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百年風雨路，百歲楊振寧（非原創 ）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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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頭語：筆者加。筆者作為一個70後尾巴的人，對楊振寧早些年是有一些誤解的，再次表示歉意。楊振寧是個偉大的科學家，這點是毋庸置疑的，那些連三角函數都整不利索的人大肆抨擊的人，實乃是井中的蛤蟆。我們這個民族之所以繁衍幾千年，是因為每到關鍵時刻，總有那麼一批人站出來，為這個民族和國家負重前行，砥礪奮進！！

有點奇怪的就是，觀察網為啥不搞個楊振寧的專題？？

1

1922年10月1日，在安徽合肥城西大街古巷楊家大院，楊武之迎來了自己第一個兒子。

楊武之，本名克純，號武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數理部本科畢業，在那個時候是非常罕見的科班大學生。他的妻子是自己的同鄉，叫羅孟華，雖然文化水平不是很高，但很識大體，兩人感情非常好。

在那樣一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楊武之夫婦對這個男孩的期望也是複雜的：既希望他長大後能有出息，振興這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又希望他能夠平平安安地度過一生。

也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給這個孩子起名叫：楊振寧。

2

就在楊振寧出生後不久，楊武之決定出國留學。

因為楊武之認清了一點：在那樣一個年代，作為一介書生，只能“科學救國”。他考取了安徽省的公費留學生之後，毅然決然地去美國學習更先進的科學知識了。而養家和教育孩子的重擔，一下子落到了他母親羅孟華一個人的肩上。

儘管日子過得很清苦，但羅孟華從來沒有放鬆過對孩子的教育。作為家中長子，楊振寧在4歲的時候就被媽媽教認字，一年多的時間裏，天資聰慧的他居然認了3000多個字。

5歲的楊振寧和母親羅孟華在一起。楊振寧60歲時回憶自己4歲時識字的往事，感慨地説：“我現在認的所有字加在一起，也不會超過小時候認字數的兩倍。”

楊振寧6歲的時候，父親楊武之學成歸來——此時他已是斯坦福大學的學士，芝加哥大學代數學和數論方向的碩士和博士（中國數論研究方向的第一位博士）。

因為受聘於廈門大學，楊武之帶着全家離開了安徽，遷居到了廈門。在廈門的時光其實不算長，但算得上楊振寧童年一段快樂的回憶，在那裏，他第一次見到了抽水馬桶，第一次用上了電，還知道了圓珠筆。

閒暇時，楊武之會帶着楊振寧去海邊散步。像其他孩子一樣，楊振寧也會去撿沙灘上的貝殼，但就是那時候，楊武之發現自己這個兒子和其他孩子不太一樣——其他孩子只挑大貝殼撿，但楊振寧專門挑小貝殼撿，但每個小貝殼都非常精緻。

在廈門大學期間，楊武之、羅孟華與楊振寧三人的合影。

1929年，楊武之結束了短暫的廈門大學任教，受聘於清華大學，又把全家搬到了北京的清華園內。

楊振寧在清華園裏茁壯成長，在學習之餘，和小夥伴們一起爬樹，騎車，到處玩耍。清華大學聚集了一批當時國內最頂尖的教授，而他們的子女彼此之間也成了要好的夥伴。

楊振寧那時候特別喜歡往鄧以蟄教授家裏跑，倒不是因為鄧教授是中國美學開創者之一，而是因為他家的兒子只比楊振寧小2歲，兩人都在北京崇德中學讀書，所以關係特別要好，雙方都把彼此看成最親密的夥伴。

鄧家的那個孩子，叫鄧稼先。

楊振寧讀到初中的時候，父親楊武之就已經覺察出他很有數學天賦。身為數學家，楊武之知道如果教楊振寧一些解析幾何和微積分，他肯定會進步神速，但楊武之卻沒有這麼做，而是專門請了一位老師來教楊振寧《孟子》。

