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美國一棵“歪脖樹”，中國換回一片“大森林”_風聞
已注销用户-2021-09-22 14:34
9月17日，神舟十二號載着三名航天員從天宮空間站成功返回地面，此次太空任務歷時三個月，刷新了中國航天員單次飛行任務的太空駐留時間紀錄。空間站階段首次載人飛行任務的圓滿成功，為後續空間站的建造運營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基礎。與此相反的是，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空間站故障頻發，壽命所剩不多。如果國際空間站按計劃在未來幾年退役，中國將是唯一運營空間站的國家。
與美國在航天領域封閉、排外的做法不同，中國不僅一直致力於外層空間的和平探索與利用，還以開放態度與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保持密切合作。在空間站的開放問題上，中國比美國有着更加開明的態度，允許別國科學家通過天宮進行科學研發任務，這會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國是一個真正有着包容性的國家。
回顧幾十年來的中美太空關係，可謂是跌宕起伏，中國一步步地從弱小走向強大，穩紮穩打，也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美國的注意。至今，美國總統拜登將不得不做出選擇，即要麼在太空計劃上與中國對抗，要麼找到緩和雙方緊張關係甚至增加雙方合作的方法。
畢竟探索並開發廣袤的太空，大國可以單幹，但國際合作已被證明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次，美國能否“棄暗投明”？
文丨田碩 瞭望智庫觀察員
本文為瞭望智庫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在文前註明來源瞭望智庫（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則將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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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蘇競賽，中國入局
二戰結束後，冷戰旋即開始。地面顯然已無法滿足美蘇競賽，太空成為新的競賽場地。1957年10月4日蘇聯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衞星斯普特尼克1號（Sputnik-1），開啓了人類的航天之門。
這一事件在西方引起了軒然大波，媒體開始大肆渲染蘇聯的威脅。《紐約時報》就宣稱這是共產主義在全球的一次重大宣傳勝利。甚至有媒體宣稱“這是太空珍珠港事件”。
美國國防部壓力很大，希望能早日發射衞星，以平息蘇聯的不利影響，別説還真搶了個人類第一。
兩個月後的12月6日，美國進行首次衞星試射，電視全程直播。然而，火箭兩秒後便一頭栽了下去，化為一片火海。美國人心碎不已，蘇聯人大肆嘲笑。
次年2月1日，美國的第一顆人造衞星“探索者1號（Explorer-1）”終於成功發射。隨後在10月1日，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正式成立。美國開始瘋狂砸錢，美蘇太空競賽開始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美蘇將冷戰從地表帶到了太空，目睹這一切的中國暗下決心：有條件要上，沒條件也要上。 美國第一顆衞星上天4個月後，毛主席決定“我們也要搞人造衞星”。然而要實現衞星發射需要兩大支撐：基礎學科和工業體系。考慮到當時狀況，衞星被認為“與國力不相稱”，於是1959年思路調整為“大腿變小腿，衞星變探空”。
1991年1月22日，我國低緯席高空探空火箭“織女三號”在海南島西北部發射成功，射高為120公里。圖為技術人員對“織女三號”進行最後裝配。圖｜新華社
