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政5781天后，默克爾留下一個怎樣的德國_風聞

　　9月26日，德國將迎來新一屆議會選舉，而後默克爾將卸下擔任了5781天的總理職務。

　　5781天內，美國白宮換了小布什、奧巴馬、特朗普以及拜登四任主人，永恆之都羅馬換了九任總理，蘋果iPhone完成一代到iPhone 13的整個產品週期，德甲“北大王”漢堡足球俱樂部換了23位教練並光榮降級。

　　默克爾是德國這個概念誕生以來僅次於俾斯麥和科爾的任職第三長的德國掌舵人（第四為希特勒）。她坐穩聯邦總理位置16年的制勝法寶，更多是因為對權力的敏感而非渴望。即使是在擔任聯邦總理16年以後，似乎依然找不到一個簡單的詞去形容她。

　　她既不是個冷漠的科學家，也不是個如修女般慈善的人；她的執政風格與前任施羅德的獨斷專行完全相反，她成為了許多人心中時代精神的代言人；她是一個保守的女性，直到最後一個任期才為同性婚姻鋪平了道路，但反手就以個人身份投下了反對票，她又總能突然轉向，就如去核化、取消義務兵役和開放邊境一樣。

　　無論如何，似乎終於是到了給默克爾總理的政治生涯蓋棺定論的時刻。

　　黃金十六年？

　　已經連續執政了16年的默克爾終於不再是這次選舉的中心了。但事實上，德國傳統意義上的第一大政黨基督教民主聯盟（下稱基民盟）依然需要默克爾。

　　在8月底基民盟於柏林藤普杜音樂廳舉行的大選動員大會上，致辭環節依然由默克爾主導：“穩固的勞動力市場、穩健的國家財政、穩定的歐元匯率，我還可以列舉很多。但現在這些改由其他人繼續了。”

　　雖然默克爾的四任總理任期充滿爭議，但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在默克爾治下的16年內，德國步履蹣跚但最終順利地渡過了金融危機、歐債危機、難民危機以及新冠危機。數次危機的背後，則是長達十餘年的經濟騰飛。

　　● 16年來，每年新年致辭時的默克爾 / ARD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在不考慮歐元/美元匯率變動的前提下，德國在2005年到2021年期間的人均GDP增長率高達18.3%，位居七大工業國之首，甚至超過了一直以經濟增長見強的美國人。即使僅考慮絕對量，德國的人均經濟指標也在默克爾任內迅速拉開了與法國和英國的差距。

　　尤其是在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之中，德國的貿易盈餘、工業產值等幾乎所有經濟指標全線飄紅，失業率在整個德國範圍內全面下降，甚至於在過去十年之內，曾經令柏林政府頭疼不已的老東德地區失業人羣問題也漸漸從媒體上消失了。在巴伐利亞州這樣的經濟強州，新冠疫情爆發前的失業率甚至一度下跌至3%以下，希特勒時代的零失業率再度出現。

　　具體到個人頭上，過去十餘年內的工資水平同樣穩步上升，隨着團結税（即原西德地區援助原東德地區的財政專項）於2019/2020年的取消以及連續數次的小幅下調個人所得税，幾乎所有德國人的腰包都比十年前鼓了不少。

　　我在2012年第一次到德國的時候，包括寶馬、大眾、西門子等德國DAX大企業給實習生開出的月薪（基本錨定社會最低工資）還停留在800至900歐元左右，而現在實習生的月薪早已經在1400歐元以上。

　　與傳統印象中“大放水”後社會貧富差距迅速拉大現象相反，即便是社會最底層的時薪亦在過去十餘年中大幅攀升。2012年我剛開始留學時，華人圈子內還流傳着的“肯德基打工7.5歐元時薪還管飽”段子，到如今大選臨近時，即便是一貫“吃人血饅頭”的亞馬遜給物流員工開出的時薪也超過了12歐元。

