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行原副行長：疫情下全球物價上漲的根源與對策_風聞

新冠疫情打破了此前已經形成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基本格局以及全球供求關係的基本態勢，而生產和消費在政策刺激下快速反彈之後，物價隨之持續上漲。但這只是特殊原因造成的短期特殊性結果，並不是全球性供求關係發生根本逆轉的長期可持續結果。

受到突如其來的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的衝擊，2020年以來，包含主要大宗商品價格在內的**路透/Jefferies商品研究局指數(RJ/CRB)**呈現出明顯的"V"型走勢，從2020年初的185.57迅速下跌，至4月21日跌至106.28的谷底。之後持續回升，至12月31日達到167.83的水平。到2021年2月12日達到185.29，基本收復2020年的“失地”。到8月31日收於219.23，已經比2020年初的水平高出18%以上。目前這一指數仍保持上升態勢。相應的，大多數國家的PPI和CPI在2020年5月之後都呈現出持續走高態勢，很多國家通貨膨脹率（CPI增長率）大大超出預定目標，並已持續一個季度以上，但新冠疫情出現變異尚未解除，社會就業和經濟增長尚不穩定，如何把握全球物價持續上漲的主要原因以及相應的宏觀應對政策成為近期主要經濟體特別頭疼的大問題。

不少人將物價持續上漲的根本原因歸結為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為應對新冠疫情衝擊紛紛實施大規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央行大量投放基礎貨幣並實施財政赤字貨幣化造成貨幣超發、流動性氾濫。但實際上這可能是本末倒置：大規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的實施，恰恰是因為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給金融市場和經濟社會運行帶來巨大沖擊後的無奈選擇，儘管由此形成的流動性寬鬆和貨幣總量擴張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推動物價上漲。

這次全球性物價在先降之後持續上漲的根本原因，實際上是全球性嚴重的新冠疫情造成生產和消費的停滯或萎縮，致使經濟社會運行嚴重受阻，在開始階段原有庫存支持下，需求不足推動物價快速下降，並迫使美歐日等多國實施強力刺激性宏觀政策予以應對。但新冠疫情打破了此前已經形成的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基本格局以及全球供求關係的基本態勢，造成大量國家的生產特別是運輸嚴重受阻，到去年4、5月份庫存消耗殆盡，而生產和消費在政策刺激下快速反彈之後，呈現出一反常態的嚴重供不應求，物價隨之持續上漲。但這只是特殊原因造成的短期特殊性結果，並不是全球性供求關係發生根本逆轉的長期可持續結果。

面對全球性重大疫情衝擊，原本需要加強全世界，特別是主要經濟體的協調配合，採取聯合行動共同應對，但不幸的是，美國等國家的行動發生嚴重偏差，非但沒有采取強力措施推動本國和主要經濟體聯合抗擊疫情，反而借題發揮，對外轉嫁矛盾，嚴重破壞國際合作，給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帶來更大沖擊。一些國內產業單調，經濟發展和社會就業大量依賴國際貿易和服務的國家，疫情控制不力造成的影響更加突出。一些國家國際航運海運的裝卸難以支撐，造成貨物大量壓港，致使全球集裝箱極其短缺，運輸和倉儲成本大幅攀升（甚至使運費比貨物本身的價格都高），推動很多國家從PPI到CPI持續快速抬升。這種情況下，不實施大規模的社會救助和經濟刺激，並配套推動降息和實施大規模量化寬鬆貨幣政策，經濟社會勢必面臨巨大危機挑戰。正因如此，儘管今年美國、歐洲等不少國家CPI與上年同期同比已經出現遠高於2%的上漲（當然，去年同期數據受疫情影響並非常態，合理的做法應該是與前兩年平均值相比，而這樣相比的結果並非高的離譜），但其央行卻不敢因此就縮減購債規模收縮流動性，更不敢輕易加息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

這種狀況確實給宏觀政策取向和力度把握帶來巨大爭議。但如果不能把握好當前物價上漲的特殊動因，習慣性的在通貨膨脹率持續一個季度高於預期目標後即掉轉宏觀政策取向，轉而主要應對通貨膨脹，就有可能使前期實施刺激性宏觀政策的效果煙飛雲散，引發經濟金融乃至社會的劇烈動盪，造成更大的危害。相反，當前必須以維持充分就業和經濟社會穩定作為宏觀政策的首要目標，即使物價出現明顯上漲，但在就業和消費達不到預期的情況下，仍需維持足夠的社會救助與經濟刺激力度，維持足夠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規模，維持相應的低息和寬鬆貨幣政策。

由此可以肯定，在新冠疫情沒有得到全球範圍根本性控制，主要國家新的產業鏈、供應鏈建設和全球供求關係得到穩定之前，防控疫情、促進就業和維護經濟社會穩定仍是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的首要目標，刺激性宏觀政策難以很快掉轉方向，全球性物價上漲的態勢仍將持續，經濟呈現“滯漲”狀態的持續期限可能大大超出以前的預期，就業和經濟增長水平成為宏觀政策把握的決定性因素。

對於中國而言，此次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過程中，中國依靠體制優勢，採取極端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和衝擊，成為至今主要經濟體中確診病例與死亡病例佔總人口比例極低的國家，也成為新冠疫情暴發以來主要經濟體中經濟增長最好的國家，為全球抗擊疫情和經濟穩定做出了巨大貢獻，國際影響力進一步增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承受的壓力和擴張程度遠低於美歐日等主要經濟體。

但由於新冠疫情給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帶來巨大沖擊，推動百年未有之世界大變局加快演進，中美關係更加緊張，主要國家產業內卷、貿易保護、技術封鎖等明顯增強，疫情過後，全球性產能過剩、需求不足的問題將比疫情前更加嚴峻，中國的國際貿易和投資有可能出現很大收縮。再加上國內更加強調全面發展、共同富裕、國家安全，產業整頓、經濟轉型、降碳減排等深入推進，促增長、穩就業、保穩定可能面臨遠比之前更大的挑戰，對此必須高度警惕。在國內外形勢深刻變化，經濟社會調整轉型進入關鍵節點的非常時期，要做好統籌協調，堅持穩中求進，防範急功冒進，綜合平衡和把握各項宏觀政策推進的時度效，增強政策總體準確性和有效性。要積極推進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設，營造良好營商環境，充分激發國內需求和開放創新，推動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

王永利系中行原副行長，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