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快樂教育30年的經驗教訓與反思！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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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條件大幅改善之後，我們的孩子為什麼還要學得那麼苦？”30年前，日本家長的呼聲，開啓了“寬鬆教育”改革。出乎意料，改革的結果卻是私立學校大行其道，課外補習產業蓬勃發展，中產家庭教育負擔倍增，造就了學力低下的“寬鬆一代”，國家競爭力節節敗退！

中日兩國相似的社會背景，使得日本30多年“寬鬆教育”的經驗教訓對我國有很大的借鑑意義。教育改革是最不允許失敗的，以犧牲一代人作為代價，是不能承受之痛！

“寬鬆世代”的都市傳説

2016年4月17日，日本電視台（NTV）播出了一部名為《寬鬆世代又如何》的電視劇。劇中三位1987年出生的主角被視為日本社會第一代的“寬鬆世代”人，大量寫實的細節，讓這部電視劇一經播出便引發關注，他們的經歷、他們從學校進入社會之後的困惑、周圍的人對他們的評價，讓與他們同齡的日本年輕人感同身受。

“寬鬆世代”成為最熱的話題之一。

何為“寬鬆世代”？《寬鬆世代又如何》的宣傳海報上的關鍵詞讓人一目瞭然：2002年日本進行教育改革，全面實行一週上學5天的雙休日製度；削減教學內容和教學時間；導入絕對評價（不與其他學生進行比較的情況下評價特定學生）。1987年出生的人上高中時剛好趕上這一教育改革的正式實施，他們也就成為了第一代的“寬鬆世代”。

“寬鬆世代”是怎麼煉成的？從社會背景來説，經濟低迷、少子化、老齡化都是推手之一，但最直接的推手，則是“寬鬆教育”的盛行。“寬鬆世代”教育出來的年輕人有一些共同特點：1.他們縱情享受當下，不關心明天和未來；2.優先考慮自己的事情，他們只關心“以自己為圓心，半徑3米內的事情”；3.抗壓能力差，缺乏忍耐力；4.缺乏行動力,他們不想工作、不願奮鬥，連戀愛都懶得談；4.他們沉迷於動漫、遊戲、愛情動作片，能靠幻想解決的問題，絕不付諸實踐…………

日本教育減負30年反思：應試還是寬鬆，這是一個問題！

這一切混亂的源頭，都要從1945年開始的“填鴨式教育”説起。1945年，日本在二戰中慘敗，國內百廢待興，為了重振經濟發展，日本官方看中了文化興邦、科技崛起的路子，傾盡國力搞教育，首先推出了九年義務教育。

教育投入帶來的改變是實實在在的，1955年，日本經濟進入高速增長期，此後連續20年保持了每年10%左右的同比增長，1968年GDP總量躍升全球第二，迎來了發展的高光時刻，不僅進入了發達國家行列，當時每個家庭手裏可支配的金錢也呈穩步直線上升之勢。

隨着經濟的快速復甦，20世紀60年代開始，嬰兒潮到來，但家長們發現，隨着人口的增多，優質教育資源越來越少。激烈競爭的大學入學考試，蔓延到整個基礎教育，導致基礎教育應試化，產生了包括“填鴨式教育”“考試地獄”等一系列説法。

為了讓孩子獲得更好的發展，眾多家庭將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課外補習班上，同時考試舞弊、錄取黑幕等層出不窮，家長們叫苦不迭，怨聲載道，要求“減負”的浪潮響徹日本。因此，在日本的教育專家提出了“教育減負”，以及進行了如何讓教育適應經濟的相關討論之後，家長們迅速成為了搖旗吶喊的一批人。

怨聲載道的社會情緒迫使文部省在1976年12月18日順應民意，發佈了名為《關於改善小學、初中及高中的教育課程基準》的答覆報告。這個答覆報告直接依從了民眾緩解下一代學業壓力的訴求，成為著名的“寬鬆教育”的標誌，成為此後主導日本基礎教育30年的方針。

1980年第一次教育改革後，小學課本變薄

“寬鬆教育”方針下的30年間，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門實施了一系列政策，大體包括：降低教學大綱的標準（縮減課本）、減少規定學時和公立學校去重點化。例如將小學至高中的總課時從5821課時減少至5785課時，《中學指導要領》的冊頁從261頁減少至123頁，公立中小學每週上課5天（原本6天），學生報考公立中學不能填學校志願，只能按片區隨機入學等。

