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的一段往事，揭示美國貿易政策的背後的真相_風聞

20世紀的80年代前半段，是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這個經濟上的“輝煌”一直持續到了一九八九年年末——日經平均股價在這創造了史上最高紀錄。 

而後，日本迎來了所謂的“失去的三十年”（1989—2019），在小説Blue中，是這樣形容這三十年的：

“然而對生活在這個國家的許多人來説，那是個頗具意義的時代。它是沒有內戰和戰爭的和平時代；是數場天災降臨的災害時代；是泡沫經濟開始崩潰，貧富差距開始擴大，貧困問題逐漸加深的衰退時代；是行政與社會系統引起制度疲勞，各種對立愈發鮮明的割裂時代……”

很多人都將日本的“失去”與美國和日本在80年代實施的各項經濟政策結合起來，比如曾得到日本大藏省（2000年前日本主管金融財政的部門）強力推動的“廣場協議”，廣場協議簽訂之後，美元貶值，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國內泡沫急劇擴大，最終由於房地產泡沫的破滅造成了日本經濟的陷入“失去的三十年”。

當然，對於廣場協議是否是導致日本經濟衰退的直接原因，還有很多爭執。但是關於貿易問題，日本與美國，在80年代初期確實進行了許多場十分緊張的貿易談判，美日博弈的這段歷史，也將美國對外貿易的態度、政策，都顯露了出來，重新回顧過去，也能夠幫助我們理解現在的美國，為何實施強硬的貿易政策。

一、從計算機戰爭到半導體戰爭

起初，計算機比半導體受到的關注更多。

1959年，IBM推出了第二代1401計算機。日本人痛苦地發現，IBM遠遠領先於本國的計算機製造商。被外國主導的恐懼所困擾的新審議委員會宣佈，日本的首要任務必須是建立一個世界級的國內計算機產業，而IBM成了目標。

1959年，對比美國產品，日本的電子產品水平低、質量差、價格高。按照西方經濟理論，日本應該進口這些產品，同時生產其他更具競爭優勢的產品。

基於前述決定，日本在瞄準IBM時暗中拒絕了西方的理論。日本表示，擁有強大國內產業的長期國家利益，要勝過購買更好、更便宜的美國電腦給消費者帶來的短期好處。

此外，日本認定自己可以後來居上，創造競爭優勢，儘管本國幾乎沒有被認為是必需的資源。這種政策後來被美國專家稱為“生殺大權”，他們認為這種做法不可能有效。

但日本人解釋説，市場已經選擇了優勝產業，他們只是想確保日本與贏家並肩前行。

**這種思維背後透露出日本維持自主性和同質性的強烈願望。**對標IBM 的決定因此被視為關乎國家安全的問題。日本的政府選定幾家大公司為中心，形成了支持這一努力的廣泛共識和同樣的國家目標意識。

通產省應對IBM的第一個措施是提高計算機關税。1960 年，IBM試圖通過在日本製造來規避關税，但通產省拒絕放行這種生產，直到IBM同意將其基本專利授權給15家日本公司。

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製造商德州儀器在20世紀60年代初申請投產日本時也是同樣的待遇。

在束縛外國企業的同時，控制銀行貸款的日本政府將日本當時稀缺的資本分配給其選擇的計算機行業龍頭企業——日立、東芝、富士通、 日本電氣、三菱電機和衝電氣。

政府還為這些公司提供各種税收優惠，併成立政府支持的租賃公司——日本電子計算機公司，前述幾家公司一推出計算機，該租賃公司便立即購買並支付現金，解決了資金週轉問題，也避免了價格戰。

最後，政府施壓用户“買日本貨”。通產省官員經常對電腦進口商説：“你們為什麼要用外國電腦?”

