及其有機構成中作出釋疑和評判。

類似的哲學問題交織在自然環境的歷史演進之中。生態災難環境史揭開某種隱秘的悖論。因為在社會生產力低下和科技不發達的歷史境遇中，人類能夠幸運脱逃對於生態災難而言只是小概率事件。生態災難不會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演，但其歷史回溯的意義恰恰在此。在評述美國學者有關2005年美國卡特里娜颶風的相關研究時，我國研究者認為回溯環境災難史亦可發現，“只要人類妄圖通過用技術去控制自然，以人類平衡取代自然平衡，那麼人與自然的矛盾就必然激化，而自然災難的發生也可預期”。技術決定論和生態災難可預見性如影隨形，兩者構造的悖論為哲學提供了現實命題。

掩蓋在局地與多地發生、頻發與多發事件以及漸變與突變現象背後的生態災難，不能僅僅作為教訓總結和警示意義的史料備註。南極洲加速“變熱”，2020年首次突破有觀測記錄以來的20℃氣温值，無疑是全球生態系統遭遇巨大挑戰的縮影。鹹海由於棉花種植和灌溉，上演出棉花浸透海洋的生態災難，人類的活動正在毀滅550萬年的自然湖泊。靜觀於此，生態災難沒有遠離現實。人類耐受力的長期考驗，除了有助於經驗的養成和積累，還折射出哲學回歸生命價值的籲求。

人類積極應對以及有限度克服生態災難，既涵攝生物種羣延續的目的和意義，也藴含社會制度與災難抗爭的價值旨歸。作為認識生態災難的方式，我們誠然需要量化統計生命和社會財富受損害的程度，但這只是停留在信息發佈和史料典籍層面。存疑於此，生態災難所滅失的現實，不會僅以歷史的“真實”存在，僅以震懾和恐懼的場景存在，僅以教訓總結的樣式存在。因為歷史教訓的“軀殼”中很難播撒希望的種子。打開生態災難歷史之閥，並非只是提供了安放生態災難的典籍和場所，思維領域的辨思才能最終顯現哲學穿透歷史的力量。

生態災難辨識度及其學科向度

繼而需要討論哲學與生態災難的關係問題。值得發問的是，哲學獨特把握生態災難方式為何沉寂或冰封於歷史之中？是否源於歷史視域中生態災難沒有約定俗成的破解定律，還是因為哲學陷入了認識生態災難的困境？所幸生態災難伴隨自然不可抗力認識的深化，隨同現代醫學技術和管理手段的革新，已經打開了積壓其上的實踐謎題。就人類社會歷史進程而論，生命和生存的意義或許在於創造。就生態災難而言，生命存續及其價值塑造，又何嘗不是苦苦掙扎之後的擺脱。由此辨識和界定生態災難的嘗試從何開端呢？

生態災難無疑喚醒並提振着人類的反省意識。人類在生態災難中失去的物質財富甚至是精神生活，如果用單純的補償或者勝利作為標註，就極有可能罹患主體意識的間歇性遺忘症，更為嚴重的情形下還會踏上萬劫不復的深淵。雅斯貝爾斯在《悲劇的超越》中拋出這樣的論題，認為人類因面臨失敗而認識自己，“所有這一切都以堅不可摧的秩序和善與惡的鮮明對照為背景”。海德格爾在其註解的“存在的遺忘”背後，認為人才是“存在之澄明”。由此反證了人的主體地位的遭際。更何況，慶幸對生態災難的勝利，最多也只是欣賞傷痛留下的疤痕。與其説生態災難辨識度問題，是人類認識水平的累進式發展，不如説這是突破既有歷史困擾之後再度面臨的思想屏障。存疑於此，哲學領域辨識生態災難的思維困境不外乎三。

一者，生態災難提供的是具象化真相。感官形態的真相，篩選並保留着生態災難時空交匯的在場性。誠如存在論哲學基於本質和先驗而具有形而上學的本性，而生存論哲學則突破了理論理性表達的程式轉向生活和實踐的價值歸宿。這就如同《未來哲學原理》中費爾巴哈提出的“未來哲學任務”，即把哲學從“僵死的精神”境界重新引導到“現實人間”。倘若延續這樣的方向，生態災難在作出類別化界定之後，只是在不同區域和地點重複着相同類型的主題。生態災難類型的預設，使得媒介傳播的真相和感官真相不斷疊加，最終兩者出現了場景或者圖像的重合。正是這種在場性，湮滅了人類適度避免生態災難的想象和動力。