楊振寧初一的整個暑假都在學《孟子》，在中學時代，他就能背誦《孟子》全文了。

楊武之似乎並不急着讓兒子往數理化那條路發展，他既不給他講解書架上的那些英文的數學書籍，也不教他圍棋這些可以提高計算能力的愛好，而是不斷鼓勵楊振寧學習中國傳統經典。平時楊武之還會教楊振寧哼唱一些民國時期的歌曲，一般都是“上下數千年，一脈延”，“中國男兒，中國男兒……”這類的歌詞。

1935年，楊武之去柏林訪問，隨身帶了一張楊振寧的照片。當時他已經意識到自己13歲的兒子可能天賦異稟，所以在照片背後題字：“振寧似有異稟，吾欲字以伯瓌”（“伯”為長子意，“瓌”通“瑰”）。

但是，楊振寧對理科方面的愛好，似乎是阻擋不了的。

有一天，楊振寧在崇德中學的圖書館裏發現了一本書，是英國著名天文物理學家亞瑟·艾迪頓寫的《神秘的宇宙》（“Mystery Universe”）。這本書用通俗的語言，講述了20世紀頭30年裏物理學界的重大革命：狹義相對論、廣義相對論、量子力學……

楊振寧那年12歲，其實看不太懂這些內容，但他卻渾身上下充滿了興奮。

有一天回家，他忽然對父母説出了自己的理想：

“我長大後，要拿諾貝爾獎！”

3

1945年的那個夏天，抗戰勝利了，楊振寧也要走了。

23歲的楊振寧，那時候已經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物理學碩士研究生了，他的本科導師是被稱為“中國物理學之父”的吳大猷教授，碩士導師是中國熱力學統計物理研究開拓者王竹溪。

但和他父親楊武之一樣，楊振寧知道，當時最先進的科學知識在國外。

離別的那天清晨，全家都去送楊振寧，四個弟弟妹妹都哭了，母親很堅強，沒有流淚。父親楊武之是最後送他到公共汽車站的人，似乎也比較剋制，只是叮囑了幾句出門在外要小心的話。看到楊振寧上車後，父親向他揮了揮手，示意告別。

因為各種原因，車子等了一個多小時都沒有發動，車上鄰座的一個人忽然示意楊振寧看窗外，楊振寧這才發現，父親依舊站在那裏默默等候。

剎那間，楊振寧熱淚盈眶。

1948年，楊振寧順利取得了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學位，進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進行博士後研究工作。

美國確實給楊振寧提供給了一個當時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學術環境：他的博士論文導師是美國的“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他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老師是“原子能之父”、193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恩裏克·費米，而學院的院長，就是“曼哈頓工程”的總負責人奧本海默。

當然，在那裏，楊振寧還結識了一個比他小4歲，同樣來自中國的學弟，他也是個物理學天才，他的名字叫李政道。

楊振寧（左）和李政道在一起

楊振寧的天賦即便放在高手如雲的美國物理學界，也是大放異彩的：泰勒是主動關心楊振寧，繼而成為他的博士論文導師的；一向要求嚴格且挑剔的奧本海默，一接到楊振寧希望加入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申請後，立刻通過；至於費米，他在1949年要離開芝加哥一段時間，索性直接讓楊振寧來頂替他教授核物理的課程。

費米一直對沒成為楊振寧的博士論文導師而感到遺憾（他是李政道的博士論文導師），他曾説過這樣一段話：

“楊振寧是今世最傑出的科學家，他跟古代著名學者不求聞達的態度完全一樣。能夠認識他，我深以為榮。若説他是我的學生，我愧不敢當。當我們在一塊兒共同研究學術時，我經常意識到他是一位悟性極高，能夠舉一反三的科學家。”

讓整個美國物理學界見識到東方人智慧的楊振寧，沒有讓他的恩師們失望。

1954年，楊振寧和美國物理學家米爾斯（R·Mills）共同發表了一篇論文，提出了著名的“Yang-Mills理論”——這是至今所有物理學家都公認的楊振寧的最偉大成就。曾經有一位物理學家曾説過：

