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魯迅認為瞿秋白、蕭紅,比周作人、胡適更有出息_風聞
橙哥迷妹-2021-09-26 14:40
昨天是魯迅誕辰140週年,翻到一篇採訪,搬過來紀念下魯迅先生。
(受訪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孫鬱,三聯採的)

三聯生活週刊:魯迅這種懷疑與批判現實的姿態,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精神脈絡上是否相同?
**孫鬱:**不完全一樣。傳統知識分子,像東漢的王充在《論衡》裏罵虛妄文章,明末的李贄非孔,清代俞正燮在《癸巳類稿》裏對女性的關愛、對八股的批評,這些都不是主流。晚清一變,最大的變化是康、梁。1906年,章太炎東渡日本,接手《民報》,從那個時候起,知識分子開始造政府的反了。可是《民報》那時的文章主要是民族主義,認為滿族不好,中國要回到漢、唐。這是非常簡單的想法,看問題還沒有康、梁深刻。很多人今天罵他們“立憲”、“保皇”,其實他們是“虛君”,往後還要搞共和的。那個時候,讀書人就開始干預政治,而且有一種狂士的精神。這個變化是從晚明的文人延續過來的。
到了魯迅的時代,他的眼光更開闊。《民報》那些小説和翻譯的文章水準都很平常,而魯迅對西方的文化、文學已經有了很深入的瞭解,他很快就超越了《民報》的思想。
三聯生活週刊:如何理解魯迅的革命熱情?
**孫鬱:**魯迅不會衝鋒陷陣,但是他欣賞革命。他認為俄國那種知識分子——從十二月黨人一直到他所翻譯的這些“同路人”的作家——是俄國的希望,他們改變了俄國的命運。瞿秋白這些人也是中國的希望。他在蕭紅、馮雪峯和胡風身上都看到了中國人身上好的特徵,他們出身草根,但有情懷,有創造性,文字又好。
魯迅認為這些人要比周作人、胡適等更有出息。他覺得,象牙塔裏的士大夫、紳士們沒有變革中國的力量,歐美留洋回來的大學者也不行,這些人雖然很重要,但是沒有創造性。中國的革命需要有創造性的人。
三聯生活週刊:你認為魯迅的獨特性在哪裏?
**孫鬱:**我認為他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知識分子,他帶着傳統文化好的、不好的特質。所謂好的,比如説野史、雜記和相關文獻裏的想象力和奇異性;不好的,如中國文人在專制文化下形成的黑暗、較勁的個性。他最討厭儒家的東西,可他身上有明顯的儒家的東西在起作用,比如孝道、大家族的家長制。他與周作人兄弟失和也與其家長作風有關。
**在這樣的話語下,他警惕自己成為奴隸,但是又不斷地成為奴隸,然後不斷地反抗。**魯迅的文章裏“奴隸”兩個字經常出現,他還編了一套奴隸叢書。他認為最可恨的是奴才,當了奴隸還歌頌奴隸。在這樣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他有個性,又肩負着使命,帶着傳統儒家的愛意,或者説釋迦牟尼式的普度眾生的悲憫。但是他又和共產主義運動、三民主義相遇。
在這複雜的語境下,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話語。他一開始翻譯盧那察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著作,但他有自己的一套智慧的表達方式,任何東西都不能夠輕易地左右他,他成為獨立而唯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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