20世紀70年代初，有兩件事使計算機戰爭轉變成半導體戰爭。

IBM推出第三代370電腦，該機型基於新的主存芯片，這震驚了仍在努力追趕IBM二代電腦的日本。 

1972年，在沖繩迴歸的談判中，日本同意取消對外國進入其電子市場的正式限制，美國也開始向日本施壓，要求其開放市場，以換取沖繩迴歸。

**日本對這些事件的反應揭示了他們的思維同美國經濟觀點之間的巨大差距。**日本沒有人談論自由貿易對消費者的好處。相反，日本媒體將外國商品和投資的可能湧入比作“黑船事件”。 

大多數日本人認為開放市場是一個重大讓步，是日本為了拿回沖繩並讓美國保護者高興而必須忍受的犧牲。

1975 年初，最新一代的主存芯片是4K，第三代16K主存預計將很快發佈。日本人的目標是到1980年以64K主存擊敗美國。

日本政府這樣安排之後，日本公司強大的工程、製造和財務方面的優勢發揮了作用，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

第一批日本16K主存在1978、1979年進入世界市場，迅速佔據了40% 的份額。日本廠商進入國際市場較晚。 

在《美日博弈》一書中，作者，也是80年代美日貿易談判的親歷者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寫道：日本成功的背後有五個因素：

第一，考慮到創建國內產業的動力，它們肯定會佔領本國市場。

第二，1979年(美國)市場需求激增，美國廠商難以滿足這一需求。日本進入開放的美國市場並填補了需求缺口。 

第三，日本人展示瞭如何把質量作為營銷工具。1979年，科學儀器和計算機大型製造商惠普公司宣佈，日本芯片的故障率是美國芯片的 1/5。 

第四是作為“第二貨源”。由於不太願意在關鍵部件上只依賴一個供應商，客户經常要求供應商授權另一廠商生產該供應商的芯片作為第二貨源。美國廠商往往特意選擇授權日本廠商作為第二貨源，因為他們認為比起其他美國競爭對手，日本公司的威脅要小。

最後一個因素是傾銷，即在國外市場以低於成本或低於本國市場售價銷售的做法。但日本公司的產品在美國市場上的價格遠低於美國和日本這兩個國家本土市場上的主流價格。這一戰略具有很好的商業意義。唯一的問題是，根據美國貿易法和關貿總協定的國際規則，傾銷均系非法。

這些法律是在19世紀至20世紀之交由標準石油等公司類似傾銷的價格歧視策略催生的，這些公司在一個市場獲得壟斷地位後，會提高價格，並利用由此產生的利潤在新市場大幅降價，試圖將競爭對手趕出市場。

這是美日貿易關係中的經典問題之一。 

美國法律不容忍顧客之間或市場之間的價格差異。但日本沒有反壟斷的傳統，這是慣例。

因此，美國廠商指責日本人違法行事，但日本人認為他們只是在做好商人的本分而已。他們需要顧客，最簡單的招攬顧客的方法就是降價。在他們看來，這並不是不公平。

二、從美日談判到美國製裁

對硅谷人來説，曾經向政府尋求幫助是承認自己弱勢或無能，或是兩者兼而有之。他們如今要求助於政府，只是因為，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美國政府的援助，單個公司根本無法面對日本政府和產業的聯合力量。

一開始，美國的手段是恐嚇和遊説。再後來，美國提議談判。這是美國政府介入美國產業命運的唯一可能途徑。美國的目標是：阻止日本人在美國市場的傾銷行為，同時大幅提高美國產品在日本市場的份額。

作為回應，日本提議成立一個高技術工作組來解決高技術貿易問題。

1981年之後，美、日兩國政府間的談判就沒斷過。系列談判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傾銷。

1982年11月達成的第一份半導體協議，但是情況毫無改變。

不到三個月，美國代表團進入第二輪談判——1983年11月達成的第二輪半導體談判協議，其關鍵內容是通產省將“鼓勵”(“給予指導”的委婉説法)日本主要芯片用户購買更多美國芯片，並同美國供應商建立長期關係。

