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美罕見外交危機背後: 馬克龍原本另有所圖｜文化縱橫_風聞

✪ 戴冬梅、陸建平

【導讀】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三國首腦宣佈成立三邊安全倡議，該倡議成立後第一個措施就是英美支持澳大利亞獲得核潛艇，與此同時，澳大利亞撕毀與法國此前簽訂的600億美元的潛艇合同。對於此項決定，法國前駐美大使在推特高呼法國遭到英美盟友的一記“背刺”。17日，馬克龍宣佈召回駐美和駐澳大使，法美外交危機升級。

本文回顧第五共和國以來的法美關係，指出法國經歷了從否定美國到向美看齊的轉變。經典戴高樂主義強調獨立務實的外交政策，在這一時期，法國發展了核打擊能力，並在北約、對華關係、越南戰爭、巴以衝突、美元霸權等問題上，與美國唱反調，奉行獨立外交和不站隊主義，倡導多極世界願景。而2009年以來所謂的“新戴高樂主義”則主張彌補、修復和提升法美關係，在戰略、安全、貿易和重大國際問題上日益向美國看齊。這種“新戴高樂主義”與經典的戴高樂主義貌合神離，其實質是倡導西歐與北美政治、經濟、軍事防衞等議題上深度合作的大西洋主義。

大西洋主義預設美國全球霸權訴求和法國國家利益的趨同性，本次法國遭遇澳英美聯手“背刺”的事件表明，此種利益趨同值得懷疑。馬克龍是如何步入大西洋主義外交困局的？本文或許能為讀者思考這一問題提供歷史視野。本文原載《法語國家與地區研究》，轉自“歐亞系統科學研究會”，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讀者參考。

從不站隊主義到站隊主義的持續轉向？

——對馬克龍執政以來法美關係的現實主義解讀

法國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國家行為體層面的關係，可以圍繞戰爭作出一種現實主義的判讀。基於這一視角，法美關係可謂興於戰火、長於戰火、異化於戰火、嬗變於戰火。法美兩國因美國獨立戰爭於1778年結盟，法國由此成為美國最古老的、唯一沒有與美國發生戰爭的盟友。這一基於“冷冰冰的實力政治（Realpolitik）計算”的盟友關係，將因英美修好、法國大革命以及隨後法國與英國等歐洲列強之間爆發戰爭而流於具文；美國國父、拉法葉特養父華盛頓總統宣佈美國中立，美法交惡，兩國海軍陷入長達5年的準戰爭對抗狀態。法美盟友關係由此被以哈密爾頓為代表的親英聯邦主義派視為負擔，併成為美國孤立主義或不結盟主義的催化劑。約140年後，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是不情願的、姍姍來遲的援兵，拯救法國和其他盟友，法美關係出現結構性逆轉，世界權力和範式生產中心轉向美國。以法英在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中因美蘇壓力而敗退為標誌，法國無奈接受“附庸”夥伴地位。法國第五共和國於1958年問世後，戴高樂將軍及其後續者以西方陣營中的獨立政治力量自居，實行經典戴高樂主義外交政策，挑戰和制衡美國在歐洲事務和世界事務上的霸權地位。但隨着德國統一、蘇聯倒台以及冷戰後單極世界格局的到來，法國戰略地位下降，法美不對稱關係深化。2003年，法美關係因在伊拉克戰爭上的分歧和對抗而陷入嚴重危機。從此，法國逐漸告別經典戴高樂主義，擁抱“大西洋主義”，實質嬗變為守成國，向美看齊站隊，從利比亞戰爭到克里米亞危機，從敍利亞戰爭到安全防務戰略的亞洲轉向，莫不如此。

本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概述第五共和國法美關係的兩大階段及各自的特徵。第二部分通過分析若干重大雙邊或多邊外交事件，認為馬克龍是以大西洋主義或對美站隊主義為基本內涵的新戴高樂主義的推進者。第三部分探析驅動新戴高樂主義崛起的三大結構性因素。

▍從“不情願的盟友”到“首要歐洲盟友”