二者，生態災難又表現為觀念化實存。觀念形態的存在，表徵着生態災難造成的社會疏隔的離散性。無論生態災難規模和量級大小，人類大抵區分為親歷者（包括罹難者）和遠離者。人對自然的控制以及人自身所受奴役表明，“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時空距離使得遠離者只能通過信息和歷史認識生態災難。這種觀念化實存往往隨着時間消逝而遞減。因為這種離散性，人類應對生態災難總是選擇偏於保守型的防範。

三者，生態災難凝結着思辨性的母題。思辨形態的論題，反映生態災難藴含的理性判斷的複雜性，也拷問着21世紀哲學的根本使命。由此意味着“對當代人類生存困境的理論自覺，從而為人類在新世紀的生存與發展提供新的哲學智慧和新的哲學理念”。由於國別、民族乃至社會制度和信仰的差異，生態災難包括的棲息地人居環境問題，一定程度上被視為區域性、局部性事件，進而形成了整體化思維的阻礙。基於這種複雜性，人類只是接受某種殘酷現實並殘留着生態災難記憶的片段。

綜上觀之，哲學領域的生態災難辨識仍然處於初始狀態。如何對待人和自然的關係，至少在生態災難問題上尚存留未解之謎，存在着生態災難何以整體確認和評估的複雜論題。即便通過這一命題研究的態勢發現，走出生態災難困境的思維觸角初現端倪，但在其路徑選擇方面，人們界定生態災難的意識，僅僅萌發並止步於自然科學領域。

管窺生態學意義上的災難，顯然不能沿襲標本式的理解程式，也不能單純歸結為人類經歷傷痛的“背書”。災害學僅僅圍繞災害事件的預防、應對、評估等構建起自身價值取向，並沒有形成自然和社會二重屬性的整體認知模態。尤其是在生態災害學的社會屬性問題上，往往因災害事件的短暫影響而遮蓋，造成了哲學的缺席和遲到，亦包含着生態災害反思的缺失，隱藏着從哲學之維考量生態災難的密碼。

透析歷史的災難和災難的歷史，生態災難的歸因與其説隱含着人類自身反省的成分，毋寧説反映出既有思維的禁錮。就價值情感的直觀性而論，似乎存在着舍勒在倫理學意義上的發現，“一個原初的、感受活動對一個對象之物、對價值的自身關係、自身朝向”。在此，不妨從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兩方面釋證。一方面，自然因素導致的生態災難，諸如地震、水災、旱災等，屬於自然界和地球自身運動的狀態和結果；另一方面，人為因素引發的生態災難，諸如生態環境的破壞、生物種類種羣的改變、生物信息系統的損害、生物病毒的防範過失等，歸屬於人類活動失範和無序所造成的不良影響。雅斯貝爾斯認為：“由於意識到了現實的喪失，才產生出人類心靈的危機和哲學活動。”這一哲學活動非但無法揭示生態災難的動因，反而使人們極易遁入“拯救和毀滅”的悖論而難以自拔。21世紀以來，較為突出的臭氧層破壞、土地沙漠化、生物物種鋭減、核污染等問題，業已驅動科學技術的創新，拷問着全球治理和社會制度保障的效能，推動着社會倫理、社會心理乃至生態哲學的變革。

究其本質，生態災難顯現出不可抗拒性和隱蔽性。這反映着自然界的破壞力或可稱為“異己”和“他者”的力量。猶如梅洛－龐蒂所言，“我”感知意向在“他者”延伸，“看到一種看待世界的熟悉方式”。面對生態災難，人類對自然的塑造力以及人與社會的關係如何維持和延續，科技力量和手段的介入不可或缺，其中也藴含着人文情愫的張力，拋出了與人類生存和發展休慼與共的沉重話題。儘管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盡其所能地解除或降低了生態災難的困擾，但在哲學孜孜以求的思維領域，追問和反省生態災難的通道仍需經歷漫長的摸索。

生態災難之上覆蓋的哲學疑難

生態災難會否帶來思維領域的次生災害？生態之災與生存之難交織而賡續，始終拷問着哲學在宇宙本體、實踐主體、對象化客體諸多方面的應答能力。哲學瞻望人類前行的方向，須臾不可缺少融釋包括生態災難在內的各種侵擾的努力。毋庸諱言，經由時間消弭和放逐的生態災難如何進入哲學視野，哲學領域如何反映並把握自然和人的關係鏈條發生的裂變和突變？這無疑是橫亙在哲學與生態災難關係面前的一道難題，也是哲學超越生態災難之問而獲得自身解釋力的關鍵所在。哲學本身藴含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並非預言生態災難的玄想。覆蓋在生態災難之上的哲學疑難，能夠提供哪些思維片段和端點呢？

