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伯不愛祝英台（上）_風聞

    他和她最初的結合常常無需愛情，只需黑夜賜予一點擁抱對方的激情，在比看起來更漫長的廝守中，她以美去激發所謂的愛，他以所謂的愛去維護美。不幸的是，梁山伯與祝英台無緣這樣的傳統。

    千餘年來，梁祝的故事被無數次地翻出來修補，藝術的奶油厚厚地塗抹在原始的稿底上，苦澀的內核一次次被神聖的糖衣殘忍包裹。就是不曾出現一個版本抗拒從死而能拯救柔弱的愛讓她活下去。

    今天，究竟又為什麼，突然冒出的九個墳墓和十餘地方圍繞悲劇的開始和結尾，展開煞費苦心的爭奪。但有誰替那缺乏愛的紀念碑羞愧過，有誰讀出蝴蝶夢中的轉述：祝英台擁有再度選擇的自由。

（一）

    儘管故事源於何地，起於何時，仍然眾説紛紜，莫衷一是。但梁祝早已經被賦予了一個靈光萬丈的國際形象——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中英的這兩個故事本來毫不相干，唯一相似的僅僅都是年輕人的悲劇。

    羅朱的悲劇源自堅固的世仇，梁祝的悲劇才是化不開的千年陳垢。

    梁祝的悲劇故事有兩個關鍵點，即合墓與化蝶。帶有鮮明原始社會搶婚特徵的一個行為導致的合墓，是在晉代產生的，而原型故事則在更早以前存在並流變着，夢幻的化蝶卻是在二人被困地下一千多年後直到明清時期才完成的。所以，在兩點一線的故事中，人們有着兩千多年的時間對其進行粉頭飾尾。

    最早記載有梁祝故事的兩冊古籍可能是《金樓子》和《會稽異聞》。依據是明朝徐樹丕《識小錄》（《涵芬樓秘籍》第一集）中所載的一句話：“按梁祝事異矣，《金樓子》及《會稽異聞》皆載之。”

    “金樓子”是南北朝時期梁代開國君主蕭繹（508年—555年）在公元552年稱帝之前的號。他在擔當地方官員時就對《呂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文化遺產多有微詞，他立志要編撰一套超越所有前人、泛着思想靈光的典籍，接着中國學史上的一部重要子書《金樓子》誕生了。

    不知為何，今存的《金樓子》殘本中卻不見有梁祝故事的蹤影，而《會稽異聞》也已失傳，“最早記載”一説失去了可信的證據。

    有一個讓我感興趣的猜想是，梁山伯的不幸遭遇正是蕭繹在自己青澀時代所經歷過的一段人生小插曲。蕭繹用梁山伯不幸的早亡來祭奠自己的那段過去，是不是也用祝英台的陪葬宣泄了曾經求愛被拒的怨恨呢？答案終究成了歷史的懸疑。

   《續修四庫全書》存的宋·張津撰《乾道四明圖經》卷二載《冢墓六·義婦冢》，只有合墓，無化蝶之事：“義婦冢，即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也。在縣西十里接待院之後，有廟存焉。舊記謂二人少嘗同學，比及三年，而山伯初不知英台之為女也。”

    現有最早的關於梁祝故事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載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雲：“‘義婦祝英台與梁山伯同冢。’即其事也。”可惜，情節過於簡短。

    到了晚唐，張讀所撰的《宣室志》稍作文學性渲染，讓人大致看到了故事的輪廓：“英台，上虞祝氏女，偽為男遊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友，方知其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後為鄮縣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逢裂陷，祝氏遂並葬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

    在明末清初輯錄的地方誌（《鄞縣誌》）中，有一篇據稱是12世紀初北宋明州（今寧波）郡守（知府）李茂誠留下的《義忠王廟記》，該篇是官方的文字，所載梁山伯從出生到逝世演繹得神乎其神，原文600多字，是目前已知的較早較詳實記述故事始末的古文獻，至少能讓梁祝的歷史得以坐實。

（安徽舒城“梁祝大街”）

（二）

    《義忠王廟記》全文（黑體部分）及分段的釋文如下：

    神諱處仁，字山伯，姓梁氏，會稽人也。神母夢日貫懷，孕十二月，時東晉穆帝永和壬子三月一日，分瑞而生。

    這裏的“神”即指男神梁山伯，已知在唐朝初年民間就存有祭祀梁山伯的廟（或稱神社）。名諱處仁，字山伯，梁姓，今浙江紹興人士。梁母夢見日光穿身，懷孕十二個月，在東晉穆帝永和八年（即公元352年）三月一日，分得天賜的祥瑞之氣而降生。來歷不凡。

