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克爾，歐洲保姆往事_風聞

德國總理默克爾

當地時間9月26日下午6點，德國聯邦議會選舉投票結束。據德國媒體報道，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德國總理默克爾所屬的聯盟黨得票率是24.1%，略微落後於社民黨的25.8%。綠黨、自民黨和德國選擇黨的得票率分別是14.6%、11.5%和10.5%。由於這次選舉的郵寄投票佔比約40%，所以各政黨最終的得票率還需要等待一段時間。但可以肯定的是，德國下一任總理，將在聯盟黨與社民黨之間產生。

同樣可以肯定的是，這次選舉也意味着一個時代的落幕。執掌權杖16年的默克爾，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政治中，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記。她冷靜、務實的政治作風，總是被一系列危機所“反襯”。在歐債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脱歐、新冠危機中，默克爾的態度和決策，影響幾乎都超出德國邊界，輻射歐洲大陸。在危機頻發、局勢動盪的年代，這樣一位傳奇式政治人物的謝幕，無疑會給世人留下很多思考。

2021年3月末，有兩則關於默克爾的新聞引人注目。一則關乎德國內政：新冠疫情與復活節假期當前，默克爾總理罕見地反悔，推翻了自己剛宣佈的“復活節假期全國封鎖計劃”，並承認這是一個“錯誤”；另一則關乎德國的外交選擇：面對美國提出的“聯合制華”、重建美歐“統一戰線”的邀請，默克爾表示“儘管我們和美國有共同的價值基礎，但我們也有各自的利益”，雖然中國是“制度競爭者”，但也要同時考慮“怎樣把價值觀和利益結合起來”，因此拒絕了“站隊”的要求。

1991年1月18日，默克爾於科爾政府內閣舉手宣誓就職，擔任婦女和青年部部長

兩則新聞，不同面向，投射在輿論的窗紗上，勾勒出了默克爾風格的“剪影”：審慎、實用主義，以及意識形態領域的模糊與神秘。

若是掀起這層信息的窗紗，打量這副盤踞在新聞中近16年的面孔，也不難發現，67歲的總理默克爾，已經無法在鏡頭前掩蓋自己的蒼老了。如果用那張流傳甚廣、拍攝於1991年的“默克爾於科爾政府內閣宣誓就職”的照片來與今日的高清影像相對比，能看到歲月留下的痕跡。1991年舉起右手的這位“德國歷史上最年輕的聯邦議員”，與今日政壇上勉強佇立的老人，容顏多有更改，不變的是緊抿的嘴角和深邃的眼睛。這讓默克爾臉上的褶皺，變得有跡可循。

理解默克爾，或許可以回到成為“總理默克爾”以前，回到她還是女孩“安格拉”的那些歲月。

1

“統一的德國”不曾缺席

談起默克爾還是“小安格拉”的那些歲月，人們常常對其充滿好奇：一個遊刃有餘於自由新世界的女性領袖，是如何在柏林牆的那一邊生活了35年的？她又是如何看待這段人生、如何評判那個籠罩着神秘面紗的世界？人們對默克爾的人生長期保持着濃厚的興趣，想要解讀發生在她身上的種種——以“曾經的民主德國居民”的眼光。

1961年8月，德國柏林，西柏林的民眾聚集到柏林牆觀望，柏林牆另一側是一名民主德國的士兵在巡邏

事實上，如果想要了解民主德國的種種，默克爾算不上是一個好的人選。在默克爾早年的生活環境與個人思考中，“統一的德國”從未缺席。民主德國的35年生活經驗雖然令人印象深刻，但作為漢堡出生的“非典型的東德少女”，默克爾或許始終與自己前半生棲息的那個世界有着隔膜。

在柏林以北的“下勃蘭登堡明珠”滕普林小城，默克爾的家庭環境非常寬鬆而愉悦。她的父親原是漢堡基督教路德派教堂的牧師，被柏林—勃蘭登堡地區的大主教調來東德後，覺得“民主德國的束縛已經夠多了，所以我們在家會為孩子們敞開足夠的空間”。

雖然東德政治氣氛濃郁甚至嚴酷，但對幼小的孩童來説，家庭帶來的影響與護佑，幾乎可以作為完全的屏障，遮蔽殘酷、袒露自由。藉由父親創建當地神學院的獨特身份及其在西德的親戚資源，默克爾可以享有東德普通孩子不曾擁有的機會，探看不一樣的世界，比如收看聯邦德國的電視節目、訂購西方的雜誌書籍，甚至到西方去旅行。

