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魯迅才是一輩子知己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2021-09-27 10:32
作者:温伯陵

伯陵説:
他們的理想,留給了追隨他們的後輩青年。
1
毛澤東曾説過:“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但很多人沒當回事,幾乎不認為毛澤東和魯迅之間,有什麼心心相惜的地方,甚至編出“魯迅活着得坐牢”的段子,來編排他們的關係。
這顯然是對毛澤東和魯迅的誤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把毛澤東和魯迅的關係,掰開揉碎的講清楚。
毛澤東和魯迅的“心靈相通”,要從青少年時代説起。
1906年,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讀書,某天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幻燈片,裏面有大量中國人被日軍砍頭的畫面,而刑場之外,都是圍觀的中國吃瓜羣眾。
魯迅看完幻燈片大受刺激,徹底改變了“救死扶傷”的初衷。
因為體格再健壯,也只能做麻木的看客,這樣的國人沒有任何意義。現在的重點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然是文藝。
於是,魯迅決定棄醫從文,他和許壽裳説:“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呆子,豈是醫學能治療的麼?”
短短2年後,魯迅就在《河南》雜誌發表《文化偏至論》,其中有這樣兩句話: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至此,28歲的魯迅確立了“立人”的思想,也就是把麻木的中國奴隸,從封建綱常裏解放出來,讓他們成為有勇氣知廉恥的人。
沒有任何人值得他們跪下去,別説日本人,哪怕是皇帝都不行。
此後清廷覆滅,魯迅回到國內,在教育部工作,卻發現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和清朝也沒什麼不同,無非是新瓶裝舊酒而已。
魯迅心灰意冷,感覺中國沒救了,偶爾跑到教育部門口討薪,但大部分時間用來抄寫古碑佛經,聊以度日。
直到陳獨秀扛起“新文化運動”的大旗,創辦《新青年》,要通過雜誌傳播思想,徹底改造中國人的精神,才有了錢玄同請魯迅出山的故事。
自此以後,魯迅一發不可收拾,《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文章接連在《新青年》發表,把中國底層人民的劣根性,批判的體無完膚。
魯迅的用意很明白,我都説出問題在哪裏了,咱們一起來改正,大破才能大立。
這也是魯迅一向主張的,要改造國民精神。

《新青年》創刊的時候,毛澤東是湖南一師的同學少年,深受楊昌濟“唯心論哲學”的影響,有了“國民精神決定命運”的觀點。
為了鍛鍊自己的精神,毛澤東經常靜坐冥想、冷水浴、到湘江游泳、對着大樹背誦唐詩,甚至跑到長沙城牆上大喊大叫。
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讓自己的精神越來越強大,成為可以“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的人。
當《新青年》傳到湖南以後,毛澤東和同學們成為《新青年》的粉絲。
於是在1917年,他們七八十個學生成立新民學會,宗旨便是建立奮鬥和向上的人生觀,逐漸從精神文化方面,改造中國和世界。
所以在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和魯迅就有了共同的追求,以及對國家前程的類似判斷。
毛澤東對魯迅,怎麼可能不心心相惜呢。
1918年,毛澤東到北京工作,除了拜訪陳獨秀和李大釗以外,專門跑到魯迅家裏見面,結果魯迅正好不在家,毛澤東白跑一趟。
事後來看,這可能是兩人唯一的見面機會,錯過以後,毛澤東和魯迅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面,只能千里神交。
很多年後,毛澤東都特別遺憾:
“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和周作人,就是沒見魯迅。”
類似於你有一個志同道合的人,卻一輩子都不能見面交流,那得多遺憾啊。

