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主席選舉 張亞中雄辯背後湧動的歷史暗流_風聞

國民黨黨主席選舉，意外殺出一批“黑馬”，學者張亞中的“統合”主張讓不少藍營支持者眼前一亮，民調持續度一路看漲。

平實而論，敢於説出“台灣人也是中國人”，敢於點破 “九二共識”被異化，還原“一箇中國共謀統一”，在島內已屬難得。然而，政治畢竟不是精神感召，縱使揮斥方遒令人目眩神迷，終要回歸現實。尤其面對兩岸關係，當選對題卻定錯調，結果也可能適得其反。

作為長期關注兩岸問題的學者，張亞中先生曾在《寫兩岸和平開統合時代》一文中，有過這樣一段記述：

“冷戰結束前，台灣的戒嚴體制已走到了終點。在民主化道路上摸索的台灣，很不幸地是用族羣民粹、統獨鬥爭做為前進的推力。國共內戰體制所形成兩岸認同的割裂、國際權力政治所帶來的外交零合博奕，並沒有被兩岸交流所消弭，反而成為民主化初期國民黨內部與朝野鬥爭的工具…… 1995年承星雲大師之命，協助興辦佛光山所屬的南華大學。我的‘政府’工作劃下句點，開始了專職的學術工作，這是我從工程師轉到‘外交官’後的第二次人生轉折。”

眾所周知，李登輝的“兩國論”提出是在1999年，但從台“陸委會”1994年7月5日公佈的《台海兩岸關係説明書》開始，已經將“一箇中國”去政治化與法律化，只視為歷史、地理、文化、血緣上的中國。

此舉是針對1993年8月，中國政府發表的《台灣問題與中國的統一》白皮書所作的回應，也是為妄圖“參與聯合國”所作的國際性宣傳。台當局雖然重申“國統綱領”提出的“一箇中國，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但由於説明中不接受“一國兩制”主張，強調“兩者既處於分治局面，理應各自有平行參與國際社會的權利”，強調“雙方應充分體認各自享有統治，以及在國際間並存只兩個國際法人的事實”。其本質是以“一個分治的中國”取代“一箇中國”。當時就有北京學者指出，“台當局拋出的《台海兩岸關係説明書》”，是地地道道的假統一，真分裂。

弔詭的是，這份台當局大陸政策白皮書（正式名稱《台海兩岸關係説明書》）的撰寫者正是張亞中先生本人，1992年，他從台外事部門商調至台“陸委會”，參與大陸政策研擬與政策撰寫工作。而直到1998年，在離開陸委會幾年後，他在《兩岸主權論》一書中仍以“一中兩國”來詮釋兩岸定位，並沒有同李登輝路線割席。

張亞中先生後來提到：從最早期所提出的“一中兩國”，其中“一中”是指“整個中國”，即“中華民國”加上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那個階段“統一”是唯一的選項，因此，“一中兩國”並不隱含着“中國”會走向分裂的説法。但是在李登輝將“一中”去政治化與去“憲法化”，而將其僅視為歷史、地理、文化、血緣上的概念，而且統一不是唯一選項，並且提出本質上是“兩（外）國論”的“特殊國與國”後，我在後來新的着作中將兩岸定位改以“整個中國內部的兩個平等政治實體”或“整個中國內部的兩個憲政秩序主體”等方式表達。

且不説將中國僅視為歷史、地理、文化、血緣上的概念正是出自張亞中親自撰寫的《台海兩岸關係説明書》。而如果目標是統一，“兩國”論主張就不隱含走向分裂的説法，那1999年7月9日 ，李登輝將兩岸關係定位在“特殊國與國”後，台當局陸委會之後還發布 “一中未來式”的説帖，以張之見，是否這也不等同“台獨”？

事實上，過去張亞中在推廣自己兩岸“統合”理論時 ，一直重視與政治實踐的結合，他不諱言李登輝的“兩國論”裏有他的觀點 ，1998年新黨十人小組“一中兩國”的主張也可以從他的理論中找到依據 ，甚至陳水扁 2001 年元旦提出的“兩岸統合”觀點同樣借鑑了他的理論 。但他同時又指責這些並非符合他的“兩岸關係整體思想體系”，而是一種盲人摸象、各取所需式的引用。

但問題在於，當同一主張既可以召喚深藍支持，同時還能被“台獨”引用，“統合”概念本身就已成為含混空泛的大雜燴，難道不值得重新審視檢討？

張亞中先生在2009年提出“一中三憲”構想，雖然屈從於兩岸與國際現實，放棄了“一中兩國”的主張，但是核心觀點並沒有實質改變，其概念的延伸即為“兩岸三席”，一言以蔽之就是，是以類似兩德統一或歐盟模式來解決兩岸統一的問題，在兩岸各有憲政秩序之上以陸續簽署的協議，形成未來共同一憲的基礎。

其實，這並非新論，從過往台當局提出“一國兩府”到國統綱領所説的“一個國家，兩個對等政治實體”，都具有類似的精神含義。無論是鼓吹以“一國兩席”重返聯合國，還是以“階段性兩個中國”進行分裂試探再或是要求以“以對等政治實體”身份參與國際組織，挖空心思想要達成“務實外交”的目標，比起張亞中苦心孤詣的研究，李登輝早已先行一步，在1990年代將相關理論探索付諸政策實踐，雖然這種在國際上企圖製造“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圖謀每次都已失敗而告終，但對兩岸關係造成的傷害卻是不爭的事實。

