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的情志_風聞

漢景帝時期同姓諸侯王坐大，不但不利於當時急需建立的中央集權，反而有國家分裂，社會動亂的危險，於是有人主張削藩，御史大夫晁錯就是最積極的一個。

所謂削藩就是削減諸侯王的地盤和權利，能減少幾個諸侯王更好，使他們沒有能力威脅中央政權，有利於國家大一統，漢景帝自然同意，諸侯王們憤憤然。

感到威脅的不只有諸侯王們，還有晁錯的父親，他對晁錯説，皇帝和諸侯王們都姓劉，削藩也好不削藩也好，都是他一家的事，但是你主張削藩，我們晁家那是一定要遭滅門之災的，但是晁錯的覺悟要高於忠於一家一姓的意識，他有國家、人民觀念，自家的生死很次要，自然也就不聽他父親的話，他父親就自殺了。

於是吳楚為首的七個同姓王發動叛亂，漢景帝驚慌失措，和晁錯有矛盾的袁盎趁機對漢景帝説，只要殺了晁錯，吳楚七個諸侯王就會退兵，於是漢景帝同意殺晁錯，於是派中尉騙晁錯上朝議政，當晁錯走到長安東市，同行的中尉宣讀詔書，晁錯穿着朝服被腰斬於東市。遺憾的是，殺了晁錯七國並不退兵，晁錯算是白死了。

所謂東市就是長安城內位於東部的很大的商業活動區域，有無數的商人和民眾，按中國現代人的情志逆推當時中國人的情志，他們認為晁錯被腰斬肯定是罪有應得，至於晁錯的遠見卓識、高風亮節以及這一事件的歷史影響那是無所謂的，剩下的只是白揀一場殺人的熱鬧看，場面應該很熱烈。

其實西漢長安的民眾對晁錯還算不錯的，最起碼比明末和清末北京的民眾對袁崇煥和戊戌六君子好多了。

明朝末年內憂外患兵連禍結，外患最大的就是東北後金的不斷侵擾，致使明朝損兵折將、勞民傷財，崇禎即位以後任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督師薊東，兼督登萊、天津軍務，也就是幾乎可以調動指揮環渤海的所有軍隊，全面負責對抗後金。

袁崇煥到任後殫精竭慮，指揮有方，很打了幾個勝仗，但奈何明朝此時已是氣數將盡，敵不過皇太極老謀深算、後金的虎狼之師，終於在後金軍隊突破別人的防線危及京城時，袁崇煥回兵救急，京城之圍解救後，袁崇煥也被逮下獄。

袁崇煥抵抗後金戰功赫赫遭遇到昏庸的崇禎皇帝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奸臣及對他羨慕嫉妒恨的大臣也誣陷説後金軍隊是他放進來的，大概是意圖不軌有不臣之心，這比漢奸罪還大。於是袁崇煥被凌遲處死，家人流放三千里，家產抄沒而實無家產。

凌遲處死比腰斬更慘烈，更慘烈的是圍觀袁崇煥凌遲的北京民眾真的掏錢從劊子手手裏買下袁崇煥的肉生吃，可以想見他們是多麼的恨袁崇煥，而其實當時的北京民眾根本不知道真相，恨意來自迷信朝廷和謠言環境，當然最終還是來自於自己並沒有求真知的慾望和求真知的能力。

不可否認的是更多的民眾圍觀袁崇煥凌遲處死不是來自於恨，更不是來自於愛，而是來自於尋歡作樂，至於真相，至於是否是冤假錯案，至於生命死亡的悲哀，至於凌遲處死的恐怖那是沒有尋歡作樂有意味兒的。

戊戌變法時期中國積貧積弱，有識之士學習外國的科技、制度、思想文化以圖變法圖強，救國家、人民於水火，但這觸動權貴的利益，有識之士遭到權貴的屠殺，於是有六君子事件。

北京宣武門外有一個刑場，元朝時因為在此賣柴火叫柴市口，清朝時在此賣菜叫菜市口，文天祥和戊戌六君子都喋血於此。雖然以戊戌六君子為代表的戊戌志士仁人乾的是救國救民的事業，但臨殺頭時肯定按的有別的罪名，這罪名自然會引起民眾的憤恨，這殺頭自然會引起民眾的興趣。

據説戊戌六君子臨殺頭時，民眾對他們進行辱罵、拋穢物、吐痰，讓劊子手趕快殺，還給劊子手打賞錢，這足以説明戊戌志士是多麼的遭人恨，不但不殺不足以平民憤，不啖其肉也是不足以解其憤的，聞點腥氣還能解饞。至於民眾們還有沒有其他動機，魯迅先生的《藥》可能給了一部分回答，而嗨起來恐怕也是原因之一，畢竟很多民眾就靠嗨活着。

問個及以前十幾年，很多文化名人被辱、被打、被逼自殺，其實迫害、辱罵、毆打他們的人與他們大多不相識，無冤無仇，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幹什麼的，自然也説不清他們的罪狀，但當時就是覺得心中充滿着正氣和怒火，理直氣壯，義憤填膺。

遺憾的是那些被辱罵、被毆打、被逼自殺的人因本無罪狀都平反昭雪了，而辱罵人、毆打人、逼迫人自殺的人不但沒有受到追究，甚至到現在還認為自己沒錯誤，自然良心上也不會自我譴責。

也就是説整個認知都是錯誤的，當年錯，現在還在錯着。其實這裏面是很有愚昧和戾氣成分的，還有就是無聊。

現在是網絡時代，網上暴力也是觸目驚心的，在沒有認知或者説認知沒經過反省、沒經過事實驗證的情況下就施暴了，還有一部分施暴者感覺就是湊份子或者顯示、熱鬧一下，沒有什麼認知不認知問題，而施暴的手段很多，除了沒有講道理，該有的都有，強詞奪理、胡攪蠻纏、扣帽子、打棍子、謾罵、嘲笑、諷刺、挖苦、污衊、舉報、告密，恨不得毆打，其實呢，只要尊重事實，有正確的是非觀，語言行為文明一點，道理很容易弄清，天下還是太平的，根本不需要為施暴而施暴。

三千年來啊，很多人的情志沒有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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