1960年2月19日，中國首枚探空火箭模型終於在上海試射。“T-7M”模型火箭非常小巧，主火箭直徑只有25釐米，長度5.34米，起飛質量190千克，最大飛行高度也不過10千米，是計劃研製的“T-7”探空火箭的模型火箭。
當時的發射條件簡陋，超乎人們的想象：火箭的點火裝置由燈絲上的硝化棉製成；用於火箭分離的定時裝置是鬧鐘改的；彈道也通過手搖計算機和算盤來計算……最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給火箭加註燃料的設備居然是普通的自行車打氣筒，而追蹤火箭軌跡的所謂“雷達”竟是手搖天線。
“T-7M”火箭完全由中國人自己設計和製造，從確定方案到發射成功，僅用了不到半年時間，堪稱神速。儘管它只飛了8千米高，但卻是我國第一個具有工程實踐意義的火箭，開啓了我國飛向太空的第一步！
毛澤東曾激動地説：“8公里，那也了不起！我們就應該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同年9月，探空火箭“T-7”發射成功。奠定了我國航天事業的基礎。
1970年4月24日，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衞星“東方紅一號”從酒泉衞星發射中心由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發射成功。太空中終於傳來了中國人自己的聲音“東方紅”！
冷戰年代的衞星發射被賦予了太多政治意義，但如果剝離意識形態色彩，把航天當作一個戰略產業，那時的中國還只是個蹣跚學步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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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即蜜月
中國航天史上第一次與美國的交流發生在1978年。那時正趕上中美即將建交，為了示好，美國向中國贈送了1克月岩。這次交流給予了我們展望未來的機會。
中國科學工作者在對美國贈送的月岩樣品進行研究。圖｜新華社
中美航天合作，源於當時的相互需要。改革開放初期我們缺乏資金，並且需要進入世界商業航天的契機，而美國缺乏合適的運送衞星入軌的交通工具。
1986年，是全球航天史上多災多難的一年。1月，美國挑戰者號航天飛機起飛73秒後爆炸，7名宇航員全部遇難；4月，美國大力神火箭起飛8.5秒後爆炸；5月，美國德爾塔火箭剛一升空便遭雷擊，被迫自毀；同月法國阿里亞娜火箭也出現了第三次點火失利，未能將衞星發射到指定軌道，發射宣告失敗。
100多天內接連發射失敗的情形，攪亂了國際航天發射市場，已經造好的衞星由於火箭的短缺而在地面滯留。美國衞星公司不得不開始考慮其它國家的火箭。目光最終聚焦在了剛剛進入商業發射市場的一個新玩家：中國長征火箭。
其實原因也很簡單：長征火箭的成功率高，並且非常便宜。而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在於，蘇聯太空力量的壯大是美國不願意看到的。在那個中美蜜月期，在商業發射上扶持中國，無疑可以抗衡蘇聯、維護美國利益。
那時的中國航天，也遇到了一個難題——缺乏資金。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航天產業幾乎沒有國家任務，“皇糧”不足，人才出走。隨着國際環境的改善，中國航天人意識到，長征火箭應該在國際市場中有所作為。於是，他們提出了利用中國火箭去承攬國外衞星發射任務的設想。
對於當時在商業發射剛剛起步的中國來説，也迫切需要美國的訂單來提高長征火箭的國際影響力，這是打開國際市場大門的關鍵一步。
1985年6月，中國航天技術在巴黎首次展露風采。同年10月，中國正式對外宣佈承攬國際發射業務。
1988年11月1日中國長城工業公司和世界上從事衞星製造的最大企業——美國休斯公司簽約，用“長二捆”火箭發射休斯公司為澳大利亞製造的兩顆衞星。12月17日，中美簽署了《關於商業發射服務的國際貿易問題協議備忘錄》。兩國政府還就商業發射服務建立了年度磋商機制，為長征火箭發射美製衞星奠定了基礎。
按照協議規定，衞星製造商向中國提供的數據信息都須事先經美國政府批准，所有衞星、火箭技術協調會由美國政府官員在場監督，衞星運抵中國實行免檢，並且24小時處於美方保安人員的監控之下。