“人類重要的物理學定律其實一件文化衫就可以寫得下，大概也就三四個，裏面肯定有愛因斯坦方程，也肯定有‘Yang-Mills’方程。”

而和楊振寧一起署名的米爾斯，在1987年的《自然》雜誌上撰文回憶：

“我當時已有了有關量子動力學的一些基礎，所以討論中能有所貢獻，而且在計算它的表現形式方面也有小小的貢獻，但是一些關鍵性的思想都是屬於楊振寧的。”

他還曾在一場公開演講中表示：

“楊振寧是一個才華四射、又是一個非常慷慨引導別人的學者。我們不僅共用了一個辦公室，楊振寧還讓我共用了他的思想。”

年輕時的楊振寧

如果説“Yang-Mills理論”還只是在物理學專業領域奠定楊振寧的地位的話，那麼在1956年他與李政道一起發表的論文，將為他們在全世界內贏得廣泛的聲譽。

在那篇題目為《對於弱相互作用中宇稱守恆的質疑》的論文中，楊政寧和李政道通過理論分析指出了前輩大神級物理學家們都不敢面對的一個問題：

在弱相互作用中，不存在所謂的“宇稱守恆”定律。

這篇論文是1956年發表的，1957年，他們就接到了獲得諾貝爾獎的通知。

在諾貝爾獎的頒獎歷史上，第一年提出，第二年就頒獎，絕無僅有。

那一年，楊振寧才35歲。

他12歲立下的那個誓言，真的成為了現實。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那場諾貝爾頒獎典禮，卻出現了很多波折。

4

在宣佈楊振寧和李政道獲獎後，瑞典皇家學院發現自己陷入了尷尬：

兩位獲獎的科學家來自美國，但他們卻並非美國公民，而是持有中國護照，但那本護照上印的，卻是瑞典已經與之斷交的所謂“中華民國”（瑞典1950年5月9日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是西方第一個和中國建交的國家，而楊振寧和李政道一直在美國，沒有機會更換護照）。

瑞典政府在相當程度上相信了美國有關部門給出的建議：“中共可能會誘惑他們歸國或把他們綁架走”，所以進行了保密工作：封鎖了楊振寧和李政道的航班和抵達時間的相關消息，盡最大可能避免中方人員與兩位諾貝爾獎得主私下接觸。

而事實上，中國方面當然希望兩位科學家回國，但前提是一切都遵照科學家本人的意願。中國駐瑞典大使館文化參贊徐中夫在接受美國記者採訪時已經明確表示：“這要由他們決定。”

早在當年的7月，解放後就一直在上海復旦大學任教的楊武之專程去日內瓦看望了在那裏做訪問交流的兒子楊振寧，帶去了祖國的問候，也帶回了楊振寧的口信：

早晚肯定要回國，但希望能暫緩。

當時楊振寧並不知道自己將獲得諾貝爾獎，倒也不是搭架子，而是情況確實有些複雜：

首先，楊振寧在美國期間與一位叫杜致禮的女性戀愛並結婚，而杜致禮的父親，是國民黨陸軍中將杜聿明，當時還作為戰犯被關押。而楊振寧的不少親屬也在台灣——當時國內正是“反右”運動的高潮，楊振寧從各種渠道知道了自己往日那些恩師的近況，心裏多少是有擔心的。

其次，相對於先前已經回國的錢學森、鄧稼先、郭永懷等搞應用物理的科學家，楊振寧搞的是理論物理，回國後也不能馬上產生出實際成果，而美國能提供的學術研究條件和氛圍，不僅僅是當時的中國，全世界也沒有國家能夠比肩。

杜聿明，抗日名將，也是楊振寧的岳父。當時中國政府與楊振寧接觸時，杜聿明還作為戰犯被關押在功德林，但受到了優待，他的胃潰瘍等慢性病全在那裏被醫好了。1959年，杜聿明成為第一批被特赦的戰俘。

在獲悉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獎後，杜聿明託張文裕帶給楊振寧一封親筆信，上面寫：“親愛的寧婿：我祝賀你獲得諾貝爾獎金，這是中華民族的光榮。”

