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恐是演化使然？_風聞

社交恐懼早在COVID-19流感暴發前就存在已久，演化模型或許可以解釋最初我們為何會演化出這種特質。

撰文 | Allison Whitten

譯者 | 阿朔

校對 | 視野多霧

圖：Eva Donkerblauw

這一整年令人疲憊的Zoom社交，像真實世界的廉價替代，新冠向人們清晰地揭示了社交對於我們的幸福有多重要。因此，對許多人來説，夏季可能帶來一個更“尋常”的流感後期世界，但同時也可能帶來了其他東西：嚴重的社交焦慮。這似乎是反直覺的。

喬治亞州立大學（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臨牀心理學家艾琳·託恩（Erin Tone），將社交焦慮描述為一系列不同體驗，這些體驗源於環境中可能存在的社會威脅。託恩描述了一種反應模式，這種模式涵蓋了從生理上（心跳加速、出汗），到認知和情感上（對社交情形負面結果的聯想、焦慮加劇），再到行為上（逃避威脅）的各種方面。託恩説，我們大部分人都會經歷少量的社交焦慮，而且實際上，沒有經歷過社交焦慮的一生並不尋常。對部分人來説，這種焦慮反應滲透入每天的社交，並且阻礙他們做想做的事，給他們帶來極度痛苦。此時，心理治療師便認為這構成了社交焦慮障礙。

無論你處於社交焦慮譜的哪個位置，疫情很可能已經讓你開始迴避一些社交場合以保護自身健康。但這種焦慮反應早在疫情之前就已存在於人類之中，並將在疫情之後繼續存在。託恩説，如果能找到演化上的原因，可能有助於我們改變環境並且更好地治癒個體，尤其是對於像社交焦慮這類在演化之初不是問題、現在卻已成為廣泛社會問題的心理障礙。

圖：Wylie Beckert

競爭vs排斥

演化理論指出，社交焦慮的體驗是一種演化適應，這意味着它的出現增加了個體生存以及在自身環境中繁衍的幾率。在過去幾十年中，有兩種主要理論解釋了我們是如何從社交焦慮中獲益的。其一為一種基於社會競爭的模型[1]，該模型認為，社交焦慮演化自成員間階級分明的社會結構。為了在這種競爭性環境中生存，社交焦慮的個體們會更敏感地察覺可能會導致他們在階級中失去地位的暴力威脅或行為威脅。同時，作為一種維持地位的方式，“低等級”的個體們或許從社交焦慮中格外受益，因為他們本最有可能被逐出羣體。

第二種理論則是基於一種社會排斥模型[2]，在該模型中，社交焦慮被視為一種警告信號，向個體表明他們面臨着被拋棄或是排斥的風險，無論這個羣體是否存在着統治階級。這裏的關注點是維護所有人際關係，由個人的“社會測量器”（sociometer）[3]來衡量你在人際關係中的價值。

社交焦慮作為一種能夠幫助我們生存的適應性特質被演化出來，並不意味着它在現代世界中以同樣的方式起效。託恩解釋説生存的關鍵支柱（羣體關係）在如今已經改變了，但社交焦慮的體驗卻沒有——所以我們現在可能反應過激了。他進一步提醒道，在尼安德特人時代，被自己的羣體排斥意味着你很可能會死，但如今，（對大部分人來説）不會發生這種情況。託恩説，“但我們的反應仍然好像生存支柱（羣體關係）還是如此重要一樣。我們對被獨自留在冰冷平原上，或是被踢出星巴克小團體的生理排斥程度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研究表明，即使在幾千年後，社會焦慮行為也可能與演化理論的預測相符。2019年，託恩和她的同事在122個大學生中測試了社會競爭模型[4]，這些大學生進行了一個名為“囚徒困境”[5]的遊戲。在遊戲中，學生被置於嚴格控制的社交互動中，有兩種選擇：與他人合作或競爭。他們發現，與社會競爭模型一致的是，自我報告社交焦慮程度最高的玩家更可能在遊戲中有競爭性目標以及緊張感。但他們的發現也表明，社交焦慮個體們的行為並不總是模式化的，而很可能在演化過程中增加了複雜性。

