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里噪音，日常地獄_風聞

　　又一次，傅嶽被樓上“砰”一聲巨響吵醒了。他看了下時間，已經快要凌晨一點。白天裏那種眩暈、胸口發悶的感覺又回來了。他氣得呼吸急促，飛快起身衝進廚房，隨手抄起一把菜刀，決心上樓跟製造噪音的鄰居拼了。

　　剛出家門，傅嶽突然停下來，他想：“我是坐電梯上去呢？還是走沒有監控的樓梯？”十來秒後，隨着理智慢慢恢復，他開始為剛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衝動感到後怕，身體不受控制地發抖。

　　和樓上鄰居因為噪音發生衝突三個月以來，傅嶽曾無數次冒出過類似的危險念頭，這是離出事最近的一次。

　　傅嶽985高校畢業，工作幾年後，在蘇州攢錢付了首付，然後結婚、生子。在旁人眼中，他一向體面、情緒穩定，而讓他一反常態，出現文中最開始失控行為的源頭，是樓上住户不定時發出的噪音。

　　樓上100平的房子住了六口人，兩個老人，兩個青年，兩個小孩。傅嶽時常聽到小孩在地上跑跳，從晚上七八點持續到十一二點睡覺為止；大人發出鼓搗東西的聲音，像是在打掃衞生；老人的動靜則集中在早晨，買完菜做早飯的時候。

　　在長期噪音的侵擾下，傅嶽幾乎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天晚上，他一聽到樓上的“哐當”聲，站到牀上，對着頭頂的天花板一頓錘，手關節流的血順着手臂濺到牀單上，疼了好幾天。儘管那聲音並不大，但他已經習慣第一時間跌入厭惡、抓狂的情緒裏。

　　在樓上鄰居看來，傅嶽有點小題大做了，鄰居説：“你耳朵這麼敏感，肯定有問題，是不是對我家有什麼目的？”妻子也勸：”商品房多多少少會有點聲音。”

　　“小題大做”，受鄰里噪音困擾的人常被這樣指責。在偌大城市裏，馬路的車流聲、基建裝修的“轟鳴”聲、廣場舞音響、甚至空調外機運行的“嗡嗡”聲，都足以掩蓋這些微小、隱秘而持續的鄰里噪音。

　　事實上，鄰里噪音很常見。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興房地產建設，完成了從“筒子樓”、“單元樓”到商品房的更迭。如今，城市樓房往往多而密，比如廣東城中村的一些握手樓，兩户窗的距離甚至不到半米。

　　老一輩人和街坊有多年的感情基礎，包容性和意願更強，但在那些新社區裏，陌生人從天南海北匯到一起，生活習慣的不同，會將樓上樓下迅速分化為不同陣營。即使搬家，也難以確保下一任鄰居就能合乎心意。

　　據2020年“全國生態環境信訪投訴舉報管理平台”數據顯示，全年羣眾舉報共44.1萬件，其中，噪音擾民問題佔比41.2%，僅次於大氣污染。

　　醫學顯示，長期接觸噪音會導致噪音焦慮，造成失眠、抑鬱和神經衰弱。不少人因此性格大變，和鄰居大打出手。裁判文書網上，與“噪音”有關的文書高達43240篇。

　　然而，這個羣體鮮少被關注，更缺乏救濟。

　　傅嶽多次上門溝通、給小孩送上水彩筆、遙控汽車，直到樓上覺得過意不去，兩人開始聊起教育、吐槽物業，慢慢有了鄰居的樣子。這個過程，他花了一年。

　　傅嶽調解完矛盾8個月後，中國的另一端，劉國強的故事走到尾聲。他和樓上長達3年的噪音拉鋸戰，最終以他被判了一年半結束。

　　劉國強是個年輕小夥，從2016年開始飽受樓上鄰居的噪音折磨，投訴、報警、調解……通通沒用。一些噪友在羣裏安利震樓器，劉國強花600多塊錢買了一個。賣家跟他説：“我保證你用幾天，樓上肯定不吵了！”

　　震樓器是一種震動馬達，使用者希望通過用其製造噪音，讓鄰居體驗到等量的痛苦，從而達到一種威懾平衡。在鄰里噪音的戰爭中，它常被視為最有效的反擊手段之一。

　　當晚，劉國強戴上耳塞就睡，把震樓器支在天花板上，開了一整晚。第二天，樓上果真收斂了許多，沒幾天就主動上門求和。看着之前一直挑釁的鄰居突然服軟，劉國強很滿意，很快停用了震樓器。

