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雷文斯：知識機器和科學中確證理論的角色｜國際科學與哲學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09-20 11:40
講座題目：知識機器和科學中確證理論的角色
主講人介紹：
邁克爾·斯特雷文斯（Michael Strevens），當代著名科學哲學家，也是美國紐約大學哲學系（QS榜全球排名第一）中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他的研究領域涉及到科學本質探索的方方面面，諸如科學解釋、複雜系統、概率、因果以及科學與社會的複雜聯繫等。他還與其他著名學者如大衞·查爾莫斯（David Chalmers）與內德·布洛克（Ned Block）一起在紐約大學建立起當代哲學最活躍的共同體之一。2017年，斯特雷文斯獲得了古根海姆基金會獎金，以嘉獎他在科學與人文的歷史性探索方面的傑出研究。
講座摘要：科學的推理引擎就是證據支持的邏輯，也就是“確證”。1945年，卡爾·亨普爾（Carl Hempel）提出了確證理論，但最終被視為過度簡化與單純，因為確證理論無法整合認知語境中“超經驗”的優點（例如簡單性、統一性、理論解釋的優雅等），並且確證理論只是關於證據如何支持假設的定性理論，而不是證據有多大程度支持假設的量化理論。在斯特雷文斯的新書《知識機器：非理性如何塑造科學》中，與主流觀點不同的是，作者認為正是亨普爾理論的簡單性，更貼近科學中證據支持的邏輯。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確證理論是無法接受的，但這一理論很好地反映了科學實踐的很多方面。更精確地説，確證理論反映的是科學發表和出版中證據支撐的角色，與個人私下的科學推理不同。以追求理論之美為案例，作者論證科學出版和發表中證據支撐的方式嚴格來説是非理性的。但是這種非理性對於現代科學的成功至關重要。
講座時間：北京時間2021年9月22日19：30-21：30
主持人：劉闖（復旦大學/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評論人：
Darrell Rowbottom（嶺南大學）、
Casper Storm Hansen（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徐竹（華東師範大學）
孫永平（北京大學）
本場主辦單位：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語言：英語
提示：本系列講座為zoom在線講座。但限於參與人數限制，恕不公佈zoom會議入口，由《返樸》於bilibili提供獨家網絡實時轉播服務。我們將在最後20分鐘的問答環節裏，由專人在《返樸》的B站直播間裏將大家的提問轉到zoom會議室。
講座參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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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講座總體介紹：
本系列講座聚焦於科學前沿中的基本哲學問題，以及與哲學緊密相關的科學問題。由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CASIP）與復旦大學智能科學與智能哲學研究中心（PSI）聯合主辦。邀請的報告人或為具有崇高的哲學情懷、廣闊的哲學視野和深邃的哲學思想的哲人科學家，或為具有理性的科學精神、廣博的科學知識和嚴謹的科學思想的科學哲學家。（每場日程安排見文末表格，如有變動，返樸會發出通知，敬請留意。）
講座準備——主講嘉賓思想提要
近代科學的知識學重塑 ——讀邁克爾·斯特雷文斯《知識機器》
撰文 | 朱林蕃（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博士後）、吳東穎（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講師）審核 | 吳東穎來源 | 中科院哲學所
