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減”後兩大陣營的K12家長：佛系躺平vs繼續雞娃_風聞

出品 | 創業最前線

作者 | 黃燕華

編輯 | 蛋總

不知不覺，堪稱教培史上最嚴的“雙減”新政已落地兩個月之久。

據「創業最前線」瞭解，這一期間，有家長徹底放棄學科輔導的“幻想”，選擇在家“自雞”，也有家長選擇繼續上週中課後的學科輔導班，還有家長在監管邊緣“反覆試探”，堅持給孩子報名學科輔導班。

不過，政府相關部門對違規學科培訓行為的打擊可謂“毫不手軟”。

近日，教育部印發《關於堅決查處變相違規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問題的通知》，明確要求開展學科類校外培訓須在培訓主體、培訓人員、培訓時間、培訓地點、培訓內容、培訓方式等方面同時符合國家相關規定。

監管重壓之下，哪些家長還在堅持讓孩子上學科輔導班？不能超綱，也不能超前教學，這些報班家長還能堅持多久？

1、兩大陣營的K12家長一紙“雙減”文件的下發，讓K12家長們逐漸走向兩大陣營。

一方陣營是對學科培訓説“NO”的K12家庭。

某校外培訓機構高管鄭浩向「創業最前線」表示，“雙減”政策出台後，那些對孩子的學科教育不太重視的低收入家庭，都已經放棄了給孩子報學科輔導班，頗有一種“佛系躺平”的意味。

“這些家長對‘雙減’政策的態度更多是歡欣鼓舞的。”鄭浩説，畢竟孩子和家長都輕鬆了。

事實上，主動“逃離”學科培訓的不止低收入家庭，也包括擁有其他不錯出路的家庭。

有些家長計劃讓孩子出國留學深造或繼承家族生意。“但凡能給孩子安排後路的，家長就不太會在學科輔導這個事上糾結很久。”資深K12教培從業者賀軍對「創業最前線」説道。

此外，部分家長從學科培訓撤離後選擇“自雞”。

某一線城市小學生家長丁瑜告訴「創業最前線」，在輔導孩子之前，她會先把相關課本內容重學一遍。“除了高中，應對小學、初中基本沒問題，甚至比自己上學那會兒效率要高。”

丁瑜分析，課外輔導體系與學校教學體系不同。前者一般都會比後者內容超前，後者偏重基礎，前者則強調提升。於孩子而言，如果不能做到對課內知識100%掌握，一味地追求提升成績未免有些本末倒置。

“我沒給孩子報學科輔導班，她目前三年級的主要任務是打基礎，有時間就多閲讀，要知道，孩子超前學不一定能達到好的效果。”丁瑜説。

另一方陣營則是學科培訓班的“堅實擁護者”。

資深教育投資人徐華向「創業最前線」表示，目前，很多家長讓孩子繼續上週中的學科輔導班，目的是將剩餘課時消耗完。“畢竟，家長已支付了課程費用，剩下的課時要正常交付完。”他説。

而絕大多數雞娃家長也會讓孩子繼續上學科輔導班。“不是一個‘雙減’政策下來，雞娃家長們就會選擇躺平，他們依然很擔心孩子未來的成長。”徐華稱。

當然，那些對孩子寄予厚望，且曾經也報過大量學科輔導課程的高收入家庭，同樣會給孩子繼續報名學科培訓。他們手持十分充足的培訓費用，可以嘗試很多“不合規”的方式來獲取學科培訓資源。“像這類家長的違規行為往往很難被禁掉。”鄭浩表示。

除了高收入家庭外，那些中等收入家庭且自身受過良好教育的家長，出於對孩子寄予的厚望，也會讓孩子繼續參加學科輔導。他們一般會通過即時通訊工具、網上錄播課程，甚至教輔圖書等滿足孩子的學科輔導需求。

而那些經濟狀態不是很理想，但又希望幫孩子改變命運的低收入家庭，亦會讓孩子繼續上學科輔導班。“毫不誇張地説，他們真的可能‘砸鍋賣鐵’來做這件事。”鄭浩説。

至於家長選擇的學科培訓形式，可以説是“五花八門”。

其中，較多人選擇找學校老師上門給孩子提供學科輔導服務。教培從業者李莞向「創業最前線」透露，受升學壓力影響，他所在的四線城市，很多小升初的家長在週末邀請熟悉或關係好的老師到家裏給孩子進行學科輔導。

不僅如此，還有家長直接在自家小區內找老師給孩子進行學科輔導。某一線城市小學生家長劉迪向「創業最前線」表示，她居住的小區有個從教近二十年的英語老師，在業主羣裏稱自己可以提供上門英語輔導服務，有需要的家長可以聯繫他。“據我瞭解，‘雙減’政策發佈以來，已有不少小區業主找到這位老師給孩子補課。”

某二線城市小學生家長羅峯則向「創業最前線」透露，有家長週中會把孩子託管給孩子的老師，每晚7點半後由家長將孩子接回家，一個月的收費在2000元左右。“一些學校老師會暗地裏帶幾個學生，除了給他們輔導作業，還會管兩頓飯。”他補充道。