圖：Adara Sánchez Anguiano

缺失的拼圖：童年

2020年，一個嶄新的社交焦慮演化學模型[6]為社交焦慮理論填補了重要的一環。塔拉卡拉斯維奇（Tara Karasewich）是加拿大女王大學（Queen’s University）心理學博士，在她注意到從前的社交焦慮模型中缺失了個體童年的影響後，她提出了這一框架——“我們所有的特質都是在發展的環境下演化出來的，因為我們的祖先必須成長和生存。”

新的模型表明，社交焦慮是在童年時期作為一種條件適應而發展起來的，這是一種使個人對未來情況有所準備的適應類型。卡拉斯維奇繼續解釋道，當你的童年環境充斥着社會威脅的可能性時，很可能你未來的環境依然會有社會威脅。因此，在童年時發展出社交焦慮可以讓你成年後面對這類挑戰時更有準備。

託恩同意，將社交焦慮的發展引入其演化理論是一個重要的補充。她説，“我總為一些理論認為人們始終是毫無變化的成年人而困擾。”託恩還指出，在未來的研究中，理論學家應該研究社交焦慮是如何與其他特質共同演化的，因為沒有特質是獨立演化的。

遺憾的是，我們無法總是回到過去在我們祖先身上直接驗證關於心理和行為的演化理論。一個十分有警示意義的例子來自最近的一項研究[7]，該研究對長期以來認為史前社會的女性只是採集者而非狩獵者的觀點提出了質疑。託恩強調，我們力所能及的是，一方面要警惕一味地去尋找符合我們當今理解事物方式的所謂史實，另一方面要避免在提出任何理論時就將它視為真理。

參考文獻

[1] Paul Gilbert, EVOLUTION AND SOCIAL ANXIETY: The Role of Attraction, Social Competition, nd Social Hierarchies, Psychiatric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Volume 24, Issue 4,2001, https://doi.org/10.1016/S0193-953X(05)70260-4

[2] Kerr, N. L., & Levine, J. M. (2008). The detection of social exclusion: Evolution and beyond. Group Dynamic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12(1), 39–52. https://doi.org/10.1037/1089-2699.12.1.39

[3] Mark R. Leary, Roy F. Baumeister, The nature and function of self-esteem: Sociometer theory,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Academic Press, Volume 32,2000, Pages 1-62, https://doi.org/10.1016/S0065-2601(00)80003-9本文以“自尊”為主題，並綜述了關於“自尊”的現有觀點。自尊是一種社會測量器，本質上是一種內部監測器，用來衡量一個人在社交關係中被重視或被輕視的程度。

[4] Tone, E. B., Nahmias, E., Bakeman, R., Kvaran, T., Brosnan, S. F., Fani, N., & Schroth, E. A. (2019). Social Anxiety and Social Behavior: A Test of Predictions From an Evolutionary Model. Clinical Psychological Science, 7(1), 110–126. https://doi.org/10.1177/2167702618794923

[5]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指兩個囚徒之間的一種特殊博弈，闡明瞭為什麼甚至在合作對雙方都有利時，保持合作也是困難的。囚徒困境是非零和博弈中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出個人最佳選擇並非團體最佳選擇。雖然困境本身只屬模型性質，但現實中的價格競爭、環境保護、人際關係等方面，也會頻繁出現類似情況。

[6] Tara A. Karasewich, Valerie A. Kuhlmeier,Trait social anxiety as a conditional adaptation: A developmental and evolutionary framework,Developmental Review,Volume 55,2020,100886,ISSN 0273-2297,https://doi.org/10.1016/j.dr.2019.100886

Prehistoric female hunter discovery upends gender role assumptions

[7] 史前女性獵人的發現顛覆了性別角色假設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science/article/prehistoric-female-hunter-discovery-upends-gender-role-assumptions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神經現實”。編輯：Orange Soda原文：https://www.discovermagazine.com/mind/if-humans-are-social-creatures-why-did-social-anxiety-evol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