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政策，明面是在做減法，最終是為了做加法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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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橫空出世的“雙減”政策，對教育行業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篇文章就聊聊這個話題。

　　“雙減”政策是指7月19日發佈的中辦40號文《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提出的目標是“學校教育教學質量和服務水平進一步提升，作業佈置更加科學合理，學校課後服務基本滿足學生需要，學生學習更好迴歸校園，校外培訓機構培訓行為全面規範。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長相應精力負擔1年內有效減輕、3年內成效顯著，人民羣眾教育滿意度明顯提升。”

　　“雙減”政策的出台，讓許多因為疫情原因不能開線下課程的學科類培訓機構吃了一個定心丸：別開課了，轉行吧！

　　而很多家長可能覺得這個政策來得突然，而且不理解給自家孩子補課的校外培訓機構怎麼就成了被治理的對象？因為這些培訓機構的存在，家長願意多花些錢，讓孩子多學點知識，還能增加很多就業機會，這不是皆大歡喜的好事嗎？為什麼要一夜之間就否定這一切呢？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我們好好理清這個政策的來龍去脈，並弄懂它在宏觀層面的思路。

　　一、“雙減”並不突然，而是多輪政策演進的結果

　　早在2017年12月，十九大結束後不久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就在公報中提出“要圍繞推動高質量發展，做好8項重點工作”，其中的第六項是“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具體做法是“要針對人民羣眾關心的問題精準施策，着力解決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擇校熱’、‘大班額’等突出問題……”。

　　是不是覺得奇怪，怎麼在經濟工作會議上講教育問題呢？印象中沒有出現過吧。這説明中央已經把教育領域出現的這些問題看作影響經濟全局的大事，需要花大力氣來解決。而這次的中央經濟工作會因為是十九大之後的第一次，對後面的五年具有開篇定調的意味，所以重要性尤其大。

　　作為對這次會議精神的落實，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門聯合開展針對校外培訓機構的專項治理行動。行動的目標是“堅決治理違背教育規律和青少年成長規律的行為，加快解決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中小學生過重課外負擔問題，確保中小學生健康成長全面發展”。內容主要是嚴格對校外培訓機構證照的管理，糾正校外培訓機構開展學科類培訓（主要指語文、數學等）出現的超綱教學、提前教學、強化應試等行為，查處中小學與校外培訓機構課程與師資的違規聯動等。

　　隨後在2018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發佈80號文《關於規範校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意見提出“以建立健全校外培訓機構監管機制為着力點，努力構建校外培訓機構規範有序發展的長效機制，切實解決人民羣眾反映強烈的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過重問題，形成校內外協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以上幾次政策，要解決的都是在中央經濟工作會公報中提出的中小學生“課外”負擔重的問題，所以治理對象主要是瞄準校外機構，要求其規範經營，不能超綱教學。值得注意的是在國辦80號文中出現了“做好課後服務”的意見，説明管理層的解決思路出現了新想法：希望通過充實學校教學內容來減少校外培訓機構的吸引力。

　　而到了18年底，教育部等九部門推出中小學生減負的30條措施，在通知中提出“規範學校辦學行為和校外培訓機構發展，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引導全社會樹立科學教育質量觀和人才培養觀，切實減輕違背教育教學規律、有損中小學生身心健康的過重學業負擔”。這些措施除了繼續加強對校外培訓機構的管理之外，還增加了對學校辦學行為的約束，包括“嚴控書面作業總量”和“科學合理佈置作業”等（這些在“雙減”政策中得到了繼承）。這些措施的推出，説明管理層認為增加學生負擔的不光是校外培訓機構一頭，另一頭的學校還要繼續管。

　　而到了2019年7月，針對部分機構重點發展線上培訓的新動向，教育部等六部門發佈《關於規範校外線上培訓的實施意見》，給政策打了補丁。到此時，“雙減”政策中包含的校內校外同時減負，加強校外培訓機構監管與規範線上培訓等內容都已經基本完備。而且經過兩年治理，也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按照國內政策執行的慣性，就應該進入常態化監管階段，怎麼風雲突變到今年又非得甩出來一個“王炸”呢？

　　因為特殊的2020年，突如其來的疫情把工作節奏打亂了，而且在許多行業因為疫情遭受很大損失的時候，校外培訓行業藉助線上教育居然因禍得福，搞得是如火如荼。

　　二、校外培訓逆勢上揚，亂象升級

　　2020年年初疫情爆發，所有工作都要為防疫讓路。而隨着國內疫情受到控制，人民的生活也開始逐步恢復正常。但是到完全恢復之前有一個很長時間的過渡期，為了保險起見，這個階段孩子們是不能去學校上課的。不能去學校，課卻要開，因此順理成章校內校外的課都搬到了線上。