此外，有家長通過會議軟件Zoom讓孩子獲得學科輔導服務。劉迪表示，她找到自己熟悉的從機構離開的老師，雙方重新商定課時費，並通過會議軟件Zoom完成相應服務交付。“學科輔導不能停，要保持一定的頻次，要不退步可能會很明顯。”

**2、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雖説眾多K12家庭未因“雙減”政策的落地而按下學科培訓“暫停鍵”，但其面臨的風險挑戰不容忽視。

劉迪坦言，她找的在Zoom上課的老師不受機構或平台監管，一旦收費不履約，造成的風險則完全由自身承擔。“想追回就很難，通常只能自認倒黴。”

此外，家長在孩子學科輔導上的花費要比“雙減”政策出台前高出許多。比如，某教培巨頭原來300-600元/課時的培訓課，現在家長很可能需要花到800-1000元/課時才能找到合適的（私教）老師給孩子進行學科輔導。“對家長們來説，學科輔導成本無形中大幅增加。”鄭浩説。

而老師之所以突然抬價，則源於其面臨的多重風險。

首先，老師會面臨來自孩子舉報的風險。“家長同不同意學科輔導是一回事，孩子同不同意又是另一回事，家長請的老師，但孩子不認可，孩子就把老師給舉報了。”鄭浩説。

而且，老師被孩子舉報的概率較高。鄭浩稱，除了特別愛學習的極少數人，大部分孩子並不願意上學科輔導班。“從心態上來説，家長就是逆着孩子玩的天性。”

**其次，老師也會面臨來自家長舉報的風險。**老師給孩子學科輔導完，家長就把老師給舉報了，為的是拿幾千元獎勵（同時還能把學費要回來，這是真實發生的案例）。“其實，從那些已發生的舉報案例中可以看到，家長沒有作惡的負擔。”鄭浩表示。

**最後，老師還會面臨來自鄰居舉報的風險。**據鄭浩介紹，一些小區業主由於消費能力有限，週末會集體拼湊一個“少則十幾人，多則二十幾人”的小班，讓孩子接受學科培訓。

這種違規學科輔導的做法，且不説被別人舉報，僅樓上樓下的鄰居很可能就會把老師給舉報了。“畢竟，你每天弄一堆孩子乘電梯上下樓，鄰居大概率也知道。”他説。

一旦遭舉報，老師會面臨被罰款的風險。“雙減”政策發佈之前，老師無論按600元/課時，還是800元/課時的標準向家長收取學科輔導費用，都屬於合規性操作，但如今，老師一旦遭到舉報，則很可能會被罰大幾十萬元。“對老師來説，這不是一筆小數目，需要花較長時間才能掙回來。”鄭浩坦言。

而對體制內老師來説，違規給孩子進行學科輔導，一旦遭到舉報，很可能面臨被開除公職的風險。

當然，不少家長也願意付出更高的成本讓孩子繼續接受學科輔導。客觀來説，家教需求是由家長髮起的，且很多家長的焦慮心態從家教中得到緩解，他們的孩子也從家教中嚐到了快速提高分數的“甜頭”。

“如果放棄請家教，孩子學習狀態可能會受影響，外加目前師資相對緊缺，所以，面對那些還願意給孩子提供服務的家教，他們自然也願意給到比原來市場價格更高的待遇。”徐華分析稱。

此外，徐華還提到，目前，絕大部分大學生家教並未取得教師資格證。而按政策要求，大學生從事家教工作需要持有教師資格證。“這無疑也阻礙了很多大學生成為家教，一定程度上也推高了家長的培訓支出。”他説。

3、“可怕”的中考五五分流既然風險挑戰頗多，那家長為何仍頂風違規讓孩子參加學科培訓？

“像河北、山東兩地都已連續兩年在落實中考五五分流的舉措，我們這邊的普高錄取率也基本接近50%。”李莞從當地老師那得知，今年他所在城市僅有55%左右的初中畢業生考入重點和普通高中學校，剩下的初中畢業生只能選擇上中職院校或外出打工。

此外，不同於一二線城市，越下沉城市的中考升學壓力往往越大。更重要的是，對很多地方孩子來説，其高考失利還能選擇復讀，但中考有且僅有一次機會。

“這種情況下，如果別人家孩子報學科輔導班，而你不給孩子報，那麼你家孩子有可能就上不了高中，誰都不願意自己孩子上中職院校。”劉迪稱。

丁瑜也表示，北京逐漸開始實行中考五五分流。這意味着，每年僅一半的考生能正常進入普通或重點高中，另一半學生要去中職院校。“我也是這幾年才知道北京控制高中升學率，起初不相信，後來慢慢就信了。”她説。

至於出現“中考五五分流”的原因並不難理解。

相比學術型人才，國家更迫切需要“能拿鍬能研究”的實用型人才。“説實話，一些博士搞學術理論知識還行，一旦實踐可能就漏洞百出。”鄭浩直言。

徐華也提到，市場已經不乏高學歷人才，可問題是，供他們選的待遇更好的就業崗位則相對稀缺。“要知道，一些高學歷人才跑去送外賣，這真的是一種極大的人才浪費。”

