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節在捍衞電影_風聞

電影產業需要專業性舞台持續“發聲”。

文/龐宏波

為什麼我們去看電影？

在第十一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中國電影發展高峯論壇上，楊楓在發言中提出了這樣的疑問。在當天那場論壇的受邀嘉賓裏，楊楓可能是資歷最淺的那個，作為一個青年導演卻提出了一個最本質的問題。

從去年的疫情開始，疫情對於全球電影產業都是一次重創。2020年全球電影票房下降了72%，中國電影市場憑藉着高度互聯網化的特徵率先復工，成為了全球恢復最好的單體市場。但是疫情對於電影產業所造成的影響，是短期內難以徹底消除的。

就今年而已，春節檔讓整個產業看到了中國電影快速復甦的能力。但是下半年，疫情的反覆和其他自然災害又讓整個產業的發展勢頭產生了波動。所以，對於當下的電影產業而言，需要一個契機來傳遞聲音。

北京國際電影節的這場中國電影發展高峯論壇，無論是參會的嘉賓還是討論的話題都完成了這一使命。在覆盤這場論壇中，許多觀點可以拿出來反覆的討論也應該引起足夠的重視。從論壇本身來説，這是電影產業的一次“發聲”，而從北京國際電影節來説，這場論壇像是“排頭兵”，預示着北京國際電影節通過更加專業且有力的內容提升了自身的影響力。

1

—重新審視“主旋律”—

必須正確看待主旋律作品。

**如今，主旋律成為了國產大片的支柱。**一是主旋律國產大片幾乎集結了整個產業最優質的一線資源，在任何一個評價維度上都佔據着優勢；二是在疫情造成嚴重片荒的情況下，主旋律國產大片承載的市場責任更重；三是放大時間尺度，如今的主旋律作品密集出現是一個必然。

中影集團的副董事長，中影股份的副董事長、總經理傅若清在談及主旋律作品的創作時，對主旋律作品的產業變化進行了總結。

傅若清認為，在2009年《建國大業》上映的時候，這種主旋律創作當時本質上還是一個企業行為，而從《我和我的祖國》到現在的《我和我的父輩》，一個特別大的特點是舉國之力。集行業所有資源，以及不能説是某個公司的作品，是行業共用、共享資源。

也正是因為2019年主旋律大片新的特點，形成了如今的市場態勢。主旋律作品突然井噴，開始成為各大檔期的“種子選手”，原因就在於集齊了整個行業最優質的資源，這是主旋律作品能夠成功的“外在原因”。

在一個相對較長的主旋律創作週期裏，這種集行業優質資源為一體創作主旋律作品可能依然是一種常態，未來多個頭部檔期依然會出現主旋律大片。

這兩年主旋律大片能夠成功的“內在原因”，還是要回歸到製作本身。《我和我的祖國》之所以能夠在當年國慶檔奪冠，原因在於大時代和小人物的歷史碰撞贏得了普通觀眾強烈的共鳴。在內容上的創新，讓觀眾不再帶着有色眼鏡看待主旋律大片。而除此之外，很多主旋律作品都在內容上求“新”。

黃建新表示，《長津湖》在籌備期，曾經用一年的時間討論“保家衞國這個家的抽象概念怎麼樣具體化”，為此也徵求了很多人意見。同樣，在黃建新導演參與的《1921》裏，主創也在極力思考“這些人當年在尋求什麼”，從而將自己的思考和普通觀眾的思考進行結合。

在電影創作的母題上，主創並沒有因為是主旋律而喪失探索，而是極力的尋求創新。此外，《鐵道英雄》的導演楊楓表示，《鐵道英雄》在籌備期也是無意中接觸了一些史料，發現沒有組織叫鐵道游擊隊，它真實的稱呼是八路軍魯南大隊，鐵道游擊隊是一個小説，不是部隊的番號。所以決定摒棄原來的故事，開始進入到歷史裏面去提煉。

主旋律大片在內容上所做的努力和創新，可能並不能每次都成功和大眾產生共鳴。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主旋律大片在頭部檔期的常態化必然需要經歷這個“過程”。在北影節中國電影發展的高峯論壇上，能夠看到的是主創對於主旋律大片求新求變的渴望，在主觀意識上依然保持着藝術創作最本能的探索，而並沒有因為主旋律作品井噴而進行模式化創作。

2

—“捍衞”電影院—

要想清楚“為什麼我們去看電影？”

楊楓提出的這個疑問，實際上非常需要當下整個產業的思考。但這個思考是要跳脱出產業內部的邏輯，而是站在一個普通大眾的視角來思考“為什麼我們去看電影？”只有把這個問題思考清楚，才能在製作上滿足觀眾的需求。

當下疫情對於整個電影產業最大的影響在於觀影人次的流失，一方面是由於缺乏足夠帶動市場熱度的內容，導致觀眾觀影熱情不足，從而減少進入電影院的頻次；另一方面在於其他娛樂消費形勢的崛起和習慣的養成，導致觀眾對於電影消費本身的需求減弱。

**在這場中國電影發展的高峯論壇裏，“捍衞”電影院是一個關鍵詞。**而如何捍衞，實際上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提升電影內容的多樣化，二是通過技術提升“儀式感”。在現有的產業模式下，這是能夠讓整個電影產業快速回血最快的方法。