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與復旦大學智能科學與智能哲學研究中心將於9月15日與9月22日聯合邀請紐約大學的邁克爾·斯特雷文斯（Michael Strevens）在線講解他的新書《知識機器：非理性如何塑造科學》中提出的新的解釋模型——這個模型試圖解釋近代科學如何從古代蕪雜而多樣的自然思考轉變為近代科學不斷創新與實證性的知識機器。本文將對斯特雷文斯的思想做出提要式的概括，以方便聽眾能夠更加快速貼近他的關切。作者的初始關注點在於，為什麼科學在當代變得如此強大，而強大的科學力量卻竟然在人類文明史中非常晚近的時候才逐漸被人們重視，併成為改造社會的手段，以及近代科學的誕生與科學的不斷進展果真基於古希臘以來的理性主義思想與具有特定內部方法論特徵的理論麼？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作者認為需要追溯歷史中科學轉變的關鍵節點，尋找其中最為關鍵性原則。
如果回看古希臘或者歐洲以外的古代中國或古印度文明，這些文明的故地均產生了許多豐富的思想，科學的思想雛形或許也在其中，但是，這些科學思想的雛形卻並沒有像近代科學這樣對社會生產力和社會生活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按照斯特雷文斯的話説，這些科學思想的雛形，總是受到其他觀念的影響，比如神學的或者美學的影響，使得我們對於世界的認識產生偏差。例如，有些古代的科學發現會將宇宙行星的運行秩序與上帝的統治秩序混為一談，或者在解釋自然的時候總是希望尋找對稱的美感等。這些“科學之外”的思想，參雜在對於自然發現的“自然哲學”之中的時候，自然就成為了阻礙科學發展的因素。
那麼，為什麼在近代歐洲發生了轉變，使得樸素的科學思想轉變成了今天人類通過系統而高效的“知識機器”，源源不斷地生產出科學知識、並影響世界的呢？促成這個轉變的重要“推手”是什麼呢？斯特雷文斯帶領讀者回看近代科學與哲學的歷史，試圖説服我們相信這個“幕後推手”是科學的“鐵律”（Iron Rule）。在斯特雷文斯看來，關於科學的“鐵律”類似於一種關於知識的“法令”，它可以強有力地判定哪些知識能夠成為科學研究的對象（科學假説與科學知識），而那些不符合鐵律的內容則應該被科學排除在外。我們不禁會問：這個塑造了近代科學與現代世界的鐵律到底是什麼內容呢？
科學鐵律與培根趨同
在《知識機器》一書中，科學鐵律被解釋為將科學假説訴諸於實證檢驗的一種努力——即一切科學假説和理論的爭議，都藉助實證的證據做出終極判定，而且這個實證性的證據只能支持與解釋對抗性假説爭論中的一端。正如同一個法官不能同時支持原告與被告，科學鐵律必須在知識法庭中，藉助實驗證據與數據對科學假説的真與假、合理與不合理、可能性與不可能性做出公允和權威的判定。
與從前哲學家將實證主義作為科學準繩有所不同，在斯特雷文斯看來，鐵律還是科學家追求真理的動機和源泉。他引用了科學家羅傑·吉耶曼（Roger Guillemin）與安德魯·沙利（Andrew Schally）在競爭的案例。兩位科學家同時試圖在TRH荷爾蒙中尋找另一種微量存在的荷爾蒙LRF。為了證明這種微小的物質的存在，沙利不得不對16萬頭家畜的下丘腦進行處理，以此獲得千分之一克的荷爾蒙提取物。科學家們為了通過鐵律來追求科學知識的努力是他們自己往往並未自覺的，卻成為了知識機器塑造科學知識的強大動力。
然而，科學的發現似乎也並不總是兩種對立的模型或者假説的對抗性競爭，也存在着兩種相近卻存在差異的觀點的互相辯論。與哲學或神學的辯論不同，在斯特雷文斯看來，科學模型的辯論並不依賴文本與邏輯，或者美學與道德，而是藉助鐵律指導下不斷收縮差異，逐漸趨同，逐漸形成相對統一的科學共識。這早在16世紀便被英國哲學家培根發現，一旦科學家開始使用他的發現方法來理解一種現象，他們會很快排除正確解釋之外的所有解釋。因而，在不同假説之間的趨同同樣需要實驗作為標準。後來，就連馬克思在《神聖家族》中，一針見血地總結了培根之後的科學觀：“科學是實驗的科學，科學的方法就在於用理性的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歸納、分析、比較、觀察和實驗是理性方法和重要條件。”
“培根趨同”在科學史上有過許多例子。在本書中，作者提到，在1887年，阿爾伯特·邁克耳遜（Albert Michelson）與愛德華·莫雷（Edward Morley）試圖通過光學實驗來驗證當時關於宇宙介質“以太”存在的假説。然而，他們的實驗卻經歷了痛苦的過程，由於當時人們普遍相信以太是宇宙普遍存在的介質，那麼光在經過以太的時候，必然會有所變化，即使那個變化非常微弱。但是，他們的測量卻始終沉浸在失敗的情緒中，因為他們的實驗數據始終不能與牛頓科學假説中的“以太作為普遍介質”的科學模型相容——直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提出，證明了邁克耳遜與莫雷實驗的準確性，同時推翻了“以太”存在的假説。（編注：《返樸》總編輯、理論物理學家文小剛教授認為，大部分文章和教科書説這一實驗否定了以太的存在。但這一説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邁克耳遜-莫雷實驗並沒有否定滿足洛倫茲不變性的以太的存在。）