　　默克爾任內的經濟成就究竟達到了什麼高度？

　　黃金十年（Goldende Dekade）是德國主流媒體給出的最多的關鍵詞之一。德國上一次黃金十年還是20世紀20年代，魏瑪共和國在科學等領域稱霸全球的光輝歲月。即便是二戰之後德國快速復興的“萊茵奇蹟”都沒有得到過“黃金N年”這樣的高度評價。

　　財政穩健下的“社會主義”

　　經濟的持續增長，再配合默克爾特色的小幅度降税共同作用的結果自然是財政收入的穩步增加。

　　默克爾不僅是德國曆史第一位女性總理、第一位來自東德的總理，同時也是德國歷史上第一位任內成功減少國債的總理（如果不考慮2020年黑天鵝新冠疫情的話）。德國國債規模曾在2008/2009年達到二戰之後的歷史最高值——國民生產總值的82%，之後便在默克爾和她的財政部長沃爾夫岡·朔伊布勒提出的財政盈餘計劃（Schwarze Null）指導下一路壓縮至2020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的60%。

　　而在此期間，美國國債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早已經超過了100%，而日本國債的比率更是一路逼近國民生產總值的300%。

　　依託於財政收入的增長，默克爾任內的16年也是社保支出連續增長的16年。

　　不同於“歐洲國家只會給懶漢發錢”的傳統刻板印象，德國政府從28%上升到財政總支出33.6%的社保大頭主要都流向了促進婦女就業以及鼓勵生育政策。

　　雖然默克爾本人並未育有子女，作為首位德國女總理的她也從未強調過其女性身份或打過“女權牌”，甚至在關於同性戀婚姻問題上直接投了反對票，但是自默克爾上任伊始，她便與當時的德國家庭部長馮·德萊恩啓動了一系列項目，包括髮展日託機構的建設並提高父母津貼。

　　期間德國的日託機構數量從25萬所直接暴漲至69萬所，女性就業率亦從63.1%提高到了76.9%。2020年，聯邦政府出台了婦女比例定額計劃，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自身便提出了2021年黨內女性比例需到達30%、2023年達到40%、2025年達到50%的目標。

　　女性就業率的提高，不僅在財政上提高了福利社會的穩定性，同時也緩和了老齡化社會下工作人口減少的問題。不僅如此，父母育兒假（即Elternzeit）法規的細化也促進了德國社會家庭分工產生了一定的變化，在父母雙方可領取14個月父母金、單人不超過12個月父母金的激勵下，越來越多的男性開始參與家庭事務並分擔育兒責任。

　　當然，默克爾主導下的一套家庭政策組合拳還有一筆未來影響可能更加深遠的遺產：從德國家庭部長起步、如今已成為歐盟委員會主席的馮·德萊恩的崛起。德國人再次捏住歐盟政治中心的七寸，默克爾給歐盟帶來的影響已經超出了自己的執政時代。

　　不過，默克爾搭建的全民福利社會主義大廈還是缺了一角：房價。

　　德國曾以大量的廉租房與保障房而聞名，但是由於1991年至2010年期間長達20餘年房價陰跌的錯誤經驗，使得德國政府自2005年起便將保障房數量從209萬套下調至了129萬套。

　　無獨有偶，一直被認為是歐洲價值窪地的德國房市在2010年之後走出了二十年的熊市，以每年10%的漲幅連續猛漲至今。僅以我所在的法蘭克福和慕尼黑為例，兩地單間的月租金在2010年代初期還在300至400歐元左右浮動，如今沒有700歐元幾乎不可能找到合適的房源；而兩地的房價更是早已經從十年前的4000歐元/平上升至8000歐元/平和10000歐元以上/平。

　　互聯網商務上的發展中國家

　　如果説快速發展的新興企業能夠在擴張道路上掩蓋或淡化固有的結構性問題，那麼國家也一樣。藉助着持續的經濟增長，德國原有的結構性問題依然存在。

　　如今似乎已經很少還有人記得，默克爾2003年開始逐步掌管基民盟時便提出的萊比錫改革方案，即意在簡化德國税收制度的一攬子方案。然而在十六年的時間內，德國財政局除了推出了一個網上報税系統之外並未發生什麼改變，甚至可憐的一點點減税還是針對美國總統特朗普大規模減税的回應。