中國方面也理解楊振寧的考慮，所以只是邀請他來參觀了中國駐瑞士大使館，請他看了一部反映新中國建設成就的紀錄片。

在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傳出後，《人民日報》第二天在頭版刊登了一則消息，因為當時時局的各種原因，消息的篇幅不算太大，不過中國物理學會還是立刻以吳有訓、周培源和錢三強三位物理學家的名義，給楊振寧發了賀電：

“楊振寧教授：

我們代表中國物理學會，對您最近在物理學上取得的傑出貢獻，表示熱烈祝賀！中國物理學家懷着無比的欽佩和自豪看待您的成就，並祝您在未來的研究中獲得更大的成功。”

不僅如此，中國的高能物理學家張文裕也代表中國，在諾貝爾獎頒獎前夕抵達瑞典，代表祖國去看望楊振寧和李政道——張文裕在西南聯大時是楊、李二人的老師，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也曾和楊、李二人從事相同領域的研究。

然而，在瑞典政府過度謹慎的“防護”下，一系列陰差陽錯還是發生了。

由於瑞典方面拒絕透露楊、李二人的抵達具體信息，張文裕和徐中夫在從12月7日就守候在機場，一直等到12月8日晚上6點，才等到了先後抵達的李政道夫婦和楊振寧夫婦。由於瑞典有關人員的阻擋，張文裕是靠高聲呼喊李政道和楊振寧的名字，兩人才擠出人羣與張文裕握手見面的。

楊、李二人此後均對瑞典方面的做法表示抗議，李政道夫婦還專程前往張文裕下榻的旅館看望，但沒能碰見張文裕，只能留下了頒獎典禮和晚宴的請柬。之後李政道專門給張文裕打了電話，一方面表示他們兩人都有親屬在台灣，請“祖國諒解苦衷”，另一方面希望張文裕和中國大使無論如何要參加頒獎典禮。

應該説，瑞典政府在這一方面還是恪守了“一箇中國”的政策，只把請柬發給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而大使館方面也做好了相關準備，大使和張文裕都已經換好服裝，準備出席頒獎典禮。

然而，意外還是發生了。

就在頒獎典禮舉行前，中國大使館獲悉：有一位台灣“中央社”的記者也將出席頒獎典禮。

事實上，即便台灣媒體記者出席頒獎典禮，也不能代表一個國家的政府，但中國大使館在做過研究後決定：不出席頒獎典禮。

於是，當楊振寧站上諾貝爾獎領獎台的時候，賓客滿座的大廳裏，只有來自祖國的中國大使那一席座位是空着的。

1957年，楊振寧在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

事後，中國駐瑞典大使館因為這個決定，受到了國內有關部門的嚴厲批評。

在獲獎感言中，楊振寧明確表示：

“我為自己的中國背景和淵源感到驕傲。”

而他當時的那本護照上，無論西方人怎麼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都明白無誤地寫着一個單詞：

“China”。

5

1964年，楊振寧申請加入美國籍。

關於他的這個決定，確實引起過一些爭議。

楊振寧對於這個的解釋是：

“因為我一直要出國進行各種訪問和交流，當時手裏那本護照使用起來已經很不方便了。”

他説的確實是實情，但並非沒有其他顧慮因素——這些因素，其實和當初他在瑞士顧慮的因素並沒有什麼改變。

儘管楊振寧並沒有放棄自己的中國國籍（美國允許雙重國籍），但他知道自己這個決定，肯定有不少人不能理解，包括他的父親楊武之。在楊武之去世多年之後，楊振寧這樣回憶：

“我父親遊歷甚廣。但是我知道，直到臨終前，在他心底一角，始終沒有原諒我的拋鄉棄國之罪。”

