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2012中國青年報訪談：中國最好的學生與美國相比，在學科準備上有一段差距_風聞
熊猫儿-2021-09-25 20:20
丘成桐：我們這幾年搞了一個“丘成桐大學生數學競賽”，第一年考的時候，很多學生水平不行，第二年改進了很多。我們不考刁難的題目，基本上是美國博士資格考試的水平。讓我嚇一跳的是，有些名校一個學生都沒考上。因為這些名校吃老本，考試一下就露出底了。
我們有50多位教授參加組織和出題，組織這場競賽完全是義務勞動，競賽到目前為止辦了兩年，雖然得到政府認可，卻沒有要求政府撥一分錢，全部都是我們自己找的經費。我覺得競賽的效果很好，因為很多高校知道要調整自己的教學內容了，一考試就知道學生水平比不上人家嘛。
記者：在我們的印象中，中國學生的數學水平是最好的，怎麼會比不上人家？
丘成桐：在哈佛大學，某一年有9個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參加我們數學專業的博士資格考試，滿分160分，有7個學生考分在130至140分之間，唯獨兩個中國學生只考了80多分。這還是中國最好的學生。
中國學生在數學上的準備比不上人家。清華有個學生跟着我，剛來的時候，覺得博士生資格考試很困難，經過努力，現在成績不錯了。這表示其實中國學生的基本功並沒有那麼好。舉例來説，中國高中不怎麼教微積分，為什麼不教？因為高考考得少或者不考。然而，微積分是文藝復興和科技革命以來最偉大的創造，牛頓靠微積分成就了牛頓力學，大部分科學上的成就也都需用到微積分。
經常能聽到某些媒體説，美國很多人連加減乘除都不會。美國的高中生可能會有一部分學生的加減乘除沒學好，但總不能專找美國最差的學生和中國學生比較，幹嗎不找他們優秀的學生來進行比較？
所以，之前有報道説中國學生出去留學數學是最牛的，這是片面的。中國最好的學生與美國最好的學生相比，在學科準備上有一段差距。
記者：基礎培養特別重要。
丘成桐：我在國內見到不少應用數學家有這樣的毛病：基本功夫不夠堅實，卻大談交叉學科的重要性。這樣做反而把本來應當發展的基礎學科也耽誤了，正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犬”。本世紀的知識突飛猛進，跨學科的知識更是如此。事實上，大部分創新的科學都是在不同學科的融合中擦出火花產生的。
很多人都同意這個看法，但卻忘記了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有能力融合不同學科的學者，其能力和知識水平都要跟這些不同學科的專家相當，即使在某方面的知識跟不上，他也要能理解問題的困難所在，能找合適的專家求教。而能滿足這些條件的科學家實在不多。
中國有不少學者只注重科學的應用，而不願意在基礎科學上下功夫，這是非常膚淺的。事實上，從工業革命以來科技的每次突破無不源自基礎科學的發展。對基礎科學認識不夠深入，只滿足於應用而沾沾自喜，終究是尾隨人後、依樣畫葫蘆罷了。年輕人做學問，務必要踏實，將基礎學科學好。
中國現在的教育就像從大鍋裏盛出一點飯，比較平均地分給所有人
記者：如何評價今天中國的學術水平？
丘成桐：大範圍來説，科學上第一流的成果不多。第一流就是其他人做不到的，基本思想從頭到尾都是我們做的。最近我去看國防科技大學做的“千萬億次高效能計算機系統”，看了西昌衞星中心的火箭發射，都做得非常傑出，但無論是計算機還是火箭，基本思想都是外國人的貢獻，我們還缺少全面性的創新工程。
美國很多第一流的創新成果是別人沒有做過的，他們從頭開始做，如半導體和生物科技裏面的很多科研成果。與之相比，中國要差得遠。結晶牛胰島素是一項很偉大的事業，但這已經是50年前的事了，這幾十年，中國還沒有像結晶牛胰島素這樣的工程。
記者：怎麼看待近年來一流成果的稀缺？
丘成桐：教育沒有做到位，尤其是從廣泛學生裏培養出一部分好學生的力度不夠。
大範圍來講，雖然我們現在的教育在“量”上是不錯，每年差不多有1000萬高中畢業生，高考也比較公平。但是我們並沒有意識到要從這裏面培養出一小羣適合做領導的、做創新性工作的人來。
要做前人沒有做過的工作，就非要培養出一批出色的年輕學者。有些科學在剛開始的時候，可能就是幾個人、幾十個人做出來的，比如半導體，但它影響的可不只幾個人、幾十個人，而是大多數人，乃至全世界，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財富。
在中國的大學生或者高中生裏面，如果有千分之一甚至是萬分之一的人能夠這樣，或者説，只要有1000個傑出學生去從事這些事業，就能對整個中國的創新帶來不可估量的促進作用。中國現在的教育就像從大鍋裏盛出一點飯，比較平均地分給所有人。我覺得，應該有體系地培養有創新能力的年輕人，讓他們投入到偉大的科技事業中去。
記者：如何培養這樣的年輕人，您的建議是什麼？
丘成桐：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很多大牌教授要做研究，不願意教書，這造成學生遇不到好的教授。哈佛大學數學系的教授全部被要求教大本科，無一例外。最近幾年國內教育部門也開始要求大教授教本科，但是還不夠。
國內的好文章數量太少了
記者：前段時間，有研究機構發佈我國國際論文的數量指標，數據顯示我們在全球上升的速度很快，但引用率不高。有觀點認為，我們論文把量做足了，質量就會慢慢上去？