當時的美國既想在商業衞星發射市場上拉中國一把，鉗制蘇聯，又不能讓中國獲得任何關鍵技術。所以當時的合同可謂極其嚴苛：
第一，美方不給我們預付任何的經費；
第二，不給我們提供關於這顆衞星的任何的技術材料；
第三，在發射第一顆澳星之前，一年以前要完成一次正常的衞星發射；
第四，如果無故推遲或者發射失敗，中方將給美方100萬美元的經濟賠償。
然而，當時中國的主要運載火箭是長征三號，近地運載能力只有1.5噸，很多主流衞星已經達到了2.5噸。這樣長征三號的運力就顯得捉襟見肘了。而“長二捆”是在長征二號丙火箭上運用捆綁技術，增強推力。當時簽訂合同的時候還沒有實物，只有圖紙。
合同規定，我們必須在18個月內完成這個型號火箭的研製生產，火箭必須在1990年預定的時間內完成試飛。如果試飛失敗，則合同失效，同時必須支付高額罰款。
西方專家中幾乎沒有人相信中國能如期辦到。完成這個任務，按常規需要4到5年時間，就是美國，至少也要兩年半時間。
但是，18個月後，奇蹟真的出現了。1990年7月16日，“長二捆”運載火箭發射成功。
只是，成功的喜悦還未退去，失敗就到來了。
1992年3月22日，“長二捆”執行發射美國休斯公司的澳星B1衞星任務，在點火階段，助推發動機、支撐塊都出現故障。千鈞一髮之際，發射台旁的工作人員衝了進去，冒着火箭隨時爆炸的危險，卸下了價值1.4億美元（約合9億元人民幣）的衞星。
科研人員經過縝密調查，排除了故障。1992年8月14日，“長二捆”重新發射澳星B1獲得圓滿成功。1994年8月28日，“長二捆”成功將美國澳星B3送入軌道。
這之後的一段時間，長征系列火箭多次獲得國際訂單，發射外國衞星入軌。
然而，科學的道路上，犧牲也在所難免。
1996年2月15日，搭載美國通信衞星的長三乙火箭點火發射22秒後，由於慣性基準平台失效，最終撞上了1.85公里外的山坡，劇烈爆炸，星箭全毀。同時造成6人死亡，57人受傷，80餘間民房毀傷。
1998年，長征火箭一年6次發射，把10顆外國衞星送入預定軌道，這標誌着中國火箭的生產、發射已達到一定規模。此後，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先後進行的商業衞星發射鮮有失敗，穩穩佔據國際商業發射市場7%～9%的份額，成為世界第三大火箭供應商。
中美兩國在商業發射上的合作，使得中國迅速積累起了相關人才和經驗，然而大環境卻已經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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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瞬間冰封
隨着蘇聯解體，美國牢牢站穩全球霸主地位。共同的敵人沒了，中美關係開始出現裂痕。尤其是1996年台海危機和1999年我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事件，讓本就出現裂痕的中美關係急轉直下。
1999年美國國會出台的《考克斯報告》，是中美航天合作受阻的肇始。這份名噪一時的文件指控中國“利用發射商業衞星的機會，特別是故障調查來竊取美國衞星、導彈與火箭技術，進而危害美國國家安全”。
首先，報告藉着中國幾次發射失敗，説成是故意破壞。不顧美國衞星安全完全由美方人員實行24小時的嚴密監控的事實進行各種妄想性的猜測。
其次，報告對與中國有高科技合作的美國公司做出了無中生有的推測和詆譭。
報告説，得到美國公司技術援助的中國長征系列運載火箭既可以軍用，也可以民用。其技術的軍事用途改善了中國的軍用通訊、軍事指揮、偵察衞星、太空武器等方面的技術。對這一指控，休斯和勞拉公司進行了嚴正駁斥。然而，這兩個公司仍然分別支付了3200萬（約合2.07億元人民幣）和1400萬美元（約合9047萬元人民幣）的罰款。
再次，整個報告用荒謬的猜測性語言污衊中國企業和中國留學生為間諜，為中國竊取了美國的核技術、衞星技術。
時任美國能源部長裏查德森表示，讀完《考克斯報告》後的印象，就好像是“讀了一篇推理小説”。
此後，美國國會通過了《商業授權法》，從法律上徹底禁止美國衞星，甚至是包含美國零件的航天器在中國進行發射，並開始全面進行相關技術封鎖。
