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儒家文化之思想內核，及與宗教和馬主義之比較_風聞

        筆者不是研究儒學的專家，既沒有深研過儒家經典，也沒有廣閲過涉儒之論見。閒暇之餘，偶爾接觸有關儒學之文章，不是闡述其具體主張為何，就是論辯其具體主張之對錯，從未曾見及有人探究“儒家為何提出這些具體主張”。

自此疑生，便為其困。今撰此文，既為自釋，亦為求解。若有高人閲及，望不吝賜正，此謝為敬。

一、儒家文化之思想內核解析

在筆者看來，儒家思想在本質上是一種非政治性的集體主義，其根本出發點是“維護社會的整體穩定與良性發展”，無關具體的政治制度為何。

因為，儒家思想追求的是“穩定”與“良性”，而不是“平等”與“公平”，所以其創建了一套以“順天承命，各安其位，各盡其責”為核心的理論體系，並由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衍變出了種種具體主張。

儒家思想之所以強調“順天承命，各安其位”，既源於其對世界運行規律的時代性主觀認知，也因為這是無需重構當時社會秩序就能夠實現“即刻穩定”的最佳方案之一。

儒家思想之所以強調“各盡其責”，並特別重視責任的相互性與道德性，其目的就是為了最大可能的實現“社會整體的良性發展”——儘管這對社會底層並不公平，但其在當時的社會秩序下也給統治階層設計了最大可能的“良性”約束。

當然，聖人已遠，眾儒家先賢到底何所思，後人已無法實考，只能各抒其論。以上觀點僅為筆者倒求因果之臆測，雖能自洽，但未必如實。好在今人論古，意在求真，更意在向古求今求未來。

儒家求“穩”，因為亂之一起，百姓必苦。儒家求“良”，雖或理想，但亦或通徹。民之為民，在有國必有民。既民必存，則求上之變便為術，求良於民方為道，為恆善。

二、儒家思想與宗教之比較

儒家，也被有些人稱之為儒教。

所以，這裏我們簡單的將儒家思想與宗教做一下比較分析。（此處所比較之宗教，僅指信奉“秩序神”之宗教）

儒家思想與宗教相比較，異同之處何在？

同在，儒家與宗教在本質上都是一種“秩序”信仰。

異在，儒家之信仰在“人需”，僅構建了人世之秩序；宗教之信仰在“己需”，不僅構建了人世之秩序，還構建了神之世界。

儒家以人為學，雖講天命，但不論未知而只求現世，入紅塵為人需，以史為榮恥。

宗教以神為信，心證自洽，神之秩序下三生三世存因果，善惡皆神約，修之為己需。

學以致用，二者比較之結論：

中華民族不是沒有信仰之民族，吾族之信仰在“史”，不在“神”。

信神者實為己需，未必高尚；不信神者，其行或為己或為人，未必不高尚；真儒者，以人需為己需，以青史為榮耀，必高尚。

三、儒家思想與馬主義之比較

儒家思想與馬主義在本質上，都是一種集體主義。

所以，二者具有相當大的契合性。這就是為什麼，馬主義能在中國產生出巨大爆發力與長久生命力的根源之所在。

從二者所追求的目標上看，儒家求的是“穩定”與“良性”，馬主義求的是“平等”與“公平”。

這，就導致了二者在實現目標的手段上大相徑庭：儒家求“穩定”，故首選“變法”，只要上位者“從良”即可；馬主義求“平等”，故不得不訴諸“革命”，因為文明之光至今仍未照徹人性之私——理論上，永無可能。因人性雙屬，其私為基因所生。

從二者在社會秩序構建的系統性上看，儒家遠勝馬主義。儒家從人出發，一套“三綱五常”就把人的方方面面安排的明明白白，行之有據，對錯分明。馬主義從政治出發，只論述了原理並粗繪了未來藍圖，於秩序之具體構建未有系統設計，更無人之日常所行之規範。故，在上制多歧義，在下行無所依，路漫漫其修遠，需上下求索。

有人曾問：西學東用，中華魂歸來兮？

吾曰：合二為一之日，遙祭先賢！

補註1：何謂馬之中國化？若無中國，何謂中國化？如有中國，為何？

補註2：任何文化都是時代的產物，都有其歷史侷限性。路在自己腳下，鞋合不合適要以自己的腳去判斷。於今天的我們而言，古人是古人，外人是外人，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但，兒知母醜而不嫌，尊而敬之，是人倫。

補註3：任何人的思想，都會受到時代的限制。孔子時，社會秩序是分封制，後世變成了帝制，今天我們是中國道路。筆者完全相信，不管孔子是生到帝制時，還是生在今天，都不會提什麼復周之禮。因為，這就像筆者文章中所探討的，儒家的規矩體系只是表象，其本質其實無關政治為何，只在求“穩”、求“良”。許多人只看儒家的規矩體系，就説儒家要維護封建體制，何其謬矣——你把任何一個儒家先賢放到今天，他會堅持封建之禮？難道一個能成為賢者的時代精英，還不如你我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