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才健：楊振寧中國情懷的代價_風聞

江才健（台灣學者）

本文首發於台北《觀察》雜誌2017年4月號。

月前，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宣佈放棄美國國籍，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引起社會廣泛的討論（編者按：2017年2月媒體廣泛報道此事，實際上楊振寧2015年4月已放棄美國國籍）。

楊振寧是最早得到諾貝爾獎的兩位中國人之一，1950年代以來就一直是中國人社會里的一個典範人物，這背後有出於近代中國對於科學的一種崇拜，對於自己在近世歷史中所受到屈辱的挫折心理，以及對於如諾貝爾獎之類西方價值標準的高度評價。

**這種諾貝爾獎的症候羣，造成社會對於獲獎者的一種過甚其事的期待和要求。**十多年前楊振寧在喪偶之後，與一位年歲相差甚大女士的結婚，在一些社會人士的心中，他過去那種完美形象因而破滅，此種反應在中國大陸最是明顯。

楊振寧是1945年離開中國，以公費到美國留學。在理論物理和相關的數學理論方面，由他進入芝加哥大學研究所時就被公認是一個天才，他的物理視野，因與大物理學家費米等的學研過程，飛躍突進。

事實上，他12年之後與李政道合作得到諾貝爾獎的宇稱不守恆工作，並不是他在科學歷史上最有貢獻的工作，在那個之前的**「楊-米爾斯規範理論」，早已經被世界公認是上世紀二戰後最重要的理論發展**。簡單來説，如果和「楊-米爾斯規範理論」相比較，宇稱不守恆在物理科學的探索深度以及在科學歷史上的重要性，都相去甚遠。

俄國有一個很出名的理論物理學家朗道，對於蘇聯的物理科學以及傳承都有很重要的貢獻。朗道在1962年發生了一次嚴重的車禍，傷及腦部，爾後不能從事物理工作，但是由於他在理論物理方面早有傑出成就，當年就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朗道在1968年去世，他除了在理論物理方面有許多重要的工作，還留下一個所謂的「朗道尺度」（Landau Scale），是衡量科學家的標準。根據這個**「朗道尺度」**，譬如牛頓、麥克斯韋和愛因斯坦是第零級的跨世紀偉大物理學家，第一級的世紀大物理學家就是如費米和楊振寧等的物理學家，再下來的第二級則是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的物理學家。

楊振寧位列如此大科學家的道理，主要是因為他「楊-米爾斯規範理論」的成就。1994年楊振寧因「楊-米爾斯規範理論」獲得美國地位崇隆的鮑爾獎，給獎頌辭即説「楊-米爾斯規範理論的重要，可以與馬克斯威以及愛因斯坦的工作相提並論」，而楊振寧在國際物理學界受到普遍推崇的道理，也來自他半個世紀物理工作所展現的深邃且精簡的美妙風格。

楊振寧並不是2003年底才回到中國，其實他早在冷戰熾烈的1971年，就率先回到中國。楊振寧1945年離開中國大陸到美國留學，不幾年國共內戰造成大陸政權易手。出國持中華民國護照的留學生，一些人在中國新政權建立之初，響應建國呼籲回國，但是更多的留學生是留在美國，靜觀其變。很快的韓戰爆發，中美成為冷戰交戰的敵對國家，台灣的中華民國成為冷戰籌碼，分裂的中國決定了一代中國人的命運。

冷戰期間，莫説是在美國的中國人不能到中國大陸，就是一般美國人也禁止前去。楊振寧除了一個大弟也在美做物理教授，父母與弟妹四人都在大陸。他的父親楊武之早歲留學美國，在芝加哥大學得數學博士，後來在清華、西南聯大與上海復旦大學教書。

楊振寧1957年得諾貝爾獎之後，父親得到大陸政府特許到日內瓦與楊振寧見面幾次，他與兒子談到新中國的進步，引起楊振寧好奇。楊武之應大陸官方要求或暗示，曾勸楊振寧回大陸看看，但是也知道楊振寧追求學術更上層樓，應該留在美國，因此並沒有要兒子回到中國工作。