丘成桐：這個論點顯然是不科學的。現在看來，中國的博士全世界最多，哈佛大學去年畢業300個博士，對比這300個博士的論文水準，也許中國很多高校的博士論文加起來都不見得比這300個博士的論文好。
創造一定要靠“質”而不是靠“量”。也許好的雜誌會登你的文章，但不代表你的文章就是雜誌中最好的。真正的好文章會影響很久的，文章好不好，要等過了十年八年才會顯現出來。不要看發表時的狀況，要看五年十年後的引用率，且排除自己引用的部分。這樣來看，國內的好文章數量太少了。所以我們只顧着把量做足很難有質的提高。
我覺得，只有求真求美，一心一意追求大自然的真理，摒棄形式主義的東西，才可能在做學問上有所提高。
記者：怎麼理解求真求美？
丘成桐：我認識一個院士帶了個博士後，文章沒發表前，發現邏輯錯了，這個院士説沒事，因為沒有人敢説他錯了，他不在乎。我看到身邊有很多這樣的事情，有些媒體宣傳的大教授，明明知道某個問題錯了，但就是不願意糾正，真正變成學霸了。
真正想做學問的人，不要只想着做院士、當領導
記者：您描繪了一個很好的景緻，但是就像站在湖邊，遠看時這湖景挺美的，可是一走到近處，才發現這湖水渾濁不堪，大煞風景，怎麼面對這種狀況？
丘成桐：學風一定要改正。現在中國學術界有造假的風氣，真假不分的話學問怎麼做啊？學問在真知面前，在所有力量面前都是不變的。伽利略在教皇面前説：“就算你懲罰我地球還是在轉動的，地球還是在圍繞太陽轉動的，你無論怎麼懲罰我，還是有那麼一個真理存在的。”可惜現在一些學者不能講真話不敢講真話，名人、權威或領導講了一句話，反而成了“真理”。
真正想做學問的人，不要只想着做院士、當領導，為了學問而做學問，終究會成功。我常跟年輕的朋友們強調，學問做好了，肯定有出頭的時候。遺憾的是很多年輕人不願努力幾年以後才得到賞識，他們只願意看到眼前的利益。
記者：您有什麼建議？
丘成桐：其實只要領導不要急功近利，真正想做一些好的研究，就會有一羣人會為做學問而做學問的。
現在做學問的人都是為了某種目的，比如説為了自己的名利，甚至為了學校和國家的聲譽，這樣做學問不大可能做得特別好。年青人做學問，還是需要有一些是出於對大自然的好奇。
愛因斯坦做相對論的工作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的研究對槍炮和火車都沒好處。量子力學做出來的時候，在當時什麼用都沒有，只是個哲學的觀點。到後來我們才認識到它們都是最重要的工作。
因好奇而沉浸到一個地步才能做好學問，中國應當創造條件讓一批人為做學問而做學問，應該鼓勵這種人。
記者：您在很多演講中，都説把中國科技發展希望寄託在青年身上，但很多人認為今天中國的年輕人很浮躁，您怎麼看？
丘成桐：學生浮躁的主要原因是學校環境不好，社會輿論也沒有引導好。無論是學校的教師，還是政府官員，甚至包括媒體，都營造了一種不好的風氣。在學風和社會風氣的影響下，一些聰明能幹的大學生只想着賺錢，不想繼續在學問上下功夫。有能力的學生大多數都奔着學金融去了，沒有人想留下來做一些基礎工作。
國家這麼大，如果年輕學生都只想着撈一筆是絕對不行的，還是需要有好好做學問的學生。
美國之所以強大，是因為美國年輕人掙錢歸掙錢，但總還有一批年輕人願意全心全力去做學術，不去想掙錢的事。年輕人學問做好了，總會有出頭的時候，做好了學問也不是不能名利雙收，只是看青年朋友們耐不耐得住這種寂寞，有沒有挑戰的精神。
總的來説，我有信心看到大批年輕人帶領我們國家科技取得大進步，但國家需要保護他們，讓他們發揮他們的長處。
未來10年是中國科技發展的最好時機
記者：這些年您一直在中美之間走動，您感受到中國科技進步表現在哪些方面？
丘成桐：中國科技這幾年起飛了，是不是真的能飛起來是另外一個問題。近兩三年形勢大好，也可以説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中國科技能不能夠脱胎換骨，就看這五到十年，因為這期間海外經濟遇到大困難，歐美都遇到困難，真正有學問的學者把中國看得很重要。
中國的教育科技環境也有所改善，現在的年輕人願意花時間讀書了，以前覺得只要出國就好，現在也知道在中國也可以做學問了，這是很重要的改變。
但現在中國基本都請華裔的學者，華裔學者跟全世界最好的學者比不見得是最好的。我們有能力請非華裔學者到中國來，我們清華的數學中心成立了才兩年，有很多一流的非華裔學者全職來參加了。這些都不是普通的學者，一個密歇根大學的講座教授全職來中國；堪培拉大學的教授計劃每年來九個月，除了教書外，也帶研究生；一個荷蘭的院士也準備來。還有一大批很好的年輕學者都要來參與。
所以，未來10年是中國科技發展的最好時機，中國一定要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錯過了，下一次再遇到這樣的機會，還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當年，陳省身先生和華羅庚先生在極為艱苦的情況下，可以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都是他們年青時候完成的。我相信在政府正確的領導下，我們有能力培養一批年青的學者，做出世界一流的工作。
注：丘成桐， 美國哈佛大學數學與物理系教授， 菲爾茲獎、沃爾夫數學獎得主， 曾證明世界數學難題卡拉比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