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僑華人報效祖國的動人事蹟_風聞

1971年我第一次到駐法國使館工作，在當年為旅法華僑舉行的國慶招待會上，一位中年中國男子帶着他的法國妻子及一雙兒女特別引人注目。經使館老同志介紹，才知道他是王洲博士，在法國科技部門工作。後來，因我在領事部工作，與王洲一家有了更多的接觸，對王洲先生有了更多瞭解。

王先生1931年出生在海南文昌，1938年隨父母來到越南西貢，在西堤華僑中學就讀。校長是進步人士，老師大多是共產黨員。受老師影響，王洲心裏逐步樹立起救國報國的信念。1950年，他到法國巴黎勤工儉學，在巴黎大學攻讀液體力學專業。在校期間，他參加了巴黎中國學生會，擔任文娛負責人。

1964年，王洲獲巴黎國立技工學院熱工程學位，1965年獲巴黎大學高等液體與空氣動力學碩士學位，後又獲得巴黎大學數學博士學位。之後王洲參加法國核能科研開發工作，擔任高級工程師，為法國核工業的研發和設計作出了突出貢獻。他在巴黎還建立了幸福的家庭，育有一子一女。夫人是瑞典人，祖籍俄羅斯。王洲給她起了一箇中國名字王英梨。王英梨女士與王志同道合，很支持中國的革命和建設。

此時，王洲事業有成，家庭幸福美滿，生活舒適優越，但是他並不滿足，總想回國報效祖國。因王洲是尖端科技人才，法國有關部門對他非常重視，希望他加入法國國籍。王洲為了能回國工作，千方百計婉拒法方的要求，堅持拿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70年代初，王洲多次向使館提出回國工作的申請。經有關部門同意，王洲利用到國內旅遊探親的機會聯繫國內接收單位。當時國內仍處在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思潮橫行，知識分子、科技人才遭批判、迫害，因此他未能找到接收單位。

1998年8月，我第二次到駐法國使館領事部工作，在國慶招待會見到王英梨女士和她的兒子、女兒，但未見到王洲先生，經詢問得知他已於1982年隻身一人回國，在清華大學工作。80年代初期，中國剛剛改革開放，物質生活條件較差，生活必須品憑票供應。王洲每月工資只有293元，只及其在法國工資的3%，可他從來不在乎薪酬，而是一心撲在中國的核電事業上。

王英梨女士不僅支持丈夫回國工作，本人也積極從事對華友好工作。她曾任法國巴黎大區比瑞市副市長，1992年代表比瑞、緒、依維特三市市長訪問北京海淀區，簽訂了《中國北京海淀區與法國巴黎大區比瑞、緒、依維特三市友好交往意向書》，並邀請海淀區政府代表團訪法。1993年10月，海淀區政府代表團訪法，與上述三市政府就經濟、技術領域的合作廣泛交換意見，形成共識。她卸任副市長後，與志同道合者成立巴黎法中友協，繼續從事法中友好工作。2000年春節，巴黎法中友協在比瑞市舉行歡度中國春節活動，我也受邀參加，親身感受到她對中國的友好情意。

2001年，王英梨女士邀請我與領事部同事到她家作客，給我們講述了不少往事。她説，自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後，王洲就想回國工作，但他從事的工作屬法國尖端行業，法有關部門多方勸阻。最後，王英梨女士利用陪丈夫到比利時旅遊的機會，掩護王洲隻身回國工作。為此，王洲一家承受了相應後果。王洲回國後，其法國10年有效長期居留證被吊銷，兩個孩子雖然學習成績很好，但上大學讀書專業受到限制。

直到10多年後，法國社會黨執政，王英梨女士利用與該黨人士的關係，為王洲重新辦理了法國10年有效長期居留證，才使他能方便赴法探親。當時王英梨女士身體不好，子女又不在身邊，與丈夫長期分居，確實有不少困難。但她表示，為了支持新中國的建設和丈夫的事業，儘管自己犧牲了不少，但無怨無悔。

2003年6月我離開法國去非洲工作到退休回國，雖無機會再與她們夫婦相見，但我一直留意有關他們的消息。後來得知，在王洲先生的主持下，中國快中子增殖堆開始建設，並於2011年7月21日建成、併網發電，標誌着中國在第四代先進核能系統技術領域實現了重大突破，使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七個擁有快堆技術的國家。現在中國的核電技術已走在世界的前列，王洲先生功不可沒，王英梨女士的支持也至關重要。我從內心向他們夫婦表示敬意並祝他們健康長壽。

汪漱芬女士祖籍上海，1947年到歐洲留學，在法國、意大利專修聲學，曾在米蘭歌劇院和巴黎歌劇院演出，贏得不少讚譽。她本可留在歐洲繼續深造，但新中國的成立使她義無反顧地回國參加祖國建設。她被安排到蘭州師範大學聲學系從事教育工作，從此與教育結下不解之緣。後因聲帶受損於1963年赴法國就醫，但因耽誤太久而無法恢復，從此她終止了歌唱生涯，改行從事建築業和餐飲業。

上世紀70年代初，我在使館領事部工作時她在巴黎一家中餐館當經理。那時她已結婚，丈夫是在法國任建築師的西班牙人。她常來領事部拜訪，我曾多次接待她，她也帶丈夫來使館參加國慶招待會。

1998年我重返使館領事部工作就打聽汪漱芬女士的情況。汪女士作為上海籍人，牽頭成立了法國上海華僑聯誼會並任第一、第二屆會長，卸任後任該會名譽會長。1992年，她聯絡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法國華僑教育基金會，致力於中國教育扶貧事業。她多次到國內考察，選定四川、重慶貧困地區作為幫扶對象，籌資舉辦“希望工程”。截止1999年，該會共建成8所希望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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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漱芬在法國並不是富人，也沒有祖上留下的財富，有的只是一顆善良的愛心。為了支持基金會，她拿出多年的積蓄，變賣了張大千先生送給她作為結婚賀禮的墨寶和自己心愛的名貴首飾。現她年歲已高，身體又有病，已很少出門。2000年的一天，她丈夫駕車陪她來領事部，她對我説：“我年紀大了，身體又不好，時間不等人。我要把有限的時間、有限的資金都用來幫助貧困地區的兒童。希望在有生之年還能建幾所希望學校。”之後，她還來過領事部和我談她的教育扶貧工作。她説丈夫很支持她的工作，商定租房子住，將在法國的住宅變賣用於希望工程。當聽到她上述這番話，頓時令我肅然起敬，我只有再三要她保重身體，祝她健康長壽。

2003年6月我離開法國到喀麥隆工作，仍通過媒體關注汪漱芬女士的情況，獲悉法國華僑教育基金會又先後在中國內地捐建了6所希望學校。2006年8月底，我在駐杜阿拉領館辦公時，從網上獲悉汪漱芬女士已於8月27日在巴黎去世的消息，心情很沉重，為失去這樣一位心繫中國扶貧教育事業的老僑領而惋惜。我只能在心裏默默祝汪漱芬女士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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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吳永清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青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