所以，某種程度上來説，國家固然需要高學歷人才，但更需要高學歷天才。“畢竟，科技和創新靠的是人才中的天才。”徐華説。

除了中考五五分流，“唯學歷論”也是一眾家長頂風違規送孩子上學科輔導班的重要原因。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用人單位在招聘人才時，“唯名校論”“唯學歷論”大行其道，人為設置門檻障礙，將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學歷作為限制性條件，致使很多非全日制學歷畢業生沒有資格參加招聘，形成人為“歧視”。

“我最近都在招人，深有感觸的是，分化越來越厲害了，沒有學歷，以後想進好單位（包括民企）真的很難。”羅峯表示。

即便小企業也是如此。“説實話，就連我們這種小公司，都不愛招普通本科的學生，高考已經將人篩選得很細了。”羅峯稱，名校或高學歷出身的人是人才的概率更高。

“我寧願多給一個名校畢業生3000元的基本工資，也不願意招個普通大學生，二者培養成本相差不是一般的大。”羅峯説。

在他看來，學歷更多時候是一個篩選器。“以後，學歷歧視大概率會越來越嚴重。”

**4、學科輔導還能上多久？**雖説“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但隨着“雙減”政策在全國範圍內的逐步落地，家長還能持續多久給孩子報學科輔導班？

先看合規的週中學科輔導。據劉迪介紹，一些機構已經按政策要求主動降低了學科輔導內容的難度。“比如，把原本課堂會講解的超綱題型給刪除了。”

而對於那些追求難度的家長來説，他們普遍會考慮是否讓孩子繼續跟班上。“畢竟，讓孩子去上難度降低的學科輔導班，還不如待着家裏自己學。”劉迪説。

**更核心的問題在於學生週中很難抽出時間參加學科培訓。**丁瑜以北京為例稱，按規定，北京小學生週中放學時間已由原來的每天下午三點半延遲至五點半。即便家長走書面申請流程，也只能下午四點半將孩子從學校接走。

“孩子在學校已經待了近10個小時，如果報名週中學科輔導班，孩子中間抽半小時吃飯，然後一直上課到8點半結束，孩子不是鐵人，也會累，如此下去，身體遲早要搞垮。”丁瑜説。

再看違規中的學科輔導。據徐華介紹，教育相關部門已經跟ClassIn等第三方平台打過招呼，並要求後者對入駐的老師及其授課內容進行嚴格審查。“這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違規‘學科培訓’現象的發生。”

不過，鄭浩認為，有些違規的學科輔導行為難以被界定。比如，點對點的學科輔導，如果兩人只是通過單純聊天的形式在補課，相關監管部門顯然很難界定其是違規行為。

此外，鄭浩也提到，學校教學質量難以滿足學生家長的訴求。因為教培機構的老師普遍以學生成績提升及家長滿意度為準繩，會站在下位者的角度來服務學生。而學校老師只要符合教學要求即可，更多會站在上位者的視角來服務學生。

“所以，寄希望於學校把教學質量服務給提升，最終滿足學生和家長的訴求，這種希望幾乎可以放棄了。”鄭浩説。

而家長是否放棄學科培訓，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中高考招生制度及評價體系是否有所改變。

因為只要一些重點學校的招錄政策不改，中高考的“指揮棒”不變，用户需求會一直存在。“在用户需求未被充分滿足的情況下，單純把供給側給消滅，並沒有解決實質問題。”鄭浩表示。

在中高考招生制度及評價體系等不變的情況下，如果中職被企業、社會真正認可，那麼家長讓孩子違規參加學科輔導的行為才有可能減少。

目前，家長普遍的刻板印象是：孩子上了中職院校，基本學不到什麼有用的東西，畢業出來找工作，通常都會因企業“學歷歧視”被拒之門外，而且也不被社會所認可。

“事實上，‘唯分數論’‘唯學歷論’問題，真的不是説一兩天或一兩年就能被解決的。”賀軍坦言。

當然，僅被企業、社會所認可還不夠，中職畢業生同樣需要一份不錯的薪酬待遇。

當前，我國面臨的一大問題是——白領過剩，藍領稀缺。雖説，國家層面十分重視技能型人才，但不得不説，家長普遍沒有看到藍領能賺大錢。“所以，大部分家長還是會讓孩子衝着過剩的白領去的。”賀軍説。

5、結語誠然，“雙減”政策的出台，不僅打擊了K12教培行業亂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資本在教育領域的過度干涉。

但如果一些名校的招錄政策不改，中高考招生制度及評價體系也不變，單純靠重拳整治教培機構這一供給端，最終破除家長焦慮、實現教育公平化的想法或許並不現實。

畢竟，大部分家長對孩子升學及就業的後顧之憂並未因“雙減”文件的下發得到最終解決，這意味着他們讓孩子參加學科輔導的行為仍會持續存在。

*注：文中鄭浩、賀軍、李莞、劉迪、丁瑜、羅峯為化名。文中配圖來自攝圖網，基於VRF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