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16——第五章 秦漢時代神人關係的新見_風聞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五章   秦漢時代神人關係的新見與對舊神祇觀念的否定

一、天人感應思想的興起及其自身矛盾的暴露

秦漢以前的神人關係，就像傳統的君臣關係或君民關係。臣民要絕對服從君主的意志，君主可以隨意對待臣民。至於君主為什麼這樣而不是那樣對待他的臣民，臣民都是無權過問的。

社會的進步，使君主的隨意性得到了遏制。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假如君主不能合理地對待他的臣民，很可能會遭到臣子的唾棄和民眾的反對因而遭受失敗。於是，君主應根據臣民的表現合理地對待臣民，成為一個時代意識。從周朝初年的“皇天無親，唯德是輔”開始，上天的意志表達，也就是他的賞罰，應有一套規則，就日益成為社會的共識。

然而什麼是有德？所謂諸子、百家的認識就各有不同。老子、莊子主張清靜無為，墨子主張兼愛、非攻。他們的上天或上帝喜歡的德行，也就不同。至於上天如何得知人們德行的狀況，又如何表達自己的喜歡與厭惡，這些思想家們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説明。所以探測上天的意志，主要還只能遵守傳統的“天垂象，見吉凶”。而對天象的解釋，早就出現了重大分歧。

從戰國時代開始，許多以前不知的自然現象被人們發現。比如聲音共振。人們發現，彈奏這張琴的宮弦，另一琴的宮弦也會發聲。還有所謂“慈石”吸鐵。慈石，就是磁石。這些現象，都是物體在不接觸的情況下所發生的相互作用。人們把這種作用稱為“感應”。中國古人不認為物與物的相互感應是沒有物質往來的所謂“超距作用”，而認為使兩物發生感應的中介，是物質的氣。就像人到水邊感到涼爽是“水氣”的感應，到火旁感到熱是“火氣”的感應一樣。

這些現象的發現，使人們把眼光投向更多的此類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上的事物可以和天上的事物發生感應。比如“陽燧取火”。即金屬的凹面鏡可以在太陽底下使易燃的物品着火，這被認為是和太陽相感應的結果。還有所謂“方諸取水”。一個石制或金屬的用具，在明亮的月夜可以生出水來，這被認為是和月亮感應的結果。於是，人們就認為，天離人如此遙遠，也能發生感應，因此，物與物在不接觸情況下發生的感應，是不論距離遠近的。

天人可以感應的明確表達，首先見於《淮南子》。《淮南子·天文訓》在列舉了陽燧見日為火、方諸見月為水的例子以後説道：

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淮南子·天文訓》）

天人感應思想就這樣建立起來。並且認為，這樣的感應，是不論距離遠近，都可以發生的：“月盛衰於上，則螺蚌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淮南子·説山訓》）

到董仲舒，就把從戰國以來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感應思想，發展為全面的新的神學思想。

董仲舒認為，天，是和人同類的物。同類的物可以發生感應，所以天和人可以感應。人，主要是君主，如果幹了好事，天就會降下祥瑞，以示表揚；人如果幹了壞事，天也會降下災異，以示警誡。如果人能夠改正錯誤，天就會繼續保佑君主。如果不加改正，天就會繼續警告；還不改正，天就會讓他滅亡。好事壞事的標準，就看君主的行為，是否符合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項原則。

這樣，藉助新發現的自然現象，董種舒建立了完整而系統的新的神人關係。好壞的標準有了，這就是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項道德原則；全新的聯繫方式有了，這就是以氣作為中介而發生的相互感應。這時的上天，不再是一個隨意獎勵和懲罰的上天，而是遵守一定道德原則實行獎懲的上天。

董仲舒新的天人關係學説由於有新發現的自然現象做基礎，所以不僅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而且被學者們普遍接受。董仲舒也被稱為當時的儒學宗主：“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漢書·五行志》）據現有史料，西漢時期被稱為“儒宗”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漢初的叔孫通，另一個就是董仲舒。