但是，對於父親的愛國教誨，楊振寧其實一直都沒有忘記，並且一直在身體力行。

1957年，父親楊武之離開瑞士前給楊振寧留下的手書：“每飯勿忘親愛永，有生應感國恩宏”。

1969年9月10日，日本突然宣佈對“尖閣羣島”（即釣魚島）擁有主權，而美國在與日本商談歸還衝繩時，居然也把釣魚島作為一部分“歸還”給日本，這引起了中國大陸、台灣和香港兩岸三地的強烈不滿。

1971年5月23日，《紐約時報》上以廣告的形式出現了一封《致尼克松總統的公開信》，公開信要求美國承認中國對釣魚島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並且要譴責日本政府對釣魚島主權的陰謀企圖。

這封公開信，就是楊振寧和另外兩名在美著名科學家陳省身和林家翹帶頭捐款發表的。在他們的帶領下，美國有600多名華裔教授和2000多名留學生捐款並在公開信上簽字，給美國政府施壓。

1971年6月17日，美國參議院要表決美日雙方簽訂的《歸還衝繩協議》，按規定，需要參議院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才能生效。在美籍物理學家吳仙標的邀請下，楊振寧欣然答應前往華盛頓——以諾貝爾獎得主的身份，向美國參議院講述釣魚島的主權歸屬問題。

在參議院舉行的歸還衝繩協議審議聽證會上，楊振寧以流利的英語發言：

釣魚島屬於中國無庸置疑，並不包含在1951年的《舊金山對日和約》內。美國海軍錯誤地將釣魚島及附屬島嶼看作琉球的一部分，希望美國徹底擺脱這個錯誤，停止承認“日本擁有釣魚島的主權”。

在楊振寧等人的努力下，美國參議院最終批准通過了《歸還衝繩協議》，但是在參議院外委會的建議書上，明確聲明美國就釣魚島主權保持中立。同時，美國國務院也發表了聲明：

“儘管美國將該羣島的施政權交給日本，但是在中日雙方對羣島對抗性的領土主張中，美國將採取中立立場，不偏向於爭端中的任何一方。”

楊振寧一直是當時美國“保釣運動”的主要策劃者和主要參與者

當時，在美國留學的兩岸三地中國學生，無論黨派，無論立場，都堅決投身到了“保釣運動”中，而楊振寧在“保釣運動”中身先士卒的表現，感染了整整一代年輕的中國留學生。用楊振寧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學生趙午的話説：

“楊振寧的名字，激勵了大陸和台灣整整一代的年輕學生們。” 

而在1971年，楊振寧還做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6

1971年的夏天，楊振寧忽然從報紙上看到了一條重要新聞。

這條新聞説，美國公民原來不能去的幾個國家中，“中國”這個名字消失了。

楊振寧當即決定：立刻回國去看一看。

當時楊振寧這個舉動是存在一定風險的：中美關係當時雖然暗地裏已經回暖，但明面上並沒有解凍，楊振寧是美籍知名科學家中，第一個要求回國拜訪的。

在抵達中國後，中方接待人員問他想見什麼人。楊振寧開了一份名單，第一個人的名字就是鄧稼先。

楊振寧那時候可能不知道，自己這份懷念友情之舉，無意中救了鄧稼先。

當時鄧稼先這批科學家，正深陷文革的”批鬥風潮“中——批鬥人員提出的口號是：“會説英語的就是美國間諜，會説俄語的就是蘇聯間諜。”而鄧稼先生性耿直，又擔任領導職務，是被批鬥的主要對象。

周恩來接到楊振寧的要求後，立刻拍板，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速招鄧稼先來北京，就此將鄧稼先從“造反派”的批鬥中救了出來。

楊振寧與鄧稼先兩人見面後，都是無比激動，幾乎無話不説——之所以用“幾乎”，是因為楊振寧知道有一個領域的話，是不能多問的。

1971年在北京友誼賓館前的合影。左起鄧稼先，王承書（核物理學家），楊振寧，張文裕。事實上，鄧稼先赴美留學的普渡大學，就是楊振寧推薦和幫忙聯繫的。

在楊振寧回國前，鄧稼先送他上飛機，都走上舷梯了，楊振寧實在忍不住，轉身輕聲問鄧稼先：

“稼先，我實在還是忍不住想問，你可以不回答：我在美國聽説，中國的第一顆原子彈，有美國科學家的幫忙，是不是真的？”