由於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衞星是由美國製造或者使用美國製造的零件，因此美國在商業衞星發射上的蠻橫做法對中國造成了重大傷害。至今，中美沒有再進行過商業發射合作。
至此，中美之間的發射合作告一段落，但中美航天人各取所需，創造了一段難得的佳話。
對於中國的航天事業而言，來自美國的訂單解決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航天事業缺乏資金的燃眉之急，超過當時長征火箭最大運載能力的發射訂單也驅動我們一鼓作氣，自主研發了推力更大的火箭型號。高標準發射任務的歷練顯著提高了我國長征系列火箭運載的可靠性，並且成功藉此機會在國際商業衞星發射市場佔據了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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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太空合作全面終止
1999年，中國成功發射“神舟一號”飛船。2003年5月，中國首次載人航天取得成功。當年10月，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議的美國總統小布什對此表示衷心祝賀。與此同時，中國的另一重大航天項目——探月工程得到了國務院的正式批覆，開始啓動。
1999年11月21日，我國第一艘試驗飛船神舟一號太空飛行取得圓滿成功，技術人員在對飛船返回艙進行現場處理。圖｜新華社
中國在航天領域的積極進展顯然引起了美國的重視。
2006年4月21日，美國總統國家安全委員會東亞事務代理高級主任威爾德説，小布什總統提議NASA局長訪問中國，並就探月與中方展開對話。此後，中美航天主管部門的交往迅速升温。9月，NASA局長格里芬訪問中國，被視為中美再次開展太空合作的萌芽。
2008年之後，雖然中美在太空領域的合作時而有所進展，但從總體上看，美國從軍事和政治角度解讀中美太空關係的勢頭上升。2008年12月，即將離任的小布什總統否決NASA關於推進中美太空合作的建議。
2009年，新入主白宮的民主黨奧巴馬政府提出了繼續與中國進行太空合作的倡議，並於11月應邀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
11月17日發表的《中美聯合聲明》寫道：“雙方期待本着透明、對等和互利原則，就航天科學合作加強討論並在載人航天飛行和航天探索方面開啓對話。雙方歡迎NASA局長和中方相應官員在2010年實現互訪。”緊接着，NASA局長博爾登頂住壓力和反對聲音，於次年10月應邀訪華。
然而，合作很快面臨國會共和黨人的強力抵制。
美方指出，中國的載人航天計劃隸屬於軍方。從公開資料顯示，中國的航天工業體系中，11個集團下屬的55個公司構成的軍工企業居於核心位置，民企只負責三、四級配套產品。美國認為，這種情況存在相當大的技術轉讓風險，有充足理由要求保持對華距離。
有學者指出，美國關注對華技術輸出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技術輸出將幫助中國推進軍事現代化進程，特別是在美國擁有優勢的領域。其次，對華技術輸出還存在技術擴散的危險，中國有可能將部分技術擴散到朝鮮和伊朗這些國家。
2011年4月下旬，在由美國國會批准通過的奧巴馬《2011財年撥款法案》中，沃爾夫參議員等人增添了臭名昭著的“沃爾夫條款”。
條款指出：禁止中美兩國之間任何與NASA有關或由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協調的聯合科研活動，甚至還禁止美國航天局所有設施接待“中國官方訪問者”。這等於NASA和科技政策辦公室主辦的活動必須受到國會的全程監控，嚴重損害了他們的自主權，傷害了他們的主動性。
至此，中美太空合作再次全面中斷。
2011年5月16日，美國奮進號航天飛機執行最後一次飛行任務。儘管奮進號搭載的阿爾法磁譜儀項目有許多中國科學家參與，就因為剛生效的“沃爾夫條款”，NASA取消了中國記者的採訪通行證
2013年，受僱於NASA蘭利研究中心的中國科學家姜波在回國飛機上被捕，沃爾夫大肆向媒體宣傳這名中國公民攜帶“大量他或許無權支配的信息技術”，卻沒有查到任何證據，最終竟稱他電腦裏有“黃色電影”。