2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毛澤東,還沒有什麼名氣,可能魯迅只是聽説過而已,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但“五四”之後革命運動洶湧澎湃,毛澤東在農民運動中嶄露頭角,之後更是率部走上井岡山,實踐革命救國之路。
毛澤東改造中國的理想,徹底照入現實,逐漸成長為中國革命的領袖人物。
而魯迅搬到上海,不停的寫雜文批判現實,繼續走文藝救國之路,成為中國左翼文人的一代宗師。
一個親自實操,一個探索方向,雖然走的不是同一條路,目的卻是相同的。
殊途同歸罷了。
於是,魯迅通過聽到的革命故事,逐漸認可毛澤東。毛澤東通過流入蘇區的雜文,更加理解魯迅,可以説中國最理解魯迅的人也不為過。
有證據嗎?
當然有了。
1934年1月,中央和魯迅的聯絡員馮雪峯,在上海的安全難以保證,調回瑞金出任黨校副校長,專門去拜訪毛澤東,並且向他介紹魯迅的近況。
毛澤東非常高興,和馮雪峯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只談魯迅。
隨後,毛澤東便談起魯迅的《阿Q正傳》。
他説阿Q是落後的農民,魯迅能看到農民的要求,把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同時又能批評阿Q的弱點,共產黨人和紅軍幹部,有時候對農民的要求不理解,實在應該讀一讀《阿Q正傳》。
毛澤東的意思是,魯迅的文章充滿對農民的批判,但在批判之外,卻是同情農民苦難的大愛。
猶如杜甫的詩一樣,看起來是苦大仇深,其實是愛之深痛之切。
這才是真正讀懂了魯迅的作品。
馮雪峯告訴毛澤東,博古提議,請魯迅到蘇區做教育人民委員,負責蘇區的教育事業。
毛澤東聽完大吃一驚,吐槽説:
“這些人真是一點都不瞭解魯迅。魯迅的作品是匕首,在外面的作用更大,要是到了被圍剿的蘇區,文章基本傳不出去,那給誰看嘛?”
這是毛澤東懂魯迅的事業和價值。
魯迅也懂毛澤東。
他評價毛澤東的詩詞,有濃濃的山大王氣質,毛澤東也很開心,上井岡山之前,我就説要和綠林交朋友,魯迅竟然看出來了,你懂我。
後來上海的託派給魯迅寫信,想挑撥魯迅和黨中央、毛澤東的關係,魯迅不能忍,直接口授了一封信噴他們:
“對毛澤東們,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言外之意,你們別費心了,我和毛澤東是一路人。
而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時候,魯迅和茅盾起草賀電,委託史沫萊特通過特殊關係轉達陝北,賀電裏説:
“英雄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着你們更大的勝利。在你們身上,寄託着人類和中國的未來。”
這不是魯迅懂毛澤東的事業?
此時的毛澤東和魯迅,即便從來沒見面,已經是神交知己,然而毛澤東的事業剛走上正軌,魯迅卻病逝。
毛澤東傷心透了。
1937年10月,在魯迅逝世週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給魯迅極高的評價: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中國的聖人。”
自古以來,孔夫子就是中國的萬世師表,毛澤東把魯迅和孔夫子並列,可見在毛澤東的眼裏,孔夫子是崇尚尊卑的舊文化祖宗,魯迅則是反抗戰鬥的新文化鼻祖。
魯迅逝世以後,毛澤東便系統閲讀魯迅著作。
1938年,《魯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共200套,每套20卷,並且著名是非賣品。地下黨秘密弄了2套給延安寄去,毛澤東收到的是第58號。
此後多年,《魯迅全集》便成為毛澤東的案頭書,休息的時候要讀、忙裏偷閒要讀、行軍打仗也揹着,甚至1949年訪問蘇聯也要帶去讀。
毛澤東自己説的,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了睡覺。
直到1975年底,他還在專門印刷的大字線裝本《魯迅全集》上,畫了一個紅圈,旁邊寫着“1975·8再閲”,並且號召同志們“一兩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
畢竟,他和魯迅是心意相通的。