鄧稼先一愣，想了一下，回答：

“我覺得沒有，你先上飛機，我要求證一下。”

隨後，鄧稼先立刻將這個情況彙報給了周恩來，周恩來的回覆是：

“可以説，如實説。”

於是，鄧稼先連夜寫了一封給楊振寧的信。由於楊振寧是從北京轉上海再回美國，那封信在楊振寧離開上海回國之前，就託民航專門送到了。

當時楊振寧正在參加一個餞別宴會，他拆開了專門送到的這封信，看到鄧稼先在裏面寫着：

“中國的原子彈和氫彈全部都是由中國人自己研製成的，沒有一個外國人蔘加。”

楊振寧當場淚流滿面。

後來有記者問楊振寧為何會如此動情，楊振寧在晚年承認當時是有三種感情複雜地交織在了一起：

第一，發自內心為中國人自己造出原子彈而感到驕傲；

第二，為老朋友鄧稼先在這項工程中做出重要貢獻而激動；

第三，後悔自己沒有參與到這項工程中去。

1986年6月，楊振寧回國探望病重的鄧稼先，鄧稼先和他合影留念，面容保持微笑——但嘴角邊還有一絲血跡沒有擦乾

在中國，楊振寧在北京和上海各呆了兩個星期，拜訪了多所大學和科研所，然後回到了美國。回國後，楊振寧開始在多地多個場合發表自己中國之行的感想，對新中國的建設成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71年9月21日，楊振寧在他工作的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演講，首次公開發表他對新中國的印象。那天到場的人數把楊振寧嚇了一跳——居然超過了1000人，很多師生都是擠在走廊和窗口，而其他教室接通了閉路電視，全部爆滿。

在那場演講中，楊振寧告訴那些不瞭解中國的人們：

“中國人認真地瞭解並擔負起對這個國家及全世界人類的責任。自1960年後，中國已經由一個依靠輸入的國家轉變成為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

之後，楊振寧在美國多所高校發表演講，幫助美國人更多認識真實的中國，他的演講票一票難求，甚至他演講的錄音帶也被人搶着翻錄。在楊振寧的影響下，大批華人華僑，包括不少美國人，開始對中國改變了刻板的固有印象，開始慢慢有了好感。

楊振寧這麼做，並非是沒有代價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多次找到楊振寧，警告他不要被“中共矇蔽”，曾經授予楊振寧“中央研究員院士”的台灣方面，則開始稱楊振寧為“楊匪”（之前台灣曾多次邀請楊振寧訪問，均被楊拒絕）。

當時石溪分校的留學生把楊振寧的講話翻譯成了中文並刊發在《石溪通訊》上

而楊振寧做的不僅僅只是宣傳，他還做了更多的實踐。

一個是提建議。

1975年，在他“要加強科普工作”的建議下，中國改革開放後有了第一本版權合作的科學期刊《科學》（即《環球科學》前身）；在他和李政道的共同建議下，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1978年設立了“少年班”；在他的建議下，中國開始重視計算機軟件人才培養，中科大少年班在1983年設立了“計算機軟件專業”；2000年，他建議在名校設立美國問題研究所，在美國著名專業刊物上發表論文，以增進美國知識界對中國的瞭解。

不光提正面建議，楊振寧也提反對建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準備投資一個耗資1億美元的高能加速器工程，有關領導諮詢楊振寧的意見。楊振寧知道他們想得到一個“支持”的答案，但他還是覺得沒必要，“我不能昧着良心籤這個字”。2016年，在楊振寧的帶頭反對下，中國最終沒有上馬耗資1400億元的對撞機項目——雖然是非對錯不能一時而下定論，但楊振寧至少是發自內心的建議。

另一個是促交流。

1974年，楊振寧利用回上海探親的機會，推動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與復旦大學簽訂交流協議；1977年，楊振寧領銜在美國波士頓創辦“全美華人協會”，自任會長，致力推動中美關係；1980年，楊振寧在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發起成立“與中國學術交流委員會”，資助中國學者去該校進修一年……