呆萌的小丸子，就是寬鬆教育的產物

問題是，這些直接減負的政策手段根本沒有達到減負的效果，還產生了系列副作用。與減負共同到來的，是日本學生成績的集體滑坡。像「3＋2×4」這樣的四則運算，能正確回答的六年級學生只有六成。質疑開始出現——政府推行寬鬆教育的初衷，是告別填鴨教育，鼓勵獨立思考。但假如連基礎知識都無法掌握，又何來進一步思考的能力呢？！

寬鬆教育的罪與罰

第一、寬鬆教育導致學生學力下降

在四年一次的國際PISA標準化測試中，1999年，日本的數學應用和科學素養位列OECD15國第一，閲讀理解位列第八；到了2003年，數學跌了5位，閲讀理解跌了7位；2007年，科學第六、數學第十，閲讀理解已經淪為墊底的第十五位。近年日本國內還有調查稱，小學生4人中便有1人弄不清“平均”的含義。“大學生數學基本調查”結果也非常不樂觀。日本的高中要為初中補課，大學的第一年要為高中補課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

日本歷次PISA 測試的排名和分數

這一結果某種程度上佐證了家長和學者們的擔憂，也點燃了社會各界有關“學力下降”大討論的導火索。很多人將“曾位居世界頂尖水平的日本學生的學力出現大幅度下滑”這一問題歸咎於文部科學省，認為這是實施寬鬆教育的政策性失誤所造成的。

當然，由於PISA參測國的數量逐年增加等原因，僅用PISA排名並不能完全判斷日本學生的學習能力是否降低。但是總體上，日本學生的成績明顯下滑，並且從連續多年的數據來看，日本學生的表現起伏不定，這樣的事實令人不得不憂心忡忡，“學力低下”一詞開始愈發頻繁地與“寬鬆教育”結對出現在各路媒體上，進一步引發了日本社會對寬鬆教育的責難。

“寬鬆教育”政策降低了達標的底線要求，且完全不為最優秀、最努力學習的學生提供國家教育支持，甚至不提供榮譽感——因為寬鬆教育反對大規模的競賽、考試和選拔。努力學習、追求出類拔萃得不到承認，寬鬆無壓力才是正當的。如果在達標線之上還想學更多，那就要自己負擔所有成本。

其中反應最強烈的當屬學生家長，甚至有人批判寬鬆教育就是“鬆懈教育”。日本教育學會會長廣田照幸曾説：“寬鬆教育急切地追求創造力的培養，但忽略了創造力產生的前提——基礎知識的積累與鞏固。”日本教育社會學會前任會長藤田英典也認為，“全球化的信息知識社會”的特徵之一，是信息量的驟增和信息的複雜化，而寬鬆教育改革會使學生學力的整體水平出現下降，是無法應對“變革的社會”的。也有學者認為，“寬鬆教育”導致學生的學習意願衰減，而學習成績的下降正是學習意願減退的結果。

第二、寬鬆教育帶來教育不公平，加劇社會分層

由於寬鬆教育政策只能約束公立教育部門，民眾的升學需求和競爭態勢並沒有變化，可想而知，對更有競爭力的教育需求只能通過私營辦學機構來滿足。原本佔據優勢教育資源的公立中學只能提供寬鬆的託底教育，無法為想要上好學校的學生提供更優質的教育，幾乎所有志在上一流大學的中學生都投入私立中學，隨之，沒了要讀書的學生，公立中學的優質師資也不斷流失。以從1960年到2005年考入東京大學的前20名高中為例，私立高中和公立高中，此消彼長十分鮮明。在日本，私立學校的教育費用通常是公立學校的2~3倍。要考上好大學，僅僅上私立學校還不夠，課外補習學校（日本稱“學習塾”“進學塾”）專門為應試做好準備，這幾乎成為日本家庭的一般常識。根據文部省官方調查，全日本中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從1976年的38.0％上升到1985年的44.5％乃至1993年的59.5％。小學生上課外補習學校的比例也從12.0%、16.5%到23.6％，節節攀升。

日本的寬鬆教育的減負只能是有利於富裕家庭，間接剝奪了寒門孩子的希望。於是，階層就此分化，一部分孩子在學校減負、在校外增負，獲得社會競爭的優勢。由於受寬鬆教育影響的主要是公立學校，也就是普通人的孩子，而有錢人的小孩大部分讀的是私立學校，他們依然在刻苦讀書，照樣上各種補習班，所以雙方的差距，一下子被拉得前所未有的懸殊，最後在日本的名牌大學裏，集滿了上層社會的子女，他們畢業後紛紛進入了高收入階層，這讓日本的普羅大眾，感到徹底的絕望，也讓日本社會徹底失去了發展的動力，隨之而來的，就是日本失去的20年。