　　在疫情期間這種特殊情況下，大家想想監管能真正地落實下去嗎？最多能管管各個學校的線上課程內容，校外培訓機構的線上課程基本上屬於“放養”狀態。而在監管空窗期，這個行業抓住機遇猛烈地往上躥了一把。線上培訓、教育APP帶動的行業產值瘋狂增長，線上用户達到4.23億，市場規模達到2573億。面對這麼巨大的蛋糕，垂涎不已的資本火速入場。2020年，猿輔導獲3億美元融資。作業幫完成E+輪超16億美元融資。據統計，全行業融資額度達到1034億。資本市場一掃疫情帶來的陰霾，謀劃着未來天量的增長空間，整個行業都處於亢奮狀態。

　　而在行業空前繁榮，被資本刺激快馬加鞭的同時，行業原來就有的亂象不斷放大、升級。

　　亂象一：過度商業化，爆炒焦慮，唯利是圖

　　大家是否還記得，去年有很長一段時間曾遭受過各種培訓機構線上線下廣告的瘋狂轟炸。這也可以理解，融到錢了嘛，可不就要大打廣告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吸引更多客户來交費上課。而要讓客户乖乖交錢，一定要從客户身上找點毛病出來，也就是經典的“三段論”：強化需求→影響判斷→促進行動。形象化的表述就是：你不對，你有病→別害怕，我有藥→藥特好，快來買。

　　而這些培訓機構做的教育生意，又是中國人特別在乎的事，特別害怕一步錯過耽誤了孩子。被這些廣告一煽呼，老百姓這個焦慮感騰騰就上來了，錢掏得特別痛快。但是造成的後果就是孩子壓力更大，家長負擔更重，唯一開心的就是培訓機構和背後的資本。

　　亂象二：培訓內容逃避監管，衝擊國家教育體系

　　為了差異化競爭，許多培訓機構強調教育體系接軌國際，並且大量僱傭外國人教學。這在之前的多輪治理中，就已經是監管的重點，但轉移到線上之後，用的國外教材夾帶私貨，外教人員來歷不明，在監管困難下破口陡然增大。長此以往，隨着校外培訓機構數量迅速膨脹，在其中接受教育的孩子呈幾何增長，遲早會搞成獨立於國家教育體系之外的另一套體系，這個風險誰也承擔不起。

　　亂象三：運營模式隱患不小，客户利益無法保障

　　陶叔自己開過公司，最頭疼的就是回款，求爺爺告奶奶，實在是太難了。但是教育行業不存在這個問題，因為這是個預收費行業。預收費行業爽啊，先收家長錢，再慢慢發老師工資，這中間的資金沉澱期，可以讓老闆琢磨再搞點別的什麼。如果老闆不慎，虧了怎麼辦？那些培訓機構捲款跑路的事，根子就在這。

　　在2020年行業大繁榮中，培訓機構更是花樣百出，辦卡、套餐、優惠、讓利，目的都是要套牢家長，一次性多交錢。這些錢收上來，去幹什麼了，誰能管得了？但是一旦出了事，收拾爛攤子又成了政府的事。

　　三、密集調研，中央有了大判斷，下了大決心

　　2020年放了一年的羊，到了2021年就得把羊圈紮緊了。高層領導紛紛出面，參加專題會議，密集研討新的對策。

　　2月5日，去年忙着撲滅疫情火的“救火隊長”孫春蘭副總理到教育部召開座談會，其中的一個議題就是規範管理校外培訓機構。

　　3月初，全國兩會召開，許多代表委員對教育行業存在的問題反映強烈，而校外培訓更是其中的重點。3月6日，大領導在參加全國政協醫藥衞生界、教育界委員聯組會時表態：“對羣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對打着教育旗號侵害羣眾利益的行為，要緊盯不放，堅決改到位、改徹底。”

　　一錘定音！箭已上弦，不斷蓄勢之中……

　　4月1日、26日、5月14日，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接連三次召開專題會。到5月21日，專題會的成果遞到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在會議公報中是這麼説的：“義務教育最突出的問題之一是中小學生負擔太重，短視化、功利化問題沒有根本解決。特別是校外培訓機構無序發展，‘校內減負、校外增負’現象突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除了把之前的措施打包之外，更着重強調“嚴禁隨意資本化運作，不能讓良心的行業變成逐利的產業”。

　　而到了7月19日，這個《意見》就以中辦40號文的形式公之於眾。如何“嚴禁隨意資本化運作”的謎底隨之揭開：現有學科類培訓機構統一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且一律不得上市融資，上市公司不得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投資學科類培訓機構，不得通過發行股份或支付現金等方式購買學科類培訓機構資產。

　　好一招釜底抽薪！一腳踩進校外培訓坑裏的資本立馬就傻眼了。

　　整體回顧從一系列治理行動直到40號文的出台，可以看到推出政策的機構從教育部牽頭的四部門、六部門、九部門，到國務院辦公廳，最後一竿子捅到中央深改委審議中辦發文，層次越拔越高，態度越來越硬，下手也越來越重。這説明中央已經對這個問題的定性發生了變化——就在雙減政策公佈幾天後的7月29日，中央教育工作領導小組再次開會，把雙減定位為“重大民生問題”。所謂“重大民生問題”，在中國的政治語境中是指與老百姓生活直接相關，能夠左右民心向背，如果解決不好，是會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出於這樣的重大判斷做出的重大決定，誰還會質疑這個事辦不成？