法國第五共和國期間的法美關係，可以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為截斷點，劃分為兩個階段。在第一階段，在兩極世界格局中，法國主要作為修正國，通過牽制、挑戰甚至否定美國霸權，最大程度維護自身的大國聲望、行動力和影響力，並被視為“不情願的盟友”。在第二階段，在單極世界格局中，法國主要作為守成國，通過務實接受美國超級霸權，對美站隊，同時日益以新興大國為否定和制衡對象，尋求實現法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嬗變為美國的“不可或缺的夥伴”和“首要歐洲盟友”。

**第一階段可稱為“經典戴高樂主義”時期，基本對應戴高樂將軍至希拉剋政府，歷時半個世紀左右。**法國作為“修正主義國”乃至“單邊主義者”，以美蘇但尤其以美國為否定對象，界定和捍衞法國身份認同、例外主義和生活方式。作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年輕的第五共和國在擺脱殖民戰爭的困擾之後，迅速擁抱阿拉伯國家和廣義上的第三世界國家，立足於獨立核打擊力量的發展、法國“輝煌三十年”的經濟增長以及戴高樂將軍的魅力和光環，在北約、對華關係、越南戰爭、巴以衝突、美元霸權等問題上，與美國唱反調，奉行獨立外交和不站隊主義，倡導多極世界願景，力圖擺脱法國的“附庸”地位。在冷戰後的單極格局中，這一修正主義態勢，主要圍繞北約存留和擴張、歐共體獨立外交和防務建設等展開，並持續至法美之間因伊拉克戰爭發生公開對抗、兩國陷入可謂第五共和國最嚴重的雙邊關係危機之時為止。2003年初伊拉克戰爭的爆發，可謂象徵着經典戴高樂主義悲壯的告別演出以及其不站隊主義邊際收益的歸零點。

▲ 1966年3月，戴高樂致信美國總統約翰遜，告知美國法國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體系，管轄駐法美軍和軍事基地。圖源：NATO

**第二階段可稱為“新戴高樂主義”時期，自此，法國雖仍力求維持戰略獨立，但嬗變為“守成主義國”，務實接受法國綜合國力在經濟全球化中繼續下滑的事實和美國的歐洲和全球霸權地位，尋求通過與美國建立特殊關係，更有效地維護法國的行動力和影響力。**從被稱作“二戰以來最親美總統”和“法國小布什”的薩科齊總統，到奉行“明顯的大西洋主義和干預主義”的奧朗德總統，莫不致力於彌補、修復和提升法美關係，在戰略、安全、貿易和重大國際問題上日益向美國看齊，維護所謂“自由國際秩序”。同時，法國通過否定和制衡新興國家，重新界定法國例外主義、身份認同和國家利益。法美兩國“在軍事、多邊事務、反恐、外交和經貿上的合作日益密切”，法國“終於實現了第五共和國的目標，即在美國面前取得與英國同起同坐的地位”。新戴高樂主義的標誌性事件包括2009年重返北約軍事指揮機構、聯合英國主導2011年利比亞戰爭、在敍利亞問題上持積極干預主義態勢、加入具有地緣政治考量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TTIP）談判，以及在防務安全戰略上踐行“亞洲轉向”等。而以“革命者”自居的馬克龍，同樣可被視為以大西洋主義轉向為內涵的新戴高樂主義的守護者和推進者。