既然是儒者宗主，漢武帝又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就成為西漢朝廷上處理天人關係的指導思想。從董仲舒開始，儒者們就辛勤地觀察着天象，也包括所有的自然現象。如果發現異常，就推測其中的天意是什麼？推測，人，主要是君主，做錯或者做對了什麼事，從而建議君主發揚或者改正自己的做法。這些觀察的記錄，今天還能見到的，就是篇幅很長的《漢書·五行志》。所謂“五行志”，就是把天地間的一切事物分為金木水火土五類，觀察五類事物中的異常現象，推測其中體現的天意。

這樣的推測天意，實際上形成了對君主行為的監督作用，是臣子約束君主行為、使之走向正道，也就是儒家之道的重要手段，對於防止政治腐敗，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就在天人感應學説被朝廷正式接納以後不久，就發生了問題。

有一天，遼東為劉邦建立的祖廟、劉邦墓上的祭殿，都發生了火災。董仲舒在家知道此事，就從中推測天意。剛寫了個初稿，被前來拜訪的主父偃看到了。主父偃偷走草稿，送到朝廷。皇帝讓臣子們討論。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道是老師寫的，就説這份奏稿是非常愚蠢的推測。於是皇帝把董仲舒下獄，差一點判了死罪。從此以後，董仲舒再也不敢推測災異。

然而董仲舒的思想影響已經成為共識。漢代朝廷上，每逢有異常的自然現象，從中推測天意，成了重要的政治-宗教活動。漢武帝死，漢昭帝繼承皇位。由於幼小，實際上是大臣霍光執政。元鳳三年正月，山東泰山和萊蕪山南鬧哄哄地好像有幾千人在吶喊。百姓們去查看，有一塊大石頭，四十八圍，一丈五尺高，自己立了起來，旁邊有數千只白烏鴉。昌邑縣有乾枯的社樹復活。國家的上林苑中，一棵斷枯的大柳樹也自己立起，有蟲子在樹葉上吃了一行“公孫病已立”的文字。董仲舒的弟子眭孟認為，這是將有普通百姓做天子。他建議應該到民間查訪賢人，禪讓帝位。霍光大怒，認為這是“妖言惑眾”，把眭孟處以死刑。

然而五年以後，漢昭帝去世，漢宣帝果然是從民間找到的皇孫，宣帝就把眭孟的兒子封為郎官。

繼承董仲舒事業的，有夏侯始昌和他的侄子夏侯勝。漢昭帝剛剛去世的時候，霍光等人先是請漢武帝和李夫人的孫子昌邑王劉賀做皇帝。不久，他們發現這個昌邑王生活放蕩，不適宜做皇帝，謀劃選擇一個更好的皇子皇孫來做皇帝。這時候，夏侯勝曾攔住昌邑王的車駕，勸他要小心，説有人謀劃要推翻他。霍光懷疑是同謀的張安世泄露機密，但夏侯勝告訴他，《洪範傳》説，天氣久陰不晴，就是有人要謀劃推翻皇上。霍光聽説以後大驚，提拔了夏侯勝，並要求臣子們今後都要通曉一點儒經。

兩方面的事例，有效和無效，妖言和經術，並存在於漢代君臣的心目當中。

西漢末年，推測災異是否有效，是妖言還是經術？衝突更加尖鋭起來。

現實中，西漢末年的政治，先是漢成帝時，太后王氏的兄弟王鳳當權。當時最善於推測天象的儒者谷永，每次推測天意，都説是批評皇帝：

永於經書泛為疏達，……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畧相反覆，専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漢書·谷永傳》）

因此，所謂天意，就成了公開的、政治鬥爭的工具。

漢成帝死，漢哀帝出位。哀帝是元帝的侄子，祖母是漢元帝的妃子傅氏，母親丁氏。母以子貴，王氏的勢力暫時被壓了下去，傅氏、丁氏一度把持朝政。哀帝死，王家勢力又重新抬頭，但是也分成了不同的派別。王鳳的兄弟王音、王商各有自己的勢力。善言災異的谷永、還有杜鄴、杜欽等，對於同一天象，由於他們的政治立場不同，各自攀附一股政治勢力，所推測的天意也就各不相同。班固評論他們的態度和立場説道：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漢書·谷永杜鄴傳》）