楊振寧1957、1960、1962年與父母三次在日內瓦見面，感觸良多。1964年他與父母在香港見面，才頭一回見到睽違近二十年的三弟和小妹，期間他與家中有通信，1966年受文革影響而中斷。楊振寧只能由他在日內瓦的一個存摺，看到父親取錢留下的剛勁字跡。1970年楊振寧因為到香港講學，希望父母和弟妹再來重温1964年的美好相聚，但是父親有糖尿病，加上文革時辦手續困難重重而病倒，結果只有三弟陪母親來港相聚，妹妹留在上海照顧重病的父親。

楊振寧並沒有想到自己第二年居然可能回到中國。1971年楊振寧先在報端注意到，美國公開取消了對於公民到包括中國在內幾個共黨國家的旅行禁令，加上當時的「乒乓外交」，楊振寧覺得去中國大陸的門已經打開，但是越戰還未結束，他怕這個打開的門又會關上，因此積極進行準備。

在美國多年，楊振寧雖在學術界，但是他研究的物理學之中的核物理，與原子彈武器有密切關係，所以在26年當中，他特別有意地避免這方面研究，也絕不去美國製造核武器的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連IBM公司的顧問都辭掉，以免影響去中國的可能。

1971年7月，楊振寧幾經波折，解決了許多困難，成為最早公開訪問中國的在美國的著名科學家。他在大陸停留近一個月時間，除與家人會面，探望已卧病醫院的父親，也到好些地方訪問。他會見舊識好友，看到26年家國的變化，感懷深重，甚有一些無可忍抑的涕泣情境。

楊振寧回到美國，當時世界上對於大陸文化革命十分好奇，尤其那段時間有1968年法國學生運動以及美國的反越戰風潮，楊振寧受邀在多處公開演講。有人認為他的盛讚新中國建設，有着過於熱烈的情懷，他多年後回顧自己當年觀察的結果，也承認是一個蹩腳的新聞記者。但是我最近再仔細重看當時他在任教的石溪紐約大學的演講以及會後問答，對一些事情的觀察結論，其實還是相當的客觀而謹慎。

1971年中美關係還是冷戰的交戰國，第二年才有尼克松訪問中國的破冰之旅，所以楊振寧去中國之行，並不是沒有風險。回來之後就有美國聯邦調查局探員來訪，楊振寧拒絕他們到家中的要求。在辦公室見面時一位調查員語帶威脅，楊振寧還特別要秘書進來記錄下他們的對話。

楊振寧出國與獲得諾貝爾獎時，都是持中華民國護照，他獲獎次年就獲選中央研究院第二屆院士，但是一直到1985年以前，並沒有到台灣訪問或開會。他與太太杜致禮結婚時，岳父杜聿明受俘還軟禁在北京，杜致禮的母親曹秀清和弟弟妹妹，則隨蔣介石政府到了台灣，有點人質味道。

1957年楊振寧得到諾貝爾獎，蔣介石特別請曹秀清去見面，還給她一本護照，讓她可以去美國看女兒和女婿，也希望她勸楊振寧回台灣看看。第二年曹秀清去了美國，住在楊振寧家裏幾年，1963年去了大陸與杜聿明會合。

那段時期，楊振寧曾經與吳健雄等幾位著名物理學家，致電當時的中央研究院院長鬍適，對於與楊振寧有合作關係的物理學家黃克孫的岳父母，以及《自由中國》雜誌創辦人雷震被捕之事，表示強烈意見。

1971年楊振寧的公開訪問大陸，引起當時台灣政治上的一些震撼。在美國一些親近國民黨的留學生，便在黨辦的雜誌中大力抨擊楊振寧，甚至用了「朝拜紅色王朝」的字眼。其實楊振寧去國多年，父母弟妹都在大陸，如此批評他回大陸之行，真可謂妄忠黨國、乖違人倫。

後來楊振寧再有1972與73年的大陸訪問，以後也多次訪問大陸。1984年楊振寧的老師吳大猷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次年他便頭次訪問台灣，以後多次地到台灣開會講學，最近一次是2015年赴台接受台大的榮譽博士學位。

19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伊始，物理學界有建造大加速器迎頭趕上歐美之議。楊振寧雖不是做實驗物理，但是他的理論工作中部分確是與加速器實驗相關，楊振寧沒有因為那也算是他的科學領域，而自然地倡議支持，反倒幾乎是獨自一人地公開反對此議，不但讓他的一些物理同儕不快，甚至也沒有附和後來拍板定案的鄧小平的看法。