    幼聰慧有奇，長就學，篤好墳典。嘗從名師過錢塘，道逢一子，容止端偉，負笈擔簦。渡航相與坐而問曰：“子為誰？”曰：“姓祝名貞字信齋。”曰：“奚自？”曰：“上虞之鄉。”曰：“奚適？”曰：“師氏在邇。”從容與之討論旨奧，恬然相得。神乃曰：“家山相連，子不敬，攀魚附翼，望不為異。”於是樂然同往。

    自幼聰慧過人，長大入學，擅於研讀先秦時期的各類典籍。曾為拜名師而渡錢塘江北上，路遇一位少年，容貌翩翩舉止端莊，揹着書箱，帶着雨傘。看來，性別可以輕易被偽裝，而不能掩蓋美貌，梁山伯被這個美少年所吸引。接着，渡江時他倆正坐在一起，梁山伯問：“您是誰？”答：“姓祝名貞，字信齋。”又問：“從哪兒來？”答：“上虞家鄉。”再問：“到哪兒去？”答：“不遠的老師那裏。”三問三答，梁山伯主動交友的意願十分明顯。為了套近乎，梁山伯與人探討起了學問，順便向人展示學識，迅速把天聊熱。那個時代，先天的家世和後天的學識是一個人安身立命的兩大法寶。交友心切的梁山伯大概已知他們將是同窗，於是文縐縐地説道：“我們既然家鄉山連着山，恕我妄圖攀龍附鳳，希望您不要拒絕。”於是，二人愉快地並肩而行了。

    肆業三年，祝思親而先返。後而年，山伯亦歸省，之上虞，訪信齋，舉無知者，一叟笑曰：“我知之矣，善屬文者，其祝氏九娘英台乎？”踵門引見，詩酒而別，山伯悵然，始知其為女子也。

    他們在一起學習了三年，祝英台因思念雙親而先回去了。第二年，梁山伯也回家省親去了。就是因為這裏沒有講清楚二人在哪裏學習，至今，杭州與江蘇宜興等地還在為這梁祝讀書處爭論不休，在我看來，都有可能，那個時代流行的是遊學，走到哪，學到哪。真正讓我關心的三個小問題是，梁山伯和祝英台當時都還十幾歲，相當於今天貪玩的中學生年齡，在外三年間，祝英台一直沒有回過家嗎，如何掩藏她的女兒身，為何會突然想念起了父母呢？原文沒有提示答案線索，這為後來的改編提供了豐富的想象空間。

    接着説梁山伯回家時，順道去了上虞找祝英台，估計是十分想念英俊的“兄弟”吧。到了那，一問，竟無人知道，只有一個老翁笑着説：“我知道啦，既然説善於作文的人，那應是祝九娘英台吧？”然後，讓梁山伯跟着他上門去求見，兩人見面後搞得十分拘束，梁很失落，這才知道祝英台是位千金大小姐。

    這裏的“詩酒”恐怕不是指二人一邊喝酒一邊作詩那樣充滿雅興的事，而是貴族世家注重禮節的會面儀式，隨後原文出現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詞“悵然”，簡潔有力地刻畫出梁山伯受挫的心情。梁的失落不一定是因為祝英台暴露異性身份引起的，從祝英台男妝外出求學可知那個時代女性還擁有較大的自由，但在特別講究門閥家世的晉代，地位有級差的人是不允許互相交往的，祝英台高門第的出身或許才是讓梁山伯“悵然”的主要原因。

    退而慕其清白，告父母求姻，奈何已許鄮城廊頭馬氏，勿克。神喟然嘆曰：“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區區何足論也。”

    很多人把這裏的“退”理解為回家，我認為值得仔細商榷，聯繫原文上下，祝家的門第較高讓梁山伯感到壓力，出身不如人，不能想當然地與人交往了，但在當時的男權社會，傳統觀念還是支持梁山伯比祝英台具有性別優勢。所以，梁山伯從失落中緩過勁來，做了退一步的打算，向人求婚總可以吧。