通過這些例子，斯特雷文斯説到，雖然亞里士多德與伊本·西拿等一眾古代科學思想家有過偉大的發現和科學假説，但是由於缺乏鐵律作為準繩，他們的思想要麼摻雜了關於宇宙秩序協律的美學考慮，要麼要為神的存在做出留白，而他們的思想容易成為信徒們不容置疑的理由。而科學鐵律的關鍵便是打破這些教條，將經驗證據與實證分析作為唯一準繩。
科學體系與知識機器
讀到這裏，讀者或許會懷疑，近代以來社會的巨大轉變，現代性的種種似乎僅依靠鐵律的標準與動力無法令我們相信它是塑造宏大知識機器的唯一原因。因為，理性地看，人類可能更容易將推理與理由作為理解科學的第一源泉，而從經驗中汲取實證的力量卻往往是非理性的，但卻是鐵律要求的。因而，斯特雷文斯得出了與以往科學哲學家相反的結論：科學鐵律指導下的近代科學往往是非理性的、非效用性地選擇了不斷實驗與求證的方法來推進科學發現，將科學與實驗求證結合在一起，而不是單純的理性推演。而在鐵律基礎上，進一步説明的是，鐵律自身的公允，並不是因為某種獨一無二的原則性，而是追求關於自然事實的客觀性。
沒有科學家們會相信自己所堅持和相信的理論是“不客觀的”，但是，他們所堅持的這種客觀卻仍然存在某種侷限。例如1906年的諾貝爾獎同時授予了聖地亞哥·卡哈爾（Santiago Cajal）與卡米洛·高爾基（Camillo Golgi），但是在頒獎典禮上，兩個人卻因為神經元是單一細胞還是網狀結構而互相爭辯起來。在他們看來，自己所堅信的才是最客觀的科學發現，並具有自己的理由。在科學領域中這樣的爭辯似乎並不罕見。斯特雷文斯在解釋這種現象的時候，他認為由於所有的科學家都相信解釋力的重要性，而這種解釋力通常在科學的公共領域中得到很好的展示。那麼，這樣一來，似乎最好的科學體系需要藉助匿名評審的公開出版的科學刊物，對於同一問題進行細緻和深入的互辯，並通過新的實驗設計和發現來證明自己所堅信命題的準確性。
斯特雷文斯不止一次提到，對於由於科學研究對象的多元性和多樣性，鐵律與鐵律指揮下的科學體系所發揮的角色，類似於象棋規則。象棋的策略可以千萬種，但是他們的規則是恆定不變的——在鐵律與科學體系的作用下，新的知識機器就這樣“誕生”，科學知識被源源不斷生產出來，科學共同體的科學家共同參與到這些知識的生產，並使之成為影響到生活與現代性的重要力量。
總結性回顧
斯特雷文斯在總結近代科學的形成的時候，除了關於鐵律無意中被科學共同體“挑選”為討論的標準外，也不忘討論了科學產生的客觀因素，那便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之後的歐洲，神學不再成為解釋自然與世界的唯一源泉，世俗的政治體系與社會運作，使得民族國家將精力轉移到商業競爭中，而歐洲大多數大學也在這個時候相繼出現並走向非神學教育的正軌。
當我們再來回看《知識機器》這本書，不難發現的是，它為我們提供瞭解釋科學產生與演變的另一種模式，那便是不再將科學訴諸於思想史內部的理性主義與感性思想鬥爭的結構性爭論，更不需要訴諸於哲學、神學或者美與對稱的考慮，而是通過辛苦地和大量重複地對研究對象進行科學觀察與實驗，並在其中總結出共有的特徵或因果規律，並將這種特徵與規律作為科學理論的重要基礎與論據。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後的歐洲，安定的政治環境激勵了大學與科學發表制度的興起，相對寬鬆和自由的科學討論公共空間逐漸形成，進一步加速了科學鐵律深入人心，最終成為科學家們從事研究的終極準繩與驅動力。科學鐵律使得非科學知識與其他信念逐漸排除在了科學研究之外，使得科學發現迴歸到科學家共同體之中，使得知識的探索成為人類追求真理與客觀性的純粹活動。正如斯特雷文斯在本書結尾部分提到的那句：不要干預鐵律。不要干預知識機器的工作。制定規則，然後退後一步；順其自然吧。
本系列講座日程安排
主辦方期望這個系列報告能加強科學家與哲學家的聯繫，加強國內外科學與哲學研究機構的聯繫，加強科學與哲學跨學科、跨領域合作的聯繫；讓科學和哲學聯手推進理解和改造世界、促進文明發展的基本問題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