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孩被鎖車內身亡父母會被判刑嗎？_風聞

從法律角度來講，判刑沒有問題，但理想很美滿，現實很骨感，因為父母的疏忽大意導致自己的孩子死亡的，在我國幾乎沒有聽説過被提起公訴而承擔刑事責任的。

如果不相信的話，我提供一些類似的案例，大家可以查查這些去世孩子的父母有沒有判刑。

2015年4月，上海男子帶着19月的女兒外出辦事，將孩子鎖在車內自行離開。等到想起車內還有孩子時，時間已經過去了數小時。當他匆匆趕回打開車門時，發現孩子雙手握拳、全身發紫，最終由於被困時間太長，搶救無效死亡。

2018年6月27日下午，在湖南湘潭一小區，一名小男孩被發現死在自家車內，車窗玻璃上滿是手指印。死者爺爺稱，當時孫子跟着父母外出，回來時在車上睡覺。他們以為孫子還跟着父母，等家人發現異常，孩子已經在車內死亡。

2019年10月4日，湖南益陽，一名3歲男孩在自家車裏死亡。據瞭解，孩子的父母外出喝喜酒，喝醉後直接回家睡覺，把後座的孩子遺忘在車裏，等發現時，小孩已無生命體徵。

2019年4月，湖南益陽一個爸爸開車送女兒上幼兒園，爸爸接了個電話，還玩了下手機，然後就忘記孩子在車上沒有下去，直接下車鎖上了車門。下午放學媽媽去接孩子時，才發現孩子並不在幼兒園，尋找後發現孩子躺在自家小車後排座椅下面，已經全身發紫、沒有了生命體徵。

至於原因在下面這篇《刑上“粗心”家長不合適》裏講得很清楚（首先申明本人並不贊同，作者請自行搜索）：

【同樣是兒童被留車內導致的死亡事件，因責任主體不同，在實際中所面臨的責任後果就不一。如果是因為父母疏忽大意被忘在私家車內造成的，沒有刑事偵查介入的先例；如果是被忘在校車內造成的，則幼兒園園長、接送老師、司機等都有可能會被判刑，而且毫無例外。

這是眾多的事例所得出的處理結果，並非基於法律的排他性規定。之所以會有如此一邊倒的結局，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關鍵在於兩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完全不一樣。這種社會危害性，與中國傳承了幾千年的“家事”觀念息息相關。

在校車上發生的悲劇，不在“家事”範圍內，有着明顯的社會危害性，不處分人，受害者家屬不答應，難以平息民憤，也無法預防類似悲劇發生。因父母粗心大意在私家車上發生的悲劇，其父母既是這一事件中社會危害性的致害者，更是最大的承受者，社會危害性明顯較小。

這也就是公眾為何在看待這種事件時會陷入“家事”思維模式的原因：人家父母又不是故意的，最不希望看到這一結果的是孩子的父母，最傷心的也是孩子的父母。

正是在這種思維模式下，大家安慰受害者家屬還來不及，誰又還會去質疑要不要追究父母的刑事責任？

在這種認知條件下，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假如公安機關介入到這些事件中，以過失致人死亡罪立案偵查，又會是怎樣的局面？假如司法機關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判決“粗心”父母刑罰，公眾會不會又是罵聲一片？

公眾其實早就從這些悲劇中得到了警示，清楚地知道了把孩子放在車內會給孩子帶來致命的傷害，再追究孩子父母的刑責，這種警示意義也加深不了多少。如此，法律實施的羣眾基礎就不牢固，就難免不會陷入執法的尷尬境地。

法律的實施與一國國情息息相關。國外發生的“兒童被留車內事件”，父母得付出坐牢的代價，這是基於當地國情決定的。在我國現有國情下，還不宜將“粗心”家長納入到刑事追責的範疇中來，這也與刑法的謙抑性是一脈相承的。

即使從現有刑法的規定來看，“粗心”家長的行為從一定程度上符合過失犯罪的情形，但是社會危害性不大，也應當按照刑法第十三條的規定處理：“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

當然，在兒童被留車內悲劇一再發生的當下，如果還有家長自認為沒有問題還“經常如此”，由此導致悲劇重演的話，這種過失犯罪的情形也就越過了顯著輕微的程度，理當追究刑責。否則，就還會有更多的孩子在這種“明知而輕信”的僥倖下遭受不測。這也應該成為懲罰“粗心”家長的一條法律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