　　沒想到一個月後，樓上突然又鬧起了大動靜。有人分析，這是經典的“敵疲我擾”戰術，在對方放鬆戒備時突然反擊，會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劉國強每天上班都魂不守舍，滿心都想着怎麼對付樓上，經常劃拉手機屏幕，不停地刷着QQ羣友們和鄰居鬥智鬥勇的事蹟。他們的反擊提議越來越激進，甚至有人開始直播砸鄰居家門。

　　羣友們一波波對鄰居的言語討伐，給劉國強壯了膽。劉國強心想：忍了這麼久，是得給樓上點顏色看看了。他用502膠水堵了樓上的門，樓上也不甘示弱，從陽台往下潑水，“正好”灑在劉國強家晾的衣服上。局面越來越僵。

　　出事那天，樓上男人叫囂：“有本事今天你就把我打死！”換在以往，這事兒多半吵吵完就各回各家，繼續明爭暗鬥了。

　　但那天，劉國強不知道哪裏來的怒氣。他一把將鄰居抱起來，從半層樓梯上摔下，瞅着鄰居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撞破的頭往外汩汩冒血，劉國強慌了。

　　鄰居的傷勢比劉國強估計得嚴重，因為傷到了腦部，對方可能變成植物人。劉國強因此被法院判刑一年半。

　　在這場噪音戰爭中，所有人都輸了。

　　像劉國強這樣對噪音製造者實施激烈反擊的人，終究是少數。通常，人們在遇到鄰里噪音時，有兩條路徑，一是私了：通過物業、社區街道、鄰居溝通調解；二是求助公權力：報警、起訴。

　　鄰里噪音類型很廣，比如蹦跳或走動、開關門窗、敲擊和鋸東西、拖動桌椅和傢俱、電視樂器等發出的噪音，大多發生在上下樓層之間，難以界定和取證。現有法律，也多是圍繞交通、施工噪音施行。

　　我國住宅噪聲標準是白天不能超過55分貝，晚上低於45分貝。而一個28公斤的兒童從沙發上跳到地面，瞬時噪音就可能高達60分貝。

　　當這兩種努力都落空後，人們才會考慮反擊或搬家。然而房價高企，大部分人都不具備隨時搬家的能力。於是，如何合理反擊，在無休止的鬥智鬥勇中奪回短暫的安寧，就成了這個羣體做夢都在思考的問題。

　　傅嶽也曾加購過震樓器，那東西在他購物車裏靜靜躺了三個月，還是被他刪除了。傅嶽説，如果不是家人勸阻，他很可能會成為下一個劉國強。

　　2019年，傅嶽的噪音糾紛解決後，業餘時間開始運營“安靜之家”的公號和微信社羣。人對噪音的感知不同，別人很難和他們共情，甚至經常被指摘“矯情”、“敏感”。只有在抱團的社羣中，傅嶽和羣友才會擺脱現實世界中的那種異類感。

　　這些全國各地受噪音折磨的人，在互聯網上化成了一個個暱稱，大多跟“樓上”“噪音”“反擊”這些字眼有關。咒罵和幻想反擊，構成了羣裏的主要生態。

　　晚上六點多，周小琴下班回家，縮着脖子輕手輕腳地開門，比做賊還要小心翼翼。進了自己家後也不敢開燈，就靜靜地坐在沙發上玩手機，黑暗中，手機的微光照亮了她的臉。

　　周小琴面對的問題比傅嶽更棘手。傅嶽的樓上鄰居是無意識影響到別人，而周小琴的樓上晝夜不休地製造噪音，純是出於惡意報復。

　　剛搬進杭州新居的半年裏，周小琴從沒被噪音困擾，直到她家樓上鄰居懷疑水管是被周小琴家堵的。物業檢查後證明，水管堵了是因為樓上洗衣服時沒掏乾淨，在業主羣裏提了一嘴這事。興許是覺得沒有面子，自那之後，一場長達3年的報復開始了。

　　只要周小琴開燈，樓上的“交響樂”就吵鬧不停。跳繩、拖傢俱、馬桶沖水、往地上砸鐵球……“乒乒乓乓”的動靜能從晚上六點多持續到凌晨，不論周小琴躲到哪個房間，都不得安寧。

　　樓上是自由職業，吵鬧到凌晨四點是常事。周小琴求助於社區，社區只是打電話給對方口頭教育，沒有任何作用。

　　周小琴不是沒有努力過，送水果、發紅包、請吃飯，樓上鄰居每回剛接受禮物時會消停幾天，但很快又恢復原樣。

　　周小琴上門溝通，樓上把門開了一道小縫，説：“我什麼都不知道，以後別來我們家了。”周小琴再要説的時候，對方開始破口大罵：“誰讓你之前把我家水管堵了！”此時，距離堵水管的事情過去了兩年。