▍馬克龍：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馬克龍上台前後，法國部分精英分子繼續呼籲摒棄2007年以來的“大西洋主義”，重新擁抱“戴高樂主義”，重新界定國家利益，而馬克龍本人同樣高調宣佈自己是“戴高樂密特朗主義”的信奉者，希望“告別一種進口十多年的新保守主義”，強調“無法僅僅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問題”，重申“外交的獨立性……在一個多極、不穩定的世界中，我們必須自己每天根據我們自己的利益，謀籌劃略”。借用馬克龍前外交顧問、前法國駐德國和歐盟大使埃蒂安（Philippe Etienne）的措辭，馬克龍時期法國的世界角色的三個維度是：法國革新、歐洲願景和促進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但是，目前看來，這些內政外交舉措，並沒有真正讓法國得以填補英國脱歐和特朗普政府的“混沌外交”或“手榴彈外交”留下的戰略空間，歐洲部分精英階層依然在謳歌“大西洋主義”和“世界自由秩序”，相信失去“美國朋友”的歐洲將變得“動盪、黑暗、可怕”。作為英國脱歐之後歐盟內部唯一具有全球雄心、海外軍事投射能力和戰略文化的軍事、政治和外交大國，法國依然繼續奉行站隊主義，推進大西洋主義轉向，法國相對美國的不對稱地位進一步彰顯、固化。馬克龍在作為法美關係重要議程的敍利亞問題、伊朗核協議以及法國安全防務戰略上的立場和態勢，有力地表明瞭這一點。

（1）敍利亞問題上繼續積極站隊

基於地緣政治及歷史，法國將地中海及中東視為外交重點之一，敍利亞問題可謂涉及法國的重大安全利益。同時，正如2015年難民危機引發歐盟內部政治危機所表明的，它同樣涉及歐盟的重大安全利益。雖然馬克龍不再像其前任那樣將敍利亞政府領導人阿薩德下台設定為化解敍利亞危機的先決條件，但他依然劃出了在敍政府使用化武的情況下法國將採取軍事行動的紅線。而且，2018年4月，在馬克龍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前10天左右，法國確實聯同美國、英國，以阿薩德政府跨越紅線使用化武為由，對所謂化武設施實施空中打擊。有批評者認為，這一空襲行動表明，法國和歐洲仍是美國的追隨者，而未能抓住特朗普上台的機會，反思對美關係和推進歐洲自主。

毋庸否認，馬克龍仍秉持務實精神，與俄羅斯等敍利亞秩序塑造國進行雙邊和多邊交涉磋商，包括2018年5月在聖彼得堡的首腦會晤、7月份世界盃期間在克里姆林宮的二次會晤、法俄兩國隨後在敍利亞落實的聯合人道主義援助行動，以及10月在伊斯坦布爾舉行的法俄德土四方敍利亞問題峯會等。然而，在美國精英階層將俄羅斯定位為“修正主義國”、並因烏克蘭危機和美國大選干預猜疑而對俄羅斯抱有戰略性敵意的情況下，法國此類雙邊和多邊主義外交的實效，是大可存疑的。換言之，在敍利亞問題上，總體而言，馬克龍奉行的是與其前任實質相同的對美積極站隊主義，其根源或同樣在於法國實力的有限性。

（2）伊朗核協議上的象徵性抗爭和事實站隊

2015年7月達成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被認為是以法德為代表的歐盟成員國曆經12年取得的多邊主義外交的里程碑式成果，並涉及法國和歐盟在中東的重大安全、政治和經濟利益。自執政以來，馬克龍就通過首腦外交、多邊外交、公共外交等途徑，挽救代表法國和歐洲例外主義結晶的伊朗核協議，包括2018年4月23日和24日對美進行為期兩天的國事訪問。他同時遊説伊朗、俄羅斯作出迎合美國關切的讓步，同意對伊朗導彈項目、伊朗在地區衝突中的行為和伊朗核項目遠期狀況進行探討。

但是，特朗普最終我行我素，出於兑現競選承諾、迎合中東盟友訴求等多重動機，於2018年5月8號宣佈退出“美國簽署過的最糟糕”協議，對伊朗恢復制裁措施，同時設定期限，威脅其他國家及其企業就範，否則將遭受美國法律的域外管轄和相應懲罰。作為反制措施，歐盟再度啓用禁止歐洲企業服從美國單邊制裁措施的“反制法”（Blocking Statutes），同時新設貿易結算實體，為歐洲企業通過實物貿易規避美國製裁提供便利。然而，鑑於美元以及美國市場在歐洲企業對外投資貿易中的不對稱地位，主流歐洲企業紛紛撤出伊朗，歐盟的反制措施徒具象徵意義。

