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運密碼：國家命運到底是被什麼決定的？_風聞

人類發展至今，全世界有200多個國家。

這麼多國家，每個國家的發展狀況都不盡相同。

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種不同？

對此，許多專家都曾經做過研究，並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筆者看來，因為地球人類選擇了科技文明的發展之路，所以拋開短期的、偶然的“強人”因素與個別現象不談，從普遍的人類大歷史的角度來分析長期的、必然的客觀原因，我們不難發現：

從上帝視角，縱觀人類歷史所經歷的採獵文明、農耕文明與工業文明三個階段，“地理”因素是採獵文明向農耕文明躍遷的決定性因素，“文化”因素是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躍遷的決定性因素，而“制度”因素則可能成為工業文明向下一個文明形態躍遷的決定性因素。

因而，一個國家的發展走向如何，主要取決於其在每個文明階段中，所具有的獨特的“地理、文化、制度”因素，能夠發揮出什麼樣的具體作用。

一、“地理”因素，是如何影響國家發展的？

搞經濟的人都知道，對於絕大多數行業來説，不管是建工廠，還是開門店，亦或是找個辦公地點，位置都是一個必須要考量的因素。

時至今日，一個國家所處的地理位置，對於其發展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即使不考慮地緣政治等影響，單是從交通角度看經濟發展，內陸國家、有海岸線的國家、處於海上交通要道的國家三者相比較，其優勢也是逐次遞增的。

當然，這個層次的地理因素影響，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也沒有探討的必要。這裏我們要探討的，是從人類發展的大歷史角度來看，地理因素對於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發展的影響。

如果，我們能夠用歷史的眼光去放眼全世界，你就會發現：當人類處於採獵文明狀態時，全世界任何地方的社會形態都是部落狀態，全人類都是徹徹底底的靠天賞飯吃——自然條件好的，能多吃幾頓飽飯，條件差的就多挨點餓，無所謂誰領先誰。

而當人類社會逐步由採獵文明躍遷到農耕文明，開啓了改造與征服自然的歷史進程後，就出現了領先與落後的差別——地球上最發達的農耕文明國家都是處於温帶地區，而熱帶與寒帶地區則一直處於以採集與漁獵為主的落後文明狀態。

當然，並不是所有温帶地區都領先，也並不是所有領先的温帶地區能一直保持領先。“地理”因素只是一個必要條件，一個地區農耕文明的出現、發達與衰落、消亡，還要受“人”與自然災害等偶然因素的影響。

為什麼會是這樣？

道理其實很簡單！

中國人有句古話，叫“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温帶地區的之所以能夠在農耕文明時期領先，最主要的原因是氣候的賜予與逼迫。

温帶的氣候條件，一方面，賜予了這些地區適合發展農耕的自然條件。另一方面，又因為其四季分明，當冬季來臨時，採集和漁獵會變得相當困難，從而使得人們的生存變得艱難。所以，這就逼迫人們不得不尋找相應的解決辦法——利用春、夏、秋三季來發展農耕，提前儲備冬季所需的食物。

而寒帶的氣候太過惡劣，條件太差，根本不適合發展農耕，屬於天不賜予。熱帶地區，則一年四季都可以採集和漁獵，條件太好沒有形成逼迫，所以發展農耕的需求不足。

關於這種“塞翁失馬”式環境逼迫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很多。比如，歷史上中國晉商從“走西口”到“通天下”，改革開放後温州人從“收雞毛”到“炒房團”，以及猶太人從“因無地而不得不經商”到今天的“傳奇輝煌”，等等。

所以，我們今天從上帝視角再來回看人類文明的發展史，就會發現，影響國家發展的第一個決定性因素，就是“地理”。

因為，是“地理”因素決定了農耕的發展。而農耕的發展會產生相對穩定的食物供給，並且還會產生剩餘。這就是直接導致了，小的部落可以通過征戰，逐漸滾雪球式的發展成大的國家。而在採獵文明狀態下，食物供給的不穩定與難剩餘，則幾乎不可能有國家形成的可能。

同時，對於尚處於自發演進狀態的人類社會而言，這種“第一步”的領先，也就開啓了温帶地區自此在世界上步步領先的歷史進程。

二、文化因素，是如何影響國家發展的？

如果以整個農耕文明時代來衡量，全世界最發達的地區是華夏地區。

但是，在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躍遷的歷史進程中，卻是相對落後的歐洲地區先於發達的華夏進入了工業文明時代。