　　有一次，樓上鄰居砸完地板，兩人在路上遇到了，他看着周小琴得意地笑。周小琴盯着他，罵了一句髒話。樓上鄰居笑容凝住，轉身走了。當晚，鐵球砸地板的聲音變本加厲了。

　　那段時間，周小琴的丈夫晚上睡不好，白天開車上班時出了車禍，修車花了一萬多，不敢再上路。周小琴自己也整夜睡不着，頭髮大把掉，記憶力下降，上班經常遲到，屢次被領導約談。

　　丈夫不喜歡周小琴老提噪音的事，勸她把注意力放別的地方。周小琴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狀態不對勁，只要有一丁點聲音，整個人就會繃緊。她去醫院看病，確診是抑鬱症，每月吃藥花銷三四千。

　　距離周小琴1000公里外的張果在河北，同樣飽受噪音困擾。

　　張果備孕了一年多，去醫院光檢查費就花了小一萬。醫生説，夫妻倆生理上很健康，就是心理太焦慮了。

　　今年上半年，周小琴搬到同小區的羣租房後，生活恢復了寧靜。只是，噪音脱敏並非一蹴而就，她想起過去還是會哭。

　　她想過換房子，但第一套房的貸款至今都沒還完，只是偶爾約中介看看房，提前感受那種快樂。那些房子無一例外，都是頂樓。

　　和周小琴的隱忍不同，30歲的張果更相信以暴制暴。

　　疫情期間，張果待在家裏，天天聽着樓上小孩3D立體式環繞的聲音。她在業主羣和樓上協商，對方説：“誰家還沒點動靜了？以後你有了孩子也一樣。”

　　張果瞪大眼睛：我家孩子怎麼可能跟這種人一樣？她希望樓上鄰居在地上鋪些泡沫墊子，減少噪音，但鄰居就是不願意。張果找了好幾次社區居委會，後者都以有孩子為由不處理。

　　踹門是張果爸爸在另一個小區採取的措施，比張果好聲好氣央求和找居委會都有用。張果爸爸人高馬大，長得“很像黑社會”，好聲好氣和他樓上溝通過幾次，在樓上租户黑着臉表示“孩子本來就愛玩，這是我家你管不着”之後，他直接上樓踹門，踹走了好幾家帶孩子的租户，並跟房東放話：“以後再租給帶孩子的，來一家趕走一家。”

　　“我爸耳朵不好使了，但還是被逼到這份兒上。”張果也想衝上樓踹幾腳，但被丈夫拉住了。

　　張果丈夫有一家律師事務所，他知道，鄰里噪音糾紛，警察不一定會逮人，但上樓踹門，會。

　　總之，張果一年半的掙扎並沒有等來好結果。她決定搬家，最近在看一套獨棟的房子。

　　張果所在地房價均價一萬四五，換房尚有餘力。但傅嶽遇到的北京羣友則沒那麼幸運了。他們大多北漂多年，攢了很久首付，終於買了一套中小户型的房子，結果遇到了鄰里噪音問題。

　　2009年，傅嶽剛開始工作，聽到的最多的消息是哪裏的房子已經搶完。他曾目睹過用麻袋取錢去交首付款的人。有人告訴他，關於中國房價“這一切才剛剛開始。”在房價上漲的黃金時代，房子質量差一點，隔音不達標，只要能趕上買房都不重要。

　　傅嶽做過相關調查發現，鄰里噪音跟房價、地段、樓盤、小區高不高檔沒有直接關係。去年五月份，上海陸家嘴的幾個朋友也集中反映了遇到鄰里噪音問題，“你想啊，那兒的房價多少啊？”

　　那鄰里噪音跟什麼有關呢？跟人羣、行業、素質有關。外來人口多的城市，如北上廣深，鄰里噪音最嚴重，尤其是學區房，學區房鄰居經常能聽到小孩哭鬧、大人吵架的聲音，羣裏有個姑娘，聽樓上從一胎蹦到二胎，晚上永遠都是雞飛狗跳。

　　傅嶽們不是沒想過報警。當私下調解、投訴、溝通的渠道一一被堵死後，他們將所有希望傾注在了報警和起訴上。

　　張果報過三次警。第一次是在疫情期間，民警無法出警，只能幫張果打電話給樓上房東，讓他勸一下租客，情況照舊。

　　第二次報警，警察出警了，還是上一次那個警察，問她：“你不之前報過警嗎？怎麼又報？”張果嘆氣説：“問題不解決，只能再次報警。”警察上樓讓對方管一管孩子，轉身讓張果簽完字，走了。