**在新戴高樂主義時代，法國進行的抗爭是且似乎只能是局部的、有限的、不可與經典戴高樂主義時代同日而語的形式主義抗爭。**2018年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馬克龍僅限於呼籲不要將對伊朗的策略化約為“制裁和圍堵政策”。

▲ 英、法、德三國領袖試圖説服伊朗遵守2015年核問題全面協定，2020年1月。圖源：gettyimage

（3）安全防務態勢上繼續戰略性站隊

安全防務戰略和態勢，是法國對外政策的重要一環，並對法國對外政策具有基礎性影響。馬克龍政府是安全防務戰略和態勢站隊主義的跟進者。

**法美安全和防務合作，多被解讀為十幾年以來法美關係改善的最重要標誌和成果。**兩國國防部2016年12月簽署的聯合意向聲明書指出：“法美兩國當今的軍事合作，比以往都更強勁。對法國和美國面臨類似的安全挑戰的認識，是我們的合作伙伴關係的核心。”聲明書提及了法美在敍利亞和非洲的反恐合作以及在北約框架下在波羅的海國家遂行的部署行動，強調就具有共同利益的地區開展戰略評估合作以及提升網絡、太空、核、生物和化學防護等領域的合作。部分美國智庫人士在2015年就指出，法美安全防務合作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法國已取代英國成為美國的首要歐洲盟友，並提議將法國納入“五眼情報俱樂部”，目前“五眼+法國”模式的會議日益頻繁。

馬克龍上任後不久發佈《防務和國家安全戰略修訂》明確指出，雖然“美國政治階層和民眾日益遠離歐洲以及美國近期政治動態”讓歐洲深感擔心，但鑑於防務和安全利益的趨同性，必須維持與美國的特殊合作關係；該文件同時強調深化與印度、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等印度洋、太平洋地區“民主大國”的戰略伙伴關係。2018年6月，“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在美國防長髮布印太戰略之後，法國國防部長髮布了題為《法國和印太安全》的法國印太防務政策，宣稱作為印太國家，法國將致力於與印度、澳大利亞、日本、新西蘭等盟友和合作伙伴一道促進地區安全和穩定，在南海問題上不對主權問題選邊站的同時，“繼續確認航行和飛越自由原則、促進海洋空間安全、推進《聯合國海洋法》的一致適用”。此等政策宣示無疑是對奧朗德政府“亞洲轉向”防務戰略和態勢的積極確認和跟進。

馬克龍政府的站隊主義和亞洲轉向防務安全戰略和態勢，自然奉法國國家利益為圭臬，但考慮到特朗普政府正試圖對中國進行從貿易、經濟、科技到軍事的全面遏制，此態勢的戰略性意味頗為顯著。

馬克龍政府的對外政策與前兩任法國政府實質一脈相承，連續性是“難以置信的”，沒有決裂，而“只有某些拐點調整”，在韋德里納看來，馬克龍上台之初標榜的“決裂”也只是一種口號。事實上，有媒體報道認為，馬克龍的選民羣體被認為是最大西洋主義的。**雖然反美主義在法國具有深刻的歷史和智識傳統，但法國精英階層的主流共識似乎是，立足於對美實質站隊、同時日益以中俄等新興國家作為否定和制衡對象，更有利於促進法國國家利益，維持法國在歐洲和國際舞台上的行動力和影響力。**經典戴高樂主義退隱，新戴高樂主義登場，這似乎不僅是一種代際轉向，更是一種範式轉向。這一範式轉向，可被認為是由三大結構性因素驅動，即法國對美戰略性依賴的深化、歐美關係不對稱性的深化，以及國際體系權力分佈的民主化。