周恩來總理接見楊振寧

還有就是直接捐款和創立基金。

1981年，楊振寧在美國石溪分校設立了CEEC獎金，專門支持中國各大學、各研究所人員到石溪做訪問學者，到20世紀90年代初，共有80餘名中國學者得到此獎金支持成功赴美，其中絕大部分按時回國到原單位服務。

1983年，楊振寧在香港發起創立中山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基金會，基金會從成立到2007年結束的24年中，資助金額累計達2000多萬元港幣，資助基礎研究項目數百個，使一批中青年學者脱穎而出，同時還為中山大學建成一座研究大樓。

1985年，楊振寧倡議建立“億利達青少年發明獎”。 同時促成了“吳健雄物理獎”、“陳省身數學獎”等多個獎項。並在1986年倡導興辦了“陳嘉庚青少年發明獎”，鼓勵青少年勤于思考，為國家發明有經濟效益的新產品。 

1997年12月，在參加完香港迴歸儀式之後，楊振寧、丁肇中發起成立“清華北美教育基金會”，並在之後爭取到了免除美國聯邦所得税的待遇。這個基金會目的是爭取海外有識之士對清華教育事業的支持與幫助，實現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宏偉目標。

1999年，77歲的楊振寧正式退休。

但他知道自己還有一件事沒有了結。

楊振寧退休時的合照

1978年，楊振寧曾自掏8000美元，在《紐約時報》上整版刊登《致美國卡特總統的公開信》，敦促中美兩國正式建交。公開信全文用英文發表，但在旁邊加了八個中文字：

“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而退休後的楊振寧，也決定做完自己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7

2003年，81歲的楊振寧決定回到國內定居。

當時網上有人説，楊振寧看到祖國發展了，才決定回國，是想“揩油”。

而瞭解和知道楊振寧的人，都笑笑。

幾十年來，楊振寧為國內高校牽線搭橋和募集的資金就已達數千萬元之巨，而回國後他為發展清華大學高等學術研究中心，兩年內就籌集到了1000萬美元。關鍵是很多資金，無論金額大小，都是他身體力行去落實的——1992年，為了南開大學主辦一場國際學術會議，楊振寧籌集了兩萬美元。考慮到大陸不易換開百元大鈔，他還特地換成20元、50元的鈔票，捆在一個包裏親自帶來。

也有人在網上説，説楊振寧回國是想“躺在功勞簿”上享福了。

楊振寧回國之後才一年，他就主動要求給清華大學的本科生上課。他説：

“現在很多教授不願意給本科生上課，但我覺得，給本科生上課很重要。我也希望我能夠帶動更多的人。……每一次課前。我要花兩個小時認真備課。我要了解學生的進度。”

楊振寧在清華大學上課

還有人依舊在網絡上質疑楊振寧的國家立場。

2004年3月25日，楊振寧公開批評港獨政客李柱銘去美國參議院“作證”的行為，指出他“不應該也不明智”，並表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是既定事實，香港人必須有正確瞭解。”

同年7月17日，楊振寧在北京大學對1200多名來京參加“台胞青年夏令營”的台灣學子演講，他動情地對他們説：

“哪位如果再到北京來參觀，我建議你們到盧溝橋去看看，因為盧溝橋是日本人攻打華北放第一槍的地方。” 

2005年，李登輝公開聲稱釣魚島是日本的。7月4日，楊振寧召集當初參加“保釣運動”的一些人士召開新聞發佈會，集體簽字表態：李登輝的説法是完全錯誤的，釣魚島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2015年4月1日，楊振寧終於完成了一個心願：

他放棄了美國國籍，正式成為中國公民。

8

楊振寧始終忘不了鄧稼先。

1971年，在鄧稼先給楊振寧的那封信上，除了説沒有美國人蔘與造原子彈之外，還説了不少其他的話。楊振寧回憶：

“他有想跟我説的話説不出來，所以他在信的尾巴上描述了一下他想要跟我講什麼，可是不知道怎麼講。”