　　最後一次是鄰居報的警。

　　那天早上，張果和樓上鄰居在電梯裏狹路相逢，張果瞪了她一眼，樓上見狀，小聲唸叨：“有毛病。”張果回嘴：“上樑不正下樑歪，擾民還有理了？”兩人的聲量一個比一個大，樓上開始用手指她，這恰好是張果最討厭的事情。張果怒火中燒，推了她一把。

　　對方馬上拿起電話報警，張果沒理她，翻了個白眼就自顧自上班去了，前腳剛到單位就被警察傳喚。噪音擾民的事，警察讓張果去法院起訴。

　　張果丈夫問了事務所裏的其他律師，説法基本都是：全國目前還沒有一例生活噪音勝訴的案件，法官是很難參考的，就算是勝訴了，也沒有實質性的懲罰，所以無解。

　　報警十幾次無果後，周小琴決定起訴。

　　她到法院現場諮詢，屏住呼吸，聽到的是這樣的話：“建議不要過來打官司，就算最後贏了，樓上還吵，你還是得報警。”

　　律師也不建議她打官司，“律師完全代理是八千塊錢，打官司花的錢可比打官司贏賠得的錢多。”

　　周小琴苦笑，給了律師五百塊錢諮詢費，離開了。

　　一位經手過類似案件的方律師告訴字母榜&直面派：“如果是鄰居的聲音太吵，處理會比較麻煩。一方面是取證困難，另一方面是訴訟結束，執行起來也有很大障礙。取證難以證明是哪一家發出的聲音，什麼時候發出的，是否超過分貝；執行上，如果碰到不講理的，就是不按照法院判決去做，執行法官也很難對他採取什麼措施，最嚴重的可能會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但關於噪音，國內沒有這個先例，適用的可能性不大。”

　　像張果和周小琴那樣，一次次報警，在多方周旋中慢慢消耗掉希望的人，社羣裏一抓一大把。苦惱之下，有些羣友甚至提出要移民。

　　有些國家法律規定，樓層噪音是危害公共環境的行為。

　　以美國為例，他們官方督查組會在公寓樓一米處測聲，超過45分貝就會被禁止，哪怕是狗叫也不能超過3分鐘。一旦有人投訴，督查組就會帶着檢測儀器趕到現場測試分貝，違規超過3次的人，會被處以525美元～2625美元罰款，當場開罰單。

　　韓國在2014年實施了《共同住宅樓層間噪音標準規定》，明確了噪音類型：蹦跳或走動發生的噪音；開關門窗發出的噪音；敲擊和鋸東西發出的噪音；拖動桌椅和傢俱發出的噪音；健身器材等運動器械發出的噪音；電視、收音機、樂器等發出的噪音，除了下水道。

　　噪音標準是日間57分貝，夜間52分貝；對於1分鐘內持續噪音的標準為:日間43分貝，夜間38分貝。一週超過3次超標，就屬於違法範疇。

　　日本除《環境基本法》外，還有《輕犯罪法》，這是獨立於刑法之外的存在，專門約束那些道德層面上的行為，給予了警察更多的執法彈性。比如，插隊罪、尾隨罪、妨礙安靜罪，可能被處以1日以上30日以下的拘留，或1000日元以上1萬日元以下的罰款。

　　知乎上有個用户在日本遭遇了鄰里噪音糾紛。

　　他租的是日本普遍的木造房屋，隔音本就不好，但第一年沒有任何問題。第二年，樓上來了新住户，動靜明顯比第一年大很多，晚上還經常響起生命大和諧的聲音。他不堪其擾，打了日本110。

　　10分鐘後，到了三名警察，但樓上不開門，警察也沒辦法，留了他的聯繫方式隔天溝通，並説：“如果對方過後再製造噪音，你可以再次報警。”當晚，樓上安靜了。

　　第二天上午，警察跟他反饋，已經讓樓上到派出所説明情況，調查後會再聯繫他。下午，房東那邊也來電話，先是道歉，説：“樓上是剛搬過來的外地年輕人”，附近鄰居也受到他們影響，已經責令他當天搬家了，並表示之後會登門拜訪。傍晚，警察來電，調查情況和房東説的差不多，他們會對樓上住户保持關注，定期詢問那個人的工作情況和居住地址。末了提醒他，不要在這裏租太便宜的房子。

　　中國目前使用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是1997年施行的，對於鄰里噪音的類型、規定、處罰尚沒有明確的條款。

　　為數不多關於生活噪音的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8條：製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警告；警告後不改正的，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