　　那又為什麼非要這麼絕決？就不能再敲打一下讓他們老實點，安安靜靜地創造一些GDP不行嗎？

　　四、要什麼樣的GDP？要讓老百姓過什麼樣的日子？

　　雙減政策剛一公佈，還輪不到家長們為孩子暑假乾點什麼犯愁，資本市場迅速開始哀嚎。新東方美股從2月16日最高點時的19.97美元，到7月24日2.93美元，再到9月23日1.95，跌去90.23%；好未來從2月19日最高點90.96美元，到7月24日6.06，再到9月23日4.80，跌94.72%；高途從1月27日最高點142.7美元/股，到7月24日3.51，再到9月23日3.09，跌97.83%。股票如雪崩一般跌落的景象，一輩子能遇到幾回？

　　緊接着各大培訓機構紛紛開啓了裁員大潮，那些被他們用高薪利誘而來的名師紛紛被掃地出門。就在雙減政策公佈的第二天，高途集團創始人陳向東召集管理層開會，定下了裁員指標，粗算下來，相當於高途1/3的人會離開。9月17日在新東方高管會議上，創始人、董事長俞敏洪宣佈，秋季課程結束後將停止小學和初中學科業務的線下招生，各個城市接下來也將逐步關閉教學點。隨之而來，到年底裁員人數將超過 4 萬人。

　　本來一片榮景生機勃勃的行業，轉眼之間就進入寒冬，這損失的是大量的GDP，還有眾多的高薪就業崗位啊。他們做錯了什麼？

　　其實在最早2017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公報裏就已經做了回答：中央要的是“高質量發展”。

　　什麼是高質量發展？這個概念最早出現在十九大報告中，宣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而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在於經濟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用這三力來衡量一些經濟增長的方式，就可以看出其質量的成色。

　　比如，大米的價格從每公斤5元漲到10元，這樣是不是增加了GDP？但是它能帶來經濟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嗎？顯然不能。

　　又比如，去年曝光的，為了給選秀節目《青春有你3》的愛豆應援，粉絲們買來牛奶掃下碼投票之後就把牛奶倒掉，這是合法的購買行為，但這能讓經濟增加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嗎？顯然也不能。

　　我們再來看培訓機構，他們讓來補習的孩子們增強了考試能力，也就會提升學生整體的考試水平，但是全國每年中考、高考的優質教育名額是不可能隨之增加的，只是向參加補課的學生傾斜而已。為了讓自己的孩子擁有這樣的競爭力，家長就不得不花錢讓孩子補課，把教育的成本拔高一大截，這跟大米漲價有什麼區別呢？這個過程雖然創造了不少高薪職位，但這些優秀人才的努力並沒有花在國家想讓他們花的地方。在國家層面，每年獲得優質教育資源的學生數量沒有變，但這個產出的難度不斷加大，過程讓家長更焦慮，孩子學習壓力更大更痛苦——這就是大家越來越熟悉的“內卷”。這種內卷GDP產生的浪費又和倒牛奶有什麼區別呢？

　　網上有個視頻，初中生凌晨3點才寫完作業，忍不住嚎啕大哭。孩子們的學習壓力已經不只是在高中階段，而是不斷向更低年齡漫延，再繼續這種模式，終有一天孩子會崩潰，家長也會崩潰。

　　我們追求經濟的發展是為了什麼？僅僅是為了讓大家的收入增加，可以消費更多有用的沒用的產品？還是應該隨着經濟的發展，讓老百姓的壓力逐漸降下來，幸福感與獲得感更強？如果要走第二條路，有的GDP就要放棄。我們已經逐步放棄帶血的GDP，接下來這種帶淚的GDP也要放棄了。

　　可以看出現中央在“高質量發展”這個方向確實是在真抓實幹，也確實是想讓老百姓的日子更輕鬆一些。最近還看到一個報道，説是有的地方已經開始對結婚要高價彩禮的習俗進行治理。按照這樣的管理思路，住房、教育、醫療三座大山，應該能多減點分量，結不起、生不起、養不起、死不起這些壓力，也應該能逐步緩解。畢竟今年宣佈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還是要讓老百姓過得開心，才能安安心心生孩子啊。

　　雙減政策，明面是在教育領域做減法，實質是對經濟發展全局做出了方向性的選擇，通過減脂來增肌，把資本與人才推到那些能夠增加經濟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的行業，最終目標是要為現代國家的發展增加一條新路，一條能讓人民羣眾共享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壓力小、機會多，生活更加幸福的道路。我期望這樣的探索能夠成功。

　　而在雙減的背景下，孩子的教育方式將面臨着大轉向，原來那些依靠校外老師給自己孩子傳授秘笈的，如果指望能有什麼特殊渠道搞點什麼事，還是不要輕舉妄動吧，中央的決心這麼大，別讓板子挨自己身上。

　　既然不能求人，那就求己吧。畢竟國家再怎麼管，也管不了父母給孩子教點什麼。其實要自己教育孩子，也不要想得太困難，掌握幾種方法就行。想讓孩子有出息，自己也得行動起來打個樣。有機會咱們再聊聊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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