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魯迅才是一輩子知己_風聞
温伯陵的烟火人间-温伯陵的烟火人间官方账号-读历史、谈世事、阅人物2021-09-27 10:32
作者：温伯陵
伯陵説：
他們的理想，留給了追隨他們的後輩青年。
1
毛澤東曾説過：“我和魯迅的心是相通的。”
但很多人沒當回事，幾乎不認為毛澤東和魯迅之間，有什麼心心相惜的地方，甚至編出“魯迅活着得坐牢”的段子，來編排他們的關係。
這顯然是對毛澤東和魯迅的誤解，我們今天就來聊聊這個話題，把毛澤東和魯迅的關係，掰開揉碎的講清楚。
毛澤東和魯迅的“心靈相通”，要從青少年時代説起。
1906年，魯迅在日本仙台醫學專門學校讀書，某天老師在課堂上播放幻燈片，裏面有大量中國人被日軍砍頭的畫面，而刑場之外，都是圍觀的中國吃瓜羣眾。
魯迅看完幻燈片大受刺激，徹底改變了“救死扶傷”的初衷。
因為體格再健壯，也只能做麻木的看客，這樣的國人沒有任何意義。現在的重點是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當然是文藝。
於是，魯迅決定棄醫從文，他和許壽裳説：“我決計要學文藝了，中國的呆子，豈是醫學能治療的麼？”
短短2年後，魯迅就在《河南》雜誌發表《文化偏至論》，其中有這樣兩句話：
“是故將生存兩間，角逐列國是務，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
至此，28歲的魯迅確立了“立人”的思想，也就是把麻木的中國奴隸，從封建綱常裏解放出來，讓他們成為有勇氣知廉恥的人。
沒有任何人值得他們跪下去，別説日本人，哪怕是皇帝都不行。
此後清廷覆滅，魯迅回到國內，在教育部工作，卻發現辛亥革命後的中國，和清朝也沒什麼不同，無非是新瓶裝舊酒而已。
魯迅心灰意冷，感覺中國沒救了，偶爾跑到教育部門口討薪，但大部分時間用來抄寫古碑佛經，聊以度日。
直到陳獨秀扛起“新文化運動”的大旗，創辦《新青年》，要通過雜誌傳播思想，徹底改造中國人的精神，才有了錢玄同請魯迅出山的故事。
自此以後，魯迅一發不可收拾，《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文章接連在《新青年》發表，把中國底層人民的劣根性，批判的體無完膚。
魯迅的用意很明白，我都説出問題在哪裏了，咱們一起來改正，大破才能大立。
這也是魯迅一向主張的，要改造國民精神。
《新青年》創刊的時候，毛澤東是湖南一師的同學少年，深受楊昌濟“唯心論哲學”的影響，有了“國民精神決定命運”的觀點。
為了鍛鍊自己的精神，毛澤東經常靜坐冥想、冷水浴、到湘江游泳、對着大樹背誦唐詩，甚至跑到長沙城牆上大喊大叫。
這麼做的目的，就是讓自己的精神越來越強大，成為可以“與天奮鬥其樂無窮”的人。
當《新青年》傳到湖南以後，毛澤東和同學們成為《新青年》的粉絲。
於是在1917年，他們七八十個學生成立新民學會，宗旨便是建立奮鬥和向上的人生觀，逐漸從精神文化方面，改造中國和世界。
所以在青少年時代，毛澤東和魯迅就有了共同的追求，以及對國家前程的類似判斷。
毛澤東對魯迅，怎麼可能不心心相惜呢。
1918年，毛澤東到北京工作，除了拜訪陳獨秀和李大釗以外，專門跑到魯迅家裏見面，結果魯迅正好不在家，毛澤東白跑一趟。
事後來看，這可能是兩人唯一的見面機會，錯過以後，毛澤東和魯迅一輩子都沒有見過面，只能千里神交。
很多年後，毛澤東都特別遺憾：
“五四時期在北京，弄新文學的人，我見過李大釗、陳獨秀、胡適和周作人，就是沒見魯迅。”
類似於你有一個志同道合的人，卻一輩子都不能見面交流，那得多遺憾啊。
2
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毛澤東，還沒有什麼名氣，可能魯迅只是聽説過而已，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
但“五四”之後革命運動洶湧澎湃，毛澤東在農民運動中嶄露頭角，之後更是率部走上井岡山，實踐革命救國之路。
毛澤東改造中國的理想，徹底照入現實，逐漸成長為中國革命的領袖人物。
而魯迅搬到上海，不停的寫雜文批判現實，繼續走文藝救國之路，成為中國左翼文人的一代宗師。
一個親自實操，一個探索方向，雖然走的不是同一條路，目的卻是相同的。
殊途同歸罷了。
於是，魯迅通過聽到的革命故事，逐漸認可毛澤東。毛澤東通過流入蘇區的雜文，更加理解魯迅，可以説中國最理解魯迅的人也不為過。