這是為什麼？

其原因，最主要的就在於“文化”因素的決定性作用。

1、華夏地區為什麼無法率先誕生工業文明？

華夏文明的發源地黃河流域，氣候四季分明，土地平坦肥沃，在自然條件上特別適合農耕的發展。

農耕的發達則帶來人口的增長。在農耕文明下，人口的增長就意味着部落對外征戰的實力增強。而，對外戰爭的勝利，又會反過來進一步增強實力，最終形成滾雪球式的良性發展——黃河流域的大沖積平原地形，特別有利於戰爭的開展。

所以，華夏地區的統一征戰，一直到了不適合農耕文明發展的地方才逐漸停下了腳步——再往外打，已經沒什麼可佔領的好地盤和可掠奪的好東西了。（元代的地盤擴大，是遊牧文明對地盤的執念，不是華夏本土文化的訴求）

當一個幅員廣闊、人口眾多且又不想着再向外佔領與掠奪的強大統一國家，因為偶然而進入了中央集權的帝制模式後。這個國家的文化，出於鞏固內部皇權統治的需要必然就會走向單一化。並且，通過長期的反覆實踐與總結，自然就會演進出“官員職業制”、“科舉制”、“文官治國”、“重農抑商”等一系列國策，從而形成一種以“內部人博弈”為中心的文化體系。

這種以“內部人博弈”為中心的單一文化的極致發展，再疊加客觀現實的強大領先，就會使得整個社會的資源與注意力全部都向“人”集中。而對客觀世界的探索就成了邊緣的非主流，既無法獲得相關物質資源和知識體系支持，也無法得到社會認可的物質與精神上的價值實現。

於是，在華夏地區主動誕生工業文明的可能性，就無限趨近於零——除非是給予更長時間尺度的演化進程，或者是遭受更先進的工業文明外來打擊而“覺醒”。（很不幸，歷史選擇了以外來打擊來讓華夏覺醒）

2、歐洲地區為什麼能先進入工業文明？

與華夏地區正好相反的是，歐洲地區的氣候條件雖然也適合農耕，但其地形條件不利於形成統一國家，於是眾多城邦或小國之間的戰爭掠奪與商業貿易，構成了其文化底色——這種文化不僅是多元化的，並且天然就對科技有強烈的需求。（中國的春秋戰國時期，同樣產生了豐富的多元文化）

後來，歐洲由於分散，在發展中逐漸由多元文化進入了神權至上的單一神學文化時代。

歷史經驗與理論推導都證明，任何一種單一文化的極致發展，最終都會在社會內部產生對其否定的反動文化。因為我們現有的任何一種文化都不可能完美的解釋世界，和滿足人的所有需求——並且，未來可能也永遠不會有。

我們可以將這種文化上的反動，簡單的理解為物理上的“作用力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大”。

華夏文化的單一極致，也有反動。只不過因為華夏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實用主義的“管用”文化（關於人生意義的探討，本質上也是一種對於“管用”的探討），所以其反動就走向了“管用”與“不管用”的自我否定與重新修正之間的往復循環。

而神學文化的核心是“解釋這個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並且這種解釋是通過主觀心證完成的。所以，對神學文化的反動就成了對世界認知的客觀驗證——科學。

因而，當歐洲地區的神學文化進入極致化發展的黑暗中世紀後，文藝復興運動的出現，就成了早晚一定會發生的歷史必然——其實質是科學文化對於神學文化的反動，當時的許多著名科學家都是神學家（當研究神學不能解釋自己的疑問時，反向而求諸科學）。

於是乎，科學文化對於神學文化的反動，再疊加地理因素所造就的對於科技渴求的文化底色。最終，使得工業文明在歐洲地區率先出現也就沒什麼奇怪了。

文明在自發演進狀態下，不可能出現跨越一整個大階段的跳躍式發展。也就是説，採獵文明不可能直接跨越農耕文明而進入工業文明。所以，工業文明必然會先出現在，已經在農耕文明時代領先的温帶地區。

三、制度因素，是如何影響國家發展的？

當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之後，科技水平（尤其是戰爭科技水平）就取代人口數量，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實力的最重要標準。

