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羨鴛鴦不羨仙——梁山伯不愛祝英台（下）_風聞

    沒有一個神仙是容易做的，沒有一對鴛鴦不經歷苦難。也許，化作輕盈靈動的花蝴蝶，是衝破黑暗飛向自由的最佳抉擇。

（三）

    世界上很多地方的人們認為，人死後，會變化成各種各樣的動物或者其他的東西。古今的中國也擁有類似普遍的共識，特別是在經一路修正的佛教輾轉傳入中土後，生命輪迴與無常的觀念日益深入人心。

    已知有關梁祝化蝶的最早記錄材料，是明朝文學家馮夢龍於17世紀初創作的《情史》和《古今小説》（又稱《《喻世明言》》）。

    《情史》卷十“祝英台”載：“梁山泊、祝英台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祝已以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有所失。後三年，梁為鄞令，病且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冢，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封為“忠義”，有司立廟於鄞雲。見《寧波志》。

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婦孺呼黃色者為梁山泊，黑紅者為祝英台。俗傳祝死後，其家就梁冢焚衣，衣於火中化成二蝶。蓋好事者為之也。”

    馮夢龍對梁祝合墓事件的編撰大體上與北宋李茂誠的《義忠王廟記》一致，細節上的重大變化也有一處，就是在梁山伯墓地裂開後，祝英台不再是之前的失足被埋，而換成了主動投死。這種更改顯然是為了降低“吃人”禮教的社會反感，以及營造催淚的愛情故事所需。雖然直男神可以不愛，但女人還是須要擺出生死相隨的姿勢。伺候好自己的丈夫，始終刻在女人操守冊上最為醒目的那一行。

    梁祝的“化蝶”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初嘗試就出了明顯的技術差錯。按照馮夢龍的説法，“吳中”（太湖流域一帶）有花蝴蝶，是橘樹上的蠹蟲所化，當地婦女小孩把黃色的蝴蝶叫作梁山伯，黑帶紅的叫作祝英台。接着，他提供了自相矛盾的另一個説法，俗傳祝英台死後，她的家人在梁墓前燒祝英台生前衣物，在火中化成了兩隻蝴蝶。按後一種説法，蝴蝶是祝英台的衣服所化，而非二人的精魂。倒也能從側面印證，梁祝二人死後沒有馬上“化蝶”脱困，而是乖乖奉朝廷的旨意，堅守神聖崗位，履行表率“義忠”的職責。

    《古今小説》可能有意淡化矛盾，但終究無力扛起“女權”大旗，換了個新繭包裝，繼續越描越黑。原文如是：“乃知生為兄弟，死作夫妻。再看那飛的衣服碎片，變成兩般花蝴蝶。傳説是二人精靈所化，紅者為梁山伯，黑者為祝英台。其種到處有之，至今猶呼其名為梁山伯祝英台也。”

    “生為兄弟，死作夫妻”，“兄弟如手足，女人似衣服”，這樣的話要是在現代某檔電視節目上被一個男嘉賓脱口而出，那麼全場的燈一定不會給人好顏色看的。

    就在“婦女之友”的曹雪芹把《紅樓夢》脱稿後不久，江蘇宜興有位名叫邵金彪的“好事者”，加入了重寫傳統的編劇行列，經他之手創作了一篇還不錯的《祝英台小傳》。

    這篇《祝英台小傳》與前人寫的大不同，祝英台過去都是配角，在邵金彪的筆下，她真正成為自己故事的主角，與今天的梁祝故事也基本一致。梁山伯過去是內斂自負的，在這裏變得自卑懦弱。全文如下：

祝英台，小字九娘，上虞富家女，生無兄弟，才貌雙絕。父母欲為擇偶，英台曰：“兒出外求學，得賢士事之耳。”因易男裝，改稱九官。遇會稽梁山伯亦遊學，遂與偕至宜興善權寺之碧鮮巖，築庵讀書，同居同宿。三年，而梁不知為女子。臨別梁，約曰：“某月日可相訪，將告母，以妹妻君。”實則以身許之也。梁家貧，羞澀衍期。父母以英台字馬氏子。後梁為鄞令，過祝家詢九官。家童曰：“吾家但有九娘，無九官。”梁驚語，以同學之誼乞一見。英台羅扇遮面，出身一揖而已。梁悔念而卒，遺言葬清道山下。明年，英台將歸馬氏，命舟子迂道過其處。至則風濤大作，舟遂停泊。英台乃造梁墓前，失聲慟哭，地忽開裂，墜入塋中。繡裙綺襦，化蝶飛去。丞相謝安聞其事於朝，請封為義婦冢，此東晉永和時事也。齊和帝時，梁復顯靈異，助戰有功，有司為立廟於鄞，合祀梁祝。其讀書宅稱碧鮮庵。齊建元間，改為善權寺。今寺後有石刻，大書“祝英台讀書處”。寺前裏許，村名祝陵。山中杜鵑花發時，輒有大蝶雙飛不散，俗傳是兩人之精魂，今稱大蝶尚謂“祝英台”雲。