“沃爾夫條款”已經成為美國處理航天領域與中國合作問題的一個得力的法律工具。
2013年9月底，NASA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6名中國學者參加第二屆開普勒科學會議（主題涉及NASA的開普勒太空望遠鏡項目）。無故禁止學者參加學術會議屬於嚴重冒犯行為，此舉引起多位美英著名科學家不滿，並號召抵制會議。事情越鬧越大，沃爾夫辦公室迫於壓力向NASA解釋是條款理解錯誤，最終NASA重新邀請6名中國科學家出席會議。
然而，“沃爾夫條款”並不拒絕商業合作，針對這一例外情形設定的兩個條件是:不泄露“與美國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相關的技術、數據或者其他信息”；提前30天向國會提交證明。但是，何為“與國家安全……其他信息”，在法律中並沒有明確界定。
比如，2014年，關於商業化運營國際空間站科學研究平台。中國高校向美國提出合作意向。克服諸多困難和障礙後，2015年，這一項目最終通過美國國會、國際空間站合作方的各項審查，獲得NASA批准。2017年，由北京理工大學獨立設計研發製造的空間環境基因實驗裝置成功運抵國際空間站。
總之，“沃爾夫條款”已經成為美國處理航天領域與中國合作問題的一個得力的法律工具。 美國政府可以完全從本國利益出發，利用這一工具，在與中國的航天合作中，做到有進有退，進退自如，有條件地開展與中國的交流和合作，實現本國利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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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自力更生，廣泛合作
美國長期打壓沒能抑制，反而激發了中國航天業的發展。經過長時間積累和探索，中國航天在火箭、衞星、載人航天和深空探測方面都有了很大突破。
火箭方面，中國已經形成了陣容整齊的火箭家族。從串聯到捆綁、從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從發射衞星到發射載人飛船以及空間探測器的能力一應俱全。
衞星方面，中國衞星行業已經部分進入了先進國家行列。尤其是北斗衞星系統，2020年北斗三號系統已組網完成，向全球提供服務，並且不侷限於GPS衞星傳統的導航功能。
載人航天方面，從神舟系列到天宮系列，中國已掌握了載人天地往返、出艙活動、交會對接等載人航天三大基本技術。並已發射了第一組空間站模塊，且將在2022年開始常態化人員留駐。
月球與深空探測方面，“嫦娥五號”任務實現了中國航天史上首次月面採樣、月面起飛、月球軌道交會對接、帶樣返回等多個重大突破，為探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畫上圓滿句號。
2021年5月15日，航天科研人員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監測“祝融號”火星車工作情況。圖｜新華社
火星探測器“天問一號”已抵達火星，火星探測車“祝融號”也已成功降落在火星表面。下一步擬於2028年實施火星取樣返回任務，同時還將在2025年前後實施近地小行星取樣返回和主帶彗星的環繞探測，2029年實施木星系及行星際穿越探測任務。
同時，美國的衞星出口政策已嚴重傷害到美國衞星工業的利益。
美國華盛頓大學航天政策研究所專家曾表示，太空探索中的國際合作已成潮流，國會的禁令顯然不合時宜。即使在冷戰時期，美蘇還實施了“聯盟-阿波羅”計劃——蘇聯的聯盟號與美國的阿波羅號在軌道上對接。冷戰後，美俄在建設國際空間站方面也有廣泛合作。相比之下，同為主要航天大國，中美狀態很不正常，雙方潛在的太空合作嚴重受限，幾乎處於全面中斷狀態。
美國國防在線網也認為，以國家安全為由最後使美國的宇航工業遭受更多損失，這對美國國家安全沒有任何好處。文章認為，被各種規定捆住手腳的美國衞星工業反而催生出一個伴隨美國市場份額縮減而繁榮起來的全球產業，但對美國試圖限制的中國，影響有限。
相反，失去了美國一棵“歪脖樹”，中國換回了一片“大森林”。
2004年以來，中國相繼與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巴基斯坦簽署了3份通信整星出口發射合同，涵蓋亞非拉地區的發展中國家。