在這些浸潤中，默克爾擁有一個與“民主德國”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的，和諧寧靜的、世外桃源般的少女時光。她最喜歡的人，是牧師父親和園丁師傅。牧師父親對知識與社會的思辨充滿魅力，自家園丁在修剪植物時的專注也令她神往。她愛這些“在生活中遊刃有餘”的人，並渴望自己也能如此。在被意識形態佔領、無處不是政治的東德，崇拜牧師與園丁，幾乎也算得上是奢侈的願望了。

2005年11月23日，德國柏林的一家酒館內，店員把默克爾的頭像與歷屆總理掛在一起

即便在1961年8月13日，柏林牆築起的那一天，整個德國陷入一片生離死別的哀鳴之中，默克爾感到的難過，也僅僅是非常私人的：母親在為與外婆的隔絕而哭泣，默克爾不知道該怎樣才能幫上忙。在心理上，默克爾從不覺得自己與這個“民主德國”有什麼關係。此後，她也依然如常關注聯邦德國政局，對那邊內閣成員的名字倒背如流，對身處的這個世界毫無認同。

同時，這個聰敏的、被悉心保護着的女孩，也在政治的夾縫中懂得了明察秋毫，像欣賞專注的園丁一樣，審視兩德之間“去意識形態化”的共通點——那也是人性的共通之處。比如，無論哪種意識形態之下，都有不時打罵孩子的家長；比如，無論秉持怎樣的政治理念，都有歡笑和哭泣的人；再比如，發達的城市生態環境不夠舒服，經濟侷促的鄉村反而有大面積的森林湖泊……如今，當我們站在“上帝視角”回看“總理默克爾”，或許能為她從政後最大限度地摒棄意識形態影響、追求務實的作風，找到一絲源頭。

“統一的德國”“先進的西方”，因為特殊的家庭氛圍，音貌猶存；敏鋭的、去意識形態化的個人反思，也讓默克爾最大程度地擁有了思想的舒展空間。此後，她又刻意地選擇了就讀物理系，遠離更為枯燥的政治教條，希望“享有最大的自由和發展機會”，在學科的保護傘之下，專注於眼前的課題便好。

至於何時能夠擺脱社會大環境若有似無的束縛——比如無法自由旅行一類的煩惱，默克爾為自己制定了周全的計劃：民主德國允許女性滿60歲退休之後移民到聯邦德國，她打算60歲就移民，再由聯邦德國飛往自己最喜歡的美國，到那裏安度晚年。“只要想到我還是隨時有機會拿到一本聯邦德國的護照，民主德國就變得勉強可以忍受。”

2021年8月29日，準備接任總理默克爾的3名候選人舉行第一場電視辯論會

2

“東區菜鳥”的下馬威

到了1989年秋天，默克爾忽然放棄了自己這個漫長而平和的計劃，開始踏入政治領域。東德“民主覺醒”組織的創始成員雷納·埃佩爾曼回憶説，默克爾這個不知名的女科學家幾乎算是“忽然出現”在該組織的。“她説，她現在住在東德，想尋找可以繼續自己夢想的地方。”

什麼讓35歲的默克爾改變了人生計劃？

這或許要追溯到1986年的一次特殊旅行。自柏林牆建起之後，默克爾雖然在精神上從未屬於過民主德國，耳濡目染的資訊也幾乎都來自聯邦德國，但她確實長期沒去過西德了。1986年，住在漢堡的堂姐要舉行婚禮，默克爾因此有機會獲批前往聯邦德國，來到自己出生的城市參加婚宴。

關於這場婚宴，對私人歷史極為謹慎的默克爾從未透露過具體的細節，只是偶爾説起聯邦德國的城際火車很乾淨，令她感到舒適。但這趟旅行顯然帶給了她更多其他的親眼目睹的震撼，讓她在回到民主德國之後，開始選擇放棄平穩的道路，走向從政的旅途。

2015年9月16日，德國弗賴拉辛，難民們在德奧邊境被警察攔下

衰退中的民主德國，各種黨派正在冒出新芽。默克爾的入場，選在了這個極佳的時機，並在此後“火速上升”。

這其中多少有點幸運的成分。比如，“民主覺醒”所結盟的基民盟東德分部“意外”贏得大選，隨後默克爾被指派為東德“民選總理”德梅齊埃的發言人的助手。這位發言人特別害怕乘坐飛機，所以有一次，陪同東德總理出訪的任務就落在了默克爾頭上。這給了她表現自己實力的機會，隨後，她成為最後一屆民主德國政府的副發言人。

兩德統一前後，默克爾所在的“民主崛起”被基民盟合併，默克爾通過競選成為代表基民盟的聯邦議員，跟着進入科爾內閣，火速升為基民盟副主席。此後，默克爾先後兼任婦女部長和環境部長。

除了與職位匹配的能力，她被選中更多是源於其“女性+民主德國居民+新教徒”的多重身份。科爾總理（男性+聯邦德國居民+天主教徒）是有名的“比例代表制專家”，默克爾的複合背景迎合了彼時的社會浪潮。