於是，“制度”因素就成為了決定一個國家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地理”與“文化”因素依然在起作用，只不過“制度”因素的作用更容易被國家所掌控，更具有主觀能動性。

為什麼，“制度”因素是工業文明時代決定一個國家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1、制度因素，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

關於“制度”因素對於經濟的影響，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這裏我們只舉兩個例子來予以簡單説明。

第一個例子：

西方經濟學中有個理論，叫“資源詛咒”——豐富的自然資源可能是經濟發展的詛咒而不是祝福，大多數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比那些資源稀缺的國家增長的更慢。

這種現象説穿了，其實就是“地理”因素的賜予和逼迫所產生的結果。

如果一個國家所奉行的“制度”，是國家不對經濟進行任何干預的自由主義，任由其自由發展。那麼“豐富資源”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成也蕭何，敗蕭何”，純屬正常。

第二個例子：

如果，我們對二戰後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做一個分析統計，就會發現，除了老牌的資本主義國家之外，凡是奉行完全的自由主義經濟模式的國家大都發展的不怎麼樣。

而相反，對經濟發展進行干預的國家，則大都取得了不錯的結果。（採用蘇聯模式，“重軍輕民”，強調意識形態鬥爭的國家之所以在經濟上落後，其實也是“制度”因素的影響結果，只不過是不重視經濟發展的反面結果）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

道理其實很簡單！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能夠靠自由經濟發展起來，是因為當時世界上的所有地區都是處於自發演進狀態。先起步的他們，幾乎是在“無競爭”的情況下發展，他們的私人資本擁有充足的空間與時間來自由成長，可以通過對全世界的血腥掠奪來發展自己。

而等到二戰後新成立的國家再想發展時，不僅國際市場充滿了殘酷的競爭，就連自己的國內市場如果不加以保護，也同樣會面臨來自於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強大私人資本的衝擊——和平掠奪。

這就好比是，讓一個連飯都吃不飽的體重不到50公斤的拳擊選手，去與一個身強力壯的80公斤級的選手進行拳擊比賽。如果，國家不採取有針對性的干預措施，反而是放任比賽“公平”的自由進行，其結果可想而知。

這些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完全是對自己發展歷程的縱向總結，是隻有佔據先發優勢才能成立的經濟理論。而二戰後新成立國家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卻不僅僅是後發的問題，更是後發需要與先發同台競技的問題。

所以，落後國家搞完全的自由經濟，如果能夠發展起來，肯定是有特殊原因（比如，資源優勢），而不可能是普遍規律。

2、制度因素，可以影響一個國家的戰爭能力。

眾所周知，對於國家而言，富裕並不等於強大。一個國家強大強大與否的關鍵，是其戰爭能力。

在工業文明時代，雖然人口數量依然是影響一個國家能否強大的重要因素，但這是一個幾乎無法有效改變的客觀因素。而科技，則可以使得一個小國也能夠實現強大——至少可以大大增強自己的“拼命”能力，使得大國也不敢過分欺辱自己。

那麼，這種戰爭科技是如何發展出來的？

顯然，即使有先發優勢的國家也同樣是靠“制度”干預出來的，更不用説落後國家的追趕與超越了。

3、制度因素，或許是決定未來科技發展的關鍵。

地球人類選擇了科技文明的發展之路。

如果連製造石器與學會用火也算科技的話，科技也一直在影響者人類社會的發展。（站在當時的角度看，製造石器與學會用火，的確是偉大的科技進步）

但，當人類社會進入工業文明之後，科技才真正的第一次爆發，才第一次讓人類大幅度的擺脱了自然的束縛，並徹底而全面的改變了人們的認知與生活。

同時，我們也可以預見，未來的人類社會發展，必將會越來越被科技所主導。

這種趨勢就決定了，在未來的國家競爭中，哪一種國家“制度”更能促進科技的發展，其就會獲勝。

然而，當今科技的發展，已經逐漸度過了簡單科技階段，未來科技的發展必將會日益複雜化。這種趨勢在研發投入上的表現，就是資本增密。也就是説，未來的科技研發所需要的資金投入，必將會越來越多。

所以，強調公有制的國家“制度”，大概率會戰勝強調私有制的國家“制度”。

因為，對於同一個國家而言，公有制相比私有制，在科技研發上，至少能夠調動投入更多的資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