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孟晚舟的遭遇説到中國的全球化精英_風聞

兔主席 09-26 15:13 投訴閲讀數：20萬+兔主席 20210925

今日晚間，孟晚舟結束了1,000多天的拘留，終於回到深圳，受到熱烈歡迎，在朋友圈刷屏。這種整個朋友圈刷屏的場景已經久違了。

人們感慨孟晚舟這段時間經歷的艱辛和不易，感慨她的堅持，感激國家的支持。也感嘆個人命運、企業命運如何同國家命運深刻地綁定在一起。

我相信，就在幾年前，這些站在業界金字塔頂端的人們——從企業家/創業者、到高管和經理人，到投資人，到各種專業人士（銀行家、律師、審計師、諮詢顧問等等），都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全球不斷趨同、聚攏，資本、人員、技術不斷開放、愈加自由流動、前景越來越輕鬆、越來越確定的全球化社會。

人們認為，所謂的“精英”是不分國界的，至少越來越不分國界——在這一代未實現的話，在下一代即可能實現。他們操國際化的語言，擁有國際化的教育，可以在各種全球大都市選擇自己的就業地和居住地（紐、倫、新、港、京、滬、深……），在最頂尖的城市置業，享受來自全球不同地方、品牌的消費品，在假期到全球任一地點旅遊，瞭解各國的風情文化，能夠讓自己的子女在全球範圍內選擇最好的教育資源。他們認為，自己的下一代，會發展成為更加自由流動的全球精英。這些“精英”可以徹底打破地域限制，他們實現的不僅僅是人身的自由流動、資本的自由流動，而且理念、文化甚至生活方式也大致相通。他們彼此之間所不能理解、難以溝通的事情越來越少。

在這樣一個趨同、聚攏的全球化世界裏，存在着一批所謂的“國際精英”（cosmopolitan elites）。這些精英能夠突破地域及文化的約束，彼此找到更多的共同語言——甚至，他們會認為，精英彼此之間的共同語言會超過他們與本國經濟階層及教育水平更低的國民之間的共同語言。此時，一個居住在北、上、深的有豐富海外經驗的中國精英，會覺得自己與一個柏林、倫敦、東京或紐約的精英更有得聊。觀念更相似。

這是一個在全球化中溶為一體，彼此“融化”和“消解”國民身份認同的全球化精英。他們都脱離了母國的羣眾。不僅中國的精英如是，發達國家的精英也如是。

他們更形成了自己的價值、理念、意識、消費觀念、生活方式，以及利益。大概不能稱他們為“階層”，但他們因為共享的利益和理念，成為一個有共性的羣體。

對於這種精英羣體的不信任（無論他們是企業家、投資者、專業人士還是政客），正是過去幾年西方國家右翼化、民粹化、民族主義化之根源——這就是我們看到的歐洲右翼政黨的崛起、英國的脱歐，以及美國Trump的上台（及其後掀起的政治浪潮）。

但作者以為，所謂全球化的精英（cosmopolitan elites），其核心價值觀、理念、生活方式，很大程度是由西方主導的，並且主要由英語國家主導（最後又可歸為所謂的“五眼”國家，即美英澳加新）。英語國家不僅僅主導中國、日本這樣的亞洲國家，還會主導歐洲大陸國家。一個人是否能夠成為所謂的“全球化精英”，實際要看他在能夠在多大程度西化（Westernized）、美化（Americanized）。西化/英美化程度越高，越被認為是國際化，越能在國際精英流裏暢通無阻。

對於中國精英來説，他們其實只是把自己歐美化，“混入”英美/西方的文化圈子和遊戲規則而已。當然，過程之中，他們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文化自立和價值自立。但是面對西方人，如果我們以一個天平做比喻，那麼中國人需要更多的西化，更多的迎合西方，才能獲得西方的認可，而不是反過來。

從文化上看，這種關係是“非對稱”的、“不對等”的、“不平等”的。

但在很長一段時間，這就是遊戲規則。這被認為是未來的路徑和終局。

中國有大量這樣的精英羣體。他們的基本假設是：現代文明的路徑和終局就是西方政治經濟體制。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全球化，最終一定朝着西方的方向發展。儘管最後中國可能會有不少中國特色（正如日本政經體制有大量的日本特色，與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但大的框架，應當是西方的框架——基本的藥方如此。

我們回看中國歷史過去上百年的求索，都是試圖通過西方尋找路徑。甚至包括中國共產黨自身，最初也是在西方（德國、蘇聯）尋找救國的理論、模式、制度、實踐。

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以降，中國積極改革開放，與美國（及英語國家）“相安無事”。人們處在一種高度的確定性下。