3
那為什麼毛澤東和魯迅的心意相通呢?
如果僅僅是因為革命年代的互相欣賞,晚年時代的毛澤東,基本不會對魯迅推崇備至。
要知道他早年間“近人獨服曾文正公”,晚年就成了“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想想當年的階級敍事,這可不是什麼好評價。
所以毛澤東和魯迅的心意相通,一定有什麼其他因素,尤其是兩個人之間的內在精神聯繫。
我總結了一下,基本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兩人都認可通過改造國民精神,進而改造整個中國,讓古老的民族煥然一新。
這個就不需要多説,前文已經説了,毛澤東和魯迅在青少年時代,便立志於此。
第二個原因是相同的事業進取心。
還是在魯迅逝世週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評價魯迅有三個特點:**有政治遠見、**有鬥爭精神、有犧牲精神。
比如魯迅去世前,肺病特別嚴重,朋友們都希望他去蘇聯療養,只要保養得好,再活10年沒問題。
但魯迅覺得,出國就脱離國內實際,變成聾子瞎子,不利於創作戰鬥。
茅盾説可以寄資料到蘇聯,你寫文章寄回國內發表。魯迅掐指一算,一來一去需要一個月,便拒絕了茅盾的建議:
“雜文都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匕首一擊,事隔一月,豈不成明日黃花了嗎?”
茅盾説服不了魯迅,便轉告史沫萊特,説大先生輕傷不下火線。其他人推測不治療的話,只能活半年了,魯迅也不在意,那就半年好了。
魯迅的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就體現在這裏了。
仔細看看,毛澤東評價魯迅的三個特點,用在他自己身上,其實也非常合適。
在事業進取上,他們都是一樣的人。
第三個原因是底層邏輯完美契合。
魯迅在《自嘲》裏寫到:“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意思就是,對待敵人要窮兇極惡,對待人民羣眾要如沐春風。
而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事業,始終是“為人民服務”,這就在底層邏輯上,和魯迅建立起深度聯繫。
所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説:
“魯迅的兩句詩,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第四個原因是文化革命的理想。
這個和前三個原因是是一脈相承的,甚至可以説,他們的畢生探索,就是為了完成文化革命的終極一躍。
換句話説,新政治制度和新經濟模式,必須匹配新的文化,總不能推翻三座大山完成工業化了,再穿上儒家三綱五常的外套,那算怎麼回事?
唯有完成文化革命,改造中國的歷史任務才算完成,如果沒有文化革命的勝利,那麼之前幾十年的努力奮鬥,都是半成品而已。
我們還是來看當事人的説法。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説:
“我們要革除的,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為之服務的舊文化,我們要建立起來的,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
“文化是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應,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五四之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
那新文化的領導者是誰呢?
中國共產黨。
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誰呢?
魯迅。
所以毛澤東説,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所謂服務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新文化,可以簡單理解為:
人民大眾的文化、天下為公的文化、獨立自由的文化、公平正義的文化、講科學技術的文化、沒有階級的文化、人民反抗強權的文化。
這個理想,毛澤東到晚年都沒有忘記。
1957年3月,他在南京人民大禮堂,給安徽、江蘇和南京軍區的幹部講話,再次強調文化的重要性:
“現在處於一個轉變的時期。階級鬥爭改變了上層建築和社會經濟制度,但這僅僅是為建設生產、由農業國到工業國開闢道路,為人民生活的提高開闢道路。”
“我們的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個革命,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制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農業國、手工業國。”
所以為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便需要一個文化革命。
只是新文化的旗手魯迅,已經去世多年,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奮鬥了,於是他自己扛起了新文化的大旗。

圖不是亂配的……
4
晚年毛澤東,基本沒有能談得來的人,更沒有人理解他,他只能和逝去曹操、魯迅等人隔空交流。
他不厭其煩的背誦曹操的詩、讀魯迅的文章、讀庾信的《枯樹賦》,讀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時候,感慨歲月輪迴,不禁嚎啕大哭。
1975年做白內障手術,問清楚醫生唐由之的名字,突然就想到,這個名字可能是從魯迅的《悼楊銓》裏取來,然後就用湖南話背誦起來,並且用鉛筆在紙上寫了一遍。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毛澤東寫完後,把手稿送給唐由之,便進了手術室。
種種事蹟都可以想見,毛澤東在精神上,多麼想念魯迅。
那為什麼會有“魯迅活着要坐牢”的段子呢?
其實這個段子有兩個出處,但都被人誤解了。
第一個出處是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文藝座談會,沈雁冰、老舍、巴金等人都出席了。
毛澤東説起全國知識分子500萬,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不足十分之一,抵制的也不足十分之一,剩下的80%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但未必相信馬克思主義,更不可能用來指導創作。
文化要改造,文藝要轉型,就要用優秀的馬克思主義作品,來引導他們的創作。
雖然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如果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説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
“他一定有話要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毛澤東的意思是,魯迅要是活着,一定會寫雜文指導新文化運動的方向,而且他特別希望魯迅能做這些事。
第二個出處就是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新聞出版界座談會,號召大家用十年八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在報紙上寫一些通俗親切的好文章。
然後他開始自説自話:
“有人問,魯迅現在活着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着,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不會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説的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所以他會寫。”
“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捱整。二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捱整就是做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不怕。”
“現在的雜文怎麼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
看到沒有,毛澤東希望魯迅出來講話,和他一起並肩作戰,把共同的理想事業推下去,又怎麼可能讓他閉嘴。
毛澤東和魯迅的心相通,歸根結底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什麼都不怕,該説的話任何時候都要説,該辦的事天打雷劈也得辦,無非是跌的粉碎而已。
這才是最高層次的精神共鳴。
而且毛澤東和魯迅,都對青年抱有極大的期待。
魯迅説,願中國青年都擺脱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毛澤東則説,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是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毛澤東和魯迅是20世紀的兩個聖人,他們都帶着極大的重任而來,又帶着極大的期望而去。
他們的理想,留給了追隨他們的後輩青年。
此致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