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教授：魯迅認為瞿秋白、蕭紅，比周作人、胡適更有出息_風聞

昨天是魯迅誕辰140週年，翻到一篇採訪，搬過來紀念下魯迅先生。

（受訪者是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孫鬱，三聯採的）

三聯生活週刊：魯迅這種懷疑與批判現實的姿態，與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在精神脈絡上是否相同？

**孫鬱：**不完全一樣。傳統知識分子，像東漢的王充在《論衡》裏罵虛妄文章，明末的李贄非孔，清代俞正燮在《癸巳類稿》裏對女性的關愛、對八股的批評，這些都不是主流。晚清一變，最大的變化是康、梁。1906年，章太炎東渡日本，接手《民報》，從那個時候起，知識分子開始造政府的反了。可是《民報》那時的文章主要是民族主義，認為滿族不好，中國要回到漢、唐。這是非常簡單的想法，看問題還沒有康、梁深刻。很多人今天罵他們“立憲”、“保皇”，其實他們是“虛君”，往後還要搞共和的。那個時候，讀書人就開始干預政治，而且有一種狂士的精神。這個變化是從晚明的文人延續過來的。

到了魯迅的時代，他的眼光更開闊。《民報》那些小説和翻譯的文章水準都很平常，而魯迅對西方的文化、文學已經有了很深入的瞭解，他很快就超越了《民報》的思想。  

三聯生活週刊：如何理解魯迅的革命熱情？

**孫鬱：**魯迅不會衝鋒陷陣，但是他欣賞革命。他認為俄國那種知識分子——從十二月黨人一直到他所翻譯的這些“同路人”的作家——是俄國的希望，他們改變了俄國的命運。瞿秋白這些人也是中國的希望。他在蕭紅、馮雪峯和胡風身上都看到了中國人身上好的特徵，他們出身草根，但有情懷，有創造性，文字又好。

魯迅認為這些人要比周作人、胡適等更有出息。他覺得，象牙塔裏的士大夫、紳士們沒有變革中國的力量，歐美留洋回來的大學者也不行，這些人雖然很重要，但是沒有創造性。中國的革命需要有創造性的人。

三聯生活週刊：你認為魯迅的獨特性在哪裏？

**孫鬱：**我認為他是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知識分子，他帶着傳統文化好的、不好的特質。所謂好的，比如説野史、雜記和相關文獻裏的想象力和奇異性；不好的，如中國文人在專制文化下形成的黑暗、較勁的個性。他最討厭儒家的東西，可他身上有明顯的儒家的東西在起作用，比如孝道、大家族的家長制。他與周作人兄弟失和也與其家長作風有關。

**在這樣的話語下，他警惕自己成為奴隸，但是又不斷地成為奴隸，然後不斷地反抗。**魯迅的文章裏“奴隸”兩個字經常出現，他還編了一套奴隸叢書。他認為最可恨的是奴才，當了奴隸還歌頌奴隸。在這樣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會，他有個性，又肩負着使命，帶着傳統儒家的愛意，或者説釋迦牟尼式的普度眾生的悲憫。但是他又和共產主義運動、三民主義相遇。

在這複雜的語境下，他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話語。他一開始翻譯盧那察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著作，但他有自己的一套智慧的表達方式，任何東西都不能夠輕易地左右他，他成為獨立而唯一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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