　　傅嶽指出，中國參考國外的《噪音法》意義不大。

　　首先，國外地廣人稀，而中國的房子太密集了，住宅壓力不是一個量級。第二，隔音標準不一樣，中國住宅樓板標準厚度是80mm到120mm，日本過去是150mm，現在又調高到200mm。第三，國外法律是健全一些，但是執行起來也有很多問題，只是，比如日本的國民性，他們的文化裏，“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更有助噪音的溝通。

　　所以，各國的噪音法條並不具有普適性，還是需要中國自身加快鄰里噪音立法。

　　在95後李小雨的家鄉，鄰里噪音被一些傳統思想濃厚的居民認為是“聲煞”，是犯小人，需要專門的符文去解，很多人會在自家門口貼詛咒符。

　　李小雨和母親一起住在縣城的老房子裏。板樓太老了，沒有物業，隔音糟糕。樓上房東是一名老師，將房子租給了夜店混混，後者經常半夜開Party、喝酒打牌。李小雨跟房東協商了五個月都沒有結果。

　　有天晚上，李小雨站在一樓陽台窗户邊，窗子裝了鋼化紗窗，外面的人沒法看到裏面。她看到混混用非常恐怖的眼神盯着她們家，和旁邊的人比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儘管她知道他們看不到她，但還是生生被嚇退了一步。

　　房東説：“你的死活關我什麼事兒？我不可能不租房子，除非你給我兩千塊。”李小雨去報警後，反而被樓上老師找的混混威脅，生了一場大病。

　　李小雨和母親張羅了一場法事，花了好幾萬塊錢。沒有效果。

　　李小雨崩潰了，給樓上老師發了短信，説要去學校大鬧一場，才把他約出來。“如果不處理，我就直播跳河。”很快，樓上老師就把房子賣了，新租户是一個安靜的大叔。

　　即使樓上混混已經搬走半年了，李小雨在路上看到跟樓上混混髮型相似的人，還是會下意識覺得那人會害她。“要是那人敢往我身邊靠，我絕對能立刻跳起來把刀掏出來！”

　　傅嶽遇到懷着6個月身孕，被樓上詛咒孩子是腦癱的女人；遇到有人貸款100萬換房；遇到有姑娘的父親間接因噪音的影響去世，設靈堂期間，樓上依然在跺腳報復；遇到有人寫下“我想像梵高一樣割去耳朵”的投稿。

　　這些人背後，都是一個因噪音，更確切地説，是因為鄰居的拒絕溝通而破碎的家庭。**他們在求助中的吶喊、沉淪，他人難以拯救，**像醫生面對絕症患者，只是偶爾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61歲的康爺爺是個老兵。3年前，他因為鄰里噪音，一閉上眼睛，就會想起在戰場上痛失戰友的畫面，炮火轟鳴和衝鋒號的聲音。他身上的彈孔早已被時間癒合，但戰爭遺留下來的PTSD還如影隨形。

　　老街坊都走了，每當樓上的小年輕夜裏打遊戲，“噼裏啪啦”的鍵盤敲擊聲傳到他耳中時，寂寞就尾隨而來。但他已經一把年紀，很多事情也不想搞明白了。

　　他不會上網，就將自己和噪音鬥爭的種種細節手寫下來，託女兒發給安靜之家，作為一種告別，然後把老房子賣給了一對做美髮的小夫妻。傅嶽也不知道最後他去了哪裏。

　　在看房期間，張果學會了自嘲，她在朋友圈發：樓上轟隆了一整天，體力槓槓的，下一屆鐵人三項沒樓上我不看。 

　　去年，傅嶽遇到物業經理，經理曾經調解過他的矛盾。他問：“你樓上這兩天一直在投訴他樓上的噪音，你知道這事兒嗎？”傅嶽這才知道，原來樓上鄰居也開始跟他的樓上斡旋了。唯一不同的是，傅嶽的樓上有兩個小孩，而樓上的樓上是3個。

　　“安靜之家”社羣裏，人數變動是常事。不斷地有人進羣，為找到組織雀躍，也有人想重新開始，不再被噪音裹挾，他們和傅嶽道完感謝後默默退羣，刪除了所有聯繫方式。

　　羣聊依然熱火朝天，他們在討論什麼樣的音響反擊更加有效。這時，一個頂着孩子頭像的人連着發了3條消息，最後一條是，“我今天非要給她點顏色看看。”

　　（本文中劉國強、周小琴、李小雨、康爺爺、張果為化名）

【直面派】原文 -- 講述值得講述的真實故事，直面生活、命運和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