▍新戴高樂主義崛起的三大結構性因素

（1）法國對美戰略性依賴的深化

新戴高樂主義崛起，法國精英階層出現大西洋主義轉向的第一大結構性動因，是法美實力不對稱性的固化和深化。在冷戰後的單極世界中，法國戰略地位持續削弱，戰略空間縮水，經濟實力不斷下挫。與經濟表現欠佳相關，法國的社會和政治模式同樣遭遇正當性危機。高馬爾認為，約佔世界人口1%、世界財富3%、佔世界社會轉移支付15%的法國，已不再是一個能夠將自己的社會模式施加於夥伴的國家。馬克龍本人既是這一面臨正當性危機的法式治理模式的受益者，也是它的受害者。

即使“革命者”馬克龍上台，法美關係的不對稱性，無論是從實力看還是從潛力看，依然在進一步深化，美國依然是西方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意識形態範式的生產者和裁斷者。在這一單極格局中，法國基於法國例外主義或歐洲例外主義，挑戰美國例外主義或單邊主義，收益與成本不成比例。法國已故著名政治學者阿斯奈爾（Pierre Hassner）早在2002年即指出：“例外主義、摩尼主義、單邊主義深植於美國傳統，美國相對其所有盟友、對手或潛在對手之間的巨大技術和軍力差距，造成帝國局面，使美國具有帝國行事衝動……美國絕對不贊成自身主權遭受任何侵蝕，但絕對贊成對他人進行干預，具有‘帝國心態’”。

在經歷2003年法美關係危機後，即使部分戴高樂主義者要求清算十多年以來的大西洋主義，提出“我們是誰，我們要走往何方”的質疑，但法國已不再具備制衡美國的意志和實力。在此背景下，法國分析人士普遍認為，法國必須與歐盟夥伴協同行事，才能有更強的國際環境塑造能力。然而，歐盟相對美國的不對稱地位和戰略性依賴同樣在深化。這意味着，歐盟同樣難以成為制衡美國的一極，成為法國行動力和影響力的倍增器。

（2）歐盟對美戰略性依賴的深化

在2002年前後，部分分析人士作出樂觀判斷，認為歐盟可能成為美國最有力的挑戰者。但經歷伊拉克戰爭期間的政治分裂危機、2010-2012年歐元危機、2015年移民危機以及英國脱歐之後，仍期望歐洲成為國際一極，具備制衡美國的戰略自主，可能只是一種幻想。實際上，早在2003年法美關係危機期間，美國智庫人士就指出，美國政府不歡迎法國制衡美國，讓歐洲成為一個反制強權（contre-puissance），並強調：“僅僅當歐洲準備好做大西洋主義者和美國盟友時，美國才更願意看到一個團結的、具有政治意志的歐洲。在一個分裂的歐洲和一個團結但非常獨立於美國的歐洲之間，美國無疑會選擇一個分裂的歐洲。”

冷戰已經結束30年，但無論就安全、政治、外交或經濟而言，很大程度上，歐洲依然不是法國人或德國人的歐洲，而是美國人的歐洲。作為北約成員核安全傘提供者、歐洲一體化建設的促成者、歐洲經濟繁榮和歐洲生活方式的事實背書者，美國依然是歐洲霸權國家、並相應是歐盟外交的當然監護人和歐盟建設進程、方向和正當性的事實控制者。即使日益受困於“霸權者困境”，美國也不會甘於“域外平衡者”的角色。除了美國容忍的邊際崛起外，法國寄予厚望的歐盟，恐怕很難真正崛起為馬克龍希望的“地緣政治和外交強權”，而仍將是一個“民事強權（puissance civile）”。歐洲對美國戰略性依賴的持續和深化，依然是歐美關係的基本邏輯。

（3）國際權力分佈的民主化或西方例外主義的除魅

法國新戴高樂主義的興起和大西洋主義轉向，或同樣受國際體系權力分佈民主化或去西方化的驅動。柏林牆倒塌近30年以來，以中國、印度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受益於全球化浪潮和內部革新，在經濟上日益崛起。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全球經濟引擎作用進一步提升和彰顯。與此同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國家在全球經濟總量的佔比相對下滑，世界的經濟、科技和創新重心逐步由西方向東方遷移。