在信的末尾，鄧稼先給楊振寧寫了一句自己的期望——他改了蘇東坡那首著名的《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的最後一句的兩個字：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同途。”

楊振寧説，當時他沒看懂鄧稼先究竟是什麼意思。

五十年過去了。

2021年，楊振寧99週歲了。

他説，他讀懂了當初鄧稼先當年信中的意思，他覺得他可以和這位老友説一句話了：

“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説，我這以後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矚望。

我相信你也會滿意的。再見！”

（本文完）

饅頭説

網絡上，關於楊振寧先生的各種非議，已經有些年頭了。

比如他被“吹捧”得過頭了（質疑他的學術成就），比如他很“雞賊”（看國內發展好了就回來了），尤其不少人喜歡説他不“愛國”（錢學森、鄧稼先這些人都回來了，就他不回來）。

關於這些所謂的“質疑”，我想，只要你認真讀完這篇文章，答案已經很清楚了。

可能還有人會揪着他晚年的這段婚姻不放。

我曾看過楊瀾對楊振寧先生和翁帆女士的專訪，看過後我就一種感受：楊瀾算得上是見過各種大場面了，但在這對夫婦面前，氣場還是被壓住了——這對夫婦完全不在乎世人的評價，他們是真心相愛的。

我看到過報道，楊振寧先生曾發表過聲明：自己與翁帆簽訂過婚前協議，翁帆在他百年後只能得到一套房子。

我相信，老先生這麼説也是出於無奈，是為了回應網絡上那些説翁帆是為了金錢才和楊振寧結婚的揣測——被逼至此，真是讓人感到無奈。

楊振寧先生的這段婚姻，兩情相悦，明媒正娶，且得到了他三個子女的祝福。這真是一件讓人感到奇怪的事：人家當事人，親人都沒有任何問題，為什麼反而一些局外人卻在鍵盤前義憤填膺，上拍下跳呢？

有人曾説，就把楊振寧當做一位正常的普通老人就行。

沒錯，楊振寧活得很真實，有時候，你覺得他並不是高高在上的，他也食人間煙火，他就在你的身邊。

但我們不能忘記，他其實並不普通，不光是他做了那麼多的事，還有，他真的是一位天才科學家。

好了，沒必要再説這些，最後説件事吧。

2000年的時候，當今世界最權威的科學雜誌之一《自然》（“Nature”），評選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20位物理學家，其中有牛頓，愛因斯坦，波爾，薛定諤等人。

楊振寧排在第18位。

他是20位偉大物理學家中，唯一一位還在世的。

且是唯一一位中國人。

楊振寧先生，生日快樂！

（全文完）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曙光集》（楊振寧，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9月13日）

2、《楊振寧大事年表》（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 

http://www.phy.cuhk.edu.hk/new/people/others/Yang_events-chi.pdf）

3、《海外“保釣運動”中的楊振寧》（何玉，《邊界與海洋研究》，2019年06期）

4、《李政道楊政寧遭遇冷處理 六十多年前中國人第一次獲諾獎》（華新民，王作躍，《科學文化評論》，2020年01期）

5、《李政道楊振寧獲諾貝爾獎的相關情況》（楊振寧，何祚庥，《科學文化評論》，2020年04期）

6、《楊振寧的雪泥鴻爪》（翁帆，《科學文化評論》，2020年04期）

7、《楊振寧談鄧稼先》（黃豔，《百年潮》2019年08期）

8、《走進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楊振寧教授》（劉權，《物理教師》，2007年10期）

9、《我所知道的楊政寧》（聶華桐，節選自《科學、教育和中國現代化》，人民出版社，1987年）

10、《楊振寧論中國傳統文化及其對他的影響》（厚宇德，王鑫，《自然辯證法通訊》，2020年08期）

11、《諾貝爾獎壇上的華裔科學家：楊政寧與李政道的故事》（管成學，趙驥民，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