有證據嗎？
當然有了。
1934年1月，中央和魯迅的聯絡員馮雪峯，在上海的安全難以保證，調回瑞金出任黨校副校長，專門去拜訪毛澤東，並且向他介紹魯迅的近況。
毛澤東非常高興，和馮雪峯約法三章，一不談紅米南瓜，二不談地主惡霸，只談魯迅。
隨後，毛澤東便談起魯迅的《阿Q正傳》。
他説阿Q是落後的農民，魯迅能看到農民的要求，把阿Q的革命要求寫出來，同時又能批評阿Q的弱點，共產黨人和紅軍幹部，有時候對農民的要求不理解，實在應該讀一讀《阿Q正傳》。
毛澤東的意思是，魯迅的文章充滿對農民的批判，但在批判之外，卻是同情農民苦難的大愛。
猶如杜甫的詩一樣，看起來是苦大仇深，其實是愛之深痛之切。
這才是真正讀懂了魯迅的作品。
馮雪峯告訴毛澤東，博古提議，請魯迅到蘇區做教育人民委員，負責蘇區的教育事業。
毛澤東聽完大吃一驚，吐槽説：
“這些人真是一點都不瞭解魯迅。魯迅的作品是匕首，在外面的作用更大，要是到了被圍剿的蘇區，文章基本傳不出去，那給誰看嘛？”
這是毛澤東懂魯迅的事業和價值。
魯迅也懂毛澤東。
他評價毛澤東的詩詞，有濃濃的山大王氣質，毛澤東也很開心，上井岡山之前，我就説要和綠林交朋友，魯迅竟然看出來了，你懂我。
後來上海的託派給魯迅寫信，想挑撥魯迅和黨中央、毛澤東的關係，魯迅不能忍，直接口授了一封信噴他們：
“對毛澤東們，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
言外之意，你們別費心了，我和毛澤東是一路人。
而在紅軍長征到達陝北的時候，魯迅和茅盾起草賀電，委託史沫萊特通過特殊關係轉達陝北，賀電裏説：
“英雄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英勇鬥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解放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全中國民眾期待着你們更大的勝利。在你們身上，寄託着人類和中國的未來。”
這不是魯迅懂毛澤東的事業？
此時的毛澤東和魯迅，即便從來沒見面，已經是神交知己，然而毛澤東的事業剛走上正軌，魯迅卻病逝。
毛澤東傷心透了。
1937年10月，在魯迅逝世週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給魯迅極高的評價：
“魯迅在中國的價值，據我看要算中國的第一等聖人。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中國的聖人。”
自古以來，孔夫子就是中國的萬世師表，毛澤東把魯迅和孔夫子並列，可見在毛澤東的眼裏，孔夫子是崇尚尊卑的舊文化祖宗，魯迅則是反抗戰鬥的新文化鼻祖。
魯迅逝世以後，毛澤東便系統閲讀魯迅著作。
1938年，《魯迅全集》在上海出版，共200套，每套20卷，並且著名是非賣品。地下黨秘密弄了2套給延安寄去，毛澤東收到的是第58號。
此後多年，《魯迅全集》便成為毛澤東的案頭書，休息的時候要讀、忙裏偷閒要讀、行軍打仗也揹着，甚至1949年訪問蘇聯也要帶去讀。
毛澤東自己説的，我在延安，夜晚讀魯迅的書，常常忘了睡覺。
直到1975年底，他還在專門印刷的大字線裝本《魯迅全集》上，畫了一個紅圈，旁邊寫着“1975·8再閲”，並且號召同志們“一兩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
畢竟，他和魯迅是心意相通的。
3
那為什麼毛澤東和魯迅的心意相通呢？
如果僅僅是因為革命年代的互相欣賞，晚年時代的毛澤東，基本不會對魯迅推崇備至。
要知道他早年間“近人獨服曾文正公”，晚年就成了“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想想當年的階級敍事，這可不是什麼好評價。
所以毛澤東和魯迅的心意相通，一定有什麼其他因素，尤其是兩個人之間的內在精神聯繫。
我總結了一下，基本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兩人都認可通過改造國民精神，進而改造整個中國，讓古老的民族煥然一新。
這個就不需要多説，前文已經説了，毛澤東和魯迅在青少年時代，便立志於此。
第二個原因是相同的事業進取心。
還是在魯迅逝世週年紀念大會上，毛澤東評價魯迅有三個特點：**有政治遠見、**有鬥爭精神、有犧牲精神。