　　如果説税收改革還能夠靠着龐大的税基粉飾太平的話，那麼以數字化建設的停滯不前為代表的政府投資不足，則無疑暴露了默克爾四個任期內毫無進取之心的事實。

　　16年時間足以讓一個諾基亞帝國灰飛煙滅，也足以讓德國的數字化排名掉落到僅次於阿爾巴尼亞的歐洲倒數第二。宛如上個世紀的帶寬、10歐元包月只有3G的流量、高速上近一半的無信號區以及超市收銀台前至今仍在數皮夾子里歐分的德國特色，始終令人懷疑德國乃至歐洲錯過了互聯網革命並非因為美國科技企業太優秀，而僅僅是因為德國政府過於保守和思維僵化。

　　即便是在聯邦政府層面，默克爾治下的德國政府一樣表現得像個差生。

　　默克爾早在2017年的一次發言中就為德國定了調：“在電子政務方面，德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而十幾年前給上海機場磁懸浮剪綵的前總理施羅德曾經放話過：“過幾年，如果人們還不能通過互聯網來申請身份證或駕駛執照的話，那簡直無法想象。”

　　遺憾的是，20年之後的德國，無論是申請駕照還是護照，依然無法進行數字化操作。而在此期間，施羅德前總理甚至結婚、離婚都已經滿五次，並喜獲了“奧迪人”和“奧運人”的綽號。

　　數字化領域的原地踏步僅僅是德國在新興產業上落後於世界的冰山一角。

　　雖然默克爾自己將科研作為了自己任期內的重要課題，並且成功地在她任內將科研支出從國民生產總值的2.43%提升到了3.18%，但這些支出帶來的效果卻幾乎沒有得到回報。

　　十六年的時間內，德國的專利申請數量顯著下降，從每年超過48000份下跌到了42200份；創業者佔就業人口的比例也從2.47%跌倒了1.04%。直到默克爾執政晚期的新冠危機，一直受到德國政府資助的疫苗製造商Biontech才算是為德國的科研能力挽回了聲譽。

　　環保總理

　　與科研和社保同樣燒錢、同時又是任何歐洲政客都無法迴避的問題還有環保。

　　無論是瑞典環保少女的橫空出世，還是德國綠黨一度擠掉中左翼的老牌政黨社民黨成為第二大黨，都在逼迫着默克爾必須在環保議題上更加主動。

　　● 環保總理 /DPA

　　早在2007年的G8峯會上，默克爾便以“環保總理“的形象出席。但在之後的很多年內，她領導的政府並沒有出台實質的環境政策，像個光説不練的現實主義者。最典型案例便是棄核令。早在2010年我剛開始學習德語時，聽力課文中就已經出現過Atomausstieg（棄核）這詞。但是默克爾還是在2010年叫停了施羅德時代就通過的棄核令，選擇繼續延長核電站的運行壽命。

　　轉機發生在2011年的福島核電站事故。洶湧民意迫使默克爾內閣同意對七座最古老的核電站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暫停運行。當年夏天，默克爾政府明確計劃關閉八所核電站，並承諾在2022年前逐步實現去核化。

　　或許是嚐到了環保大旗的甜頭，第四屆默克爾政府出人意料地在2019年初宣佈將在2040年前進一步棄煤。

　　除了《巴黎氣候協定》以及環保的政治正確之外，默克爾政府敢於將魯爾區煤炭這個德國百年老品牌摘掉的底氣無疑是新能源發電的蓬勃發展。在新冠疫情期間，德國的新能源發電佔比甚至超過了全網發電量的一半以上。

　　不過，昂貴的風光發電的代價卻是由德國消費者承擔的。不同於大部分國家由財政負責給光伏和風力發電進行補貼，德國賴以支持新能源的資金大部分都來自於所謂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費（EEG-Umlage），該費用以電價附加費的形式並塞入了所有德國家庭和德國企業的電費賬單之中。