時過境遷，如果國民黨的傳統支持者提李必咬牙切齒，但對於李登輝路線的接續者又寄予無限厚望，只能讓人感嘆時間使人健忘。

這次參選國民黨主席，張亞中先生提出若當選黨主席，2024將是和平與“台獨”的對決，為此，他端出《創造兩岸和平備忘錄》，但細究內容不禁令人疑問連連。

比如，備忘錄第三條提出，“未來兩岸官方簽署和平協議後，兩岸同意並尊重對方為憲政秩序主體，在平等之基礎上發展正常關係。”

但憲政秩序主體為何？承接文上所述，仍是老調重彈，和李登輝時期的“對等政治實體”有什麼本質區別？這種將兩岸政權定性為“各擁所轄地區主權、具有同等國際法主體地位、相互獨立、平起平坐”的主張，是以否定 “中華民國”已經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合法取代為前提，將一個在內戰中失敗佔據台澎金馬地區的地方性政權，視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等”的主權“國家”，實質仍是李登輝“兩國論”的變種。

如第五條中又提出，“未來兩岸官方簽署和平協議後，兩岸同意雙方與其他政府行為體享有官方關係，在國際組織之共同出現並不意含整個中國之分裂，並有責任共同合作，維護中華民族之整體利益。”

依據國際法，一個國家只能有一個合法的中央政府在國際上作為代表其對外行使主權，兩岸在國際上同時出現，如 “兩岸三席”主張，在實踐中必然導致“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所謂保證中國之不分裂，只能淪為自説自話。

再如第九條，對於統一後的政治制度安排，備忘錄描述，雙方認識到，追求和平統一是責無旁貸的民族責任，惟對於統一後的政治安排有不同意見。中國共產黨主張“一國兩制”是統一後兩岸的政治安排；中國國民黨認為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天下為公”之精神是統一後應有的共同政治制度基礎。

事實上，大陸自提出一國兩制主張，在一箇中國之下尊重彼此的制度差異，幾十年來不僅從未改變這一立場，結合港澳實踐經驗更在不斷深化豐富理論內涵。試問，這和孫中山先生的天下為公精神有何衝突？

對統一後政治制度安排的疑慮，源自台灣社會長期對中國大陸的詆譭抹黑，若將此視為兩岸和平的障礙，與其向大陸喊話，不如詰問幾十年來，台灣的政治人物不分藍綠何以為一己之私，聯手夾殺讓 “一國兩制”在島內已無半點理性討論的空間。

而縱觀《創造兩岸和平備忘錄》全文，沒有回答的問題是，若追求和平，台灣軍備的假想敵是誰？如何抑制台灣在政治、經濟領域全面倒向美國？那些在島內公然鼓吹分裂並長年付諸行動的組織又當如何處理？就現在愈發趨獨的主流民意而言，又如何能讓國民黨代表？退萬步言，即便國民黨贏得一次選舉，能等同兩岸路線的勝利嗎？恐怕仍要以長期以來統獨走向和身份認同變化作為評斷標準。而面對《兩岸服貿協議》前車之鑑，如今在野的國民黨又如何保證執政後與大陸簽訂的其他協議，不會重蹈“太陽花”的覆轍？就台灣現行的選舉制度而言，當中充滿的變數恐怕更多。這種隻字不提共謀統一，且對分離主義沒有任何強制力的和平願景，前提似是而非，目標閃爍其詞，除了一味要求大陸放棄武力，對兩岸關係的實質性突破而言，不禁令人打上問號。

《創造兩岸和平備忘錄》的語焉不詳的背後折射的是“統合論”的盲點，之所以出現了諸多顧左右而言他之處，從張亞中先生“一起奮力推倒綠障，一起牽手護持台灣，一起救黨、救‘國’、救兩岸”的表述中不難窺見，他是以打敗民進黨，以所謂“中華民國”的偏安存續為當下的首要目標，畢竟，面對這塊在台灣省的中國招牌淪為台獨的遮羞布，大可如很多在島內的愛國同胞一樣，棄暗投明參與到14億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行列。正因為內心深處是將“中華民國”置於“中國”之前，所以面對民進黨借殼上市，面對國民黨妥協跟拜，才心急如焚。

這是國民黨深藍孽子孤臣式的心態，這種身份認同和價值取向或是個人的選擇，然而，當兩岸關係的調整是為擺脱國民黨式微的處境以及為台灣尋求更大的國際空間為目的，關乎民族大義的兩岸統一問題勢必不是其政治目標的首選，但台灣國際空間難以獲得根本突破的根源，恰恰是中國統一還是分裂問題的懸而未決。正因為不能明辨這樣的主次關係，所以兩岸問題才被工具化處理，進而大搞文字遊戲，置中國近現代史與國際法現實於不顧，這無關統一方法論的差異，而是挖空心思變相擠壓“一中紅線”。

能直指“九二共識”被異化是張亞中先生目光如炬之所在，但面對“一箇中國共謀統一”，若是以拖待變以退為進，甚至還妄想隨着兩岸關係的深化，以互為對等“政治實體”和平轉變大陸，恐怕是選對了題卻定錯了調。

或許這樣的滔滔雄辯，可以讓在苦悶與掙扎中徘徊的部分深藍支持者心神搖盪，認為又抓到了救命稻草。然而，當虛化一中的李登輝路線20年後在國民黨內都已成為異類，張亞中的參選也是面照妖鏡，他讓那些完完全全與民進黨一丘之貉者徹底圖窮匕見，也讓更多的大陸人瞭解了國民黨一路滑向“台獨分裂”的速度之快、程度之深，比起模稜兩可的政治主張，這反而對兩岸關係更具建設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