同樣源於對寬鬆教育的不信任，許多家長選擇把孩子送入私立學校，初、高中六年一貫制的私立學校尤其受到歡迎。這一現象也更加劇了教育的“兩極分化”。在由文部省舉行的日本全國學力調查中，平均正確率這一指標在公立和私立學校中表現出明顯的分化現象。東京大學教育學部教授苅谷剛彥對此作了深入的闡述。他指出，寬鬆教育的兩大支柱——教育的多樣性和自我責任，將拉大階層差距，這直接導致寒門子弟在這個激烈競爭的社會難以生存。要麼必須更加努力，否則只能被迫謀生，拿不到自己對生活的主動權。

因為教育資源始終是有限的，想讓孩子上名牌大學、出人頭地，還是要去爭奪那極為有限的招生名額。所以，有能力的家庭就讓孩子通過私立學校、補習班、遊學班、素質班，提升將來的競爭力。寬鬆教育雖然減少了在校教授的內容，降低了學習難度，使每個學生都能拿“100分”，但是並沒有降低大家在報考大學時的競爭激烈程度，於是許多學生家長，特別是有條件的家庭，為了能讓自己的孩子補足因寬鬆教育帶來的學校教育的“缺失”，紛紛為孩子報名參加課外補習班，試圖通過這種方式來維持和提高孩子在大學入學考試中的競爭力。

而那些享受到了寬鬆教育的快樂孩子們，他們的業餘時間真的會像政策制定者希望的那樣去發展個性教育嗎？也許有，但肯定絕大多數的孩子會把寬鬆和快樂的時間奉獻給玩耍、遊戲、互聯網。日本文部省的調查結果也證明了這一點：在大學入學考試中，私立學校的學生成績比公立學校的學生明顯高出一大截。當然，應試教育的這種公平，永遠是相對的。無論在任何時期，有權和有錢都註定意味着更好的教育條件。窮人孩子和有錢有權人的孩子教育上的差異並非不可逾越的鴻溝。

第三、中產家庭教育負擔倍增

“寬鬆教育”政策改變了整個社會的教育供給，日本中產家庭若在子女教育上要求上進，勢必付出巨大——經濟負擔、選擇焦慮和全家被裹挾參與應試成了壓在頭上的三座大山。日本數量龐大的中產階級家庭無疑為上述私營教育機構作出了巨大的經濟貢獻。在日本國民可支配收入中，教育支出和補習教育支出從1970年左右開始顯著上升，1976年開始實施的“寬鬆教育”政策完全沒有影響到這個上升趨勢。換言之，1976至1995的20年間，家庭的教育經濟負擔沒有下降，反而一路攀升，更可怕的是，升學率卻一路下滑至1970年後的最低谷。可想而知，在此期間的學生和家庭的升學壓力越來越大，對家庭經濟條件不夠好的學生而言，不公平也在擴大。

除了經濟壓力，“寬鬆教育”政策整體上降低了必修的教育標準，看似學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選擇學習的空間，其實這個年齡的學生既不充分了解自己，也不瞭解社會需求，甚至不夠了解競爭遊戲規則。自主選擇適合的教育資源既超出了學生的能力，也超出了多數家長的見識水平。除非精通教育和社會規則的高級知識分子家庭，多數家長在為孩子做學業選擇時手足無措，心態焦慮。私營培訓機構的營銷誘惑、家長間的模仿與攀比、恨鐵不成鋼和病急亂投醫等心態都會造成超量教育、過度補習，結果又加重了學業負擔——不僅無效，更可能適得其反。

有一系列暢銷書名叫《中學生的考試9成靠父母》，非常具體地傳授家長應試技巧。日本應試學習之發達，已經不只是學生的事，應試負擔已經不可避免地延伸至家長。寬鬆教育政策下家庭支持成了學業競爭中的決定性因素。經濟水平太低的家庭將得不到入場券，經濟水平足夠高的家庭可以購買到最好的私立教育，而日本的中產家庭卻承受着最大的學業競爭壓力，他們本身對下一代也抱有最強的通過受教育來維持階層或向上流動的願望。所以，家庭教育成本越高，中產家庭生育率越低。這類使得國家教育供給空洞化的政策最終會抑制中產階級的生育率，長期動搖國本，很可能是當初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

日本寬鬆教育啓示錄：

“理想”與“現實”的差距

有一種説法，説日本的“寬鬆教育”失敗了，“寬鬆教育”的大方向改了，這種説法不完全對。其實，日本“寬鬆教育”強調要培養學生的生存能力、深度學習能力、自主思考能力、主動學習能力以及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一直都沒有改變，不過是在形式上把過去減得過多的課時和內容又加回去了。那麼，站在第三方的角度來看，寬鬆教育到底是“失敗”了，還是“成功”了？我們很難得出一個簡單的“成功”或“失敗”的答案。儘管如此，日本寬鬆教育改革卻深刻提醒着我們“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

