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還是 “電荒” 嗎？—— 低工資已不再是競爭利器_風聞

隨着經濟轉型升級的市場壓力必然加大，技術落後經濟附加值過低的製造產能只能被儘快地淘汰掉。在未來，製造業中藍領工人工資在總的生產成本中所佔的比例只會越來越小。

早在30多年前，在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勞工工資佔總成本的比例超過8%的產業幾乎已經很少了，即使像紡織、汽車、電子裝配、鋼鐵等產業，勞動力成本的下降速度也很快。

產品在本國生產後出口到國外，主要是能夠為藍領工人創造就業機會。而到國外投資設立子公司，這可以為本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創造更多新增的工作機會。當新興市場國家爭先恐後地將其新工人的供給從半熟練或不熟練的機器操作員，轉變為經過多年教育的知識技能型員工時，對國外投資則可以實現人力資源的優化利用，同時也才可以為自身創造當前以及未來需要更多新型的就業機會。

除非世界性的經濟蕭條長期持續或爆發大的國際戰爭，全球投資則會持續增長，甚至比國際貨物貿易的增長還要快。在未來的10年甚至20年，傳統國際貨物貿易的增長很可能會逐步放緩，新一輪的國際投資與服務貿易市場將繁榮。

（數據顯示，2020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規模首次居全球第一，但存量尚不到美國三分之一）

貿易保護主義或對貿易保護主義的恐懼只是促成國際投資發展的一個次要原因。比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營銷才是企業發展最重要的推動力。而作為生產廠商，如果不能在當地生產，很快就會喪失對當地市場的“敏感”，繼而很難在一些重要領域保持領先的市場地位，在激烈的生存競爭中一步一步地被邊緣化。

1980年代初，日本海外製造業的產量只佔其總產量的2%，到了1980年代中期這一比例已經提高到了5%，1990年代初其海外產品的比例已經差不多達到了產品總量的1/5左右，水平與美國相當了。

**在參與世界經濟的過程中，2014年之前我們是投資跟着貿易走，未來很可能貿易越來越依賴於跨國跨區域去投資。從事跨國經營並不侷限於製造業，它已成為所有想在成熟市場中取得領先地位的企業的迫切需求。**除了一些受自然和地域限制的行業外。

自1960年代後，隨着再一次工業革命的到來，全球非石油類初級產品（工業原材料）價格開始了持續普遍性下跌（暴跌始於1977年前後）。到了1980年代中期，除石油外的各類工業原材料價格跌到了歷史最低線 —— 和1930年代初的價格水平相當 —— 與當年人們原本信心十足的預測全然相反。許多大量原材料出口的發展中國家因此幾乎喪失了大部分購買力。

原材料經濟和工業經濟就此開始脱鈎了，成為21世紀到來之前西方市場體系內的一個重要的結構性變化。

這期間，美國企業加大了在海外的投資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優異表現，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何在當年美元被長期高估時雖然對其出口和外貿平衡造成了重創，但美國經濟卻並未因此而走向衰退。唯一可能的解釋是，在1980年代中後期，西方工業國家經濟中的初級產品部門已經被推到了邊緣位置，而之前它還長期處於中心地帶。

一條久經驗證的規則是，本國生產的成本至少要比在海外生產低5%甚至更高，才能彌補產品出口到國外的距離產生的巨大成本。如果生產過程中的工資成本已經下降到了總成本的15%以下，那麼在同樣的勞動生產率水平下，兩地要有至少50%的工資差距才能勉強抵消單純由於市場距離所產生的成本，而在新興發展中國家之間出現這麼大的工資差異是很難的。

藍領工資在國際經濟競爭要素中已逐漸變得無關緊要，而基於市場距離、市場需求多樣性的成本卻在日益增加。此後競爭的基礎已不再是工資差異，而是工商業企業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差別。隨着企業越來越強調對自身技術、市場和顧客的瞭解，企業越來越需要的是佔據產業價值鏈中高端專業化，而不是企業合併或者價值取向非相關業務多元化。