2009年9月25日，中國宣佈將為老撾發射一顆通信衞星，從而成功實現了中國向東盟國家整星出口零的突破。
2012年12月19日，中國用長征二號運載火箭將土耳其地球觀測衞星送入預定軌道。
對此，長城公司前總裁王海波曾説，“重返國際市場，不是碰運氣，是真幹出來的。連續發射成功，令國際市場對長征系列火箭刮目相看，整星出口也實現零的突破。長城公司已從單一的發射服務承包商，發展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航天產品及服務的系統集成商”。
《紐約時報》評論道，“中國進軍了規模達1000億美元（約合6462億元人民幣）的民間衞星通信市場。一直以來美國主導着太空開發的國際秩序，中國的太空開發受其制約，但現在中國正試圖重建這一秩序。顯然，中國的衞星外交攻勢取得了一定成功。”
第一，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框架下的多邊太空合作。
中國於1980年成為聯合國太空委的正式成員。2000年11月10日，聯合國災害管理和應急天基信息平台北京辦公室正式揭牌。這是聯合國太空司設在中國的第一個國際機構，也是中國與聯合國在空間技術減災應用領域合作的重要成果。
第二，中國高度重視與發展中國家的太空合作。
中國與巴西通力合作，不僅打破了發達國家關於發展中國家合作研製衞星“不可能成功”的預言，成功將3顆衞星送入太空，而且將獲取的數據免費提供給世界各國，展現了發展中國家太空合作的風采。
2008年，在亞太地區國家的共同推動下，亞太空間合作組織正式成立。在該組織框架下，中國政府積極參與了多個項目的合作研究，促進了亞太地區國家空間領域的合作。
第三，中國廣泛參與太空多邊合作組織。
如全球衞星導航系統國際委員會、國際深空探測協調機構、國際地球觀測組織、世界氣象組織等政府間國際組織。還有國際宇航聯合會、國際空間研究委員會、國際宇航科學院等非政府組織和學術機構。
第四，中國同樣高度重視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雙邊太空交往。
中國與俄法英德等發達國家之間都有長期的雙邊合作項目，包括深空探測、月球探測、對地觀測、空間科學研究與實驗、人員培訓等領域。
由此可見，中國對於國際太空合作的參與是廣泛、均衡和多元的。美國作為擁有最先進太空能力的國家，當然在中國的國際太空合作中佔據相當重要的位置。但是，從中國太空交往的整體來看，與美國的交往仍然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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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進退兩難，競賽還是合作？
目前，中國是美俄之外惟一一個能獨自將人類送入太空的國家。美國《太空》網站指出，無論怎樣，中國的航天計劃“值得各國政策制定者嚴肅對待”。
確實，隨着自身實力的發展，中國在太空領域的吸引力也在增強。“嫦娥五號”攜月壤歸來，空間站上天，火星車着陸，中國在航天領域接二連三取得重大成就，也帶來了大量的經驗和寶貴數據。不出意外，未來一段時間中國與國際社會的太空合作將再邁上一個新台階。
拜登的一些高級顧問敦促美國在太空領域與中國進行合作。他們認為，在有限空間內合作可以緩解兩國間緊張局勢，降低發生太空競賽的可能性，還能讓美國保住全球太空領導者的地位。
博爾登也表示，阻止中國加入太空合作是錯誤做法。“我擔心的不是中國去了哪裏，而是我們的合作伙伴去了中國。”他擔心，美國若不與中國進行合作，中國會利用自己獨立的太空項目“搶走”美國的合作伙伴。“我們似乎並不擔憂中國發射並建造自己的空間站”，但“這是目光短淺的表現，這不是一個好領導者的標誌”。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教授弗裏澤也認為，美國的太空項目正被預算問題困擾，很多項目停滯不前。而且美國的太空計劃連續性不好，當政府或國會換屆後，之前的計劃可能就會發生改變。此前就有盟友投資了美國太空項目，但後來美國單方面退出，致使盟友遭受損失。儘管中國的工作進展可能慢些，但一旦設定了目標就會堅持下去。其他國家會因此選擇與中國進行合作。