2000年2月2日，德國波恩，默克爾在開會後離開

但在男性語境的政壇中跋涉的默克爾，又絕非只有性別和背景帶來的某種幸運。《明鏡》記者亞歷山大·奧桑記下了自己第一次採訪有默克爾出席的會議時感受到的震撼一幕。“第一次會面，大家覺得她是東區的菜鳥。”一屋子傲慢的、帶有天然優越感的“西區”男性，等待默克爾如何化解眼前略顯尷尬的空氣。

默克爾走進來，沒有坐在為她預留的位子上，而是説：“我不喜歡這個位子，我想更換一個。”於是，所有人不得不起身，在她的注目下重新調整座位。按照她的要求再次坐下的時候，這些幾分鐘前還十分傲慢的人，紛紛如同被更具智慧的人“戲弄”般泄了氣。“我當時的反應就是‘WOW’！”亞歷山大·奧桑説。

這種不卑不亢、知所進退的態度，也體現在默克爾面對大眾施予女性政治家的衣着焦慮的反應上。自她做發言人開始，有關其服裝和裝扮的討論始終綿延不絕，而默克爾常年以一襲外套長褲、站立時兩手交叉放在肚子上的固定形象示人，作為某種無聲的反擊。

2011年默克爾訪美時，與同樣喜愛穿套裝、配長褲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拍了一張合照，經《法蘭克福廣訊報》的裁剪在頭版刊登。照片裏，看不到兩位女性政治家的臉，只看到雙手交叉、穿着不同顏色套裝的腹部和大腿。默克爾很喜歡這張照片，將其製作成剪報，裝裱起來送給希拉里。這張照片無聲地宣告着她的主張——服裝和外表並不重要，請集中精力在我所做的事情上。

《法蘭克福廣訊報》頭版照片裏，默克爾和希拉里雙手交叉的形象

3

“起步對，步步皆對”

除了民主德國帶來的標籤，默克爾自身的性格傾向、科學家的身份和較長時間的科研生活，也塑造了她極為鮮明的個人處事和執政風格——崇尚科學的方法。

科學所包含的審慎、秩序，幾乎貫穿了默克爾所有的人生選擇。比如，她的第一次婚姻——這個如今以姓氏“默克爾”為遺留物的婚約，是為了可以在當時分到一間單獨的公寓；而作為德梅齊埃政府副發言人的時候，她就以對“廚房內閣”做簡報時的精悍著稱——比起其他的發言人，她總可以用最妥帖的次序、最實用的取捨，來精選那些真正有意義的部分。英國前外交大臣大衞·米利班德這樣評價默克爾：“她總是令我感到震撼，她總是沉着冷靜，極度認真，處理政策問題的表達方式極具邏輯。”

默克爾最為推崇的名言是：“沒有質量，便無吃水深度。”如若將這句話轉化成對默克爾行事作風的註解，或許可以是：沒有科學的方法，便無法解決問題。

她崇尚用科學的方法來面對難題，彷彿在做一個個科學實驗，利用“正反模型”，不斷測試和比較哪一種更好。她可以據此隨時找到自己的位置，哪怕是身處民主德國高牆中，也可以比較與西方的長短。“和西方的人來往時，我不斷測試，看看能不能在心靈上與他們一致。如果我達到和他們一樣的水平，那麼就算無法去地中海，也不會那麼難受。”除此之外，默克爾善於運用“比較法”來應付困境。歐債危機期間，她在歐洲議會攤開圖表，請與會者將“比較曲線”看作“危機徵兆”參數，從而提前防禦或拿出解決措施……

2001年3月28日，德國慕尼黑，民眾在Hackerbruecke橋上欣賞落日

面對政治，默克爾也常常依舊像實驗室中手拿量杯的科學家，在有座標系的比較、有數據堆疊的實在中，收穫心安，同時也給了民眾信心——“如果默克爾是領航員，那麼總是會安全降落”。

默克爾的另一個“信條”，是嚴格遵循秩序，縝密制定計劃。崇尚計劃的緣起，或許也可以向她的孩提時代尋求解答：因為成長期間的“一個問題”，她在跑步及上下樓梯的過程中都很不順利，算得上是一個“運動白痴”。為了避免尷尬和麻煩，她需要嚴格要求自己避免不必要的張望，專心探看腳下的路，每一步都要在計劃內完成。

對計劃的崇拜可能令生活毫無驚喜，但她並不介意。比如，在距離聖誕節還有兩個月的時候，她已經在想“我需要知道會收到什麼禮物”，以及到時作何種反應。這似乎是無趣的，但“使我的人生保持井然有序、避免混亂，對我來説更加重要”。