比如魯迅去世前，肺病特別嚴重，朋友們都希望他去蘇聯療養，只要保養得好，再活10年沒問題。
但魯迅覺得，出國就脱離國內實際，變成聾子瞎子，不利於創作戰鬥。
茅盾説可以寄資料到蘇聯，你寫文章寄回國內發表。魯迅掐指一算，一來一去需要一個月，便拒絕了茅盾的建議：
“雜文都是根據當時的情況，匕首一擊，事隔一月，豈不成明日黃花了嗎？”
茅盾説服不了魯迅，便轉告史沫萊特，説大先生輕傷不下火線。其他人推測不治療的話，只能活半年了，魯迅也不在意，那就半年好了。
魯迅的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就體現在這裏了。
仔細看看，毛澤東評價魯迅的三個特點，用在他自己身上，其實也非常合適。
在事業進取上，他們都是一樣的人。
第三個原因是底層邏輯完美契合。
魯迅在《自嘲》裏寫到：“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意思就是，對待敵人要窮兇極惡，對待人民羣眾要如沐春風。
而毛澤東和共產黨的事業，始終是“為人民服務”，這就在底層邏輯上，和魯迅建立起深度聯繫。
所以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説：
“魯迅的兩句詩，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第四個原因是文化革命的理想。
這個和前三個原因是是一脈相承的，甚至可以説，他們的畢生探索，就是為了完成文化革命的終極一躍。
換句話説，新政治制度和新經濟模式，必須匹配新的文化，總不能推翻三座大山完成工業化了，再穿上儒家三綱五常的外套，那算怎麼回事？
唯有完成文化革命，改造中國的歷史任務才算完成，如果沒有文化革命的勝利，那麼之前幾十年的努力奮鬥，都是半成品而已。
我們還是來看當事人的説法。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裏説：
“我們要革除的，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政治、舊經濟和為之服務的舊文化，我們要建立起來的，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和新文化。”
“文化是政治和經濟在觀念形態上的反應，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
“五四之後，中國產生了完全嶄新的文化生力軍，這就是中國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共產主義的文化思想，即共產主義的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
那新文化的領導者是誰呢？
中國共產黨。
新文化的代表人物是誰呢？
魯迅。
所以毛澤東説，魯迅是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文化革命的主將，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所謂服務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新文化，可以簡單理解為：
人民大眾的文化、天下為公的文化、獨立自由的文化、公平正義的文化、講科學技術的文化、沒有階級的文化、人民反抗強權的文化。
這個理想，毛澤東到晚年都沒有忘記。
1957年3月，他在南京人民大禮堂，給安徽、江蘇和南京軍區的幹部講話，再次強調文化的重要性：
“現在處於一個轉變的時期。階級鬥爭改變了上層建築和社會經濟制度，但這僅僅是為建設生產、由農業國到工業國開闢道路，為人民生活的提高開闢道路。”
“我們的國家要建設，就要有技術，就要懂得科學，這是一個很大的革命。沒有這樣一個革命，單是政治改變了，社會制度改變了，我們國家還是一個窮國、農業國、手工業國。”
所以為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便需要一個文化革命。
只是新文化的旗手魯迅，已經去世多年，再也不能和他一起奮鬥了，於是他自己扛起了新文化的大旗。
圖不是亂配的……
4
晚年毛澤東，基本沒有能談得來的人，更沒有人理解他，他只能和逝去曹操、魯迅等人隔空交流。
