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7——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代神人關係的重建_風聞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代神人關係的重建

三，對占星術所謂天道觀念的質疑和否定

認為至上神居住在天上，各種天文現象、特別是那些異常的天文現象，都是神隨時發佈的對人的指示，是古代各個民族發展到一定程度普遍信仰的神祇觀念。由此產生了古代最為普遍的巫術：占星術。直到今天，占星術對於社會思想仍然有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占星術在我國古代，也是探測神意的重要手段。據《史記·天官書》，則占星術在我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人類誕生的那一時刻：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歴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史記·天官書》）

據《史記正義》，五家，指黃帝到堯舜的五代帝王。三代，指夏商周三個朝代。也就是説，人類從誕生以來，就有占星活動。從黃帝開始，到夏商周，占星術有了重要發展。中國古代占星術所佔卜的內容，不僅有天上的天象，也包括地上的各種自然現象：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佔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史記·天官書》）所謂“幽厲以往”，就是西周幽王、厲王及其以前的時代。“國殊窟穴，家佔物怪”，是説占卜者和占卜對象的眾多和繁雜。“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説那時的占卜吉凶禍福，沒有規矩，各執一詞。

到了春秋戰國時代，由於社會動亂，人們探測神意的要求更加強烈，占星術也得到了更大的發展：

天子微，諸侯力政，五伯代興，更為主命。自是之後，眾暴寡，大並小，秦椘吳越，夷狄也，為強伯。田氏篡齊，三家分晉，併為戰國，爭於攻取。兵革更起，城邑數屠。因以饑饉疾疫焦苦，臣主共憂患，其察禨祥、候星氣尤急。（《史記·天官書》）也就是説，春秋戰國時代，占星術得到了更大的發展。而且占卜的事情也細碎到“凌雜米鹽”（《史記·天官書》）。在這種情況下，春秋戰國時代也出現了一些清醒的聲音。魯僖公十六年（－６４４年），大年初一這一天，五顆隕石降落到宋國。就在這一月，有六隻水鳥倒退着飛過宋國的都城。宋襄公諮詢到宋國出差的周王室內史叔興：這是什麼預兆？關係着什麼吉凶？叔興回答説，今年魯國有重大喪事，明年齊國將有動亂。君上您將獲得諸侯的擁護，不過時間不長。然而叔興私下卻説：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左傳·僖公十六年》）

宋襄公的問和叔興的回答，是兩種天道觀念的碰撞。宋襄公的問，是傳統的觀念，認為這些天變，都是上天預告的吉凶前兆。叔興的回答，則是當時先進思想家的清醒認識。也就是説，這些思想家認為，所謂的天變，只是一種自然現象，與人的吉凶禍福沒有關係。晉代杜預注《左傳》，認為叔興之所以私下要這樣表白，乃是因為“叔興自以對非其實，恐為有識所譏，故退而告人。”也就是説，叔興怕他給宋襄公的回答招致“有識者”的嘲笑。之所以怕招致“有識者”的嘲笑，説明當時持有這樣觀念的人，已經不僅是叔興一個。魯昭公十七年冬天，彗星出現在“大辰”以西，光芒直達銀河。大辰也叫大火，是二十八宿中的心宿。魯國大夫申須説，彗星是除舊佈新的星。如今在火星那裏進行掃除。火被掃出，必然到處分佈，諸侯們可能要有火災了。魯國另一大夫梓慎表示贊同，並且認為，與大火星相關的幾個國家，宋、陳、鄭、衞四個國家，可能都要發生火災。鄭國大夫禆灶，也是春秋時代著名的天文學家，對鄭國執政的大夫子產説，宋、衞、陳、鄭四國將要同時發生火災，請您把幾件鎮國的寶玉拿出來讓我禳除。子產不給。第二年夏天五月，先是颳起了東北風，越刮越大。幾天以後，宋、衞、陳、鄭四個國家果然都發生了火災。鄭國禆灶説，不讓我用國寶禳祭，鄭國還要發生火災。有人建議把國寶給禆灶。子產仍然不同意。大夫子大叔説，國寶是保護民眾的，如果發生火災，國家就可能滅亡。如果可以挽救危亡，您又何必愛惜那幾件玉器呢！子產回答道：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左傳》昭公十八年）天道，指彗星的出現所顯示的上天的意志。人道，就是禆灶所用於觀測天象的手段。杜預注：“天道難明，雖裨灶猶不足以盡知之。”意思是説，天上的星象離我們非常遼遠，禆灶所用的那點觀測手段，哪裏能夠知曉天道。不過是“多言或中”罷了。