自“寬鬆教育”提出之初，日本各界就展開了針鋒相對的爭論，無論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旗幟鮮明。而梳理正反雙方的觀點，我們卻發現他們在有些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首先，雙方都認同“寬鬆教育”的目標，即改變以往一味強調知識灌輸、死記硬背的教學模式，培養學生的生存能力、思考能力、創新能力等“新學力”。即使放到今天，這一目標仍然具有方向性的意義。近幾年，人們空前關注學生“21 世紀技能”“全球勝任力”等的培養，如何通過切實有效的教育教學實踐，培養學生掌握這些能力，是當前全球教育的共同目標之一。

其次，雙方都認為應該改變對學生的評價方式。雖然學校按照“寬鬆教育”的目標實施教學，培養了學生的各種“新學力”，但中考、高考等高利害考試仍然只重視評價學生對書本知識的掌握情況，學生所掌握的“新學力”也就無法得到認可。如何通過評價制度的改革來培養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創新人才，是目前各個國家都十分重視的一個課題。我國於2014 年啓動考試招生制度改革，也是在評價體系上的一次重大探索。

再次，雙方都認同“寬鬆教育”在實施過程中客觀上帶來了不同社會階層學生之間的學力差異逐漸擴大。教育公平始終都是全球教育發展中的一個關鍵詞。任何教育改革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即便改革的目標是正確的，但是如果在過程中導致教育不公平，那也是有問題的。也就是説，教育改革要重視頂層設計的前瞻性，也要重視具體實踐的可行性。

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首席專家王曉燕發文指出，日本在上世紀70年代曾全面推行“寬鬆教育”，2016年政府發表“去寬鬆化”宣言，承認寬鬆教育失敗。總結起來，其失敗主要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在政策理念上，沒有形成統一思想。

日本初期的寬鬆教育政策，只是在原有教學時間和教學內容上進行了大幅消減，寬鬆之後，到底學生應學到什麼程度、教師應教到什麼程度都沒有形成統一的思想共識。

第二，在政策執行中，沒有實施同一標準。

公立學校按照要求全部削減了教育時間和教學內容，但是私立學校和社會培訓機構卻沒有實行，依然以應試教育為主導。

第三，在政策保障上，尤其是教學保障上，沒有落實到位。

寬鬆教育在減少一般學科課時後，增設了“綜合學習時間”。但是文部科學省並沒有對綜合學習內容作出詳細、具體的規定，也沒有指定教材。

日本實行“寬鬆教育”的出發點是為了避免傳統填鴨式教育的弊端、面向未來培養創造性人才，這跟我們現在“減負”理念很相似。但是由於上述方面的失誤，走向了失敗的結局，這也讓我們深刻認識到：

首先，寬鬆教育並不是不要基礎，僅靠減少課時，減少學習內容和降低學習難度的做法是表面的、膚淺的。真正的減負必須伴隨着教學方式的轉變，伴隨課堂教學的轉型。如果課堂教學還是傳統灌輸，其實質必然是理念與現實的背離與脱節。因此，在我國推進中小學減負的過程中，一定要促進基礎教育課堂教學方式的轉變和教學質量的提升。同時，還要注重教師能力的培養。

其次，相關部門和學校對於學力、對於教育質量應該有一個科學的評價和界定。既要照顧到優秀學生的發展需求，也要特別關注中低收入家庭和弱勢羣體家庭孩子的幫扶培養。如果只是一刀切式的政策減負，但是課堂形式、教學方式、考試製度、招生錄取方式和對學生的評價方式不改變的話，家長和學生會依然在追求分數的跑道上奔跑，就會造成“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的嚴重現象。

最後，減負政策一定要做到政府、學校、社會和家長形成共識，協同配合。家長和社會培訓機構對政策的不理解、不配合是日本寬鬆教育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在日本“寬鬆教育”的經驗教訓中，最值得我們引以為鑑的就是，教育改革一定要深思熟慮，謀定而後動，寧可緩慢推進，切莫輕舉妄動。試錯或許可以是其他領域改革的常態，而教育改革是最不允許失敗的，以犧牲一代人作為代價，是不能承受之痛。對於人的培養關乎每一個生命、每一個家庭，繼而影響整個社會，在教育改革的過程中，決策者都應該心懷敬畏，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