    不能當兄弟，退一步則可做夫妻。我想，梁山伯就是這麼自信地認為的，所以當他的心裏無法擺脱對美少年“祝信齋”的思念時，他又為那些年二人清清白白的相處而對祝九娘多了一份仰慕，於是告訴父母請人前去求婚，奈何她已許配給鄮城（今浙江省鄞縣東）廊頭馬姓的大户人家，不能讓梁山伯如願。梁山伯長嘆一口氣説道：“男兒生當求封侯，死後當受人奉祀，區區兒女私情算個什麼呢？”

    如果這段記載屬實的話，求婚被拒讓梁山伯受到了更大的打擊，不過他很自負地進行了一番自我勵志，樹立了高遠的追求目標，將兒女私情視作了“區區”之物。多少有一點吃不到葡萄説葡萄酸的感覺。

    後簡文帝舉賢良，郡以神應召，詔為鄞令。嬰疾勿廖。屬侍人曰：“鄮西清道源九隴墟為葬之地也。”瞑目而殂。寧康癸酉（373）八月十六日辰時也。郡人不日為之瑩焉。

（某地的梁祝墓遺址）

    後來幸逢簡文帝司馬昱（371年—372年在位）登基，天下推舉治理賢才，會稽郡就推舉了梁山伯去應召，因而被委任作鄞縣的縣令。但不巧的是，梁山伯患病在身且久治不愈。這病來得有些突然，該不會是此前精神遭受巨大打擊而落下的病根。臨終前，梁縣令囑咐侍從説：“鄮縣西清道源有個九隴墟，可作為我的安葬之地。”説完，閉上眼就去世了，走得似乎很匆忙也很安詳。終年僅21歲。這一天在寧康元年（373）癸酉八月十六日辰時，也就是中秋時節的一個上午。沒幾天，會稽郡人就為他建好墳墓下葬了。

    細讀發現，梁山伯所指定的墓地正好處於祝英台與其指婚的馬家之間。挑選墓地是有意的。按晉代人的信仰以及《禮記》的思想，人死入土，靈魂得自由，且具有一定的法力。所以，梁山伯挑選墓地顯然是佈置一處死後靈魂可以施法搶婚的“結界”區，他對祝英台是至死也不甘心。然而，時間會讓人改變，此時的祝英台是否還對梁兄一往情深呢？

    又明年乙亥（375），暮春丙子，祝適馬氏，乘流西來，波濤勃興，舟航縈迴莫進，駭問篙師。指曰：“無他，乃山伯令之新冢，得非怪歟？”英台逐臨冢奠，哀慟地裂而壁埋焉。從者驚引其裾，風裂若雲飛，至董溪西嶼而墜之。

    又過了兩年，即寧康三年（375）乙亥三月丙子日，這一天祝英台出嫁到馬家，她乘船從西邊而來，忽然水面興起波濤，轎船在水中打轉而不能前進。有人驚駭不已，問船伕是怎麼回事。船伕用手一指，説：“以前都沒別的作祟啊，該不會是梁縣令的新墳建了之後的緣故（本該保佑地方百姓的），這不是很讓人奇怪嗎？”祝英台聽了就前去梁墓祭奠，她情不自禁地悲痛起來，突然墓地裂開，她掉了進去。隨從的人大驚失色，拼命去抓住祝英台的裙子，而裙子被大風撕裂，如雲般飛舞，一直飄到董溪西嶼才墜落。

    原文就是這麼簡單，多一個傾向性的字都沒有。如果梁山伯的靈魂不作祟，祝英台恐怕不會半路停轎。祝英台祭拜，也許是求亡魂放過。一個女人對過去美好時光的哀傷，常常是出於安撫自我情緒的需要，眼淚也只是洗刷內心的一點歉意而已。但是，耿直的男神不懂女人的心思，貿然出手“擄走”了這個即將成為別人新娘的女人。

    這種爭奪似乎因女人而起，而被吞沒的也是女人選擇的權力。如果梁山伯真的愛祝英台，為什麼就不能讓留在人間的摯愛好好地活下去呢？

    馬氏言官開槨，巨蛇護冢，不果。郡以事異聞於朝，丞相謝安奏請封義婦冢，勒石江左。

    馬家也未必有拯救祝英台的真心！事發後，馬家立即將此事報告了官府，要求打開棺槨找回媳婦，因為墓中有巨蛇守護，無果而終。會稽郡因為事情太過奇異而上奏朝廷，此時的東晉丞相謝安向上請示將此墓封為“義婦冢”，並刻石碑立在錢塘江某段的左岸。