因為火災，鄭國子產採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是謝絕外國新的使者入境，不讓已在鄭國的使者出境。加強宗廟宮殿等處的巡邏，把祖先的神主牌位集中保管。加強倉庫的警衞，把宮女們都集中在火燒不到的地方。讓兵士登上城牆，加強保衞等等。停止市場交易。並且把這些措施告訴衞國、宋國，讓他們也這樣做。只有陳國，不採取措施，所以是最先滅亡的國家。在這件事情上，子產還不能説是一個無神論者。而且他在事後還親自主持了一次大規模的禳祭活動。但是他對當時天文學家們預測天道行為的質疑，不相信他們的結論，認為他們不可能測到天道，則是對天道觀念的質疑，也是影響深遠的無神論觀念。類似子產質疑天道可信度的，還有齊國著名的政治家晏嬰。魯昭公二十六年（－５１５年），與齊國相應的天區出現了彗星，齊君要進行禳除。晏嬰説，這是沒有用處的。天道是無可質疑的，它不會改變自己的主意。再説了，天上出現了彗星，是要消除污穢的。君上您沒有污穢的德行，又何必去禳除呢！假如您有污穢的德行，國家就會混亂，禳除也改變不了危亡的命運。齊君聽了晏子的話，也就不去禳祭了。這件事，晏子也不是無神論者。他相信天道，相信天道是上天發出的指示。但是他認為，這是指示雖然是給齊國發出的，但是齊國的命運，決定的因素，是君主的行為，而不是上天的指示。如果人沒有錯誤，上天也不會危害於人。所以他否定傳統的禳祭的作用。禳祭，是人與神對抗的一種祭禮。人通過一定的祭祀儀式，來改變神的主意，甚至驅逐某些神祇。原則上，這是近乎巫術性質的祭祀禮儀，也是上古時代“民神雜糅”，神騷擾民、民褻瀆神的狀況的延續。因此，這種禮儀，在各種禮儀之中，屬於一種落後的傳統。晏嬰否定這種禮儀的作用，是宗教觀念的進步，也是無神論觀念發展的一個環節。春秋時代反對禳祭的還有很多例子，其中一件是楚昭王、楚惠王反對禳祭。據《左傳·魯哀公六年》，此前楚昭王患病。占卜者説，是黃河神作祟。臣子們要求祭祀黃河神。昭王説，按照禮儀，諸侯只能祭祀自己境內的名山大川，不可以超越。黃河不是我能祭祀的神祇。能夠給我降禍的，也只是楚國境內的山川之神。再説，我也沒有得罪黃河神，所以用不着進行祭祀。魯哀公六年（-489年），楚昭王死，惠王繼位。就在這一年，“有云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周王室的太史説，這是國王要遭受禍災啊。如果進行禳祭，可以把災禍轉嫁給今尹（丞相）或者司馬（將軍）。惠王説，自己有了嚴重的災禍，轉移給丞相和將軍，對於國家，有什麼好處呢！如果我沒有過錯，上天不會懲罰我。如果我有過錯，為什麼要轉嫁給別人呢！於是不舉行禳祭。

孔子當時評論説，楚昭王是知道大道的啊！他有個好兒子，也是必然的。夏朝的書籍上説啊，當年堯帝嚴格遵守上天的常規，所以能天下安寧。現在違背這些常規，所以導致了滅亡。又説，自己行為的後果，由自己承當。也就是説，言行都要根據常規就好。孔子這裏説的常規，就是大道。所謂大道，也就是子產、晏子直到楚王講的那些道理。

這些事件，也印證了司馬遷説的，傳統的占星術“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所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也就是説，孔子不相信那些占卜的結果。所以他整理六經，只是記載了那些奇異的事件，但不傳述這些事件表現着什麼樣的吉凶：“其説不書”。也不傳授所謂“天道性命”問題。即使傳，也不加説明：“雖言不著”。著，説明。