全球化的精英也就形成了。

他們希望讓子女在英語國家（最好是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為此，他們願意提前做出準備，讓子女在國內接受國際教育，以便於在高等教育階段適應國外的生活。他們也願意在更早的時段（譬如高中、初中）送子女出國，在當地接受教育，以便更加提前地適應當地文化。他們願意為此適度放棄中國本土教育——他們認為這些教育的質量不高（“應試”、“填鴨”、“缺乏素質教育”、“缺乏現代性”）。他們縱然也希望子女獲得很好的母語/母國文化教育，但為了與國際接軌，獲得更好的國際教育，願意放棄/犧牲這樣的教育，忍受這樣的代價。

他們認為，既然中國的路徑和終局是不斷貼近西方，“變成西方”，那我先行一步，在西方等待不就可以了麼？我更加貼近西方，才能更好的為未來做準備，才能更好的適應未來的中國。

他們中的很多其實是希望子女回國發展的，希望子女成年後還能與自己保持很近的物理距離。同時，他們認為，子女接受了西方的精英教育，而中國社會又是邁向西方的，那麼提前在“終點”等待，回到中國，一定也是可以適應的——套用某個説法，這叫“降維打擊”。退一步，即便不願意回中國發展，那也是子女個人的選擇。西方畢竟代表更加自由的社會啊。子女做出選擇，那是他們追尋自由。他們開心就好了。在發達的西方，他們難道會過得不好麼？而且，中國會越來越像西方的。他們歷練一些年（“鍍鍍金”），再過些年回來，還可以混得更好。

另外，“全球化精英”們也是自信的。他們相信自己可以構建足夠的“吸力”，把子女從國外吸回中國。只是區別於前些年，到最近幾年，他們越來越需要依靠中國的強大——子女覺得中國已經頗為發達，發展機會很大，沒有必要留在國外，而主動選擇回國。

全球化精英相信，中國崇拜西方、迎合西方、趨向西方。為了適應這一切，提前做好準備，他們還會做出很多安排和選擇，譬如：

——為自己或子女換取外國的護照、永居身份。中國護照無論如何是受限的，不那麼“好用”。有外籍身份，可以幫助他們在全球範圍自由流動；

——同時，換取外國身份還是一種保護。如果遇到什麼問題，他們隨時可以離開中國，到海外定居；在關鍵時刻，身為外國公民甚可獲得政治保護；

——他們擁有海外賬户，配置大量的海外資金與資產——以便於在海外投資，置業、生活，以及一切的不時之需。沒有海外資金，就不可能實現資本的全球流動；

——他們希望所投資的企業或創業的企業到海外上市。這符合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的要義。畢竟中國有資本管制，監管也很強，離岸上市為自己的資產構建了多一層的保護；在金融全球化、資本全面自由流動的未來，這樣的安排又是理所當然的；

——他們在海外置業。資產既可以用於自住，又可以作為投資；

——他們在海外投資產業。認為在中國多少有些“不安全”，不妨進行全球配置。

——從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他們會為下一代做海外安排。很多自己根本無意去海外居住、生活及發展，往往是在考慮和順應下一代。

在很多年以來，這都是“全球化精英”的“通行做法”。作者以為，大多數人並非不愛國，只是他們確實相信中國貼近西方，相信日趨全球化的、西方主導的世界。這是他們理解世界的基本模型和範式。在這樣的模型下，他們做出理性選擇。

“全球化精英”相信的是全球化的、超國家的社會。他們很難有特別強的國家身份感，認為太強的身份感屬於狹隘民族主義，是“不酷”的。他們以國際化的身份為榮。應該説，他們的國家認同是模糊的、混亂的。

全球精英皆如此，美國尤甚：商業精英不顧一切的做税務安排以求避税（並構建了一套全面妖魔化政府及公共開支的意識形態）；他們公司假設在海外；他們願意為了避税而放棄美國國籍；他們願意為了降税而支持他們從品味上、趣味上、價值觀上極度厭惡的Trump。）。

都是一羣精緻利己主義者而已。

馬克思説，“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

實際看來，這是非常難的，屬於理想主義。美國的工人能和中國的工人聯合起來？這是夢話。美國的工人恰恰是最反華的。戰後的左翼社會學者發現，現實生活中的西方工人階級並沒有更高的“階級覺悟”，相反因為教育水平和見識問題，更易受到權威主義、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影響和操縱。所謂的無產者，最注重的身份認同，其實是宗族、宗教、血緣、土壤、民族，唯獨不是階級。

相反，全世界的有產者/大資本家，聯合起來更加容易。他們的羣體更小，文化與價值更相似，利益也更一致。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打倒資本家很難，但全世界的資本家聯合起來圍剿無產者，倒是頗有可能。

在美式民主裏，這些資本家還會和政客聯合在一起，圍獵無產者。

回到正題，説中國的全球化精英。

及至中美貿易戰及中美關係大撕裂之前，他們絕不相信世界會進入一箇中美之間“二選一”的境地的，更絕不希望被迫做“二選一”。

他們希望做全球化的精英、全球化的機構。

機構層面：

——全球化的治理、制度、實踐

——全球化的業務佈局

——全球化的架構/資金安排及投資者結構

——全球化的身份和文化

——與政治無關，去意識形態化，或保持“一臂距離”