就連自己的“業餘愛好”——觀看歌劇這件事，她也能夠在那些悲愴的、暗指命運的喜劇故事裏，找到遵循計劃的“旁證”：《尼伯龍根的指環》帶給默克爾的思索是：“如果事情一開始就錯了，或許可以成就某些人，但是永遠都不會回到好的結果上來。”評價瓦格納的戲劇，她認為“事情無法從出口倒轉回來。起步對，步步皆對”。

2014年6月16日，巴西薩爾瓦多，默克爾手舞足蹈地觀看世界盃比賽

起步對，步步皆對。先按兵不動，看看在發生什麼，絕不貿然行動，然後針對現狀詳細計劃，有條理、從容不迫地行進，是默克爾的準則。眾所周知的一個故事是，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的那一天，任何人都有理由衝破規矩“鬧一鬧”的混亂一日，默克爾沒有取消與朋友一起洗桑拿的約定。她在桑拿房中一直呆到了晚上9時，才跟隨熱鬧的人羣去西柏林瞧了瞧，最後，在一片歡騰中轉身回了家，理由是“第二天還得早起上班”。

4

女總理的背面

如果有什麼能讓默克爾願意為“計劃”讓步，那一定是實用主義。假如能夠更快地達成目的、到達終點，那麼中間的細微之處，她可以接受相對的意外和妥協。

在從政生涯初始的1995年，那個令她大放異彩的柏林氣候會議上，默克爾做了一次關於“計劃為實用讓步”的極好展示。在這場關於制定下一階段氣候政策約束性任務的漫長拉鋸中，作為中間人的默克爾將會議一分為二，自己在發展中國家和工業化發達國家兩個陣營間奔走，來回磋商，最終制定出雙方都能接受的“柏林指令”。

2021年3月4日，默克爾與來自16個聯邦州的州長召開會議

在這場會議中，默克爾展示了政治的線性可能：談判可以循序漸進，只要事情是“向前”的，就無需按照教條。“只要能向前一步，就可以妥協”，這次成功的經驗也影響着未來總理默克爾的外交風格：如果自己與對方不同的見解之間有那麼一個“中間點”，且大家都能接受的話，她會高高興興地採用這個中間點，妥協一部分苛求，來避免可能到來的衝突或滿盤皆輸。

計劃、運籌和斡旋是默克爾的強項，而她不夠擅長的則是“登台”。無論是競選、接受任命，還是如今的演講，每每站在台上，接受歡迎，聽着掌聲雷動，再等待長時間的掌聲止息，對她來説彷彿是一種窘迫的煎熬——她不習慣置身於這種熱鬧當中。

於是，即便是到了今天，我們也能窺見這位總理的不適——她習慣兩手搭在一起，形成“菱形手勢”來緩解緊張。在今年2月11日的一個視頻中，她結束在德國聯邦議院演講後回到座位上，忽然意識到自己的口罩還落在演講台上，又趕快起身去取。神情中短暫的驚慌、微微搖頭的肢體語言，傳遞着諸多“社恐”族熟悉的尷尬。

如今叱吒風雲的總理默克爾，有沒有想要放棄從政的時刻？

2018年，默克爾宣佈將不再尋求連任

1993年，為了逃避內心的掙扎和眼前的現實，默克爾到加州的西海岸度假，希望“有助於擺脱現實環境”。她一口氣休假了4個星期，忽然發現，喧囂的、意外的從政之旅，讓她身上逐漸產生了一些特質：缺乏耐性、不善傾聽、沒辦法認真完整地讀完一本書……這讓她懊惱。“我無法想象，自己的餘生將像現在這樣度過。”

1997年，她再次表示：“我真的一直期待，這種充滿壓力的日子有一天會結束。高質量的生活對我而言，應該是在家裏做菜，並且可以順應家人調整自己的行程。”

她認真地考慮過在適當的時候退出政壇，去過想象中的那個高質量的、不一樣的人生。她想陪着科學家丈夫紹爾去南非之類的地方做研究，想去學習法文，想去美國一段時間，或者只是無所事事地窩在家裏——但無論如何，她都希望卸下公職時，能是在某個依舊可以肆意生活的年紀，不要是“一個半死的廢人”。

但顯然，她還是沒能如願，如今，2021年，67歲的她依然需要攥着拳頭，控制着身體的顫抖，盡力與突如其來的疫情、變化多端的國際關係對抗，被計劃外的危機鍛造，再張開手臂，保護她的國民。

2021年，67歲的她依然需要攥着拳頭，控制身體的顫抖

作者 | 尤丹娜

編輯 | 謝奕秋 [email protected]

排版 | 蕭瑾瑜

看世界雜誌新媒體出品，戳這裏關注更多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