今天我們看到的儒家六經，確實如司馬遷所説，其中有關於天象的記載。比如《春秋》，就記載了許多異常天象。但是這些天象是為誰而發？吉凶禍福如何？則沒有述説。也有關於占卜天象的一般性論述。比如《尚書·洪範》講到各種吉凶的前兆。比如吉祥的前兆有五個：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也就是寒熱風雨都適時而至。兇險的先兆也有五個：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也就是通常説的旱澇等自然災害。至於這些災害由何人何事引起？關係何人何事的吉凶禍福？沒有具體述説。這就是所謂“雖言不著”。這和孔子不向學生們傳授天道，其思想是一致的。也就是説，孔子及其代表的儒家，雖然還不能否定占星術，但是他們不參與、也不相信占星術佔得的結果，至少是對這些結果表示存疑。

儒家對待占星術的態度，發展到荀子，就是公開指出，那些異常天象，可以感到奇怪，但是不必害怕。因為這些異常現象，乃是天象的異常，與人間的禍福無關。這是戰國時代最為明確、也最為先進的對待占星術的態度。基於這種態度，荀子甚至提出“不求知天”的思想：

唯聖人為不求知天。（《荀子·天論》）而所謂“不求知天”，據唐代楊倞注：“既天道難測，故聖人但修人事，不務役慮於知天也。”也就是不去根據這些異常天象去探測天意。孔子與儒者們對待占星術的這種態度，也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系列先進思想家對待占星術態度的理論表現。

四，“從民意見天意”到“神正直而喜德”

《尚書·泰誓》下篇：“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署名孔安國的《尚書傳》解釋説，這是“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也就是説，上天分別好壞，實行獎懲，其根據，是民眾的眼睛，民眾的好惡。民眾討厭的，上天就會給予懲罰。這樣，所謂天意，實際上就是民意。或者説，什麼是天意，從民意中就可以看到。

《尚書》據説原來有一百餘篇，經過秦朝的焚書，許多篇失傳了。漢代初年，秦朝原來的一個博士伏生，根據自己的記憶，背出了二十幾篇。這二十幾篇由於是用當時通行的文字記錄，被稱為《今文尚書》。漢朝滅亡，到了晉代，有人向朝廷獻上新的《尚書》版本，有一百餘篇。這個版本由於有孔子的後人孔安國作傳，被歷代信以為真。然而清代初年，一個叫閻若璩的考證，晉代版本中多出來的幾十篇，是後人偽造的。偽造的數十篇中，就有這《泰誓》篇。這些年來，又有人認為，被認為是偽書的那幾十篇，並不是偽書。因此，我們上面引述的《泰誓篇》，是不是商末周朝初年的文字，還有爭論。因此，要從天意中看民意的思想，究竟出於什麼時代，也就不能確定。然而沒有爭議的是《尚書·皋陶篇》，這一篇是《今文尚書》中的一篇，因此不被認為是偽書。該篇也有這樣的文字：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因此，從民意見天意的思想，可説是《尚書》中的一個重要思想，也是中國傳統宗教的重要思想。這個思想，在春秋戰國時代被進一步發揚光大。

魯莊子三十二年，虢國有神降臨。虢君讓主管祭祀的官員祭祀該神，並請求神賜與土地。參與祭祀的史嚚評論説：虢國要滅亡了：

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徳，其何土之能得！（《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所謂“吾聞之”，也就是説，這樣的話，是當時許多人都知道的。意思是説，神的降福還是降禍，“依人而行”，這至少是當時比較先進的人們所普遍持有的觀念。“涼”，杜預注：“薄也”。也就是説，虢君沒有多少可以稱道的德行。明白地説，就是德行不好。一個德行不好的國君還求神降福，是不可能的。這樣的國君，是一定要導致亡國的。虢國降神的事也傳到了周王那裏。周王派內史過到虢國瞭解情況。內史過瞭解到虢君請求神祇賜與土地的事，回來向惠王彙報説：“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內史過不是虢國的臣子，所以直率地説虢君“虐”，即殘暴、失德。認為有這樣的德行還要求神降福，是一定要滅亡的。周王室的內史，虢國的史官，意見一致地認為，神是聰明正直而且專一的，它的降福、降禍，其根據是人的行為。一個有德行的人，一定能夠得到神的降福；一個無德、失德甚至違背道德的人，就不會得到神降的福，甚至可能受到神懲罰。這樣的思想，是一般認為出現於商末周初的“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思想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