　　十六年以來，曾經默克爾承諾的每千瓦時3.5歐分的可再生能源附加費早已成為了過往，每千瓦時6.5歐分的附加費才是現實。最終的結果則是憑藉着每千瓦時29歐分的電價，德國成為了歐洲僅次於丹麥的能源費用第二昂貴國。

　　極右翼威脅：來也沖沖 去也匆匆

　　如果要評選默克爾給人留下的經典印象，那麼菱形的手勢以及那句wir schaffen das（we can do it）一定會高票當選。不過，在2017年大選中被妖魔化為納粹黨再世的選項黨突然靠着難民議題以12.6%的比例進入了聯邦議院，着實讓默克爾在內的德國朝野吃了一驚。

　　選項黨抬頭的背後，是2015年開始的敍利亞難民危機。

　　● 默克爾與難民 / Getty

　　如同在棄核令問題上的“首鼠兩端”，在敍利亞難民潮初期，頗為保守的默克爾對於是否接納難民態度冷漠，反而是民間和反對黨表現出強烈意願接受難民，對默克爾施加了巨大壓力。尤其是默克爾在總理府門口輕撫着一個難民女孩的頭並表示“無能為力”之後，政府瞬間成為眾矢之的。

　　3歲難民孩童溺死地中海的照片最終成為了逆轉默克爾政策的轉折點。無論是出於政治或民意壓力，亦或者是出於緩解人口老齡化的現實考量，默克爾政府絕對開放邊界。這也是德國繼南斯拉夫內戰之後首次大批量允許移民進入國境，亦被德國學界定義為可以與二戰後西德接待舊普魯士領土上德意志居民相提並論的第四次移民潮。

　　然而，大量接納難民後，短期內出現的社區文化衝突事件增加，令2015年年初站在火車站站台上夾道歡迎難民的德國民眾，在不到一年之後就轉為要求關閉邊境。

　　在政治層面上，默克爾政府開放邊境政策加劇了聯盟黨內部分歧。一向與基民盟聯合參選的姐妹黨，巴伐利亞的基社盟一直致力於推動關閉邊界。

　　不過，隨着時間流逝，絕大多數難民都融入了德國的社會。雖然外界對難民抱有暴力犯罪以及“白眼狼”等刻板印象，統計數據卻顯示犯罪率和外國人的失業率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都在持續下降。以至於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我就幾乎已經很少見到難民這個詞出現在各大媒體的新聞標題之中。

　　而利用難民危機後部分民眾排外情緒上台的選項黨，也迅速失去了選民根基。截止9月19日的民調顯示，選項黨的支持率依然在10%上下浮動，並沒有能力對基民盟、社民黨甚至綠黨造成什麼威脅。迅速崛起的選項黨顯然經不起見證過16年大浪淘沙的默克爾的洗禮。

　　最受歡迎的總理、最令人討厭的政黨

　　選項黨的威脅或許不足為慮，但是難民危機給基民盟這個政黨帶來的地震卻仍在持續。

　　愈來愈多的黨內元老都認為，在默克爾的領導下，基民盟越來越脱離原來的保守派形象，走向了普世的人文主義，甚至變得越來越像老對手中左翼的社民黨。

　　派系林立，或許是描述目前基民盟最合適的詞彙了。自認為繼承了默克爾衣缽的女性政治家卡倫鮑爾曾在一年前贏得了黨內選舉，繼任為基民盟黨魁，但卻又在以默茨為首的保守派壓力下選擇辭職，以至於基民盟只能推出一個最大公約數阿敏·拉舍特來繼任黨魁。

　　過於中庸的拉舍特以及仍在迷失和內耗的基民盟也足以解釋，為什麼默克爾的支持率在其執政末期高達了82%，而默克爾所在的基民盟支持率卻僅有23%、似乎註定將在大選中輸給社民黨的尬尷現實。

　　不過，儘管自己政黨在幾天後大選中的前景風雨飄搖，默克爾早已把政治上的一切放在身後。

　　今年夏天，當被問及在離任後的第二天會做什麼，她回答道：“休息一下，想一想，也許讀一本書，讀到困……然後會睡一會兒，之後再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