伴隨人類交往方式的變革和交往範圍的擴大，生態災難釋放頻次呈現非確定性增長，甚至覆蓋了人類生存的所有空間。生態災難以不同量級遮蔽了人類生存與發展的空間，也激起了人類在世界觀問題上的共鳴。

生態災難打破了既有生存環境和發展條件，以較長週期或者瞬時的變化，不斷加劇人和自然、人和世界的關係斷裂。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認為“自然目的”在於“一物自己是自己的結果（即使在雙重意義上），它就是作為自然目的而實存的”。黑格爾則延續了亞里士多德式的自然目的論，主張“讓事物聽其自然，自由地在其自身規定自己”。就哲學觀照世界的角度分析，作為世界觀的哲學與哲學涵攝的世界觀，如何作出對生態災難的思維反應，歸根結底還在於確證世界觀的應有價值。哲學涵蓋人類對世界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觀點，並以世界觀範疇判別事物發展，其中並不缺乏生態要素的滲入和衍化。生態災難既是世界觀判定的對象，也是促進世界觀演進和演化的條件。世界觀既是思想認識，也是實踐行動，囊括了自然觀、社會觀、人生觀、價值觀、歷史觀、物質觀、運動觀和時空觀。在生態災難引發的人類生存窘境中，相對於道義觀、生命觀、安全觀，世界觀以其鮮明實踐性展露出倫理意義和先導價值。即使在世界觀突破了意識和物質、思維和存在誰為第一性的長期對立之後，考證生態災難會否開啓歷史倒車之閥的憂慮已成式微之勢，但是人類認識世界的哲學範式卻有待重塑，世界觀的變革和創新亦有待接續。簡言之，這是掩映在生態災難之中的一道哲學難題。

猶可延伸制度史如何回溯和確認的論題。倘若從制度史認識生態災難，就會出現哲學研究的分野。生態災難的起源聚焦在社會制度發展史的層面，則會將生產力範疇所彙集的人和自然的物質內容，轉化為生產關係層面人與社會的制度供給和價值訴求。

學理性探討可以順承如下脈絡。社會制度演化和發展，能否解決人類的生存危機乃至生態災難，能否在遭遇生態災難之時展現社會制度的有序結構及其應對功能，這本身就是歷史哲學領域考量的基本論題。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作出闡釋，“工業較發達的國家向工業較不發達的國家所顯示的，只是後者未來的景象”。由此註解了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原發性的“現代的災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營構的“未來的景象”無疑是現代災難的表徵。當然，從生產關係體認社會制度只是確立了制度價值及其導向這一前置性條件。回到生態災難在政治哲學中的制度供應層面，如果援用羅爾斯式的原初狀態和“無知之幕”理論設定，則強調“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解開問題的疑難之處在於，社會正義的理性選擇能否以有序的制度結構，保證最弱勢的角色得到最好的保護。布坎南將社會制度和共同體問題的探討，引向了“正義”概念及其由來。社會制度與社會正義的傳統命題在生態災難問題上為何出現了“休止符”，歷史哲學領域的思考能否盡如人意呢？由此，似乎沉陷於生態災難因為人類無知而無解的謎題。綜上，哲學仍需回答制度性安排及其歷史確證對於消融和制衡生態災難的作用。

進而是存疑倫理觀如何矯正和調適的問題。生態災難不僅是生命和物質的消損，也是倫理價值的再生。生態災難命題如果離開了哲學母體，就只能淪為具象化描述災難圖景的工具。哲學忽視了生態要素，就只會蟄居在人和自然之間主客二元的對立之中。

正是在生態災難緩解或者終止的地方，人類的倫理觀念迎來複蘇的機會。哲學涵攝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之間的關係，必然要以倫理觀念和道德規範作為實踐轉化的通道。恩格斯主張統攝“人類同自然的和解”與“人類本身的和解”關係，其前提在於“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並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然而，傳統倫理觀保留着闡釋道德歸依和變遷的理論偏好，常常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行為規範方面踟躕不前。倫理觀的矯正以及重新發現，恰恰是生態災難度量人類思維的產物。所幸的是，生態倫理嵌入和生態哲學興起，加之生態災難頻發所引起的連鎖反應，促進了哲學自然觀向自然倫理觀的轉變，帶來了哲學價值重塑的機緣。法蘭克福學派的馬爾庫塞深刻認識到，“我們發現我們自己生活於其中的世界——必須被理解、改變甚至顛覆，以便顯露出它的實際面目”。人類認識生態災難的本來面目，構成生活世界的思維意象和圖景。如果我們不否認，自然倫理觀調整着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關聯着從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等視域研判道德現象的哲學探索，其實質就在於承認，哲學對生態災難的反思與塑造，必然在人和自然維度凸顯倫理觀的價值意涵。