這份協議在1984年似乎一度奏效。全球芯片需求驟然飆升，美、日兩國廠商的客户都要排隊等貨。1984年初，美國公司在日本市場的份額居然增加了幾個百分點。

在美方取得進展時，需求卻在放緩，大量新芯片投放市場。日本市場需求下跌了11%，美國市場銷售更是大跌30%。新“長期關係”維繫了不足一年。

**這些新芯片就是下一代256K主存。**日本推出的這款芯片遠遠領先於包括IBM和AT&T在內的美國公司。日本企業繼續大舉投資新工廠、新設備，而美國企業面對不斷增加的虧損縮減了資本支出。

美國半導體產業事實上正面臨死亡。據報道，該產業在1985年和1986年總損失近20億美元，同時有2.5萬人失去工作。日本公司在半導體上損失的資金是美國公司的兩倍，但正如他們所預見的那樣，在一場比誰更能砸錢的競爭中，他們的錢更多。 

圖 2.7 美國和日本(產品)的市場份額 (全球市場的百分比)

來源: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1985年春夏之間，正值美國半導體類公司生死攸關之際，相關公司高管會同行業協會人員來到華盛頓。

他們基於1974年美國貿易法案第301條，提起了傾銷訴訟，並提交了一份全面的不公平貿易申訴，指控日方有意識地採取反制措施以保護本國產業，非法取消兩國談判業已達成的關税和配額減讓。

301條款要求總統根據外國正在從事不公平行為的證據做出正式裁決，然後通過談判終止這些行為，或者對其進行報復，直至其停止。

因為日本既是朋友又是盟友，且日本的問題源於多年來的系列相互關聯政策，而不是某個具體貿易行動，華盛頓方面，特別是國務院和國家安全委員會，極不情願給日本貼上不公平貿易的標籤。

隨着美國半導體產業的衰退，美國產業狀況越發惡化。美國進行了休克療法：不必等私營企業提起訴訟，政府自己啓動針對256k主存芯片的反傾銷案，從而將政府從居間角色轉變為發起者。此外，考慮到日本產業將損失數十億美元，日本也會願意展開真正的談判。

1986年3月17日和19日，美國商務部和國際貿易委員會對大規模傾銷給出了官方的初步調查結論——部分日本半導體產品價格僅為生產成本的一半。這意味着，如果雙方不達成協議，日本公司可能會面臨鉅額罰款。

5月21日，美國眾議院以408∶5的投票結果敦促總統，如果不能很快達成令人滿意的協議，就對日本進行報復。

這真是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時刻。美國政府第一次真切表明有可能給日本這個盟友貼上不公平交易者的標籤。

1986年9月2日兩國正式簽署了第三份半導體協議。

這份協議有兩個要點：

第一點涉及市場準入，同時約定日本政府將提供銷售援助，以幫助美國公司在日本銷售，並鼓勵日本用户和美國供應商之間建立長期關係。

第二點，日方將負責監測出口到美國和第三方市場的日本產品成本和價格，以符合關貿總協定約定的國際規則並防止傾銷。美國因此在1986 年構建了一個監控系統，而司法部在 1982年還阻止過這樣的系統。作為回報，美國同意暫停傾銷案和不公平貿易案。

這就是公開的協議文件內容，但同時還有一份機密的附件。日方在這份附件中表示，他們理解、歡迎並將努力協助美國公司於5年內達到佔日本市場20%份額的目標。美方談判代表説，這一承諾意味着，美國產品在日本市場的份額肯定會增加。

協議的初步結果微乎其微。到1987年 1 月底，低於成本的銷售在第三國市場仍時有發生。更重要的是，儘管美元對日元匯率貶值40%，但美國產品在日本市場的銷售幾乎沒有變化。

6年間協議不少，卻毫無結果，即便是美國政府中最不情願接受這個事實的機構也承認，日本市場實際上已經關閉。日本現在似乎又要退出另一項協議。因為面對總額高達15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美國國會再次威脅要通過白宮認為糟糕的貿易保護主義立法。