楊振寧不願支持大陸造大加速器的道理，除了認為此一研究在物理科學的完滿理論追求上，並非關鍵因素，更主要是中國當時改革起步，百廢待舉，蓋大加速器非當務之急。當時他與許多物理學家辯論此事的紀錄，還有一個「楊振寧舌戰羣儒」的名稱。後來北京蓋了高能加速器，但是楊振寧的意見對於其規模與發展方向也產生了一定作用。

1990年代，楊振寧開始在北京清華大學建立一個高等研究院，還親自出面向外募款。那時因為太太杜致禮重病，一直到2003年太太去世後才搬回北京清華長住。楊振寧除了40年前的反對造大加速器，幾十年來楊振寧一貫地反對中國搞大學術計劃，甚至也不鼓勵追求諾貝爾獎，認為民生經濟更加重要。

去年他為了響應丘成桐的文章，首次公開發表他近年一貫反對中國建造超大加速器的看法，除了科學價值上的評斷，也因為他深知中國整體來説，還有大量低收入的貧困人口，而且在美國多年的觀察，他也深知美國那一套制度與體系的問題，他這些看法由他的文章或言談宣之於眾，常引起許多在學術圈自視高人一等知識中人的不滿。 

現在特別是在中國大陸，社會上明顯有一股對楊振寧的不滿氛圍，主要原因是他2004年與差距54歲翁帆的結婚。面對社會對於他們婚姻與關係的挑戰，楊振寧與翁帆一向是言行坦然，但是因於某種奇怪的社會意識，譬如對於權勢的既惡又好的矛盾心態，對於真誠人性的算計懷疑，加上網絡時代許多莫虛有的虛構傳言，一再地妖魔化楊振寧的社會印象。

楊振寧在60歲出版的《論文選集與評註》中，曾經自述1964年申請入籍美國幾經掙扎的心路。他雖然沒有親口告訴父親，但是自揣曾經留學也出國訪問的父親，或許心底一角會怪罪他的「拋鄉棄國」。

多年來他訪問中國各地，接觸甚深，特別體會中國底層社會的困境，也認為中國農民性格誠樸的可貴。他身在象牙之塔，卻從不覺得只有學術是「清高事業」，他回大陸後曾經認為大陸的大學教育，對中國的貢獻不比美國大學對美國的貢獻來得少，引起一些只嚮往美國模式，也據以批評中國體制學術人物的不滿，甚至説楊振寧是「歌功頌徳」。

最近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也有究竟他動機的怪論，一些傳聞説他回國是為了享受部長級待遇，也有説他一年得了多少收入。其實如果要追究利益，楊振寧為北京清華大學設立的一個基金，已捐到1200萬美元，其中包括楊振寧將美國房子賣掉捐出的120萬美金，這都是有賬可查的。最近他放棄美國國籍之前，已經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等完善處理了放棄美國籍的相關事宜，在2015年正式放棄了美國籍。

愛因斯坦晚年對於量子力學的不滿，使得主流科學界對他頗有些微辭。楊振寧並沒有愛因斯坦的地位，但是他確實是當前世界公認在理論物理方面的頂尖人物，他對於近代理論物理發展的評價，2015年在新加坡「楊-米爾斯規範理論六十年會議」發表的《物理學的未來 重新檢討》中，可説最是清楚。

楊振寧日前回信給一些學界朋友，謝謝他們籌劃出版談論楊振寧回國貢獻書籍的好意，他説許多人因他反對大科學計劃而憎恨他，他認為要評價物理學家楊振寧，最好等他身後再説。前不久大陸學界的一份刊物，刊登美國諾貝爾獎得主葛拉肖的訪問，葛拉肖甚至引用「一個葬禮造成科學進步」這樣的話語，來反對楊振寧對物理科學的評價。

一流物理學家，同時在美國社會備受崇仰的文化知識分子戴森，在楊振寧退休紀念會的晚宴演説，推崇楊振寧的物理境界以及民族情懷。他説，「對楊振寧來説，他個人的離開父親，以及政治上的離開中國，是同一悲劇的兩個部分。」

楊振寧放棄美國籍最近在中國社會引起的一些議論，反映出由清末以降對自我文化的一種自卑情緒，以及對西方價值標準的盲從，對此現象我一直心存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