綜上仍可發問，哲學的解釋力何以可期？儘管哲學不能完全洞悉生態災難發生和演變的機理，不能給出生態災難治理的萬全之策，但能夠漸趨揭示生態災難之上的思維疑團。仍需深思的是，除了世界觀認同、社會制度安排、倫理價值調整之外，生態災難能否提供哲學反觀自身的更多機會呢？記憶和遺忘的抗爭何嘗不是一種艱難的選擇呢？保羅·利科就持守着獨特的理解方式並認為，“記憶現象和我們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最為頑強地抵抗着徹底反思的傲慢”。但願當生態災難的現實訴説最終變成劫後餘生者的記憶和歷史檔案的旁白之時，哲學依然能夠保留着思辨和思索的機能，繼而在思維領域延展生態災難的致思路徑。

哲學檢視生態災難的致思路徑

哲學審視生態災難何以可能？生態災難蓄積並帶給人類物質和精神領域的雙重挑戰。片面化和片段化認識生態災難所造成的思維困境亟待破除。應對思維領域的諸多風險和挑戰，無疑是哲學的使命。生態災難的化解和規避，既需要革新科學技術的實驗室，也需要供應變革力量的思想庫。生態災難為哲學與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的功能作出了清晰區分。瞻望後生態災難時期，人類關注經濟建設的恢復、社會秩序的維護、遇難羣體的匡助、社會心理的撫慰，也迫切需要思想力量的再生和哲學的復歸。

如何推動人和自然對立統一關係重塑？由此關涉哲學解碼生態災難奧秘與哲學自身功能積聚的問題，哲學與生態災難是否具有同構性的命題亦藴藏於此。

首當探問理論釋證的基準點問題。人類兼具認識主體和實踐主體的雙重角色，更是以自然界的產物作為獨特標識。恰如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闡明，“所謂人的肉體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聯繫，不外是説自然界同自身相聯繫，因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這一理論論斷表明，人和自然關係的建構並非“兩難選擇”。在認識論視域塑造人的主體地位，與在實踐領域否定對自然的征服，需要特定的前提條件。這一前提條件的解析即在於，肯定人和自然的同一性，促進人和自然的關係的統合發展。面對如何化解乃至理性把握哲學對生態災難的命題，總是隱現着矛盾鬥爭性和同一性的考量方式。如果把生態災難作為事物矛盾發展的表現形式，人類必然需要以矛盾鬥爭性和有序抗爭開闢道路，由此藴含着化解和克服矛盾的終極意義，展現出人類與生態災難鬥爭的永恆性和無條件性。

解開思維疑難的任務似乎並未完成。哲學與生態災難的同構性，乃事物矛盾發展的現實註解。值得反省的是，人類與生態災難的相互對立、相互排斥，顯然並沒有脱離事物矛盾發展的統一體。鄧曉芒教授曾針對辯證法的濫觴，闡明對立統一原則與質量互變原則“都只不過是自否定的一種體現”。人類只有體認事物內部相互依存的暫時性和條件性，才能把生態災難上升為觀念認同和理性認識。賀來教授更為關注生命本體的哲學基礎，認為“對立統一‘規律’的真實根據只能到人獨特的生命存在和生存活動中去尋找”。生態災難揭示的人和自然關係的圖景，儘管雜陳着沮喪和悲憤的苦味，其背後也潛藏着人和自然如何統合的關係，潛藏着人和自然關係從割裂到和解的開放性母題。儘管人類和生態災難的博弈仍將延續，甚而出現“極化”現象，但這樣的未來之路仍待掘進。當然哲學重塑人和自然關係，還需要在社會制度層面加以比較和勘正。

如何完善社會制度架構及其治理效能？事物矛盾演化在制度空間中進行，生態災難檢測着社會制度運行機能和宿弊，這無疑也是哲學考量社會制度的界域。

由此從社會制度的變革方式加以説明。生態災難的破解之道交織着社會制度變革的因素。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將這種變革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富含精確性的變革，即“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如何精準應對生態災難，就藴含着這樣的物質內容和實踐舉措。另一種是富含衝突性的變革，即“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併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變革。涵括哲學在內的特殊方式，從不同側面反映社會制度在精神領域的表現形態。可以説，化解生態災難的複雜性就隱現在社會制度的矛盾之中，聚合為哲學解釋現存衝突的可能性。