光線傳媒的董事長王長田表示，電影產業的核心就是電影，如果沒有電影項目其他環節都將不復存在。所以，一個電影公司的使命就是製作好的電影內容。在論壇上，王長田詳細介紹了光線傳媒三個內容版本的佈局，一是重點題材、重點項目的製作；二是常規的市場製作，探索新的類型、題材。在這一部分，王長田表示目前公司大概有60-70個電影項目在不同製作週期；三是動畫電影，王長田認為中國電影走向世界，可能動畫電影會早於真人電影。所以，光線目前已經籌劃了20-30部動畫片，每一部影片的製作週期長達四五年，所以這些影片在未來20到30年的時間會陸續製作完成。

其實從光線傳媒在內容上的規劃，就表明了一家成熟的主流電影公司在內容製作上的層次感。而一個商業電影市場，自然需要保持電影內容的多樣化來滿足觀眾不斷變化的內容需求。

另外，**中影集團副董事長傅若清和愛奇藝創始人、CEO龔宇都認為，中國電影想要在2035年從電影大國成長為電影強國，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技術。**只不過傅若清認為的技術，聚焦在拍攝技術和放映技術上。在拍攝技術上，華人導演李安此前通過《比利·林恩的中場戰事》以及《雙子殺手》，反覆實驗4K+3D+120高幀率的高格式影片。為此，李安在好萊塢甚至為此建了一個實驗室，而這種高格式影片目前在全球電影製作中都是領先技術。此前華夏電影為了放映這種高格式影片，推出了CINITY影廳。

傅若清認為電影發展了一百多年，在技術迭代上明顯落後。如今，整個疫情讓全球電影產業格局開始重塑，中國電影是時候可以引領倡導技術提升，從而捍衞走進影院的初衷。

龔宇則將“技術”放大在整個產業鏈上，通過技術賦能來提升整個產業的抗風險能力。例如對財務數據的可預測性；製作流程的技術控制；虛擬拍攝等硬科技提升。

而在隨後發言的薛曉路導演則表示，疫情後作為創作者一個比較大的感受在於電影院觀眾的變化和分流。尤其是流媒體平台崛起以後，對於一些影片觀看方式產生了非常大的影響。但是一些宏大敍事和高規格、高投資、大場面的電影實際上只能堅守電影院這一放映渠道才能產生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想要讓觀眾回到電影院需要維持電影的“奇觀感”以及保持它的社交性。尤其是今年開始破圈的劇本殺和密室逃脱，讓薛曉路認為要提升參與感和討論度，增強共情性是留住“人”的核心。

3

—產業“自救”—

產業“自救”的根本，在於意識的覺醒。

儘管中國電影市場快速復工在全球取得了領先地位，但是在疫情常態化的當下仍然需要整個產業努力提升來積極應對。而且實事求是的説，如今整個中國電影市場由於“片荒”的難題，引發了一連串的連鎖反應。而且觀眾的分流和其他娛樂消費習慣的養成，對於電影都是很強的衝擊力。

所以，整個電影產業想要“自救”，首先是內部的意識覺醒。除了提升自身內容的競爭力之外，還需要在其他方面儘可能保障產業的健康運轉。

在北影節這場中國電影發展的高峯論壇上，參會嘉賓也是提出了諸多觀點。光線傳媒的董事長王長田認為，整個產業需要貫徹《電影產業促進法》的落地實施，從基本的法規層面對整個產業對發展進行保障。

而**愛奇藝創始人兼CEO龔宇則將目光放在互聯網和電影的結合上。**龔宇表示互聯網行業和電影行業緊密結合了將近20年，實際上在播出方式上已經有了顛覆性創新。隨着科技發展，流媒體平台的視頻體驗越來越好。尤其是疫情之後，整個行業開始談論KVO模式，電影在互聯網類似於電影院單片顛簸的方式是比較看好的。龔宇認為從廣義上來看，電影院和流媒體平台之間存在競爭，但是從更大的意義上來看，隨着整個市場的發展，兩個渠道各自適合的電影會逐漸分化，會形成不同的電影市場，這隻能利會大於弊。

事實上在好萊塢，態勢可能相對更加明顯。Netflix和亞馬遜這樣的純流媒體平台，疫情前大量接收了在好萊塢大製片廠被“遺棄”的大導演主導的劇情片，而這些影片卻是大導演藝術創作自由的一個體現。不少影片在流媒體平台上也取得了非常好的反響。但這些影片的確在“宇宙大戰”和“視聽大片”為核心戰場的大製片內變得非常邊緣。

所以，對於全球電影市場來説，隨着互聯網技術的推升，流媒體平台不斷崛起之後的確可以承載部分在播出渠道上相對不敏感的電影。從大趨勢上來看，電影線上線下模式的並存，互聯網和電影院的共生是一個長期共贏的態勢。

在整個市場需要“發聲”來引領行業前進的時候，北影節的這場中國電影發展高峯論壇的確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從各個方面對於疫情後中國電影市場的覆盤以及對於未來產業趨勢的展望，都有很多值得關注的點。對於北影節來説，高峯論壇在產業內因為自身的“專業性”獲得認可，也充分説明北影節在自身影響力上的明顯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