“在商言商”，打造全球化的企業——儘可能地淡化與政治及國家身份的聯繫。

個人層面：

——全球化的身份

——全球化的人身自由流動

——全球化的資本與投資

——全球化的置業

——全球化的教育

——全球化的生活方式與文化

從這些指標看，他們正是“無國界”的全球化精英。請注意，這並不説明他們不愛國，也不説明他們有任何道德倫理問題，只説明在那個年代（中美貿易戰之前），大多數人只是按照既定的框架、範式、模型來安排自己的利益。在當時，所有這些安排都是合理的，“主流的”，不涉及政治和倫理問題。

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多企業家與高管其實對中國國家層面的政治、政策並不那麼的瞭解，反而因為歷史，因為不瞭解現狀，對中國的制度有一些不安全感，總希望保持一些距離。

因此，除非有外力推動，民營企業都樂於保持自己相對“獨立”的身份，維持一套“在商言商”的商業話語。他們絕不希望涉足自己並不瞭解，不善駕馭的政治領域。他們希望與政治保持距離——無論是個人，還是機構。

除非迫不得已。

這個外力，要麼來自於本國的監管。

要麼來自於國外。

中美貿易戰，使得許多的中國民營跨國企業突然陷入了這樣的選擇境地。

對於華為而言，這就是美國所推動的在全球範圍內對華為的制裁，以及2018年加拿大應美國當局要求對孟晚舟的逮捕。

華為被捲入了大國政治。

被捲入大國政治的也遠不止它一家。

作者在去年八月寫過一篇文章，《國運造就企業，企業也造就國運 ——為什麼Tik-tok不能出售美國業務》

一切都變成了大國外交政治的籌碼，都是更多遊戲裏面的組成部分。對於企業的創始人/高管/投資人而言，過往的基本框架/假設/模型/範式均被顛覆。全球化的、自由流動的世界似乎不復存在，世界在步入某種新的“冷戰”。而企業因為“中國屬性”，將被區別對待——這種認定和歧視並不因為企業的股東結構、創始人身份、公司註冊地、上市地、治理結構等而有任何的影響。公司不得不在“二選一”裏選擇唯一可行的答案——中國。企業的命運完全與國家的決策、國家的努力、國家的命運綁定在一起。

大國政治幫助企業完成了“二選一”。含糊的、自由流動、自由選擇的昔日世界不復存在。

華為選擇了中國。

孟晚舟也選擇了中國。

但是，他們有選擇麼？

我們當然願意相信，華為企業、任正非、孟晚舟都是愛國者。但在這樣的大國政治下，企業和個人變得如此的渺小。他們是否愛國已經不重要——美國人已經替所有人做出了選擇——華為就是中國，甚至華為就是中國政府。華為勢必與中國的國家，中國的人民、中國的國運綁定在一起。

兩年多前，離開中國赴往加拿大——搭乘飛機的那一刻的孟晚舟——肯定不會想到歷史會這樣發展，華為和她要面臨這樣的境遇。

但這就是歷史。

在大時局之前，我們相信她會主動做出正確的選擇。

同時，在這樣的大時局之前，她也沒有選擇——歷史已經幫助她、幫助華為做出了選擇。

在世界眼裏，華為就是中國的。它的命運與中國堅定的綁定在一起。它的未來離不開中國、需要中國。

大概沒有什麼人比經歷1,000天非法拘留、為祖國盡力營救、穿着紅裝走下飛機的孟晚舟更加理解和相信這一點。

那些在深圳寶安機場歡迎孟晚舟的人們——估計有許多人是華為員工——我相信許多人內心念想的是，孟晚舟——你終於回來了。你是中國的，我們是中國的。只有中國才能保護你，只有中國才能保護我們。希望你感受到祖國的温暖、祖國的愛。你不要再走了！！

我不知道西方媒體看到深圳寶安機場歡迎孟晚舟的宏大場面會做何感。他們大概認為這是中國政府主導安排的某種“宣傳”場景。他們不會理解歡迎的羣眾是由衷的，朋友圈的轉發是衷心的。他們不會理解，美國政府的政策在將一些對西方多少還有所理想、有所好感的人士徹底推向中國，幫助他們做出決絕的“二選一”；他們不會理解這一事件對華為及其他企業的國家身份認同的影響；他們不會理解這一事件對中國民心與國民愛國主義的鼓舞。

孟晚舟既已回國，皆大歡喜。站在今天，從全局視角、歷史視角看，我會覺得這件事整個是件“好事”——它會讓更多的中國企業認識到，企業的命運與國家相連；國運造就企業，同時企業也能造就國運。

華為會記住這一天，中國人民會記住這一天，中國歷史也會銘記這一天。

（全文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