弗裏澤還提到，中國還具備其他國家沒有的優勢，比如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射電望遠鏡——中國天眼，也是世界上首個登陸月背的國家。中國這些“與眾不同”的能力，能夠向美國的合作伙伴提供“獨家”數據。
“中國決定不與美國競爭，而是搶走我們的合作伙伴，提供與我們不同的合作機會。”
在博爾登看來，中國的太空技術已經很先進，不需要與美國合作就能實現重大太空目標，但全世界都希望中國能參與合作，而不是選擇“單幹”。這種合作對雙方都有利。
當然，同樣有不少人認為，美國在太空領域仍保持明顯優勢，只不過受財政因素限制無法兼顧太多，必須有所取捨，這也正是中美在太空領域進行合作的潛力所在。
與合作論並存的還有威脅論。
《紐約時報》稱，在美國政府眼裏，太空已經變成中美“可能發生衝突的領域”。特朗普政府曾以此為藉口推動組建“太空軍”，並推出了重返月球的“阿爾忒彌斯”計劃；前副總統彭斯也曾聲稱中國在“搶佔月球戰略制高點”，“希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卓越的航天國家。”
《華爾街日報》稱，中國的載人登月及其他太空計劃都有軍事意義，中國軍隊可藉此獲得有關遠程通訊、測繪、導彈和反衞星等方面的經驗。五角大樓也猜測，中國正通過太空計劃摸索美軍的軟肋，並斷言，“一旦發生衝突，解放軍能在第一時間摧毀美國衞星”。
針對中美航天合作的現狀和願景，德國《柏林日報》以旁觀者姿態進行了總結：中國已成為世界航天強國，許多美國業內人士企盼中美重啓航天合作。然而，相比具體技術，外界更關注中國此後會扮演什麼角色，尤其是其軍事目的。同時，的確有不少人相信，雙方一旦合作，中國將比美國更能從中受益，有朝一日取代美國的航天霸主地位。
其實針對太空競爭與合作話題，我國早已有過回應。比起“對抗”和“爭奪主導權”，我國一貫堅持的是將航天事業用於和平目的，本着為全人類謀福利的精神，願以開放包容的姿態同世界各國開展合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探月工程三期副總設計師裴照宇也曾在採訪中表示，我們向國際社會發出了倡議，希望與世界各國合作共建國際月球科研站。然而，正如探月工程副總指揮吳豔華説的那樣：能不能與美方合作，取決於美國政府的態度。
近年來，中國在航天領域取得較快發展。中國同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開展航天合作，會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對任何一方都是有好處的。即使在冷戰時代，美蘇還聯手進行過阿波羅與聯盟號飛船的交會對接試驗。現在，處於以和平發展為主題的新時代，中美要構建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怎麼就不能開展航天合作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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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席志剛，《“衞星禁令”陰影下的中美航天合作》，鳳凰週刊
18 李會超，《中美太空領域交流受阻，根結在於美方的偏見與懶政》，科工力量
19 熊超然，《NASA：緊盯中國》，觀察者網
20 陳思佳，《紐約時報：中國把月壤帶回地球，開啓了“太空競賽新時代”》，觀察者網
21 劉程輝，《拜登太空顧問：美國與中國開展航天合作很重要》，觀察者網
22 蘭順正，《觀察｜拜登顧問敦促中美太空合作，但“堅冰”短時難以融化》，澎湃新聞
23 《外媒關注中美太空合作：中國受益更大成霸主》，中華人民共和國常駐維也納聯合國和其他國際組織代表團
24 《〈2016中國的航天〉白皮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25 曹然，《NASA前局長博爾登：沃爾夫條款應廢除，限制中美科技交流沒好處》，中國新聞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