同樣的天象，不同的人從中推測出了不同的天意，那麼，天意到底是什麼？其中是否體現着天意，難免不使人生疑。

現實中如此，對於歷史上的天象事件，在西漢末年也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意見。

所謂“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説的是董仲舒研究《春秋》一書的成果。

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説：“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六經，包括《春秋》。“紀異而説不書”，即記載了那些異常天象，比如日食，比如彗星、流星，還有六隻鳥兒倒退飛行等等。但是不説這些天象包含着什麼樣的天意。董仲舒的創新，就是一一補上“説”，即説出其中體現了什麼樣的天意，並和現實的事件一一對應，説明天意的真實和英明。

比如《春秋》記載的宋國同一月發生的兩件大事，一件是“隕石於宋五”，另一件是“六鷁退飛”。董仲舒認為，這是“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劉向同意董仲舒的意見。但是劉向的兒子劉歆則認為，這一年，歲星所在位置，正對着魯國的分野，所以魯國多喪事。隕石那一月，太陽的位置關係到齊國的分野，五顆隕石，象徵齊桓公死後五公子作亂。兩件事都發生在宋國，象徵宋襄公要稱霸，但六年後霸業就要衰落。還有一位重要的占星家京房，他作的《京氏易傳》，認為由於宋襄公“拒諫自強”，才導致了六鷁退飛。

這樣，董仲舒以外的三個人，就有三種説法，究竟哪一種是正確的呢？而類似這樣地對春秋以來到漢代為止，歷史上數以百計的奇異天象和異常自然現象的評論，幾乎每一件都有重要分歧。《漢書·五行志》逐條列舉了他們的不同意見，這就表明，這些不同意見在當時，已經是眾所周知。那麼，這由董仲舒開創的天人感應學説，後人的見解與他是如此不同，這個學説還能贏得信任嗎！

作《漢書》的班固，在記錄了當時著名的所謂“推陰陽、災異”的專家眭孟、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等人的事蹟以後評論道：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説時君著明者也。

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説義，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這是班固對他們命運的嘆息，也是對他們學説的批評。在班固看來，推測天意天道這件事，連孔門親傳的弟子們都難得聽聞，這些後學又是從何處得到的這些方法。他們“假經説義，依託象類”，各執一詞，不過是“億則屢中”，也就是子產當年批評占星家禆灶的“多言或中”。由此看來，班固對他們的説法、作法，幾乎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東漢初年的王充，曾師事班固的父親班彪，因此，和班固也當有交往。如果説班固從經學和事實的角度批評了天人感應學説不過是“億則屢中”，王充則從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天人學説的可信性。

二、王充對天人感應學説的批判

天人感應的思想基礎，是當時新發現的自然現象。因此，要從根本上否定天人感應，也必須從考察自然現象入手。

王充考察了當時在天人感應學説中居重要地位的自然現象。比如日食、月食，雷電、水旱災害，蟲災等等。

天人感應認為，太陽是陽類，是君主的象徵。太陽被侵蝕，象徵着君主被那些不懷好意的臣子們所侵犯。因此，每逢日食，就要罷免那些威脅皇帝安全的臣子。首當其衝的，就是宰相、太尉之類的所謂“三公”。據衞宏的《漢舊儀》，西漢時期，就已經形成了罷免、甚至處死這些大臣的固定程序。而有明確記載的，就是有一次日食，漢宣帝藉故處死了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王充考察了日食。他發現，“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食。”它們“食有常數，不在政治。”（《論衡·治期》）也就是説，不是人的行為不端引起上天的警告。

打雷，當時認為是上天的震怒。雷擊，是上天的懲罰。王充考察，雷，是一種火。遭雷擊的物體，常常起火，或者有燒焦的痕跡。而且雷聲雖大，也不過“震驚百里”，遠處的人就不知道。因此，雷電不是天怒，雷擊也不是上天的懲罰。至於水旱災害，他發現，氣候的變遷，有一定的規律：“水旱飢穰，有歲運也”，“天之暘雨，自有時也。”（《論衡·明雩》）因此水旱災害也不是上天的懲罰。