他不厭其煩的背誦曹操的詩、讀魯迅的文章、讀庾信的《枯樹賦》，讀到“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的時候，感慨歲月輪迴，不禁嚎啕大哭。
1975年做白內障手術，問清楚醫生唐由之的名字，突然就想到，這個名字可能是從魯迅的《悼楊銓》裏取來，然後就用湖南話背誦起來，並且用鉛筆在紙上寫了一遍。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毛澤東寫完後，把手稿送給唐由之，便進了手術室。
種種事蹟都可以想見，毛澤東在精神上，多麼想念魯迅。
那為什麼會有“魯迅活着要坐牢”的段子呢？
其實這個段子有兩個出處，但都被人誤解了。
第一個出處是1957年3月8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文藝座談會，沈雁冰、老舍、巴金等人都出席了。
毛澤東説起全國知識分子500萬，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不足十分之一，抵制的也不足十分之一，剩下的80%是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但未必相信馬克思主義，更不可能用來指導創作。
文化要改造，文藝要轉型，就要用優秀的馬克思主義作品，來引導他們的創作。
雖然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但是有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如果魯迅在世還會寫雜文，小説恐怕寫不動了，大概是文聯主席，開會的時候講一講。他一講或者寫出雜文來，就解決問題。
“他一定有話要講，他一定會講的，而且是很勇敢的。”
毛澤東的意思是，魯迅要是活着，一定會寫雜文指導新文化運動的方向，而且他特別希望魯迅能做這些事。
第二個出處就是1957年3月10日，毛澤東在頤年堂召開新聞出版界座談會，號召大家用十年八年學習馬克思主義，在報紙上寫一些通俗親切的好文章。
然後他開始自説自話：
“有人問，魯迅現在活着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着，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不會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俗話説的好，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魯迅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論者，所以他會寫。”
“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捱整。二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是徹底的唯物論者就敢寫。魯迅的時代，捱整就是做班房和殺頭，但是魯迅不怕。”
“現在的雜文怎麼寫，還沒有經驗，我看把魯迅搬出來，大家向他學習，好好研究一下。”
看到沒有，毛澤東希望魯迅出來講話，和他一起並肩作戰，把共同的理想事業推下去，又怎麼可能讓他閉嘴。
毛澤東和魯迅的心相通，歸根結底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什麼都不怕，該説的話任何時候都要説，該辦的事天打雷劈也得辦，無非是跌的粉碎而已。
這才是最高層次的精神共鳴。
而且毛澤東和魯迅，都對青年抱有極大的期待。
魯迅説，願中國青年都擺脱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毛澤東則説，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是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毛澤東和魯迅是20世紀的兩個聖人，他們都帶着極大的重任而來，又帶着極大的期望而去。
他們的理想，留給了追隨他們的後輩青年。
此致敬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