    上文具體提到了梁祝二人曾經的讀書處叫“碧鮮庵”，此庵在今天的江蘇宜興。從明朝開始，這個碧鮮庵就不斷被提起，邵金彪作為宜興人自然不會遺漏這一節。萬萬沒想到，這些節外生枝今天陷“梁祝”於爭議的漩渦，浙皖蘇等地出現多個梁祝的讀書處，全國至少發掘了9個梁祝合墓。亂象的背後到底有啥隱情？

    我認為，合墓在多地的出現，與古人的遷徙有關。歷史上特別是魏晉時期，古人大舉南渡，太平後世又有部分人回遷故里，信俗文化因此隨人流轉擴散，同一神蹟紮根多地。

    合墓是一個適合在旅途中講述的故事。相比之下，“化蝶”的實現則走了一條更加隱晦曲折的道路。

（四）

    “在地願為連理枝，在天願做比翼鳥。”這是中國古人最常用來比附夫妻情侶的。樹和鳥，看起來比較高級，比較養眼。恕我見識淺薄，在唐朝之前的任何一部有影響力的作品中，不曾見到在昆蟲或其變態物與偉大的愛情之間劃上等號的。

    作為文學意象，蝴蝶的靈光曾在戰國晚期逍遙派思想家莊子的夢中一閃而過。此後，便在中國的主流文化中隱匿去了，而這一蟄伏就是八百多年的寂寞。直到盛唐，胡風東漸吹起一陣陣潤物無聲的絲路花雨，喚醒蝴蝶沉睡的翅膀，舞動蜕變革新的風潮。

    封鎖如繭般的梁祝古冢並不是第一個被“化蝶”破防的，它頂多是一出跟風的山寨作品。山寨的對象就是“始作蛹者”、史上“蝶變”第一人的韓憑（也作韓朋）。

    北宋太平興國年間，樂史（930—1007）撰《太平寰宇記》卷十四中載：“宋大夫韓憑娶妻美，宋康王奪之，憑怨王自殺。妻陰腐其衣，與王登台，自投台下，左右攬之，著手化為蝶。”

    這裏的“宋大夫”不是生活在公元10世紀末的北宋官僚，而是公元前3世紀的戰國時期人士，名曰韓憑。如果莊子不表示異議的話，那麼稱韓憑為“蝶變”的首蛹應該是實至名歸的。

    據上述的記載，韓憑的老婆很美，被好色的宋康王看上並強佔了去，韓憑自怨自艾而自殺。韓憑的老婆“陰腐其衣”，這是春秋戰國時代夫婦間的交感巫術，因夫婦衣服互有感應，妻將亡夫之衣腐蝕表明自己的死志，相信亡夫在陰間必有所感。然後，韓憑的老婆與宋康王一起登上一座高台玩耍時，就做了“高台跳水”的動作。古人的觀念，痛快的死不是壞事，痛苦的活才是折磨。我想，韓憑老婆當時面臨的最大悲哀，不是跳台的絕望，而是跳到空中的瞬間隨從們抓不住她，後輩祝英台也有同樣的遭遇。跳下身亡後，韓憑夫婦便化作蝴蝶翩然飛去，開始享受另一個世界的自由。

    《史記·宋微子世家》記載，宋康王臭名昭著，淫於酒，且與女人醜聞不斷，也記有上面這件不為人齒的罪惡事。他是戰國宋末代國君，公元前286年為齊所滅。

    北宋之前，韓憑夫婦死後並不是“化蝶”，而是化作“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的巨大的相思樹和一對“雌雄鴛鴦”。公元4世紀完成的《搜神記》卷十一《韓憑妻》對此作了栩栩如生、想象瑰麗的記載。

    在隋唐的文學作品中，韓憑夫婦所化的“鴛鴦”還被特別命名為“韓朋鳥”。如廣州司馬劉恂撰《嶺表錄易》卷下《韓朋鳥》雲：“韓朋鳥者，乃鳧鷺之類。此鳥每雙飛，泛溪浦。……又有鳥如鴛鴦，恆棲其樹，朝暮悲鳴。南人謂此禽即韓朋夫婦精魂，故以韓氏名之。”