在西方喪失對世界運行的壟斷權、歐洲戰略地位下降、新興大國崛起但地位和前景尚不明確、而美國依然為唯一超級霸權國的背景下，就法國的全球利益和大國地位而言，接受美國霸權，追隨美國，否定和制衡新興國家，顯然是一個風險較小、成本較低、收益較大的佔優博弈策略。法國於2009年重返北約，可謂標誌着法國精英階層已經做出了這一戰略性抉擇。賴特福特列舉的促進法美修好的五大結構性因素，其實都可以歸結為，法美大西洋主義精英階層對變動的國際環境，作出了既契合美國全球霸權訴求、又符合法國國家利益的趨同性戰略判斷，其中三項結構性因素尤具代表性。

首先，諸如土耳其、巴西、伊朗、中國、俄羅斯等“中等強國”在關鍵地區的崛起，開始擠壓法國扮演戴高樂時代的不站隊國和美國替代選擇的戰略空間。

其次，法國意識到，在一個全球化和競爭加劇的世界中，美國權力缺位和國際規範執行缺位，可能與美國單邊主義一樣威脅法國利益。

最後，英國軍事能力和政治意志的日益喪失和英國脱歐，令倫敦在華盛頓的影響力下降，巴黎後來居上。

前駐美大使萊維特在2017年發表的演説，可能同樣精確地體現了法國精英階層的主流共識。他斷言：“今天明天更是如此法美關係依然是首要的。為什麼？因為，隨着修正主義強權的崛起，世界變得危險了，變得不穩定了：俄羅斯和中國，在挑戰二戰結束後建立的以及柏林牆倒塌和蘇聯帝國崩潰後產生的世界秩序。”實際上，早在2008年，中國對歐洲企業的收購和投資即被視為，歐洲的態度只是在歐元危機爆發之後才出現了轉變。在奧朗德執政期間，法國加入了具有從經濟上遏制俄中等新興國家的地緣政治考量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談判。該協定與美國政府主導亞洲盟友和夥伴國進行的、同樣將中俄印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計劃協議（TPP）一樣，被批評者認為是破壞世貿組織原則、試圖製造“一個新的（歐美）兩極世界”的區域貿易安排。馬克龍執政後，除了安全防務外，在經貿問題上同樣繼續站隊美國，在成員國和歐盟層面收緊中國投資審查；在對華外交戰略和態勢上同樣與美國站隊，接過西方中心主義意識形態大旗，透過歐盟，對中國奉行所謂“新現實主義”，除將中國宣佈為“經濟競爭者”，更將中國定性為“制度對手”。

在去西方化時代，除主動站隊外，法國等歐盟國家，還可能被迫站隊。德國智庫學者魯道夫（Peter Rudolf）在2018年5月不無擔憂地指出，在新的大國衝突時代，美國目前看來不是選擇尋求達成地緣政治諒解，而是選擇推進具有顯著衝突風險的權力競爭。一旦美國越來越奉行純粹服務於其世界霸權利益的政策，它可能會更強勁地要求盟國在美國與俄羅斯和中國的權力衝突中提供支持。

在國際權力格局去西方化時代，即便特朗普當政，即便美國被認為在放棄世界警察角色和“自由世界”領導權，“搭便車者”法國及其決策精英層，可能仍會深刻認同賴特福特不乏自我證成色彩的西方中心判定，即：“一個多極世界（中國的崛起、預算限制、對歐盟未來的疑問等）使得以法美關係為中心的討論，變得越來越不具相關性。新的地緣政治現實，已推動美國和法國為了共同的一致利益，進行更大程度的務實合作。被迫應對當下真實的、艱難的決定的法國決策人士發現，與西方陣營站隊，益處更多。”**換言之，在一個西方例外主義被除魅、美國同樣需要盟友的變遷時代，奉行站隊主義，無論主動或被動，可能已經被內化為最符合法國國家利益計算的佔優博弈策略。**一個對美站隊主義或變相“再美國化”的長週期，似乎正在巴黎上空徜徉。

本文原刊《法語國家與地區研究》，篇幅所限，有所刪節，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