故此，可以比較兩種社會制度及其價值觀的差異。**生態災難對不同社會制度不會作出選擇性覆蓋，但可以反照出社會制度及其治理效能。**一方面，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的生態災難，常常會引發社會失序狀態，暴露出抽象人性和抽象價值共同體的問題。倘若從資本邏輯審察，在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損益表中，生態災難通常交由經濟損失評估去清算，往往在孱弱生命和經濟缺損之間選擇後者作為度量。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就全球化生產體系不可避免，造成生態災難困境也不可避免。阿倫特將之描述為“現代的標誌是世界異化”。資本邏輯的延續不斷加深人與人之間的對立，加劇了人與自然、資本與資源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中國經歷的生態災難，猶如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提供了檢驗人民利益至上的試金石。生態災難的化解，愈益彰顯人民立場和命運共同體意識，展現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生態災難沒有旁觀者，只有局中人。以我國為例，截至2019年年底，中國對外承諾的碳減排2020年目標提前完成；堅持完善環境保護制度，建立生態目標責任制，使經濟活動朝着有利於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方向發展。兩種不同社會制度安排亦可謂迥異，西方祈求的“諾亞方舟”難以預期，而中國則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塑造。社會制度化解生態災難中，社會倫理的參與和評估不可或缺，由此也需要哲學的反思性構建。

如何明晰倫理評價與道德評估的限度？哲學從社會制度層面解蔽事物矛盾和生態災難，需要憑藉社會倫理機制和道德實踐，尤須探尋道德責任的獲得路徑。

哲學打開了生態災難隱沒的倫理價值之門。經受生態災難之劫，倫理價值修復乃至重構是否可能？重點要從哲學領域回答人與自然如何構成“道德共同體”，以及在此前提之下人類如何履行道德責任和道德使命。哲學評釋生態災難的影響和負壓，可以交由倫理觀念的重塑來完成，甚至可以從其作用對象、感應形式、消除方式等方面，對社會倫理和道德規範作出界定。康德所言切中肯綮，“從對實踐規律的純粹尊重而來的，我的行為的必然性構成了責任，在責任前一切其他動機都黯然失色”。人類的道德責任具有“二重性”，表現在倫理評價的限度，反映出生態災難在觀念形態上如何調整人和自然的內在關係；表現在道德評估的限度，則體現生態災難在實踐領域整飭人和自然矛盾衝突的現實可能性。無論在思維領域確立倫理評價機制，還是在行為準則層面創新道德評估方法，均意味着道德責任能夠在生態災難中汲取和獲得。故此，道德責任以人和自然總體安全觀為要件和前提。

道德責任在總體安全觀上更具現實意義。猶如哲學開啓倫理價值之門的鎖鑰，總體安全觀有助於構築道德責任的底線。法國啓蒙思想家孔多塞認為，“更大的安全性、更可靠的和更經常的閒暇，使人能從事思考，或者至少是從事持續不斷的觀察”。儘管人們作出生態災難的倫理評價與道德評估，需要揭露道聽途説的讕言，批判火中取栗的行徑，但畢竟與倫理價值型構的距離相去甚遠。生態災難的平緩與平息，激活了社會倫理機制運行中的“發展與安全”要素。無論是以發展作為安全的基礎，還是以安全作為發展的保障，均融合在秉持“總體安全觀”以應對生態災難的思維選項之中。作為思維領域的價值訴求和倫理導向，“總體安全觀”考量的對象在於社會整體形態及其有機組成，尤須警惕生態災難中的“黑天鵝”和“灰犀牛”事件。總體安全性的塑造，無疑要以人民安全性的確保為前提，進而實現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國家利益至上的有機統一。生態災難的應對和化解、防範和抵禦，重在築牢精神防線和倫理價值的生命線。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統合哲學與生態災難的關係，確立生態災難的倫理之維，展露出理論墾植的新路向。

悉如上述考釋，生態災難作為人類生存與發展的反題出現，其不可抗力和隱蔽性，正日益加劇人與自然、人與社會關係的裂變，也掩映着人類何以消除自身生存困厄的精神迷思。正是在那裏，哲學對生態災難的諦視，仍將延續人類自省意識和理性自覺復歸之路，有助於彌補認識論的短缺，克服經驗論的困擾，擺脱獨斷論的迷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