    相距700多年的《搜神記》和《太平寰宇記》對韓憑的死因也大相徑庭，前者與《史記》的記載一致，説韓憑被宋康王殺死在“清陵台”，韓憑妻和康王同登之台便是清陵台，而後者卻説是“自殺”。

    韓憑夫婦“化蝶”之説也不能完全算作北宋首創，中晚唐的大詩人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有《清陵台》一詩，雲：“清陵台畔日光斜，萬古真魂倚暮霞。莫訝韓憑為蛺蝶，等閒飛上別枝花。”

    只不過，李詩的韓憑“化蝶”不涉及情愛，而是藉此暗喻自己的懷才不遇堪比韓憑的不幸，詩人最後發出無奈地感嘆，他日另攀高枝，請老闆不要怪員工的不忠誠。比黃金還珍貴的忠誠，有時卻是由肚子和麪子來決定的。

    “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李商隱的這首《錦瑟》用活了“莊周夢蝶”的典故，和一千一百多年前的莊子做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呼應。至此，蝴蝶的意象在中國唐代詩文中得到了延伸和昇華。為後世如許多的“蝶變”作了最強鋪墊。

（五）

    在古老的語境中，蝴蝶意象關聯着靈魂，基本上屬於非主流。與愛情發生微妙的聯繫，唐朝的大詩人李白是最有力的推動者，而且只有中外混血的李白可以做到。

    李白現存的詩作中, 涉及蝴蝶的共有五首，只佔大唐蝴蝶詩作的百分之一。然而，李白的一首頂得上一百首。

    李白《長幹行二首其二（郎騎竹馬來）》 一詩：**“八月蝴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這兩句寫一位遙思丈夫遠行經商的妻子，見到青苔、秋葉、蝴蝶而觸景生情，憂思不斷，顏容憔悴，渴望丈夫早日歸來，也寫出了一位女性“坐等紅顏老”的忠貞愛情。

    那位“騎竹馬”的丈夫有着一張什麼樣的面龐，他到哪裏去經商？雖然不見更多的透露，但可以想象，在亞洲的東方通往印度和波斯的古老的海陸貿易線上，湧動着密密麻麻的商隊。在今日俄羅斯的諸多考古學者眼中，來自中亞和西域的那些絲綢之路上的成功商人就叫作粟特人。

    粟特人是著名的胡商。在中國古籍裏，粟特人即來自“康國”（撒馬爾罕）、“石國”（塔什干）等地來中原的經商人士，或許也與樓蘭古城居民是同胞同族。他們的隊伍通常滿載貨物，成羣的奴隸相隨；他們一面經商，一面傳教，像似火如花的蝴蝶海陸並進，隨風而來。

    “蝴蝶夢中家萬里，子規枝上月三更。”（唐-崔塗《春夕》）

    “蛺蝶飛來過牆去，卻疑春色在鄰家。”（唐-王駕《雨晴》）

    高度精煉、含而不露的詩文一遍遍地在講述，蝴蝶的故鄉在遠方。“蝴蝶夢”在異國他鄉常常是一種與現實對立的夢境。

    如何在對立中尋求新的統一。這些帶着異域風情的蟲兒在盛唐的風土中悄然孵化出新的文化潮流，於是，在中國傳統的文化背景下激盪出一種強烈的精神力量，這種力量寄託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崇尚靈魂不死的“永恆”，其影響至深至遠。

    一個極為隱晦的説法是，梁山伯是粟特人（或胡人）的後代，也許是早在東漢，其祖遠道而來定居於山西蒲城，並改換成漢人的梁姓，後因中原戰亂，舉族遷到浙江紹興。他的異族特徵在東晉時期仍然比較明顯，浙江本地大户祝家拒絕其求婚，根本原因在於拒絕與異族通婚。

    如果上述的説法可採信，那麼就能較好地解釋一個疑問，為何梁山伯生前當了縣令還是不能向祝家求婚。在當時，梁山伯異族的身份並不妨礙他進入“體制”謀得一官半職，恰恰可能是他的“少數民族”身份為他帶來一定的優勢。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央政府已採取包括授予官職等多種舉措，將聚居於中原的外籍人士管理起來了。

    這也算得是，情場失意，官場得意。只可惜，梁山伯的命實在不幸。

    最後嘗試解答另一個關鍵問題，“梁祝化蝶”為何發生在“吳中”（江蘇），而不是梁祝合墓的會稽（浙中）？

    古老的“吳中”之地，曾是粟特人在大陸最東端的落腳生根之地，是他們新的故鄉。也許，正是這些古老移民的徹底漢化的後代把蝴蝶意象積澱為民族文化心理的集體無意識，而後賦予了故事以革命性的破繭重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