    何為“義”？孔子不言義。哪怕是漢代的方家將“義”整合進了“五常之理”（仁義理智信），但“義”對於原初的儒家而言是一個外來思想。阿富汗曾出土公元前4世紀阿育王時期的許多佛教碑銘，上有大量經文闡釋“義”。簡單地説，一個人對另一個人做善事、肯犧牲的精神稱之為“義”。而孔子修行的準則是，君子待人以“仁”。祝英台被封為“義婦”，表明祝英台作出了犧牲，這不是傳統儒家的規範要求而帶有異域傳來的佛教法印。此外，當時的人們也根本沒有顧及祝英台是否自願犧牲，就把她當作羔羊送上了祭台。男神能夠心安理得地享用這頓美餐嗎？

    至安帝丁酉秋，孫恩寇會稽，及鄮，妖黨棄碑於江，太尉劉裕討之，神乃夢裕以助。夜果烽燧熒煌，兵甲隱見，賊遁入海，裕嘉，奏聞，帝以神助顯雄，褒封義忠神聖王，令有司立廟焉。

    東晉安帝隆安元年（397）秋，本土的五斗米道頭目孫恩侵犯會稽，他們一到鄮縣，當地同黨就將朝廷所立“義婦冢”石碑丟到江中。起義者為什麼要毀壞石碑？這不是簡單破壞文物的行為，而是一個內涵魔幻的舉動。因為古人認為那樣的石碑形同一個具有強大防禦功能的法壇，而本土道教與佛教不相容，所以有法力的石碑很礙事，必須先行“破防”。接着，當東晉太尉劉裕率兵前來討伐時，梁山伯託夢給劉裕，給予神助。果然，到了夜晚烽燧的火光一片輝煌，天兵神甲隱約可見，賊人被打得落花流水，並逃遁到海上去了。（據史載，孫恩兵敗被殺，他的手下盧循跑到福建周旋了七八年。）

    又據前線報道，鄞縣令之事（可能指有了老婆的事）感動了前線將士，冥冥中在戰場上顯靈，助劉裕大獲全勝，鞏固了安定局面。晉安帝司馬德宗以梁山伯相助而顯神蹟，於是褒獎封他為“義忠神聖王”，並詔令有關部門予以立廟紀念。

    這裏的“義忠”與後來的“精忠”一脈相承，祭祀梁山伯的神社與後世東亞地區其他的神社也是一脈相承。此之謂，五星利東方，精魂祐神州。

    越有梁王祠，西嶼有前後二黃裾會稽廟。民間凡旱澇，疫癧，商旅不測，禱之輒應。

    古越國有梁王祠，西嶼之地還有前後兩個黃裾會稽廟。民間凡是遇上旱澇災害或瘟疫急性傳染病，商賈在旅途中遭遇不測，只要祈禱，常有應驗。

    宋大觀元年（1107）季春，詔集《九域圖志》及《十道四蕃志》，事實可考。夫記者，紀也，以紀其不朽云爾。為之詞曰：生同師道，人正其倫，死同窀穸，天合其姻，神功於國，膏澤於民。諡文諡忠，以祀以禋，名輝不朽，日新又新。

    大宋也是一個特推崇神道的王朝。北宋大觀元年（1107）六月，徽宗趙佶下詔編集《九域圖志》及《十道四蕃志》，證明此事有據可考。記載的目的，是為了紀念，以紀念傳承其永垂不朽。官方鄭重地為他撰辭：“生前一同尊守師道，堅守人生正確倫理。死後則同葬墓穴，天作地合其美滿婚姻。神祗有功於國家，也有恩惠於人民。諡為文和忠，以祭祀或以誠心，聲名光輝，永垂不朽，日新月異，生生不息。”

    這種紀念或許也是在強調，有功之臣不可令其絕後的傳統封建思想。對世人來説，實在是太具誘惑力了。

    以上就是梁山伯與祝英台故事在公元12世紀留下的文字材料，應該説比較接近“史實”。可以説，在整個晉代，梁祝神奇故事對晉穆帝司馬聃到晉孝武帝司馬曜五朝天子的有序繼承與平安更替，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故而影響巨大而深遠。這大概就是本來是輪不到當天子卻意外被扶上位的宋徽宗特別看中的點，所以才不惜把梁祝的神蹟故事挖掘和整理出來。

    那麼，梁祝“化蝶”又是因何而起，起於何事呢？（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