如果沒有遵守與日本的協議，美國政府將無法阻止國會。美國因此於1987年1月27日這天，給日本60天時間來表明其完全遵守協議，並開始準備報復性措施。

儘管日方馬不停蹄地遊説，且全天候地盯着美國國會，但美國總統還是於3月27日宣佈對包括筆記本電腦、家用電動工具等在內的產品進行制裁。作為回應，通產省實施了嚴格的生產和出口控制措施，在美國產品銷量小幅上升的同時，傾銷停止了。

通產省一位高官表示，制裁實際上表明瞭美國的弱勢。他指出，制裁產品清單本就很難選擇，沒有重要商品，尤其是沒有半導體產品。當時的設計是以這種加税的方式懲罰日本廠商，但不傷害美國消費者。為了尋找那種對日本公司非常重要但美國市場有許多替代供應商的商品，美國總統的貿易專家發現這類商品很難找：事實上，美國非常依賴日本，甚至連起草一份符合意圖的清單都很困難。

雖然有這些努力，但通產省才是那時世界半導體產業的決定者。通過控制日本公司的生產，它甚至決定了世界半導體產品價格和關鍵設備的有無。

美國政府的立場弱勢且頗有諷刺意味。儘管其長期以來一直試圖説服通產省放棄產業政策，但美國政府現在卻要求通產省以此前被美國政府視為令人反感的方式干預市場。

三、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未來是不確定的

從今天看，20 世紀 80 年代是世界的變革時期——兩德即將統一、蘇聯快要解體、冷戰走向尾聲，這是美日經貿關係轉變的重大國際背景。

另一個重要背景是，美國主導的金融全球化開啓，國際資本流動加速，華爾街話語權提升。當時，身為美聯儲主席的沃爾克倡導審慎和適度監管原則，這不受政府裏的自由市場主義者歡迎。花旗銀行前主席沃爾特·里斯特森當時稱沃爾克為“大媽”（big nanny）——“監管之手妄圖干涉金融創新業者的每個嘗試”。

戰後世界經濟的發展模式不曾有根本性的改變，過去的問題和其焦慮，今天仍然存在。如果要説有什麼不同，那就是隨着經濟全球化參與者的增加、貿易和金融業體量的擴大，美國在30多年後所面臨的問題顯然更多、更復雜。

在國際貿易中，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但貨幣和信息及現代物流業的發展，最大限度上實現了勞動力事實上的自由流動，或者説是資本希望的勞動力全球化參與方式：資本收穫勞動力紅利，卻不承擔或讓渡了其需要承擔的責任；全球化正是資本在全球尋找廉價勞動力和生產基地的過程。

就如同一家公司的營收不可能維持十幾年、幾十年的高速增長，一個經濟體的經濟總量也是如此，無論是日本還是引領日本經濟騰飛的美國。事後看，里根之後老布什總統的亞洲政策，已經預示了全球經濟新格局的出現。只是，當事者也沒有預見到後續的發展和時下的局面。

在20世紀80年代，對於經濟全球化，美國政府尚有拿捏的餘地，或支持或抑制，均可見到效果。而今，信息技術和產業的發展伴隨以資本全球流動，歷史上的拿捏餘地，即便有，也極其逼仄。全球化紅利越發向資本和技術集中。

利益的盤錯，使得即使是解決貿易失衡，其難度也遠超 20 世紀 80 年代，斷不是砸幾台電視、燒幾輛車可以化解的，不論是對美國還是對其他經濟體。唯一確定的是，未來是不確定的。 

本文整理自《美日博弈：美國如何將未來給予日本，又該如何索回》及於傑為該書所作序言

《美日博弈：美國如何將未來給予日本，又該如何索回》

作者：（美）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

譯者：于傑 馮佳 張健

當年美國《商業週刊》年度十大暢銷書書榜

克林頓入主白宮後，讓其內閣熟讀本書

本書也有利於理解美國時下為什麼實行強硬的對外貿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