還有蟲災。王充考察發現，蟲災的的發生“必依温濕”；蟲子危害穀物，也“自有止期”，因此也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現象，與政治和天意，都沒有關係。

王充的第二個方法，是揭露那些被認為是天人感應典型事件的內在矛盾。比如傳言説，鄒衍無罪而被下獄，他仰天長嘆，盛夏的五月天就下起了霜雪。王充説，如果説是因為他的冤情感動了上天，那麼，曾參無罪卻被懷疑殺人，太子伯奇被父親虐待直至放逐，他們為什麼就不能感動上天。因此，所謂鄒衍冤情感動上天的事，是虛言。

關於蟲災，一種説法是，黑身紅頭的蟲成災，是武官腐敗，惹得上天憤怒；紅身黑頭的蟲成災，是文官腐敗。因此，只要處分相應官吏，蟲災就會消失。王充説，若是白身紅頭或者黃身黑頭或者身頭皆青的等等，又是哪種官吏腐敗呢！因此，這種説法，也是虛言。

類似的例子，可説是不勝枚舉。比如周武王渡河時起了大風，武王揮動戰戈，風就停息了；魯襄公激烈戰鬥到黃昏，他一揮戰戈，太陽就倒退了三舍；宋景公三句善言，火星就移動了三舍。甚至堯讓后羿射下太陽等等，都是不可相信的虛言。

從對事實的考察中，王充得出結論，天和人，是不可能發生感應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物與物的相互感應，大物體能感動小物體，小物體不能感動大物體。比如天將要下雨，不少小動物都會有特殊反應，但是這些小動物的反應，卻不能感動上天降雨。人在天地之間，就像蝨子在人身上。人聽不到蝨子的鳴叫，上天也聽不到人的聲音。

第二，物與物感應的中介，是氣。氣，就是一種力。力的傳遞，受距離遠近的限制。就像火的熱、水的寒一樣。人離火近，就感到熱；離火遠，熱就衰減。離水近，會感到涼爽，離水遠，涼爽就衰減。一條大魚在水中翻騰，激起的水花，也不過幾丈遠。天非常高，人離天非常遠。人的氣要能感動上天，是不可能的。

王充得出結論：物與物之間，以氣相感的事，有些是存在的。有些也僅僅是“適逢偶會”，偶然巧合。至於涉及人事吉凶之類的感應，則都是適逢偶會，偶然巧合：

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論衡·偶會篇》）

像武王揮戈而風止，那是武王揮戈時恰巧風就停了。杞梁妻痛哭，正好城牆倒了，就説是她哭倒的。鄒衍嘆氣，正好碰上天下霜雪，就説是鄒衍的冤情感動了上天。如此等等，那些所謂應驗的事實，都不過是這種適逢偶會，並不是天人之間的相互感應。至於當時傳言，南陽卓公因為德行高尚，蝗蟲都不入他的縣境。王充説，這也是偶然巧合罷了。假如卓公能感動蝗蟲不入縣境，他能否感動蚊蠅不入他的家門呢？況且蝗蟲這樣的東西，它們聚集在野外，都不是平均鋪開的。沒入卓的縣境，不過是偶然巧遇罷了：

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蹠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論衡·感虛篇》）

也就是説，蝗蟲不過境這種事情，並不能判斷出當地官吏的優劣。

至此為止，王充就完成了他對天人感應理論的考察和否定。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王充對天人感應學説的批判，都是正確的，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它的理論價值。但是當時的社會需要鬼神，天人感應理論是當時政治生活的神學油彩，也是當時政治生活的監察官。它是當時的政治生活所必須，所以，雖然到了東漢末年，王充的理論廣泛流傳，但是天人感應的思想，卻仍然是朝廷之上的統治思想。儒者們仍然辛勤地觀測着天象和各種各樣奇異的自然現象，從中推測那對當時有用的“天意”，以改進政治，以維護政權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