近期出現的局部區域“拉閘限電”已經波及到大部分省市，這次看似電力供給的不足，與之前幾次相比情況很可能不一樣，它似乎可以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是否與1990年代末珠三角一帶出現的所謂“用工荒”相類似，“主觀被動型大於客觀的主動性”。其根本原因或許既不是煤沒了（勞動人口還在），也不是煤貴了（勞動成本已經入不敷出了），那都是表象。

其背後真實反映出的大概是，國家必須加快經濟轉型的迫切性和意義——製造業不能不加快實現由原材料和能源消耗密集型轉向知識與技術密集型。在2012年前後，依賴低成本勞動力的貨物加工貿易出口經濟的發展模式就已經開始行不通了。珠三角和長三角經濟轉型相對早一些，也快一些，目前看來仍不夠。經濟形勢的發展演變比人們普遍預期的還要快。

如今，遠距離的快速交通、物流和全國各地的城市化建設已經到了一個新階段，城鎮常住人口已超過了9億，新一代所謂“農民工”未來已經不能再像他們的父輩那樣回到鄉下去，因此眾多距離城市較遠的鄉村留守人口的老齡化未來將比一些城市還要快。城市現代服務業發展與繁榮，只能建立在未來更加雄厚的工業化技術基礎上（這就是第二個階段的工業化，也叫再工業化時期）。

人們仍需大幅度地減少了浪費。在城市政府大力倡導“光盤行動”前，廣大鄉村消費羣體中糧食等農產品的浪費還要嚴重得多。

相信海外疫情總也會過去，或者成為不好被人接受的某一種常態化——人類只能努力想辦法去克服，卻難以從根本上把它消滅掉。實施“能耗雙控”並不止於綠色發展，且不會因為這次疫情而可以就此中斷了，它與需要緊緊把握住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機遇期息息相關。受疫情影響的國外生產訂單紛紛向國內轉移的時間絕不會太長久，盲目增加已經落後的粗產能一定很快陷入更大的經濟被動。國際遊資無不以追逐短期收益為目的，來無影，去無蹤。

企業創新發展社會生產力最大的潛能在管理。“我國人才工作站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綜合國力競爭説到底是人才競爭。人才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指標。國家發展靠人才，民族振興靠人才。我們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更加重視人才自主培養，加快建立人才資源競爭優勢”，“調動好高校和企業兩個積極性，實現產學研深度融合。（—— 2021中央人才工作會議）。

人類歷史上還從來沒有過這麼宏大的工業製造業規模在一個國家內很快就出現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無論對於企業僱主還是求職的一方，很少人能認識到在短短的時間裏低工資便已不再是競爭利器。職業競爭的背後是知識、技術、意志甚至體能的對比與較量，是個體價值觀與人生觀到現實生活方式選擇趨於多元化。要繼續發展，要再進一步，人人不得不正視這一點。

“中國經濟追求質量轉型一定要堅持，2030年的碳達峯和2060年的碳中和目標已確定，它們所形成的倒逼力量要求我們順勢前進，而不能逆勢回走。中國22億千瓦的總裝機容量已經是美國的兩倍，卻只支持了約美國70%的GDP，這個格局決不能繼續無限擴大，我們縮小它的努力需要堅定不移”（胡錫進）。就像“房住不炒”，堅定不移。

國內國際經濟雙循環，企業無論要深耕國內市場，還是在擴大對外開放中勇敢地走到國際市場上去，高能耗、高材耗的老路子都已經不行了，今後此路不通了。……孟晚舟沒回時，華為需要接着幹；孟晚舟回來了，華為更要一茬接着一茬幹。任正非講，“深淘灘，低作堰”。只有一往無前一茬接着一茬幹，才不至於未來又出來個“李晚舟”，又出來個“劉晚舟”……且不要把有些人想得太好了，也不必要把有些人想得太糟糕，有時候是人上了賊船他想下也下不來。

工商企業只有緊跟這時代，哪怕傷傷筋動動骨、哪怕過一過苦日子也要沉下心來練內功，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才不至於被這個時代潮流淘汰掉。